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破產重整程序中角色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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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通過對新舊破產法的對比研究，得出新破產法框架下法官角色定位發生了變化的結論。新破產法下債權人會議的角色有所加重，管理人則成為了破產程序的中心，而審理破產案件法官的主要職責是對破產程序的指揮和對相關主體的監督，其角色定位趨向于消極被動。由于破產重整制度上述在目的、措施、參與主體等方面的特征，使得法官在重整程序中僅僅進行消極的程序指揮和監督是遠遠不夠的，在各方利益沖突時，法官還需要協調和衡平裁決。審理破產重整案件的法官在重整程序中擔當著指揮員、監督員、裁判員和協調員的角色，這四個角色中指揮員、監督員和裁判員的角色是法律所規定法官擔當的角色，而協調員的角色是由于重整的參與主體多元、涉及利益主體較多，重整的社會公益目的較強的特征，使得作為國家機關的法院不能消極被動地旁觀，而必須進行必要的協調的要求。

關鍵詞:破產重整法官角色

一、引子

2008年10月，五谷道場向北京市房山區法院提出了重整申請。受理案件后，法院迅速啟動各項工作，指定由政府部門參與的原企業清算組為本案的破產管理人，確定我國最大的糧油加工貿易企業----中糧集團為五谷道場的重組投資人。2009年2月11日，經法院和管理人耐心、細致地作工作，出資人組和優先債權組以全票、職工債權組和普通債權組以80%的高票通過重整計劃草案。同日，管理的人向法院提出了批準重整計劃草案申請。2009年2月12日，法院依法裁定批準了五谷道場重整計劃，重組方也依約履行出資承諾，支付了1.09億元清償款，五谷道場進入重整計劃執行階段。2009年9月，在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高院、北京市工商局、房山區委的大力支持下，在其他地方法院的配合下，重整計劃規定的相關事宜全部辦理完畢，企業正式恢復生產，清償款順利發放，五谷道場破產重整案劃上了圓滿的句號。五谷道場重整成功盤活了該公司4420.28萬元存量資產，解決數千人就業；同時其供應商和銷售商可以繼續與之合作，這將極大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對所有債權人而言，破產重整成功將實現清償比例高、實際清償率大、清償期限短的效果，有力地維護了經濟秩序和金融安全。目前，五谷道場已安置下崗職工300余人、接收大學畢業生150余人，安排當地人員就業1000余人。作為北京五谷道場食品技術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五谷道場”）破產重整一案的承辦法官，筆者在辦理這起案件之前從未審理過重整案件，法官在重整程序中應當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新破產法的框架下，法官在破產重整程序中應該做什么，不應該做什么？法官在工作中應當把握一個什么樣的“度”？法官是完全放手不管，還是積極參與、主動控制？這一連串的問題不斷從腦海里蹦出來，使得筆者在處理各種問題時不得不去思考。在五谷道場成功重整之后，筆者靜下心來繼續思考上述問題，并總結這起案件審理過程中的經驗與不足，對法官在破產重整程序中應當擔當的角色，有了一個粗淺的認識，特撰文與大家交流。

二、新破產法對法官在破產程序中總體角色定位的轉變

要想弄清楚法官在破產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就要理清破產程序中三個重要主體之間的關系，這三個重要主體便是法官、管理人（清算組）和債權人。之所以說新破產法對法官在破產程序中總體角色定位有變化，是對新破產法與舊破產法進行對比而得出的結論。

（一）舊破產法對法官在破產程序中的角色定位

我國舊的破產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以下簡稱“《破產法（試行）》”）、1991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破產法意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企業破產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破產案件規定》）等一些類法律、司法解釋等組成。如上所述，要想弄清楚法官在破產程序中的角色定位，就要明確法官、管理人（清算組）和債權人會議之間的關系。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清算組的職責及其與法官之間的關系。舊破產法中沒有管理人制度，破產程序中一些具體工作由清算組完成。《破產法（試行）》第二十四條第一款規定：“人民法院應當自宣告企業破產之日起15日內成立清算組，接管破產企業。清算組負責破產財產的保管、清理、估價、處理和分配。”該條第三款規定：“清算組對人民法院負責并且報告工作。”此外，《破產法（試行）》第二十六條規定第一款：“對破產企業為履行的合同，清算組可以決定解除或者繼續履行”。《破產案件規定》第五十一條規定：“清算組對人民法院負責并且報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監督。人民法院應當及時指導清算組工作，明確清算組的職責與責任，幫助清算組擬訂工作計劃，聽取清算組匯報工作。”在我國舊破產法的規定中，破產的事務性工作由清算組進行，而清算組要對人民法院負責并報告工作，接受人民法院監督；加之，根據《破產法（試行）》第二十四條第二款以及《破產案件規定》第四十八條的規定，清算組一般從政府財政、工商管理、計委、經委、審計、稅務、物價、勞動、社會保障、土地管理、國有資產管理、人事等部門中指定，由政府官員臨時組成的清算組，不能很好地進行專業性的破產管理事務，正如王欣新教授所指出的“主要由政府官員臨時組成的清算組，組織松散，專業性差，清算組成員除負責破產清算工作外，還承擔在各政府部門的本職工作，不僅在時間上可能發生沖突，而且由于清算組工作非其本職工作，工作好壞對其工作業績、職務升遷、待遇提高等影響不大，所以也難以做到全身心地投入”，[1]因此法官便成為了破產財產的保管、清理、估價、處理和分配等各項工作的核心和主導力量。

