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布局的變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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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機過后，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增長率低迷、債臺高筑，飽受“二次衰退”風險的折磨;美國經濟復蘇過程跌跌撞撞，正經歷著無就業的增長;歐洲正處于十字路口，雖然已經采取了艱難的步驟，但至今仍未跳出主權債務危機的怪圈;日本在金融危機過后又遭受巨大災難，經濟復蘇面臨嚴峻考驗。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成為一場勝利，中國在2010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經濟發展勢頭迅猛，為全球經濟復蘇做出了巨大貢獻，已經越來越多的人承認這個世紀將見證新興經濟體的強勢崛起，全球經濟版圖正處于變革的邊沿。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將如何通過貿易和金融實力重塑現有的世界經濟格局?新興經濟體在這一進程中面臨著哪些風險和挑戰?面對新形勢新興經濟體該如何應對?本文嘗試對以上問題進行解答。

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

過去的20年，世界目睹了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生產、貿易以及金融領域的成長，他們快速地與全球市場融合，為我們講述了增長的故事，同時也引起了全球經濟重心的轉移。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總額中所占的比重由1995年的30%躍升至2010年的45%左右;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占全球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財富和金融資產也大幅度增加，外匯儲備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三分之二，它們的主權財富基金和其他形式的資產已經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重要參與者。然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經歷了種種挫折。1990年代初，注定會成為一個標志性的歷史階段，正是從那時起新興經濟體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開始重塑未來的全球經濟與政治。首先，最為重要的莫過于前蘇聯的正式解體，這個國家在矛盾重重的背景下踏上了艱難的經濟轉型之路。其次，印度1991年舉行的選舉將納拉席哈•拉奧(P．V．NarasimhaRao)推上了權力的寶座，印度開始推行經濟自由化、積極參與全球化。再次，1990年代，中國加快了自1978年就開始的經濟改革的步伐，從那時起，中國創造了連續二十年經濟高速增長的奇跡。最后，1990年納爾遜•曼德拉(NelsonMandela)總統將南非帶入了國際舞臺。這一系列事件匯集在一起，對全球經濟產生了深遠影響，并標志著全球化新紀元的到來。[1]然而事實證明1990年代的改革并未能夠促成新興經濟體的長期繁榮與穩定增長。華盛頓共識的盛行使得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面對金融自由化的誘惑時改革太過魯莽和倉促，新興經濟體一個接一個地受到沉重打擊，從1994—1995年的墨西哥到1997—1998年的韓國、馬來西亞、中國臺灣、印度尼西亞;從1998年的俄羅斯到2001年的土耳其，最糟糕的是2001—2002年的阿根廷，其經濟總量下滑了15%左右。除中國和印度外大多數新興經濟體都未能幸免。[2]

2000—2007年期間，新興經濟體終于迎來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繼續其令人驚嘆的增長速度，印度也表現出持續增長的趨勢。而且，被稱為“金融危機”代名詞的拉美地區也開始以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全球經濟舞臺當中，人均GDP連續多年增長幅度超過3%，但亞洲的表現仍然最為搶眼。在全球能源價格不斷回升的背景下俄羅斯經濟重新振作，“大爆炸”式的激進轉軌模式在經歷了必要的陣痛之后逐漸顯示出其優勢?！敖鸫u四國”(BRICS)成為了新興經濟體的代表，在2000—2008年期間，全球經濟增長中BRICS貢獻了30%，與之前十年相比提高了14%，而G7的貢獻率則從70%下降為40%，BRICS占全球貿易總額的比例也顯著增加，如今已達到13%。[3]2008年美國次貸風暴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陷入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美國2009年第二季度經濟衰退3．8%，失業率達10%，同年日本經濟更是衰退5．4%，為所有發達國家之最;歐元區同樣未能幸免。但是對于新興經濟體而言，這場危機似乎是驗證了他們的崛起不可避免。在危機最為嚴重的2009年新興經濟體平均增長率為1．5%，與發達國家形成鮮明對比。在新興經濟體當中，中國經濟保持了8．7%的增長，印度為5．6%，印度尼西亞也高達4．6%，新興經濟體扛起了引領世界經濟走出低谷的重任。自2007年之后，全球經濟增長80%的貢獻率來自新興經濟體，來自發達經濟的貢獻率僅為20%。由工業化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共同組成的G20取代過去一直把持全球主要經濟政策走向的G8，成為協調國際經濟政策的常設性論壇，象征著在新的全球經濟秩序中，新興經濟體將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全球經濟格局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過程之中，由國家經濟實力的此消彼長所引起的不同國家集團之間力量的失衡是世界格局變動的原動力。在1500年之前，中國和印度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者地位，工業革命之后西歐取而代之，二戰之后，美國迅速崛起，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力量，與德國、日本共同引領著全球經濟興衰。但是如今這一體系已經松動，那些過去曾被擠到外圍的新興經濟體正重新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中心，從而推動國際經濟格局發生改變。

