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分割政策與概念內涵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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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背后的兩把推手，一是對內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二是對外的改革開放，兩股力量在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背景下巧妙結合，造就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奇跡（趙奇偉，2009；藍海林、楊京京，2009）[1][2]。30多年來，中國逐漸從自給自足的計劃經濟融入了全球市場的分工體系，依靠生產要素、相關支持產業以及國內市場規模及需求增長優勢的發揮，中國已經在眾多行業或者產品生產上發展成為全球制造大國（藍海林、李鐵瑛、黃嫚麗，2011）[3]。在這種全球市場日漸整合的趨勢中，關于中國國內市場是否在邁向一體化的問題上，學者們卻依然爭論不休（馬光榮、楊恩艷、周敏倩，2010）[4]。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明確指出，分工的深化依賴于市場范圍的擴大，而分工和專業化本身則會有利于規模經濟以及技術進步。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只有一體化的國內市場才能使得國內區域分工和專業化走向深化，只有更深層次的地區專業化和協調發展，才能更有效地利用各個地區的比較優勢，從而更有效地利用規模經濟和發揮市場經濟的資源配置功能（白重恩、杜穎娟、陶志剛、仝月婷，2004；李善同、侯永志，2008）[5][6]。然而，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的盛行一直被認為是阻礙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市場一體化和地區專業化的突出問題（陸銘、陳釗，2009；李侃如，2010）[7][8]。迄今為止，國內外學者對中國地方市場分割現象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第一，集中在中國省域市場分割程度的測量上，通過價格、貿易及產出等數據分析中國省域間市場分割程度在改革過程中的變化，評價中國改革的效果（余東華、劉運，2009）[9]，如探討改革開放以來，地方市場分割程度是否在減弱，中國國內市場是否在走向整合等問題（Young，2000；鄭毓盛、李崇高，2003；桂琦寒等，2006）[10][11][12]。第二，集中在地方市場分割影響的負面后果上，如市場分割引起的區域產業結構不合理、行業結構不合理、要素市場的發育程度不足和購并市場的不成熟等問題（銀溫泉、才婉如，2001；周黎安，2004；平新喬，2004；方軍雄，2009）[13][14][15][16]。第三，集中在市場分割的形成原因上，通過案例和制度分析的方法，提出完善財政體制、轉變政府職能和加強法律建設等政策建議（銀溫泉、才婉如，2001；周業安、馮興元、趙堅毅，2004）[13][17]。然而，以往研究存在著諸多的不足：學者們根據各自不同的研究視角和研究目標，選擇了不同地方市場分割的定義，使得地方市場分割缺乏統一的工作定義和概念內涵。在對國內外相關文獻梳理后可以發現，目前學術界對中國市場分割概念的理解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市場分割是一種行為，主要指一國范圍內各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利益，通過行政管制手段，限制外地資源進入本地市場或者限制本地資源流向外地的行為（銀溫泉、才婉茹，2001；余東華、劉運，2009）[9][13]，我們稱這種流派的觀點為“基于行為觀點”。另一種基于結果觀點則認為，地方市場分割是地方保護主義行為所衍生的地區之間競爭損害了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的一種狀態。換言之，市場分割主體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通過手中的權力，對市場和企業進行廣泛而直接的干預形成的一種市場狀態，它是整個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問題的一種綜合反映（陸銘、陳釗、嚴冀，2006；方軍雄，2009）[16][18]。還有部分學者將地區性行政壟斷直接視為地方保護或市場分割（鄭毓盛、李崇高，2003；白重恩等，2004；李善同等，2004）[5][18][19]。所謂地區性行政壟斷是指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權力對競爭的限制或排斥，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地方保護而導致的市場分割。馮興元（2010）[20]則綜合了上述兩種觀點，提出了市場分割的一個操作性定義：市場分割既可以是指分割市場的行為，也可以是指市場的非整合狀態。前者強調過程和行為，后者強調狀態。市場分割既可以是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所為，也可以是行業主管部門所為，甚至可以是私人權力集團（如私人壟斷集團、寡頭、卡特爾）所為。地方市場分割特指地方政府或地方行業主管部門或者地方私人權利集團的分割市場行為。此外，已有研究更多地集中在市場分割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影響成因和后果討論上，而一直缺乏來自企業微觀層面的深入分析，如地方市場分割對企業經營決策到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其作用機制如何？這種忽略市場分割對企業微觀經營決策的影響的分析，可能使我們對中國地區間市場分割造成的危害性和代價認識不足（張杰、張培麗、黃泰巖，2010）[21]。應當指出，研究概念的內涵與定義應遵循研究問題的層次（陳曉萍、徐淑英、樊景立，2008）[22]，宏觀層面的地方市場分割概念內涵并不能直接應用于微觀層面，也不適合于微觀層面的研究目標，因為通過宏觀經濟結果測量地方市場分割對企業微觀行為的影響，從研究方法論的角度看，屬于一種類似于“投射”的研究范式，它將企業內部的經營管理行為視為理所當然的“黑匣子”，因而難以發現地方市場分割對企業微觀經營決策的內部行為和作用機理。因此，如果我們要從微觀層面探討地方市場分割對企業微觀經營決策的影響與作用機制，就必須突破以往學者從宏觀層面界定市場分割的內涵。那么我們將要怎樣從微觀層面理解市場分割的本質內涵呢？選用哪個理論視角出發更為合適呢？這正是本文所要回答的問題。