其次，讓我們來看看債權人會議的職責及其與法官之間的關系。根據《破產法（試行）》第十五條的規定，債權人會議的職責是：審查有關債權的證明材料，確認債權有無財產擔保及其數額；討論通過和解協議草案；討論通過破產財產的處理和分配方案。而根據《破產法意見》第31條，清算組提出破產財產分配方案，經債權人會議多次討論仍未通過的，人民法院應根據具體案情及時作出裁定。根據《破產法（試行）》第十五條、第十六條以及《破產法意見》第75條，《破產案件規定》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對于登記債權有異議或認為債權人會議侵害其合法權益的，可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裁定，該裁定不能上訴。對于債權異議及其他債權人會議內容的異議法院有最終裁決權，且一裁終局。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看出，舊破產法中，債權人會議的職責非常少，而且往往最終決定權掌握在法官手中。

綜合上述關于清算組和債權人會議的職責，以及他們與法官的關系的簡單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在舊的破產法體系中，審理破產案件的法官在破產案件的審理中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使得法官成為破產案件的中心。

（二）新破產法對法官在破產程序中角色定位的轉變

2006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以下簡稱“新《企業破產法》”）引入了破產管理人制度，使得很多工作和決策由管理人來負責,并且落在了實處；同時，還賦予了債權人會議更多的權利，這使得法官不再是破產程序中具有絕對優勢的主導力量。

第一，破產管理人的引入，使得法官在不再是破產程序中最重要的主導力量。根據新《企業破產法》的規定，法院受理破產案件的同時，應當指定管理人。所謂管理人，指破產案件受理后依法成立的，在法院的指導和監督之下全面接管債務人企業并負責債務人財產的保管、清理、估價、處理和分配等事務的專門機構。[2]新《企業破產法》所規定的破產管理人制度具有以下的特點：其一，服務的專業性。根據《企業破產法》第24條的規定，破產管理人必須為特定的社會中介機構或者具有相關專業知識的人員擔任，他們具有處理企業破產過程中有關的法律、經濟及社會問題的能力，能夠維護破產債權人的利益。其二，機構的獨立性。在破產程序中，基于各方的利益需要而設立的破產管理人中，不能有任何一方利害關系人，其機構并不是破產人的附屬，而是有自己獨立名稱的，為破產人提供管理服務的獨立機構。其三，職責法定性。《企業破產法》第25條明確規定了破產管理人履行的職責，同時為了滿足特殊的需要，該條第1款第9項規定，人民法院認為管理人應當履行的其他職權。破產管理人的俄職權的范圍不能自我設定權利。其四，服務的有償性。破產管理人從事破產清算工作，協助破產人進行破產財產的管理、清算，甚至幫助其進行重整、和解等工作，有權要求破產人提供報酬，作為其服務提供的對價。[3]由于管理人所具有的上述特點，使得破產案件中大量的工作由管理人作為專門機構獨立負責，而人民法院承擔更多的是監督與指導的職責。

第二，債權人會議權力的擴大，進一步淡化了法官在破產程序中的主導地位。根據新《企業破產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債權人會議行使下列職權：（1）核查債權；（2）申請人民法院更換管理人，審查管理人的費用和報酬；（3）監督管理人；（4）選任和更換債權人委員會成員；（5）決定繼續或者停止債務人的營業；（6）通過重整計劃；（7）通過和解協議；（8）通過債務人財產的管理方案；（9）通過破產財產的變價方案；（10）通過破產財產的分配方案；（11）人民法院認為應當由債權人會議行使的其他職權。通過上述規定，可以看出，新《企業破產法》賦予了債權人會議對管理人的監督權，以及決定繼續或停止債務人營業的權利。