二、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

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總有一些國家領先，又讓位于新來者，再又被別的新來者超過，落后者不會是絕對的貧困，領先者也不會絕對的衰落，歷史的變遷就是這樣。[4]新興經濟體的興起將推動全球經濟重心不可避免的東移和南移，全球經濟增長引擎多極化趨勢日漸明朗。全球經濟增長引擎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的輻射效應遍及整個高收入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家，該國的經濟政策對于全球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為全球經濟增長提供持久動力。這就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5]歷史上，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和領跑者一直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從15世紀，隨著西方世界興起，經濟重心從古老的東方轉向了西歐。從葡萄牙、西班牙到荷蘭，再到英國，以及后來的挑戰者法國、德國、日本，發展到今天的美國，他們都曾作為全球經濟格局的締造者而存在，為經濟增長提供動力，但是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永久性的保持全球經濟領域的主導地位，世界所有國家都遵循著自然的腳步，如個體一樣自有其生命周期。[6]

從2002年開始，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對全球GDP增長的貢獻率已經超過發達國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尤其是在2005—2009年期間，他們的貢獻率幾乎超過了三分之二。2009年和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他們更是完全支撐了世界經濟的增長，發達經濟體的貢獻率分別僅為0．04%和－0．07%。[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只是衡量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一種方式，從世界銀行所開發的多維度增長極指數(multidimensionalgrowthpolarity)①能更為清晰的看出歐元區、美國和日本在1990年代之后，對世界經濟影響力的逐漸下降，而以BRICS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則是呈現上升之勢。如表1所示，2004—2008年中國的平均多維度增長極化指數為26．2，全球排名最高，說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巨大溢出效應，美國、歐元區、日本分別以20．33、10．86、5．59緊隨其后，說明傳統的全球三大經濟引擎雖然已經日漸式微，但是目前為止仍然起著重要作用。韓國、俄羅斯、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土耳其、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都進入前十五強，其數量已經超過發達經濟體。以上只是典型事實的表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考察在金融危機打擊之下新興經濟體為什么能夠對全球經濟產生越來越顯著的影響力?答案就是南南貿易聯系的加強。在過去的數十年時間里，南方國家②的總體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年均增長率高達4．6%，至2010年，南方國家的總產出占世界GDP的45%。南南貿易額從1990年占全球總貿易額的7%上升為2009年的17%。在2000—2009年，南南貿易的年均增長速度高達16%，與前一個十年的14%相比又有新突破。在很大程度上，這種趨勢是由于亞洲工廠的出現、全球生產網絡中中國作為生產過程的最后組裝地所推動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南南貿易中扮演主導型角色，該地區的貿易量就占到南南總貿易額的四分之三，而他們與中國的貿易額單獨就占40%。[8]僅2006年和2007年，亞洲發展中國家就吸收了中東地區總出口的16%、拉美和非洲總出口的9%。

中國正在南南貿易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LevyYeyati通過對一組新興經濟體的考察，發現從2000年開始，它們經濟的發展更多的是依賴中國而非G7，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強，G7的影響力卻在不斷下降，2000—2009年期間，新興經濟體與G7經濟增長的相關性僅為0．267，而與中國的相關性為1．115。[9]Garroway更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擴大到整個低收入、中等收入國家，并得出相似結論。[10]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所需的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地從南方國家運來，拉美、非洲和中東等南方國家由于出口激增而收入增加進而增加對制成品的消費，其中許多制成品就是產自中國和亞洲。中國以及東亞各經濟體通過自身的高速增長，輕巧地打開了整個南方世界經濟增長的閥門，并帶動了相關國家的共同復蘇。雖然人們不應夸大上述“反饋回路”的規模，中國還沒有強大到足以托起整個世界，不過，它有能力托起世界的一部分。[11]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也因此能夠不受西方國家普遍衰落影響而強勢復蘇，進一步通過南南貿易的擴張對全球產生溢出效應，引領世界，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多極化趨勢日漸清晰。

