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與國際競爭力關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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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碳排放和溫室效應導致氣候異常變化是一個全球性的公共環境問題，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聯合國和一些國家政府及非政府機構開始組織、協調全球溫室氣體減排工作，包括成立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通過建立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分配碳排放配額、創設碳排放交易市場等途徑，遏制碳排放量過快增長。但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受氣候變化影響程度不同，實施碳減排的經濟基礎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動機也不同，加之完成碳減排目標與國家利益存在各種沖突，都使得國際碳減排合作是一個多方利益博弈的過程。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各國針對如何建立國際碳減排機制的激烈爭論，表面上是歐美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碳減排分配方案的爭議，實質上是各國爭奪發展權和國際經濟新秩序的主導權。各國發展低碳經濟過程中，通過低碳技術創新，發展新能源產業，完善低碳經濟市場機制，提高碳減排能力，并且嘗試在國際貿易中征收碳關稅，設置綠色貿易壁壘，希望在國際低碳經濟領域掌握主導權，以獲取國家最大經濟和政治利益。可以說，國際低碳經濟競爭已經成為覆蓋政策、技術、資本和產業的全方位競爭，并且上升為國家戰略利益的競爭，低碳經濟競爭已經成為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競爭的重要內容。
國外很多學者從產業發展的角度，研究了發展低碳經濟對國家競爭力的影響，AllenTyrchniewicz研究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對加拿大農業國際競爭力的影響。[1]HengChiLee和BruceA．MeCarl研究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對美國農業的影響。[2]PongsakK和TetsuoT等人研究了能源價格不確定性條件下，碳稅政策的制定及其對產業發展的影響。[3]AnnetteB和IsabelC認為氣候變化對經濟發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從動態和靜態兩個角度分析了技術創新對歐盟國家低碳經濟競爭力的影響。[4]國內學者也開始從國際競爭的角度研究低碳經濟，張中祥認為實施碳稅，盡管對某些產業可能在短期內造成嚴重影響，但對國家競爭力的損失并不明顯。[5]陳曉春和陳思果主張大力培育和提升低碳競爭力，能為企業和國家逆勢發展提供有效支撐和不竭動力，也是企業與國家規避綠色貿易壁壘的有力武器。[6]周建成把低碳競爭力界定為在節能減排目標的指導下，企業通過采用可持續發展戰略、低碳技術和清潔生產方式，率先生產、開發、利用比競爭對手具有更低污染、更低排放、更低能耗的產品與服務，從而持續獲得競爭優勢的能力。[7]一個國家既有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迫切需要，又面臨著資源、能源、環境的約束，現在又面臨履行碳減排的國際責任和壓力。發展低碳經濟對產業發展及其國際競爭力有何影響，進而如何影響國家競爭力，本文試圖探析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二、低碳經濟與環境保護
“低碳經濟”是一個與氣候變化相聯系的范疇，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直到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8]才把低碳經濟作為一個正式概念提出來，并迅速在世界廣泛傳播，但對于低碳經濟內涵和定義，到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意見。有的觀點從低碳本意出發，認為低碳經濟是相對于高碳經濟、相對于傳統能源、相對于人為碳排量大，實質是能源效率和能源結構問題，因此，這種觀點認為，發展低碳經濟主要是節能和改善能源結構,降低能源碳密度。另外一種觀點從物質流過程出發，認為低碳經濟就是經濟生命周期全過程中的碳減排和增加碳匯,在物質流的輸入環節、轉化環節和末端環節中提高能源生產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增加碳匯，這兩種是狹義的低碳經濟定義。更多的是從廣義角度來定義低碳經濟，有的觀點認為低碳經濟與人類社會發展的階段有關,是產業結構中服務業的比重超過第二產業、人文發展和碳生產力同時達到一定水平下的發展過程與形態。也有觀點把低碳經濟看作是低碳發展、低碳產業、低碳技術、低碳生活等經濟形態的總稱,不僅是一種企業盈利及生存模式，還是一種社會存在和社會制度發展的狀態，強調社會管理機制、社會生活方式在低碳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得到廣泛認同的定義是以能源高效利用和清潔開發為基礎，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本特征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質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創建清潔能源結構，核心是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發展觀的轉變。[9]
