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波動與對外經貿的關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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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家對于經濟周期的研究源于對市場經濟發展中波動現象的認識。美國經濟學家密契爾對經濟周期的定義是:“經濟周期是以市場經濟為主的國家總體經濟活動的一種波動,一個周期是由很多經濟活動的差不多同時擴張,繼而以普遍的衰退、收縮與復蘇所組成,這種變動會重復出現。”一個完整的周期相繼經歷繁榮、衰退、蕭條和復蘇四個階段。古典經濟周期以經濟發展的絕對水平的上升和下降為觀察和研究測定值,而現代經濟周期則以經濟發展的相對水平的上升和下降為觀察和研究測定值。
對于實行中央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是否存在經濟周期問題,人們的認識有一個過程。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社會化大生產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矛盾的論斷。中國經濟學界曾認為,經濟周期現象是資本主義制度特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存在經濟周期。但是這一認識無法解釋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之前國家經濟幾輪攀升到高峰又滑入谷底的客觀現實。改革開放以后,思想得到解放,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呈現波動性變化的理論研究逐步開展。對于這種現象,有的學者稱之為經濟周期,也有的學者稱之為波動。本文取后者。經濟波動最具代表性的指標是GDP。從下列經濟平衡等式尋求影響經濟波動的因素:支出法的GDP=消費+投資+凈出口。
在中國的GDP支出中投資傾向大于消費傾向,因此首先是觀察固定資產投資對經濟波動的影響,然后是消費對經濟周期的影響。政府財政支出既用于投資也用于消費,因此將政府財政支出列為重要的影響因素。至于凈出口,公式中指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的出口減進口所剩差額。其影響方向和力度較為復雜,學者們研究不多。
對中國自按計劃經濟開始實施到目前整個歷史時期的劃分,學者們趨于總共存在10輪波動,其中改革開放前后各5輪波動,但對于起訖年份認識不盡一致。就改革開放以來的波動而言,分歧主要表現在第4輪與第5輪波動的分界點上,有的主張第4輪波動在1991至1999年,相應的第5輪波動始自2000年;有的主張在1991至2001年,相應的第5輪波動始自2002年。本文按許蕾、段旭捷的劃分(2008)對有關問題進行歸納。
中國經濟波動的特點:第一,波幅顯著下降。改革開放前的特點是“大起大落”,改革開放以來是“高位—平緩”。第二,持續時間有逐漸加長的趨勢。改革開放前平均為4·8年,此后(不算第10個周期)平均為5·75年。中國經濟波動的形成機理:改革開放前是典型的“計劃—供給”型,改革開放以來是從“計劃—供給”型向“市場—需求”型轉變,但并未完成。這決定于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前是典型的中央計劃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逐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二、各輪經濟波動中的宏觀調控
由于國民經濟在改革中發展,因而在中國經濟波動中,既有經濟周期性因素,也有經濟轉軌時期經濟體制的因素。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政府依據經濟運行特征和經濟體制基礎,針對經濟波動中出現的不同問題,分別出臺不同的調控政策和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從而保障經濟在30年間持續、快速、平穩地發展。
進入21世紀之前的4輪經濟波動中各有一次調控,都是收縮型宏觀調控,但采取的手段逐次進步,由單純行政命令和強制計劃發展到以財政手段和貨幣手段為主,由硬著陸發展到軟著陸。具體是:第一次在1979—1981年,是典型的計劃式宏觀調控;第二次在1985—1986年,是“雙緊”式宏觀調控;第三次是在1989—1990年,是“硬著陸”式宏觀調控;第四次是在1994年“軟著陸”式宏觀調控。
1999年開始的最近一輪經濟波動,歷時已經9年,在2008年第四季度走過高峰,但遠未進入谷底。這輪波動時間長,開始時仍然是事后應對,但方向是提升。中間是事前應對,預防過熱,有壓有提。現在則是事后應對,確保發展速度。這樣的變化說明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更深,情況更復雜,因而也需要以復合性對策應對復雜多變的局面,不像前幾輪那樣單方向調控。