第三，債權確認不再賦予審理破產案件法官實體裁判權，進一步削弱了破產案件法官的權力。新《企業破產法》第五十八條規定：“依照本法第五十七條規定編制的債權表，應當提交第一次債權人會議核查。債務人、債權人對債權表記載的債權無異議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確認。債務人、債權人對債權表記載的債權有異議的，可以向受理破產申請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根據上述規定，審判破產案件的法官不再對異議債權享有實體裁判權利，只是對其進行形式上的裁定，若債務人、債權人對債權登記表記載的債券有異議的，可以另行提起訴訟。這一規定，取消了就破產法所規定的審理破產案件法官對異議債權一裁終局的裁判權，進一步削弱了破產法官在破產案件中的優勢地位。

根據上述分析，結合新《企業破產法》的其他相關規定，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新《企業破產法》的框架下，債權人會議的角色有所加重，管理人則成為了破產程序的中心，而審理破產案件法官的主要職責是對破產程序的指揮和對相關主體的監督，其角色定位趨向于消極被動。

三、破產重整程序的特殊性與法官的角色定位

根據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在我國新《企業破產法》的框架下，法官不再是破產程序中的主導力量，不再扮演積極主動的角色，而是趨于消極被動。這一結論對于破產法整體而言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新《企業破產法》框架下三大程序之一的破產重整程序有著不同于其他程序的特點，其對于法官有著更多的要求。所謂重整，是指對可能或已經發生破產原因但又有挽救希望的法人型企業，通過對各方利害關系人的利益協調，強制進行營業重組與債務清理，以使企業避免破產，獲得更生的法律制度。[4]重整相對于破產清算與和解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啟動原因多元。債務人向人民法院提出和解申請的前提是具備法定破產原因,即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啟動重整程序的事由則有三種情況:一是企業法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二是企業法人有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的;三是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對債務人進行重整的申請。另外,債務人具備“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且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缺乏清償能力”條件時,即可提出和解申請。而債務人提出重整申請,除可以是與和解申請相同條件外,還可以是“明顯喪失清償能力可能”,也就是說,企業法人進行重整除了已經具備破產原因外,還包括雖然尚不具備破產原因,但存在喪失清償能力可能,有可能導致破產的情況。

第二，啟動主體多元。根據新《企業破產法》的規定，破產清算可以由債務人或債權人提出，破產和解可以由債務人提出，而破產重整除了債務人和債權人可以提出外，一定條件下，出資額占債務人注冊資本十分之一以上的出資人也可以提出。

第三，重整措施多樣，參與主體多元。重整除延期償債、減債等措施外，還可以采取重組、債轉股等措施來進行重整。由于措施的多樣性，參與重整的除了債權人、債務人以外，還可能有重組投資人、債務人股東等主體，而管理人也可能成為重整的參與主體。

第四，擔保物權受限。新《企業破產法》第七十五條第一款規定：“在重整期間，對債務人的特定財產享有的擔保權暫停行使。”這一規定，使得享有擔保物權的債權人的優先受償權受到限制，這是與破產清算與和解程序的一個重大的不同。

第五，重整目的多重。重整除了清理債務，保護債權人利益外，更重要的則是考慮企業如何再生，企業職工的利益如何保護，社會的秩序與經濟的良好運行如何實現。正如有作者所述：“重整制度突破了原破產法構筑的只保護債權人利益的狹小空間，將所有可能受債務人破產消極影響的利益主體都考慮在內，以拯救困境企業并使各利益相關方實現共贏為目的，從而為破產法對社會利益進行維護提供了制度上的歸依。它的出現,使破產法的價值觀念由個人本位向社會本位轉變，標志著破產制度由清算型向真正意義上的再建型轉變。”[5]

由于破產重整制度上述在目的、措施、參與主體等方面的特點，使得法官在重整程序中僅僅進行消極的程序指揮和監督是遠遠不夠的，在各方利益沖突時，法官還需要協調和衡平裁決，當然也不能過度參與，越俎代庖。

四、破產重整程序中法官的所擔當的具體角色

筆者在對五谷道場破產重整一案的審理過程中，通過對新破產法對法官的總體角色定位轉變，以及重整程序特殊性對法官角色定位要求的思考，認為法官在破產重整程序中應當擔當比破產清算程序更為積極的角色，且這一角色不是單一的，法官應當擔當“四員”角色，即指揮員、監督員、裁判員和協調員。下面筆者對法官在重整程序中應當擔當的這“四員”角色逐一進行具體分析。