二、市場分割的形成與演化

中國市場在行政區域上的分割是中國經濟轉型在特定階段才出現的一種市場結構特點或者狀態。雖然國內外學術界對于中國區域市場分割是否在繼續加劇的問題上存在著較大分歧，但沒有學者否認它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的產物。中國地方市場分割的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為如下三個階段[23]。

1.放權改革階段。從1979年開始，中央就開始實施了以“放權讓利”為主要內容的經濟改革。首先是通過“財稅包干制”將經濟剩余分享權和控制權下放給了地方政府；其后又將經濟管理權逐步放給了地方政府。由于放權改革是逐步和分區域實施的，因此這種“放權讓利”式改革不僅“放”出了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活力，也同時“放”大了區域之間的差異。這一階段的放權式改革雖然還沒有導致明顯的區域競爭和地方保護，但是為以后的地方市場分割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2.鼓勵競爭階段。隨著放權式改革的深入和地方差異的擴大，中央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間進行了一系列的“博弈”，導致了地方競爭得到了默許和認可，而區域之間的競爭就帶來了地方保護。在這個階段，產業結構的趨同、市場進入壁壘和市場競爭的不公平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并且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達到了高峰。這一階段的區域競爭和地方保護所造成的市場分割是封閉式的，也是最直接和原始的，即地方政府主要是保護本地企業和排斥國內其他地區的企業到本地從事經營活動，如銷售產品和收購兼并等。

3.結構調整階段。為了克服區域競爭和地方保護所帶來的各種宏觀經濟管理問題，中央政府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逐步改善區域間競爭和整治地方保護主義行為。同時，也開始對過于分權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進行調整，具體內容表現在以下兩方面：（1）稅收、海關、金融歸屬中央管理，相應的收益也歸中央。（2）所有重要行業的經營權給了中央企業，相應資產和收益也歸屬于中央。在這次中央與地方權力的調整中，中央政府并沒有減輕地方政府在經濟發展上的責任，也沒有調整地方政府的收支結構，卻將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巨大壓力留給了地方政府。中國入世后，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意識到區域經濟合作而不僅僅是區域競爭才能夠促進本地經濟發展，相反，吸引國內其他地方的投資與吸引國外投資對本地經濟的發展同樣重要。雖然跨區域經營和投資的障礙仍然存在，但是至少地方政府對國內其他地區的企業到本地區投資的態度發生了重大轉變，地方政府開始從封閉式的地方保護轉向開放式的地方保護。但是，我們必須注意到地方政府為了本地區利益而對市場和企業行為進行過度干預的機制、方式和制度基礎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只是干預的核心目的從過去限制區域市場進入轉向了限制GDP和財政收入的外流。據此，我們更愿意認為在這個階段只是地方市場分割的內容發生了變化，而難以作出地方市場分割的趨勢已經出現了逆轉的判斷。

三、市場分割的成因國內外學者對地方市場分割的成因進行了長期和廣泛的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六種不同的理論假說[2]。

1.改革分權假說。絕大多數文獻將地方市場分割根源歸因于分權式改革。該理論觀點認為，市場分割是地方政府獲得分權式改革的各種經濟自治權利的結果，地方政府在財政稅收，國企利潤和其他經濟權利尋租的激勵下，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不惜“以鄰為壑”（銀溫泉、才婉茹，2001；沈立••人、戴園晨，1990；白重恩等，2004；陳抗等，2002；平新喬，2003）[5][13][15][24][25]。