關于宏觀調控,有兩方面的問題值得討論,一是中央政府這幾次調控的效果,二是政府在經濟波動中所應起的作用。
改革開放之初的第一次調控,仍然延續以前的單純計劃經濟手段,雖然強制地平衡了供求矛盾,但對經濟抑制過猛。后來改用主要依靠綜合經濟手段是一大進步,但是力度不當,容易造成反彈。再往后則在調控力度和著力點上有新的進步,使得“硬著陸”變成“軟著陸”,調控效果趨于良好。最近一輪波動中交替采用不同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更是調控進步的表現。總之,在對于改革中出現的經濟增長和波動問題,堅持用改革的手段去解決。30年的較為平穩的持續、快速增長,年均增長9·8%,創造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奇跡,正說明中央政府的調控從總體上是成功的。
西方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理論主張盡可能減少政府對于經濟運行的影響,盡可能多地交給企業去決策,交給市場自身去調節平衡。中國也有一些學者對中國經濟波動持如此主張,認為政府只應扮演市場的“培育者和監管者”。另外一些學者通過回顧和總結30年的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正面贊許政府的調控作用和措施的進步。筆者認為,第一,一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應該參與或干預微觀經濟活動(諸如下達指令性計劃、批條子、拉項目等等);另一方面政府(主要是中央政府)必須承擔起宏觀調控的責任,在必要時運用各種資源和手段干預經濟走勢。第二,政府的調控應該更多地使用財政和貨幣政策,伴以法律手段,盡可能少地使用行政命令。第三,政府的調控應該,在措施上有保有壓,具有結構上的可操作性,盡可能避免“一刀切”,不搞“硬著陸”,減少反彈力度。這次美國政府的“救市”行動,被認為是對自由主義傳統政策的背離,甚至被譏為“社會主義”政策,也從反面說明了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三、對外經濟貿易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
對外經濟貿易對中國經濟波動的影響主要通過外國投資和對外貿易來實現。一方面是利用外資和外貿為中國經濟增長作貢獻當中直接影響經濟波動;另一方面是外資和外貿把世界經濟波動(主要是發達經濟體和與中國有密切經貿關系的相鄰經濟體的經濟波動)傳導到中國境內。
在國內外兩個市場分割或中國經濟與外部經濟聯系不緊密狀況下,中國經濟波動與世界經濟周期不具有直接的關系,即同步變動關系,但后者對前者仍然有方向和程度不同的影響。由于改革開放之初國內經濟總態勢是供給不足和投資沖動,造成出口增長難以滿足進口投資品的需要,所以一旦經濟過熱,必然出現大量外貿逆差。在1977—1981年這輪波動中,由于大量引進外國設備,1978—1980年三年的外貿逆差分別達到11·4億美元,31·2億美元和27·6億美元,當時曾有“洋躍進”之說。1982—1986年這輪波動中,外貿差額不但由正轉負,逆差還跳上三位數,1985年和1986年兩年分別達到448億美元和416億美元,創下空前紀錄。
從20世紀80年代未,一方面外貿體制改革調動了出口積極性,另一方面大力發展加工貿易,使得進出口平衡局面得以逐步穩定。1990年以后,除了1993年出現逆差701·4億美元外,其他年份都是順差,且上升很快。1995年達到1403億美元,1998年達到3597億美元。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1999年順差回落。1999—2003年(最近一輪波動的上行區一段)增長緩慢。經過恢復,到2005年躍上8000億美元臺階,到2007年躍上20000億美元臺階。
展示改革開放以來30年中國出口額環比增長率與GDP環比增長率的走勢對照。由于我國沒有編制進出口物價指數,出口額增長率是按現價計算的,為保持一致,GDP增長率也按現價計算。從整個30年期間看,兩者走勢之間看不出相依關系,經計算兩者相關系數為0·12。而自2001年起的7年中,兩者走勢表現出較為清晰的同向變化,經計算兩者相關系數為0·56。之所以GDP增長與出口增長大致同步,是因為中國在入世后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加深。
外貿依存度上是測定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對外貿依賴程度的指標。從看,中國外貿依存度1985年跨上20%的臺階,1991年跨上30%的臺階,2002年跨上40%的臺階,然后迅速逼近70%。這么高的外貿依存度一方面對國內經濟是強有力的推動因素,另一方面外部經濟波動向國內的傳導作用也增強了。2007—2008年上半年,國際市場糧食、能源和鐵礦石等初級產品價格大幅度上揚,給中國造成了輸入式通貨膨脹和成本推動式通貨膨脹。如果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經包括貿易等的渠道傳導到境內,給中國經濟發展造成了一定的副作用的話,那么最近到來的世界性金融危機導致中國主要出口伙伴的需求大跌,造成中國出口乏力乃至單月份的同比負增長,對整個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產生了一個相當大的副作用。貿易依存度不斷提升乃至達到目前過高的程度,是多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外貿政策的產物。過高的貿易依存度意味著外部和內部經濟失衡的風險高,這在目前已有共識。
