經濟倫理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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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現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帕累托最優是經濟學家們普遍認同的一種對經濟運行理想境界的經濟學描述，這是由19世紀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用嚴密的邏輯和數學方式作出的。帕累托深受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影響，它認為功利主義創始人邊沁提出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福利”的原則，也是經濟學家應該追求的理想境界。在帕累托最優中，資源和財富在每一種用途和每一個人之間實現了最優配置，社會福利實現了最大化，以致沒有人愿意改變這一狀態。帕累托最優有時也被稱為“經濟效率”。阿馬蒂亞·森認為，有時這種稱謂是恰當的，因為帕累托最優所涉及的僅僅是效用范疇內的效率，而不重視效用分配方面的考慮。這一術語又是不幸的，因為這里分析的焦點仍然是效用，這是早期效用主義傳統留下的遺產。那么，在為福利經濟學所限定的狹窄范疇內，由于帕累托最優成為判斷的惟一準則，追求自利的行為成為經濟選擇的惟一基礎。他進而揭示了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將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市場均衡結果與帕累托最優聯系起來，深刻地描述了價格機制運行的規律，清晰地說明了建立在人們追求自利基礎上的貿易、生產和消費的互惠本質，解釋了市場機制中的有關的主要經濟關系。所以，盡管帕累托最優有著普遍的重要性，但這一準則僅是評價社會成就的一個極有局限的方法。就福利經濟學基本定理的意義，他特別提出有一點需要澄清。關于總體社會最優必須是帕累托最優的理論基礎是，如果某一種變化有利于每一個人，那么對于這個社會來說它就必定是一個好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一概念是正確的，但是要明確地把效用與利益區分開來卻是不容易的。相反，如果利益被解釋為效用之外的其他東西，那么，帕累托最優——用個人效用來定義——不僅不是總體社會最優的充分條件，甚至連必要條件也不是。這些分析表明，帕累托最優在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是與功利主義在傳統福利經濟學中的神圣地位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權利概念的理解也是這樣，這是經濟理論中常常涉及到的，如自然稟賦、交換和契約都會涉及到不同類型的權利。然而，在功利主義的傳統中，這些權利只是被當作獲取其他東西的工具，尤其是當作獲得效用的工具。也就是說，傳統功利主義只是按照權利取得理想的結果的能力來判斷權利，而并沒有賦予權利的滿足以內在的重要性，可以說，權利滿足本身被忽視了。這一傳統已經被帶入福利經濟學的后功利主義階段，在這里，人們所關注的只是帕累托最優和效率。在經濟分析中，較為典型的看法是，權利僅被當作純粹的法律實體，只具有工具價值而沒有任何內在價值。

阿馬蒂亞·森認為，與福利經濟學和預測經濟學有密切聯系的倫理思想十分豐富，遠比人們在傳統上已經認識的或假設的更為豐富。只是一些經濟學理論把許多有意義的倫理思想排斥在經濟評價和行為預測之外。他還強調說明，我們迫切需要對變量集合和變量的影響集合進行補救性擴展，以便把經濟分析中意義的變量及其影響，如倫理，也考慮進去。對于倫理學來說，許多倫理問題也具有我們所稱之為“工程學”方面的因素，它們中間的一些也的確涉及到經濟關系。這是倫理研究應注意的。除了經濟推理的直接應用之外，經濟學對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這類邏輯問題的重視和研究還具有方法論方面的意義。他一再強調，通過更多地關注倫理學，福利經濟學可以得到極大的豐富，預測經濟學和描述經濟學也可以從中受益。同時，倫理學與經濟學更緊密的結合，也可以使倫理學的研究大受裨益。

4.經濟倫理學的研究緯度。阿馬蒂亞·森的觀點給我們目前正在進行的經濟倫理研究提供了以下啟示：(1)倫理對于經濟來說，它不是一種外部的力量，而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因此，經濟倫理研究應該注重經濟運行過程的分析，經濟增長各變量及各變量之間的關系研究，尤其應該注意的是道德這一變量或因素在其中的地位、作用與影響。如人的道德觀念與素養在經濟體制改革層面上具有什么樣的意義，在企業發展戰略、企業管理、企業文化建設等方面，又具有哪些意義。(2)經濟倫理研究注重倫理規范的探索，這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在于，這些規范的提煉與概括，必須基于客觀經濟關系中形成的倫理關系。如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領域中形成的新的倫理關系。這應該說是我們目前經濟倫理研究所應思考的。因為經濟體制的轉型，我國經濟生活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的復雜的倫理關系。而且，如果對這些新的倫理關系沒有認真而又全面的把握，經濟倫理規范的客觀性與科學性就難以充分保證。阿馬蒂亞·森幾次提到經濟學理論有其局限性，但他并沒有完全否定局限性的合理意義。如他講的一些經濟理論是建立在不完全的經濟關系基礎之上，僅就這些，也可供倫理學研究參照。(3)經濟倫理研究，應當合理地將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相結合。一方面要認識、理解經濟活動、經濟關系以及企業實踐等“是什么”的問題，另一方面要有科學合理的倫理規范方向，解決“應當怎樣”的問題，這兩者同樣重要。研究中，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應當加以區別，但不應分裂成兩個獨立的東西。否則，經濟倫理就不可能是“內在的”或“科學的”，要么兩者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使得事實陳述與規范陳述都變得沒有意義。因此，認知層面與規范層面的整合，顯得特別重要。應該說，其中還有很多難點問題需要探討。(4)經濟與倫理之間的交匯點之一，或者說結合點之一，是“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的價值分析與價值判斷問題。如對人的行為的假設，自利是人的行為中重要的動機，但決不是惟一動機：對社會成就判斷，除了效用、利益等之外，還與善和正義這樣的倫理問題分不開，與人應當怎樣生活以及什么是正義的社會分不開。顯然，這些是道德價值判斷的問題，同樣是經濟倫理研究的終極關懷問題。(5)經濟倫理研究應真正深入到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中。阿馬蒂亞·森在本書中主要闡述的是經濟學脫離倫理學從而走向貧困化的問題，同時，他也幾次談到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也給倫理學帶來了不幸。這就提示我們今天的經濟倫理研究，如果不能在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找到相通的語境，不能更好地把經濟學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工程學”的邏輯分析方法、實證的方法運用到經濟倫理研究中去，那么，兩者的分離同樣會導致經濟倫理研究的貧困化。

【參考文獻】

[1]［美］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英］亞當·斯密.道德情操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