2.對外開放假說認為，中國對外開放政策加劇了國內的市場分割：由于對外開放對原有產業結構具有“擠出效應”，以及國外市場對國內市場具有替代效應，從而導致了市場分割程度的加深。此外，長期依賴國外市場導致我們掩蓋了國內市場分割的嚴重性，忽視了國內市場規模的重要性（黃玖立、李坤望，2006；桂琦寒等，2006；馬光榮、周敏倩，2008；陸銘、陳釗，2009）[7][12][26][27]。

3.發展戰略假說將地方市場分割歸因于國內各地方實行的趕超式發展戰略，該理論觀點是：改革以來中國的地方保護與市場分割現象，很大程度上是過去國家發展歷史上重工業優先的趕超戰略在分權式改革下的邏輯延伸，各個地方為追求自身利益而忽略各地的資源稟賦，比較優勢和企業的自生能力（林毅夫、劉明興，2003；林毅夫、劉培林，2004；于良春、付強，2008）[28][29][30]。

4.分工策略假說從貿易的分工策略角度論證了市場分割的作用機制。該理論認為：很多產業都存在著“干中學”的收益遞增性機制，其中由于發達地區（行業）在技術上的比較優勢，所以在地區貿易中將分享較大利益。落后地區（行業）如果選擇暫時不加入分工體系，雖然它將失去當期分工的收益，但是可以通過“干中學”機制，以保護換來的時間實現追趕。即使追趕不成功，也能夠提升本地的經濟獨立能力，從而提高自己的談判地位，并在未來獲得更多的分工利益（王小龍、李斌，2002；陸銘、陳釗、嚴冀，2006；陸銘、陳釗，2009）[7][18][31]。

5.政治晉升假說主要是從政治激勵視角探討市場分割的根源。這一觀點認為，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內生于地方官員考核標準和晉升制度當中，中央基于經濟績效晉升地方政府官員，能夠有效地激勵地方政府官員努力工作，但在“政治錦標賽”中地方官員沒有獲得激勵進行經濟合作，反而互相提防形成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周黎安，2004；張軍，2005；周黎安，2007；徐現祥等，2007；皮建才，2008）[14][31][32][33][34]。

6.政府競爭假說認為政府競爭也是市場分割主要根源。由于地方政府本身構成參與市場的一個重要主體，它們通過爭取上級特殊政策，影響要素流動及相關市場主體的行為來介入市場活動。因此，地方政府的競爭行為特征必然構成市場秩序的一部分，由此造成的區域經濟沖突是市場分割的根本原因（周業安、趙曉男，2002；周業安、馮興元、趙堅毅，2004；張平、李世祥，2007）[17][36][37]。

四、市場分割背后的制度基礎

（一）市場分割的形成是一種制度選擇

1.中國經濟轉型的性質。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在相對保持社會性質和政治體制的前提下，通過對外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推動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從相對封閉的國家向相對開放的國家、從農業化為主的經濟形態向以工業化為主的經濟形態轉變的過程。中國經濟轉型的性質決定了中國經濟轉型具有幾個重要的特點：改革和開放都起步于“放權”，中央向地方放權，政府向企業放權；改革和開放的動力源于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尤其是圍繞權力、政策、資源的競爭；改革與開放的思路來源于區域競爭中所產生的“實驗”，成功的經驗就被推廣，成功地區的領導就會被重用。因此，中國的經濟轉型是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和促進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由此伴生的區域競爭和地方保護必然導致這種市場經濟是一種帶有市場分割性的市場經濟，或者說“小市場經濟”。

2.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方式。中國經濟轉型的性質決定了中國采取了獨特的經濟轉型方式———“漸進式的改革”，而不是東歐國家所采取的“突變式的改革”。在推進這種漸進式改革的過程中，中央政府高度重視穩定與發展、穩定與改革的關系，并且是根據穩定來決定改革、開放和發展的進程的。因此，中國政府在推進漸進式改革的過程中所采取的基本方式就是先開放沿海地區，再逐步向內地延伸；先開放一些行業，再逐步開放另一些行業。這種經濟轉型的方式必然擴大了區域之間的不平衡，引發了區域之間的競爭，最終導致了國內市場的分割。

