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互聯網平臺經濟發展與市場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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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平臺經濟的興起是否有助于緩解我國的市場扭曲？兩者之間又是否具有協同共生的關系？本文基于我國 31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地區）的面板數據，利用熵權法對互聯網平臺經濟水平的綜合評價水平進行測度，對互聯網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的發展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發現：從簡單線性關系量來看，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發展顯著促進了市場扭曲；考慮到二次項的模型結果顯示，互聯網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具有明顯的非線性影響作用，整體上呈現出先促進后抑制的“倒 U”型變化。文章提出要進一步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支持力度，促進線上與線下貿易融合，同時要鼓勵行業間的交互融合過程，加快促進市場要素資源的內部流動，以進一步強化平臺經濟在市場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平臺經濟；市場扭曲；非線性關系；緩解作用；市場資源

在改革開放浪潮的推動下，我國經濟在 40 余年來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多元化經濟主體的存在激活了我國的市場化體系，也為打破貿易邊界與貿易壁壘提供了強大的內生動力。但是，受限于地理、歷史與社會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市場經濟仍然存在著不完全性特征，加之地方保護主義的存在，要素資源仍未實現跨部門與跨區域的自由流動，這也致使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了不可回避的市場扭曲問題。進入 21 世紀，隨著互聯網技術的普及，平臺經濟正在成為一種新興產業形態快速崛起，而依托網絡技術所具有的跨時空便利性，平臺經濟在消融貿易邊界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那么，平臺經濟的興起是否有助于緩解我國的市場扭曲？兩者之間又是否具有協同共生的關系？本文將圍繞著以上思考對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的經濟關系進行實證分析，以期為我國的市場化建設提供經驗證據，發揮平臺經濟在市場化建設過程中積極作用。關于平臺經濟的研究一直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尤其在以互聯網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興起的背景下，平臺經濟的發展對社會分工、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方式的變化都產生質的影響，極大改變了傳統的生產與消費方式，進而影響著面對面式的貿易模式，社會交易行為不再受到空間與時間的決定性約束，貿易邊界也因平臺經濟的持續演化而逐漸消融，那么平臺經濟的發展又對市場競爭過程產生了何種影響？對于這一問題，學界也進行了諸多討論，例如，王舒婷等（2020）在研究中指出，平臺經濟的興起為市場競爭的有序化推進提供了重要機遇，而在我國現階段，平臺經濟還未完全發揮其對市場競爭的有序調節作用，健全平臺競爭機制對于進一步優化市場競爭環境具有重要意義。葉秀敏（2018）從中小企業發展的角度指出，平臺經濟的興起對于優化中小企業的市場競爭環境具有重要意義，主要表現為平臺經濟對社會分工與結構的二次影響，平臺模式促進了貿易邊界的消融，平臺信息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共享信息。王法濤（2019）從電子商務發展的角度指出，平臺經濟對市場運行的影響機制主要表現在網絡效應層面，相較于傳統經濟形式不同，平臺經濟為企業進入更多的貿易領域提供了可能性，這也意味著企業競爭在平臺經濟的影響下出現了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局面。

熊鴻儒（2019）基于壟斷視角提到，數字平臺的企業發展對市場競爭產生了雙刃劍效應，一方面平臺企業極大促進了傳統貿易行業效率水平的提升，推動著社會福利的改善，但是在現有監管體制不健全的背景下，平臺企業的競爭過程存在著諸多的不規范性，并且出現了寡頭壟斷的局面，這對于市場均衡的長期發展又是不利的。王俐（2019）基于結構主義視角指出，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發展是新技術革命的重要產物，其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當前的互聯網平臺企業在市場競爭過程中存在著諸多亂象，主張依托合作式治理模式整治平臺競爭亂象。余文濤（2020）在研究中指出，平臺經濟的發展有助于緩解市場扭曲，其主要作用機制在于加劇區域間的市場競爭水平，同時促進區域產業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從以往研究來看，學界關于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的經濟關系進行了較多的討論，但是對于兩者關系的呼聲并未形成統一定論，持有樂觀態度的學者將平臺經濟作為推動市場競爭的重要利器，認為平臺經濟的發展推動著社會分工的大轉變過程，促進了社會經濟效率的提升，從而有利于市場的持續性繁榮。但是也有研究者提到，平臺經濟的發展固然對市場競爭過程起到了明顯的推動作用，但是就我國目前的發展情況來看，平臺經濟的滯后性是導致市場扭曲進一步加劇的重要原因之一，即平臺經濟對市場發展過程具有明顯的雙刃劍效應。總的來看，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的關系存在著復雜性，但是以往研究側重從理論層面辨析兩者的經濟關系，少部分量化研究側重從國家層面考察兩者經濟關系的動態特征，而忽略了由省際發展差異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是缺少對兩者非線性關系趨勢的統計判斷。本文擬在以往研究基礎上，利用二次項方法構造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影響的非線性估計模型，實證分析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的影響作用，為市場要素的優化配置提供經驗證據。研究方法與數據