三、新興經濟體促進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

不同的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同樣會帶來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金融實力與其在全球經濟及對外貿易中的地位極不匹配，這種情形在未來必將得到改觀。未來最為核心的問題是國際貨幣體系如何能夠適應新興經濟體不斷壯大這一不爭的事實，促進國際合作減少保護主義和貨幣爭端，減少全球經濟運行的風險和波動性。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結構性矛盾。在如今的貨幣體系下，美國貨幣政策的改變即使對于其國內立場而言是適當的，也可能會給其它國家帶來災難。對于1980年代新興市場的債務危機，當時美國利率的大幅度提高難辭其咎;1994年美國貨幣政策的收縮毫無疑問加劇了墨西哥經濟所面臨的困境，最終導致了比索的崩潰。美國長期的貨幣寬松政策同樣造成了1970年代的通貨膨脹，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如出一轍。[12]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其經濟政策需要與保持貨幣價值、貨幣供應量穩定增長與全球貿易平衡相一致，如果這些目標發生沖突，風險就會加劇。如果儲備貨幣發行國長期保持國際收支赤字，情況會變得非常糟糕，因為該貨幣體系是由市場信心來支撐的，歷史上正是這種情形最終擊垮了作為世界主導貨幣的英鎊。如今的美國正面臨著同樣的情形。

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占世界GDP的1．5%)。金融危機使其經常賬戶逆差大幅度縮減，但是危機過后又是一路攀升，IMF預測到2015年，其逆差將達到6381．7億美元。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財政部的統計，2010年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達1．29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62．1%，2011年惡化趨勢明顯，前半年赤字已經超過9000億美元，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全年財政赤字會將達到1．48萬億美元，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攀升至69．4%，僅利息開支就達到GDP的1．49%。美國正朝著危機的方向發展。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將會受到“雙赤字”(巨大的國際收支逆差以及不斷膨脹的財政赤字)的影響而日趨走弱。目前的擔憂是美國可能正在接近曾經的儲備貨幣發行國都曾經歷過的臨界點，在這一臨界點上美元的過度發行導致全球對美元和美元資產信心的喪失。歷史經驗表明，美元統治的終結將如其他國際貨幣一樣不可避免。[13]新興經濟體的情形則與美國形成鮮明對比，大多數新興經濟體財政狀況良好，債務水平大大低于發達國家，外匯儲備大規模增加，國際投資地位顯著改善。2010年底新興經濟體所持有的外匯儲備躍升為5．4萬億美元，占全球總儲備的66%。美國如今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而新興經濟體則成為主要的債權國。2009年底，美國的債務幾乎超過一半由新興經濟體持有。[14]新興經濟體憑借自身雄厚的外匯儲備逐漸在國際資本市場顯示出影響力，其中以中國、東亞和其他中東國家最具代表性，世界銀行預計至2025年中國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將由2009年占GDP比重35%上升為61%，而美國進一步下降為－69%;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國際投資凈頭寸占GDP的比重也都將大幅度提高。在不遠的將來跨境資本流動的主導權將更大程度的向新興經濟體傾斜。新興經濟體中的強勢貨幣將隨本國經濟規模的擴大、金融實力的增長而顯示出越來越大的外部性，國際化程度隨之提高。

世界銀行預測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三種情形:繼續保持美元的主導地位、美元和歐元以及某一亞洲貨幣三足鼎立、單一儲備貨幣(SDR)。根據當前世界經濟的發展格局，未來國際貨幣體系自然演化的結果將是多極化的出現，通過市場的自然選擇將會逐漸建立一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儲備體系，其中包括實力仍然超群的美元。與單一世界貨幣相比，這種國際貨幣體系的劣勢是損失了一定程度的網絡外部性，規模經濟的收益減少，交易成本增加;但是多元的貨幣體系與如今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相比將提供更大的穩定性。[15]歷史證明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儲備貨幣可以同時存在:1910年代之前的幾十年中，盡管英鎊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但是法國法郎和德國馬克在歐洲大陸仍然被廣為使用。如今美元成為主導，然而歐元、英鎊和日元同樣作為儲備貨幣而存在。在主導貨幣之外始終會存在類似“輔幣”的幣種，它們作為人們一種分散風險的自然選擇而存在。在2009年全球的外匯儲備中，美元以62．1%的比例占據絕對優勢地位，歐元占比27．4%，英鎊占比4．3%，日元也保持著3%的比例。[16]未來伴隨著新興經濟體的成長，以中國在全球貿易中的份額，人民幣毫無疑問將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它是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望成為與美元、歐元并駕齊驅的幣種。