3.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手段。推動中國經濟轉型的主要手段并不是政治體制從權威制向民主制、從集權向分權的轉變，而是中央政府在上述政治體制不改變的情況下向地方政府逐級“放權”，因此中國的經濟轉型被稱為“放權式改革”。中國的“放權式改革”開始于1979年實行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財政包干制，從此地方政府就成為其所管轄區域經濟剩余的索取者和控制者（張維迎、栗樹和，1998）[38]，也因此成為地方經濟發展中的最大投資者。中國地方政府的權力在中央將經濟管理權限的全面和逐級下放中達到了頂峰，那個時候包括海關、金融、稅收、項目審批、出口經營等管理權限都下放地方，并被要求配合和支持地方經濟發展。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又逐步將重要的經濟管理權，包括海關、金融、稅收和部分項目審批等管理權限逐步收回。中國放權式改革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放權是分步驟、分對象逐步進行的，這導致了區域之間的差異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2）在下放經濟管理權的同時，也帶來了改革的代價和成本（王永欽等，2006）[39]。地方經濟發展的責任也放下去了，并且建立了以經濟為主的考核和晉升機制。改革后，我國東部經濟財政分權的積極作用大于中西部經濟地區，不利于縮小地區差距（張晏、龔六堂，2005）[40]；經濟分權和政府競爭導致和加劇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結構“重基本建設、輕公共服務”的扭曲（傅勇、張晏，2007）[41]；許多地方政府都試圖通過設置貿易壁壘來保護與自己關系密切的企業（張維迎、栗樹和，1998）[38]。

（二）市場分割來源于特殊的制度安排

既然可以將中國區域市場分割的形成視為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的制度選擇，那么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發現中國區域市場分割的背后有一整套特殊制度安排予以支撐。

1.中國地方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所擁有的權力過大。經濟轉型迄今還沒有完成，政府仍然在運用行政權力和計劃手段對經濟活動進行管理，對重要的資源進行分配；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過度放權，導致地方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的權限過大。

2.中國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的關注過大。地方政府承擔的經濟發展責任過大，而承擔的社會發展方面的責任不足；過分關注投資帶動增長，輕視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地方政府的收入結構不合理，過于依賴增值稅和所得稅，而不是消費稅和房產稅。

3.地方政府監督、考核和升遷機制不合理。在目前的政治體制中，地方政府的考核和升遷基本上是看GDP和政府收入的增長速度，而不是地方居民或者通過人大所表達出來的民意。而在如何行使自己的權力去促進GDP和收入增長速度方面又缺乏本應通過地區內居民或者人大實現的監督。這就使得地方政府有充分的動機和自由運用過多的權力去進行區域競爭和地方保護。

4.各級政府執法和行政權力缺乏監督。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中央政府一直鼓勵地方政府進行試驗性改革，鼓勵地方政府官員在“四個堅持”、“三個代表”和“三個有利”的前提下進行大膽創新，這在客觀上減弱了對地方政府在執行法律、制度和政策上的監督，也鼓勵了官員們在政策制定和執行上的隨意性，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地方政府對市場和企業的行為進行過度的干預，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政府官員在對市場和企業行為進行干預的過程中出現“尋租”行為。