（一）研究方法

本文首先利用一般線性 OLS 回歸模型對互聯網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的經濟關系進行統計分析。進一步利用二次項系數的特征分析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影響作用，一般的二次項系數顯著則意味著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之間存在著顯著的非線性關系，并可以根據其系數值的正負情況判斷平臺經濟影響作用的變化趨勢。一般的，在二次項系數顯著的情況下，當系數值為正值，意味著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的影響表現出“U”型變化特征，反之，當二次項系數為負則意味著平臺經濟的影響作用呈現出“倒 U”型特征。

（二）數據說明

被解釋變量：市場扭曲（y）。要素市場扭曲實質上是指這樣一種市場情況，即由于信息不對稱，要素價格與其成本無法匹配，導致資源在不同要素之間配置效率低下的現象，本文參照林伯強（2013）的測算方法衡量各地區的市場扭曲水平。具體測算公式如下：其中，F 表示市場扭曲程度，i 與 t 分別表示省份與時期，max（factor）為 31 個省份中市場化指數的最大值，factor 為市場化指數，該指數既可以反映地區要素市場隨時間的變化，也能體現出地區間要素市場扭曲程度的相對差異水平。核心解釋變量：互聯網平臺經濟（x）。從現有研究來看，互聯網平臺經濟的測度指標主要從經濟總量與規模變化層面進行衡量，例如部分研究傾向于采用電子商務市場交易額、銷售額或者采購額等衡量，也有研究者從企業數量、從事平臺經濟企業比重等方面衡量。而單一指標的測度會導致對平臺經濟水平估計的偏誤，因此，為了更為全面反映互聯網經濟的整體發展面貌，本文利用熵權法對互聯網平臺經濟水平進行綜合評價。控制變量：本文選取了外商投資水平、財政分權水平、經濟水平、人口規模與城鎮化作為控制變量，分別采用外商直接投資總額、財政分權度、人均 GDP、地方人口總數與城鎮人口比重衡量，記為 tz、cz、gdp、p、urb。其中，財政分權度以地方財政支出與收入的比值測算所得。外商投資水平、經濟水平、人口規模均采用了對數值。本文采用了我國 31 個省份（不含港澳臺地區）2013-2019 年的面板數據，表 2 為所有變量 2013-2019 年的均值描述統計結果。

（一）相關關系分析

本文首先對各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進行分析，以判斷各變量間是否存在著統計層面的關聯性，初步確定互聯網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之間的關聯程度。從表 3 可以看到，各變量之間普遍存在著顯著相關關系，僅人口規模與經濟水平、城鎮化之間的關系存在著較低顯著性水平。而本文中的核心變量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652，在 1% 水平上達到顯著，意味著兩者存在著較強的關聯程度。

（二）基于曲線關系的非線性判斷

本文基于曲線估計的思想，利用 SPSS 21.0 對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之間的線性、非線性關系進行初步檢驗，表4 報告了以市場扭曲為被解釋變量，平臺經濟、二次項、三次項為解釋變量依次納入模型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到，在線性模型中，平臺經濟的系數值在 1% 水平上顯著為正，意味著每提升 1 個百分點會導致市場扭曲程度加深 0.779個百分點；進一步引入二次項后，模型的 F 值在 1% 水平上達到顯著性，該模型中平臺經濟的水平系數值仍然在1% 水平上顯著，并且對市場扭曲程度的影響作用進一步提升，而二次項的系數值表現出不顯著的抑制作用。在引入三次項后，模型的 F 值仍然在 1% 水平上達到顯著，但是在該模型中，平臺經濟的水平系數值已經不再顯著，并且影響作用很小，而二次項的系數轉變為正值，但并不顯著，三次項系數則在 5% 水平上顯著為負。可見，隨著平臺經濟的高次項逐漸引入模型，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的影響發生了顯著變化，尤其在三次項引入模型后，兩者之間的非線性關系更加明顯，這也反映出兩者可能存在著多階段的經濟關系。