外資對一國經濟波動的影響主要是投機性資本或曰熱錢,其流動性、易變形和投機性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都能夠形成沖擊力量。在不少新興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國際資本看好經濟增長而大量流入,導致國內出現經濟泡沫、貨幣升值打擊出口,從而最終使經濟基本面因素惡化,外資抽逃導致貨幣貶值和金融危機,這樣的案例屢見不鮮。在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來,投機性資本的流向主要為外向,即資本外逃。到亞洲金融危機時,因為預期人民幣貶值,資本外逃量達到高峰。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出于對人民幣升值的期望,投機性資本的主要流向又表現為內向,大量熱錢涌入加劇了國內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而當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危機后,投機性資本又呈撤離趨勢,這股熱錢外流和直接投資企業撤資合在一起,給國內經濟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熱錢的國際流動既可以通過投資途徑也可以通過貿易途徑,惟其數量很難準確計量,大多數學者也只是估算。劉樹成等(2005)認為熱錢屬于非FDI,并提出測算非FDI的方法,即以國際收支表中儲備變動額減去經常項目差額,再減去FDI差額。國際收支統計的金融賬戶分為直接投資、證券投資、其他投資和儲備資產。上述算法是把證券投資和其他投資都歸為非FDI,但其中有多少是正常的證券投資和信貸往來,又有多少是熱錢,很難分清楚。美《商業周刊》2006年5月29日刊登文章說,經過大量的假定和推斷得出:2005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只有350億美元,另外670億美元是隱藏的非貿易資本流入。Ferratino等(2008)提出在中美貿易中進出口商通過低報或高報通關數據,來達到其規避國內稅負和關稅、轉移價格和洗錢的目的,并對這種行為給雙邊貿易數據差異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實證。
還有一個貿易貢獻和拉動作用的測度問題有待于糾正。有關方面按照本文前面列出的支出法GDP的組成公式分別測度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對GDP增長的貢獻和拉動作用,其中貢獻率=各分項增量/GDP增量,拉動系數=GDP增長速度×貢獻率。這樣的算法對于投資和消費沒有問題,但對于貿易則欠妥。這等于說貿易順差對GDP是正面貢獻和正向拉動,而貿易順差對GDP是負面貢獻和反向拉動;貿易順差越大對經濟發展越有利。其實如本文前面所說,并非貿易順差越大對經濟發展越有利,我們不需要片面追求巨額貿易順差。貿易差額是出口和進口雙向流動造成的,即使出現逆差,也不能簡單地認為對經濟發展具有副作用。關于貿易貢獻和拉動作用的認識,需要將出口和進口分開看,還需要進一步將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分開看。只是這樣的測度很復雜,目前尚未研究出來實用的指標和公式。李軍(2008)推導出來計算出口和進口對GDP貢獻率的兩個公式,但其本人認為“從理論到實際測算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09年要“堅持擴大內需為主和穩定外需相結合,進一步增強抵御外部經濟風險能力”。“堅持加強政府調控和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促進,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內在活力”。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中大力拉動內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貿易結構,使對外貿易與GDP保持適度的平衡增長,適度降低貿易依存度,有利于減少外部經濟不利因素向國內傳導的力度,有利于中國經濟繼續保持平穩、快速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