五、市場分割的概念內涵本質上是一種制度影響：基于組織社會學制度理論的解釋

組織社會學制度理論已被廣泛地應用于組織與管理研究中，它克服了工具理性行動主義假設的局限（Fligstein，1989）[42]，建立異于效率機制的合法性機制，通過對規則、規范以及認知要素的強調，引發了對企業管理理論的主導邏輯和范式的重大修正（Campbell，2010）[43]。組織社會學制度理論根植于社會學，在強調規則、規范和認知要素的同時，放松市場同質和完全理性等組織管理研究中的古典經濟學假設，其獨特的解釋邏輯對組織管理特別是企業微觀管理實踐和管理理論發展具有較大影響，其對組織與管理研究的貢獻主要體現在Scot（t1995）[44]所提出的制度的三個支柱上（呂源、徐二明，2009）[45]。管制支柱（RegulativePillar）來源于法律、政策、規定等具有法律權威或與法律權威相類似的組織（如國家、政府等）所頒布的各種制度細則。管制支柱通過獎勵或者懲罰來制約行為，因而是屬于具有器具性質的制度系統。管制行動由專門強制執行機構實施，并且在必要時，還可以表現為非正式的獎勵或懲罰形式，如表揚、警告、羞辱等，以影響組織或個體的行為（呂源、徐二明，2009）[45]。一個穩定的管制制度系統，不管它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如果得到了監督和獎懲權力的支持，并且這種權力又伴隨著畏懼、內疚感，或者清白無愧、高尚、廉正等情感，那么就是一種流行的、起支配作用的制度（Scott，1995）[44]。規范支柱（NormativePillar）屬于社會責任的范疇，它定義了組織實現價值目的的合法手段。它包括了價值觀和規范。所謂價值觀，是指行動者所偏好的觀念或者所需要的、有價值的觀念，以及用來比較和評價現存結構或行為的各種標準。規范則規定事情應該如何完成，并規定追求所要結果的合法方式或手段。某些價值觀或規范可能適用于一個集體的所有成員，但有些則只適用于特定的行動者或職位類型，如醫療、法律服務、會計、審計、金融、食品安全等行業或職業。后一種價值觀與規范產生了各種角色任務，即為具體的個體或指定的社會職位確定關于什么是適當的目標與活動觀念。這些觀念不僅僅是對特定行動者應當如何行動的預期，也是一種規定及規范性預期。這種預期往往是由特定情境中的支配性行動者持有，而預期會對場域中的行動者產生一種外在壓力。認知支柱（CognitivePillar）屬于個體或者具體對外部真實世界的認識和理解，并在內心理所當然地接受建立在文化認知和理解基礎上的某種描述、比喻、象征或者符號系統。認知是一種自覺自愿的、不用證明的心理活動，是外部世界在行動者內心的表象反映。認知制度系統的建立主要依靠學習和模仿，表現為對某種概念、教義、說教、意識、神話或者符號的認同。Scott提出的制度三支柱系統的模型意義非比尋常（呂源、徐二明，2009）[45]。因為這三種制度系統的框架跨越了學科界限，涵蓋了幾乎人類社會所有的制度要素。例如，管制系統涉及政治體制、法律與政府作用；規范系統與比較文化的方法類似；而認知系統卻包含了人類文化學和心理學的要素。它可以幫助研究者根據具體制度系統的特征來觀察制度對個體或集體的約束，還能對制度的來源、層面和約束機制進行細化。因此，使用組織社會學制度理論視角來看地方市場分割，不僅能夠反映中國各省域制定的法律法規等顯性條例的差異和歧視所造成市場分割的影響外，而且還能考慮到這些法律、規章制度在執行時出現重大落差的原因。為了理解中國市場分割對中國企業微觀經營行為的影響的本質內涵，下面我們從Scot（t1995）[44]的三個制度支柱意義上去理解中國市場分割對企業的影響，那么就會非常清楚這種影響是一種制度影響：

1.在管制制度層面上，中國市場分割不僅源于制度設計和選擇，而且也是通過正式制度系統對企業發生作用的。例如，中國的稅收、海關、金融、工商、科技等管理體制到目前為止都是按照區域劃分服務，主要服務于地方中小企業在本地經營，并不適合于中國實施跨區域橫向整合和一體化經營；主要有利于將企業的數量做多，但是并不有利于企業做強。

2.在規范制度層面上，即使地方政府沒有權力規定企業的行為，它們仍然可以通過制定各種鼓勵和優惠政策明確地表示它們希望企業采取什么行為。如果企業采取了地方政府希望它們做出的行為，那么企業就有可能獲得更大的“外部合法性”，而從地方政府得到更大的好處。例如，當一個企業在異地經營或者投資建立工廠的時候，盡管從法律和規定的角度來說它可以設立子公司或者分公司，然而，如果它設立的是分公司，那么就無法享受當地的各種扶持與優惠政策，也難以得到當地政府及相關部門的重視。

3.在認知制度層面上，各個地方的政府部門，甚至社會機構都形成了一種信念、傳統和文化，那就是它們更愿意幫助、支持和服務于本地企業，哪怕這個企業是外地企業或者個人在本地投資形成的企業。這種信念、傳統和文化的形成，使得地方政府的各個部門和相關的社會團體在執行制度和政策的時候歧視對待跨地區經營企業。即使這種歧視在吸引外地投資的過程中不一定發生，它也會為進入后的企業帶來很大的經營困難和成本。綜上所述，從組織社會學制度理論視角理解地方市場分割概念的本質內涵，它包括：（1）中國市場分割性是指中國市場結構存在著被行政權力分割的現象。（2）造成中國市場非整合結構的主體是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其中主要是地方政府，當然也不排除私人權利集團利用政府行政權力的情況。（3）政府部門對市場和企業行為的干預主要是通過立法、行政和執法部門實現的，但是也可能演變成為一種意識形態或者社會文化。因此，市場的分割不僅來源于制度和政策的差異，而且更主要來源于制度和政策的執行落差。（4）政府對市場和企業行為的干預是一種制度影響，有些是強制性的，但是更多的是非強制性的或者是認知性的。（5）市場分割的狀態綜合反映了現階段中國政治和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各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