（一）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指揮員”角色。

法官在重整程序中“指揮員”的角色主要指法官對重整的程序控制。法官在審理重整案時，對重整的受理、提交重整計劃的延期、確定召開債權人會議表決重整計劃、無法提交重整計劃轉入破產清算程序以及破產法所規定的其他程序中的有關事宜均具有控制權，在整個破產重整程序的啟動、推進以及結束都扮演了程序上的“指揮員”角色。

（二）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監督員”角色。

根據新《企業破產法》的規定，破產的很多事務性、專業性工作都由管理人來做，而管理人的指定、報酬的確定都由法院來確定，而且新《企業破產法》第二十三條明確規定管理人要向人民法院報告工作。所以審理破產重整案件的法官自然對管理人享有監督指導的職責，擔當著“監督員”的角色。

（三）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裁判員”角色。

如上文所述，重整除了清理債務，保護債權人利益外，更重要的則是考慮企業如何再生，企業職工的利益如何保護，社會的秩序與經濟的良好運行如何實現。因此，在重整中各方利益沖突、各方意志不一致時，需要法官對有關問題做出判斷，進行裁決。新《企業破產法》第八十七條規定，未通過重整計劃草案的表決組拒絕再次表決或者再次表決仍未通過重整計劃草案，但重整計劃草案符合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債務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批準重整計劃草案。此外，新《企業破產法》第七十八條規定：“在重整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經管理人或者利害關系人請求，人民法院應當裁定終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債務人破產：（一）債務人的經營狀況和財產狀況繼續惡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二）債務人有欺詐、惡意減少債務人財產或者其他顯著不利于債權人的行為；（三）由于債務人的行為致使管理人無法執行職務。”

（四）法官在重整程序中的“協調員”角色。

如本文第二部分重整的特征中所述，重整程序具有措施多樣，參與主體多元的特點，重整會涉及債務人、普通債權人、有物權擔保債權人、債務人股東、重整投資人、債務人職工等多方利益，而這些協調好這些利益對于重整的成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一協調工作僅僅依靠管理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在協調債權人和職工的問題上，法官顯得更為重要。在重整案件中，債權人和職工往往對法院的信任度較大，而對管理人則常常以挑剔和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筆者在審理五谷道場破產重整一案中明顯地感覺到了這一點，盡管管理人團隊非常專業和敬業，但很多事情仍需要法官出面溝通，才能夠得到良好的效果。

上述法官所協調的是重整程序中的內部關系，此外，法官還要協調一些外部關系。因為重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問題，涉及很多機構和單位，要想重整計劃能夠順利高效展開，必須就有些問題進行協調，而法院作為國家機關，在協調這些事情時有著管理人無法比擬的優勢，因此協調外部關系在當前情況下應當是法官不可推卸的職責。在審理五谷道場破產重整一案中，債務人的股權變更是執行重整計劃的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而由于債務人股東的股權被全國六個省市的法院查封，顧全變更無法進行，從而嚴重影響了重整計劃的執行。作為審理該案的法官，我們一方面積極與相關法院聯系，一方面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最終在上級法院的大力協調下，在相關法院和北京市工商局的配合下，股權變更得以最終完成，從而保障了五谷道場重整計劃的執行和重整的最終成功。面對上述這一問題，倘若法官不出面進行協調，想必重整計劃必然擱淺。綜上，破產重整要想順利開展，必須對重整所涉及的內外部關系進行協調，法官應當義不容辭地擔當起“協調員”的角色。

五、結語

綜上所述，審理破產重整案件的法官在重整程序中擔當著指揮員、監督員、裁判員和協調員的角色，這四個角色中指揮員、監督員和裁判員的角色是法律所規定法官擔當的角色，而協調員的角色是由于重整的參與主體多元、涉及利益主體較多，重整的社會公益目的較強的特征，使得作為國家機關的法院不能消極被動地旁觀，而必須進行必要的協調的要求。

注釋:

[1]王欣新著：《破產法》，中國人民法學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91頁。

[2]王欣新著：《破產法》，中國人民法學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87頁。

[3]劉新東著：《破產管理人制度的五個基本問題》，載于《中國律師》2008年第1期，第78頁。

[4]王欣新著：《破產法》，中國人民法學出版社，2007年9月第2版，第342頁。

[5]畢惠巖著：《論法院在破產重整程序中的角色和地位》，載于《山東審判》，2009年第1期，第6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