（三）非線性關系的實證估計

上文對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的非線性關系進行了初步判斷，本部分繼續利用回歸分析方法對兩者的非線性關系進行檢驗。表 5 中模型 1- 模型 3 均以市場扭曲為被解釋變量，平臺經濟、二次項與三次項依次引入模型，同時，為了提高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各模型中均含有控制變量。從模型的顯著性檢驗結果來看，模型 1- 模型 3 的擬合度R2 及調整后的參數值均在 0.85 以上，說明模型的整體解釋力度較高，各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的經濟關系分別解釋了模型方差變異的 86.5%、87.1%、87.1%，根據 F 更改值的顯著性可知，模型 2 較之模型 1 的顯著性有明顯變化，而模型 3 的顯著性未發生明顯變化。綜合比較模型的擬合度與 F 值來看，模型 2 的估計結果更具統計有效性。因此，后文將主要圍繞著模型 2 的回歸估計結果進行相關解釋。表 6 報告了模型 1- 模型 3  的系數值回歸估計結果，鑒于模型 2的模型設計最為合理，因此模型 1 與模型 3 僅作為對比分析，重點對模型 2 中系數的經濟含義進行解釋。可以看到，模型 1 中平臺經濟的系數值在 1 水平上顯著為正，模型 2 中引入二次項后，平臺經濟的系數值仍然為正，并且較模型 1 中有顯著提升，增加了 0.432，二次項系數值在 1% 水平上顯著為負，即意味著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的影響發生了典型的非線性變化，因其系數值小于零，故可以判斷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的影響經歷了先正后負的變化，而從模型 3 中也可以看到，引入三次項后，平臺經濟的水平值、二次項與三次項系數均未達到顯著性，說明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之間的經濟關系僅存在一個結構突變點，其對市場扭曲的影響作用呈現出“倒 U”型變化，拐點值為 0.596（0.611/（0.512*2）），即當市場扭曲度小于 0.596 時，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促進作用，而當市場扭曲度大于 0.596 時，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表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說，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發展對平臺經濟的影響作用并非表現出簡單的線性關系，而是隨著市場扭曲水平的提升，平臺經濟的影響作用呈現出先促進后抑制的作用，對于市場扭曲程度較高的地區，平臺經濟在緩和市場扭曲方面的作用更加明顯，反之在市場扭曲程度較低的地區，平臺經濟反而促進了持續扭曲的加劇。本文利用我國 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基于熵權法構建了互聯網平臺經濟水平的綜合評價體系，基于此對互聯網平臺經濟與市場扭曲的發展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研究結論：從簡單線性關系量來看，互聯網平臺經濟的發展顯著促進了市場扭曲；考慮到二次項的模型結顯示，互聯網平臺經濟對市場扭曲具有明顯的非線性影響作用，整體上呈現出先促進后抑制的“倒 U”型變化。即以 0.596 為結構突變點，市場扭曲水平小于 0.596 時，平臺經濟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促進作用，反之，當市場扭曲水平大于 0.596 時，平臺經濟則顯著抑制了市場扭曲的加劇。根據以上結論，本文從緩解市場扭曲的角度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第一，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支持力度，促進線上與線下貿易融合。作為依托互聯網技術興起的一種新興業態，平臺經濟的發展有著旺盛的生命力，而平臺經濟的發展又與平臺企業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為了進一步強化平臺經濟在促進市場發展過程中的積極作用，要加強對互聯網平臺企業的支持力度，充分利用財政與稅收政策對平臺企業的發展提供政策保障，減少企業發展初期的競爭壓力，逐步放寬中小型平臺企業的融資、貸款額度限制，鼓勵有創新潛力的企業向縱深化發展，為增強我國平臺經濟的發展實力積蓄力量。同時，要進一步加快推動線上與線下企業的交互融合，深化依托平臺經濟形成的多元化貿易方式，最大限度的打破貿易邊界，節約企業的總體成本，促進企業生產效率提升，為市場競爭機制的進一步完善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

第二，鼓勵行業間的交互融合過程，加快促進市場要素資源的內部流動。我國平臺經濟落地所面臨的一個較大問題就是傳統企業的現實阻礙，尤其是長期以來我國制造業的大規模發展，造就了相對固化的就業與產業結構，而作為新興經濟體，平臺經濟的發展過程也是對傳統就業與產業結構的調整過程，這必然會引起傳統經濟與新興經濟的沖突激化，而從市場發展的長遠角度來看，政府等主管部門要充分利用宏觀調控手段，加強對平臺經濟落地的宣傳力度。鼓勵本地制造企業等傳統行業部門引入平臺經濟模式，以盡可能地使本地傳統產業部門實現平穩轉型，最大限度減少因經濟模式變革而導致的失業、經濟下滑等問題，以真正發揮平臺經濟對地方市場發展的積極作用，促進平臺經濟與市場發展的協同共生關系。

作者：許揚陽 單位：中共普洱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