從歷史上看，儲備貨幣從一種貨幣向另一種貨幣轉變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緩慢漸進的過程，美元取代英鎊的地位花費了幾十年的時間，當時市場普遍預期英鎊將退位，不過該過程比預期緩慢得多;如今美元的衰落由于貨幣偏好的粘性、原有的制度支撐帶來的慣性等必然是長期的過程;同時也是由于美元缺乏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還沒有哪個國家有可能取得像美國在二戰后所取得的全球主導地位，因此美元的地位得以維持至今。如今人民幣在國際上的使用充其量只處于初級階段，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貨幣還很少進入各國的儲備籃子，因此在國際金融領域新興經濟體可以大有所為，但任重而道遠。

四、新興經濟體崛起過程中的挑戰

1.新興經濟體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

新興經濟體持續多年驚人的經濟增長速度帶有一定的迷惑性，在保持樂觀的同時不應忽視當前新興經濟體所存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首先關于其未來可持續增長的能力。在過去的200多年世界經濟史中，只有產生了爆炸性技術創新的國家才能成為全球經濟的引擎，要求與其競爭對手相比它能創造更高的生產率和更快的GDP增長率。領先生產率的產生主要是由劇烈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決定的。爆炸性的技術創新會帶來一系列具有突破意義的新技術，刺激生產率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快速提高，對經濟產生革命性的影響。之后這些新技術將在國內的各個行業之間推廣，并打破國家的界限向周邊國家擴散，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發展。世界銀行對典型的新興經濟體從1965年至今的經濟增長質量進行了考察，結果顯示從1960年以來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推動，從1990年開始，俄羅斯也出現相同的趨勢。但是在拉美地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以及南非，TFP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始終不明顯;在阿根廷和巴西TFP的貢獻率甚至出現了負值(平均值分別為－8%和－37%)。①這些TFP的數據是沒有區分技術創新和技術模仿的，在中國和印度，技術對于增長的巨大貢獻率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技術模仿而非技術創新，在這兩個國家創新活動更多地表現為數量的增加，[17]這種現象是全球新興經濟體的通病。中印較高的技術進步貢獻率可以從經濟趕超的角度進行解釋。然而隨著中印與發達經濟體技術差距縮小，新興經濟體的后發優勢消失之后，它們驚人的經濟增長率還能否持續是我們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通過對歷史的觀察我們發現利用國內市場作為經濟活動中的協調機制對于技術創新的出現是最重要的。無論最初的英國還是后來的美國，他們最重要的共同點就是依賴自身的國內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利用市場中的價格機制作為國內生產決策的出發點，保持旺盛的國內需求才能有效地將本國消費者的偏好傳遞給生產者，國內市場成為了創新的主要來源。如今新興經濟體大多嚴重依賴外部市場，巴西和拉美依賴大宗商品的出口;俄羅斯經濟原料化現象嚴重、面臨現代化的迫切任務;新興經濟體國內消費市場受到嚴重擠壓，消費相關的服務部門遲遲未能發展起來，因而技術創新活動出現的幾率遠遠小于歐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擺脫對出口的依賴，充分利用國內市場，加大對教育和研發的投入，培育技術創新的火苗，是新興經濟體最終成為全球經濟增長引擎的重中之重。

