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普遍性和特殊性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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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最早產生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我國的經濟法概念受大陸法系國家如德國、日本影響較大，主要指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由于我國經濟社會變革的不斷深入，各種矛盾日益突顯，傳統的經濟法理念暫時不能立足于社會發展的現實以有效地解決當前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這就需要追根溯源，從經濟法產生的背景著手，剝析我國經濟法需要研究的特殊領域。

一、我國經濟法的一般性問題

薩繆爾森認為，“市場就是一種商品的買者和賣者相互影響以決定其價格和數量所利用的一種機制”，它可以促進資源的優化配置。“市場可以是我們駕馭下的一匹好馬。但是馬無論怎么好，其能量總有個極限，這個極限不會馬上顯露出來 如果超過這個極限，市場機制的作用必然會蹣跚不前。”歷史證明，市場的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所帶來的不利影響是非常巨大的。具體來說，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蕭條時期，新古典派經濟學家們積極倡導“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由放任”、政府只當“守夜人”這些原則，始終宣揚資本主義經濟通過市場上的自由競爭總會自動調節以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境地，從而不可能發生普遍性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的經濟危機和經濟蕭條。正是這種對市場缺陷的不理性的認識催生了此次危機的發生。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經濟的滯脹時期，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以引起失業，過度需求則引起通貨膨脹。所以，失業和通貨膨脹這兩者不可能同時發生。這種錯誤的理論，為新自由主義反對凱恩斯主義鋪平了道路。90年代出現的金融混亂與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都是通過銀行系統無中生有地制造貨幣，接著又破壞了一些支付手段；用短期借貸資金進行長期投資；臣額負債形勢不斷發展；通過信貸為股票和貨幣提供大規模投機；金融和貨幣體系極不穩定。這些歷史事件不僅充分地證明了市場缺陷的客觀性，也為后來經濟的健康發展提供了經驗教訓。

我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是市場經濟，也就必然地會出現諸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市場缺陷，最典型的就是壟斷。壟斷的危害是巨大的，首先，壟斷拉高整個社會成本。壟斷性行業所從事的一般都是與決大多數人、行業息息相關的公共事業，例如電信、郵政、自來水、電力、煤氣、鐵路、航空等等。因為這些行業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所以這些行業的服務價格的高低便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成本。這些行業的整體效率直接關系到其他產業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有專家分析，計劃經濟時代電信、鐵路等部門過去都屬于國家行政部門，而這些部門進入市場的時候，本身卻仍具有壟斷地位，一旦在市場中開始追求利潤，就會通過壟斷定價把大量消費者利益轉移到手中，使特權部門、特權公司拿到遠遠高于競爭市場價格的利潤。結果提高了整個社會的競爭成本。這是一條規律，中國與外國都一樣。其次，行業壟斷導致有效投資不足。一方面，壟斷企業能通過壟斷獲得超額利潤，從而妨礙了效率的提高，妨礙了其擴大業務規模的積極性。另外，通過行業壟斷阻止社會資金進入該行業，雖然總有資金為利潤引誘通過各種方式“違規”進入，但規模總是有限的。而很多高利潤的行業都是市場禁入的壟斷行業，這些行業中，壟斷導致低效，造成了這部分利潤反映不出真實的利潤狀況，成為極大的浪費，同時這也極大的挫傷了資本的投資熱情，這樣就造成所謂的“資本罷工”，強化了投資市場低迷。第三，行政壟斷滋生腐敗毒瘤。在當前國內市場出現的大量壟斷行為中，行政性壟斷無疑占據首當其沖的位置。由政府及其所屬部門濫用行政權力所實施的限制競爭行為，稱為“行政壟斷”。行政性壟斷由于行政權力的介入，使得它比自然壟斷、行業壟斷對市場公平競爭的危害性更大，特別是少數腐敗分子利用具有公共事務管理的權力，如果“給錢”才能辦事，壟斷成了腐敗的溫床，這不僅影響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使政府信用遭到損害，失信于經營者。由此可見，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只要存在市場經濟，就會不可避免地存在市場缺陷，需要國家這只“看得見的手”對經濟進行干預、調節，西方經濟法和我國傳統的經濟法都是基于這點而產生的。

二、我國經濟法的特殊性問題

（一）市場經濟發展程度不同

我國經濟的發展呈現出從計劃經濟向商口經濟發展，并最終過渡到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才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市場經濟的迅速發展是從1992年黨的十四大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才正式開始的，經濟法學的發展也由此邁上了一個新臺階。進入嶄新的21世紀，經濟全球化與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浪潮鋪面而來，社會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初步確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發展與我國有著本質的區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法學理論是建立在一個完全成熟的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市場機制已經在資源配置中起到了基礎性作用，西方經濟法學的任務是為了克服市場缺陷，保證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運行。

（二）政府權力介入不同

我國政府干預經濟的行政權力無處不在，是無限政府。政府權力被許多行政人員看來是與生俱來的，“我國經濟法產生之初并不是沒有國家干預，而是已經實現了國家對經濟生活的直接的、全面的和過度的干預和管理”，經濟干預權力無需再通過專門的立法來授權，這樣的一種慣性行為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都很難糾正，并且沒有強有力的約束，我國經濟法并沒有對政府權力做出明確的限制，政府權力仍然無處不在。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需要法律的明確授權，是有限政府。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法是授權性立法，其將政府的活動限制在應有的范圍內，政府的權力是十分有限的，不得任意干預私人的經濟活動，即使市場出現明顯的缺陷，影響到整個國家的穩定和發展，也必須通過立法，授予政府一定的權力，政府才能據此采取一定的措施，對市場進行干預。羅斯福在就任美國總統時發表的演說就表明了這一點，他說：“要求國會準許我使用應付危機的唯一剩余的手段——向非常狀況開戰的廣泛行政權力，就像在實際遭受外部敵人入侵時所應授予我的大權”。

（三）經濟基礎不同

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是以公有制為基本經濟制度的，最終的目標是要共同富裕，這就要求政府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不僅要有效地調節市場的不足，更重要的是要盡最大努力為市場經濟創造一個合適的需求和貨幣環境，并對收入分配進行調節，強調公平，以形成一個既承認收入差別又注重共同富裕的市場經濟。

而西方國家是資本義義私有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更注重效率，更注重資本的投入能帶來多少經濟效益和剩余價值，這一經濟基礎就決定了我國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進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行使的職能和價值定位是不同的。

三、經濟法研究要注意的幾個方面

通過以上對我國市場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比較研究，可以看出，我國傳統的經濟法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完善：

（一）經濟法應當著重培育市場

市場經濟在我國并沒有充分發育，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們對社會基本國情的認識不足，以致導致了“市場發育不完全——市場缺陷——國家干預”這樣一個逆向思維模式，強調運用行政手段主動干預經濟，并大量借鑒了西方資本主義成熟市場經濟的理論，沒有認識到我國的市場經濟還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使我國在市場經濟建設初期走了很多的彎路。現在我們要轉變這種不科學的模式，一切從實際出發，要充分認識到國家之手干預經濟的目的并不是要彌補市場缺陷，而是應該構建統一的國內市場和規范政府的經濟行為，培養“培育市場——市場充分發展——市場缺陷——國家干預”的科學發展理念，保證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經濟法的基本功能應當是控權而不是授權

陳云良教授認為：要培育市場，實現市場的自我調節，就要從制度上、觀念上根本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轉型時期，中國經濟法的基本功能是控權法而不是授權法。自古以來，政府將干預、管制市場當作是其天然職能，如果不通過法律特別是經濟法來實現對政府干預、管制的權力進行界定、控制，市場將無法生長、私權無法發展。經濟法應當將政府對市場的全面管制權逐步削弱、減少，并依靠法律將其限定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使政府調節市場行為有法可依，將國家調節權法治化，盡可能地促進市場的自由發展。因為畢竟市場經濟主要是由市場決定資源的經濟運行方式，政府調節僅僅是對市場調節的補充而不是對市場經濟的取代，政府調節的范圍和程度必須限定。

（三）經濟法的價值應當更注重公平

雖然在價值取向上，我國經濟法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都強調社會整體利益，來實現整體的社會公平競爭，公平是經濟法的價值首選。但是，我國經濟法所要實現公平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所追求的公平又是有一定區別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對私法保護市場主體私權而形成的形式公平基礎上產生的實質不公平的矯正，它所實現的公平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公平——實質公平，可以稱為高級公平，而前者可以稱為初級公平，即私法所維護的基本權利平等。而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公有制是國家的經濟基礎，共同富裕是社會的共同追求，而當前貧富差距懸殊，社會矛盾日益突出，經濟法必須始終堅持公平的價值取向，以維護經濟的健康運行，維護社會穩定。

四、結語

我國經濟法肇始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經歷了改革開放，逐步呈現出與社會現實發展相矛盾的地方。這是由于我國正處于社會的轉型時期，各種問題的出現都具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經濟法研究必須立足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因此，經濟法理論的研究既要考慮到我國經濟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普遍性問題，也要充分認識我國的國情，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有效地回應我國社會經濟變革和政治變革的內在需求，以適應時代社會發展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