2.國際貨幣體系變革的挑戰

國際貨幣體系新格局的形成要求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扮演與貿易實力相符的金融實力，其實質也是要求其本國貨幣逐步推進國際化進程，擴大本幣的外部性，向當前仍然處于貨幣金字塔頂端的美元發起挑戰。美元的信譽無可置疑地主要歸功于美國的政治穩定和良好的通貨膨脹控制記錄(如今已經受到侵蝕)，以及美國金融市場的持續高效和開放。新興經濟體的貨幣想要成為國際貨幣必須具備以下條件:[18]首先，歷史因素，如果其他人也愿意的話，任何人都更愿意在交易中選取一種給定的貨幣，由于這個原因多重穩定均衡決定世界交易貨幣。其次，貿易和金融的模式，一種在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占有較大份額的貨幣具有一種自然優勢。再次，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最后，對貨幣價值的信心，價值不會不規則波動。如今新興經濟體中最有潛力的人民幣也僅僅部分滿足了第二個條件。大多數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實力僅僅是有限的提升。[19]自由且完全發展的金融市場是貨幣國際化的內部支撐，目前我國仍不具備深度且有效的資本市場。通過提高國內金融系統的效率和增加透明性可以增強人民幣在國際上的吸引力，金融市場過度落后于實體經濟無疑會阻礙貨幣國際化的進程;資本賬戶的控制使得人民幣無法在國際上形成完善的流通網絡。因此，逐漸開放本國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十分重要，既可更有效地達到輸送國內流動性的目的，也可增加國外投資者持有人民幣的信心。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動離岸人民幣業務，這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重要的一步，但我國法治建設還較為落后，只要我們不能在這一最為基礎的方面取得顯著進步，外國投資者就會遲疑于投資在岸人民幣資產。新興經濟體在看到伴隨國力上升本國貨幣逐漸成為多極貨幣體系中的一員時也應當注意到伴隨而來的不利因素。就國內而言，首先，更大的貨幣需求波動，中央銀行會特別擔心國際化將造成對貨幣存量的控制更加困難。其次，貨幣平均需求的增加。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和德國政府曾經擔心如果允許外國居民獲得本國資產，資本流入將導致貨幣升值，使得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競爭力，這種擔心使得他們不愿推動本國貨幣扮演更多的國際角色。在國際領域，在美元衰落和新興經濟體中某些貨幣崛起的過程中，各國之間的“貨幣戰爭”必然加劇，因為在公共機構中并沒有看不見的手來保證帕累托最優的出現，各國缺乏某種形式的協調時將會使全球金融系統在達到穩定均衡的過程中出現較為激烈的博弈。從經濟角度看，適應區域貿易集團(如歐洲、亞洲和美洲)的全球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有可能在不同區域之間產生敵對關系，由此逆轉貿易和金融自由化進程。從政治方面來看，貨幣競爭可能轉變為嚴重的地緣政治沖突。市場驅動的通貨競爭會改變全球的資源和權力分配，導致更多的緊張和不安全，并對全球穩定和合作的大好機會產生潛在威脅。[20]因此，新興經濟體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各種機制進行充分的對話和協調、增進相互信任和理解是至關重要的。

3.全球治理的參與

伴隨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世界經濟格局的不斷轉變，原有的全球治理結構已經難以適應新的形勢。新的國際協調與管理機制如何體現各國之間經濟實力的不斷變化，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進行博弈的關鍵。在過去的一個世紀，美國和歐洲在制定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過程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從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制定貿易自由化協議再到建立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合作準則等等，某些行為規范(以國際規則為基礎的決策程序、非歧視原則、多邊主義和透明運作)成為各國的共識。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組織雖然經過多次的改革，但仍然是美國在二戰之后樹立領導地位的產物，如今新興經濟體需要進入全球治理體系并發揮它們應有的作用?，F階段充分發揮G20的作用是新興經濟體務實的選擇。G20因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產生，其初衷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攜手共同穩定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當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后，2009年4月的G20倫敦峰會可以看作是新興經濟體參與全球治理的轉折點，是對既往世界體系內不同類型國家經濟實力與全球治理話語權失衡的積極矯正。[21]雖然飽受抨擊，但是近三年來的五次峰會已經使得G20不斷演變，從倫敦和華盛頓峰會制定的一系列穩定金融市場的計劃、監管協調、全球刺激措施到匹茲堡峰會的注重長期宏觀經濟治理，其關注的問題范疇不斷擴大，如全球經濟失衡、貨幣政策、債務水平等，取得的進展令人鼓舞。在未來，G20將繼續成為一個重要的協調各方利益的渠道，新興經濟體當立足于該平臺，積極創造有利自身發展的外部環境，化解可能存在的危機。

然而新興經濟體在G20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最為明顯的是它們尚未形成一套關于全球經濟治理的替代方案，對于未來自己將發揮的作用和承擔的責任還未有清晰的認識，對于如何參與全球體系的建構也準備不足。新興經濟體內部由于彼此間的競爭和利益分歧，在削弱發達國家對經濟治理的壟斷特權方面能夠達成一致意見(如改革國際金融機構治理結構，提升新興市場國家發言權和影響力)，而在其他方面(如出口市場的爭奪、匯率問題上的沖突、聯合國安理會改革的不同意見等等)卻很難達成共識，新興經濟體并不是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利益共同體。因此在各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的同時，只有加強新興經濟體之間的經貿聯系、深化國際合作、增強民眾相互之間的了解，才能增強應對未來挑戰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