其實低碳經濟是人類對當前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需要改變當前經濟發展過度依賴資源能源的消耗，以及由此造成自然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希望在人、社會和環境之間建立一種更為和諧的關系。低碳經濟的發展模式就是運用低碳經濟理論來指導經濟活動,將傳統經濟改造成低碳型的新經濟模式，其內在要求是實現人類社會系統過程的各個單元在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條件下和諧共生，提升能源的高效利用、推行區域的清潔發展、促進產品的低碳開發和維持全球的生態平衡，告別不可持續的高碳經濟發展時代，實現一種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可以說，低碳經濟是繼人類社會經歷過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生態文明，是人類社會繼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所以，最理想的低碳經濟是一種能夠提高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盡可能地減緩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同時又能最大限度發展生產力，提高人類發展水平的經濟形態，同時兼顧代際公平和代內公平，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隨著人們對環境和經濟關系認識的深入，環境問題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越來越清晰，一方面，兩者相互制約，經濟的發展要受到環境、資源的約束，經濟發展方式對環境也有顯著的影響；另一方面，兩者相互依托，相互促進，如果在經濟發展中合理利用自然資源，運用經濟成果為環境保護提供技術、物質支持，又可以促進生態平衡。越來越多的國家受到經濟全球化影響，環境保護對國內經濟的影響必然會反映到國際經貿關系上來。環境保護改變了各國經濟發展的條件和國家貿易條件，也影響了各國的生產分工和產業轉移，對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產生不可忽略的影響。對環境保護與國際競爭力的關系，目前有三種比較重要的理論假設。一個是“環境競次理論”（racetothebottom）[10][11][12]，該理論認為不同國家或地區對待環境保護問題上的行為類似于“公地悲劇”的發生過程，如果由于采取嚴格的環保標準，可能導致產業向環保標準較為寬松的地區轉移而產生失業、投資減少和工資降低等問題，每個國家都更愿意采取比其他國家更為寬松的環保政策，以使自己處于有利的國家競爭地位，這樣的結果就是每個國家都會采取比沒有國際競爭情況下更次的環保標準。第二個是“污染避難所假說”(hypothesisofpollutionhaven)或者“產業區位重置假說”(hypothesisofindustriesrelocation)[13][14]。存在貿易競爭的國家之間環保標準和執行力度不同，特別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環境保護力度有很大差異，很多發達國家的產業由于在本國生產要承受的環境成本比較高，為了追求最大化利潤，會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以便獲得成本優勢。這種追求環境成本差異而轉移的產業，大多是資源消耗高、污染嚴重的產業，因此發展中國家也就因此成為了污染者的“樂園”，是世界污染和污染密集產業的“避難所”[15]。第三個是“波特假說”(Porterhypothesis)[16]，認為有效的環境政策將刺激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從長期來看，由于環境的壓力，企業在加大環境保護投資的同時，也在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等活動，反而會使企業擺脫資源稟賦的約束，能夠創造競爭優勢提高企業競爭力。
盡管二氧化碳本身不是污染氣體，但以二氧化碳為主的溫室氣體大量排放會加快氣候變化，對環境和經濟活動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發展低碳經濟形式上是一個關注氣候變化環境問題，內容是通過新能源技術和減排技術的創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效控制碳排放，減緩氣候變暖速度，發展低碳經濟也是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發展低碳經濟的重要內容是調整傳統經濟結構，發展新興工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實施過程是各國爭奪碳排放權和國際發展空間，提高國家競爭力。
三、低碳經濟與國際競爭力
（一）低碳經濟與產業轉移
隨著能源消耗總量持續快速增長，空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越來越高，國際碳減排形勢變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嚴峻，不管碳減排任務分配的國際談判結果如何，各國都會面臨越來越大的碳減排壓力，必然會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對能耗較高的產業和企業進行能源約束或征收碳排放稅。受此影響，相關產業和企業的產出就會下降，生產成本上升，導致利潤下降。碳減排壓力越大的國家，政策措施越嚴格，對產業的影響越大，特別是能耗較大的產業，受影響程度更大。由于國際碳減排機制的雙軌制和靈活性，各國碳減排政策不協調，政策標準和實施力度有很大差異，對國內產業發展的影響程度不同，就會促進資本跨國流動和產業轉移。
為了盡量避免能源約束和碳稅帶來的不利影響，逐利的資本就會從碳減排壓力較大的國家轉移到碳減排壓力較小的國家，從碳減排政策更嚴格的國家轉移到碳減排政策更寬松的國家。從行業來看，高能耗和高碳排放產業由于受到碳減排政策的影響更大，更容易出現跨國轉移。所以，發展低碳經濟步調較慢的國家更容易承接到其他國家的產業轉移，吸收資本和技術促進本國經濟發展，而發展低碳經濟步調較快的國家，特別是碳減排壓力較大的發達國家，如果實施嚴格的碳減排政策，國內很多產業就容易轉移出去，不但影響經濟發展，還會帶來工人失業等一系列問題，這也是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共同承擔碳減排任務從而使國際碳減排任務分配發生激烈博弈的主要原因。當然，產業轉移除了受到低碳經濟政策差異影響以外，還會受到其他條件的制約，首先就是要比較跨國轉移前后的利潤率，因為轉移到寬松政策國家雖然可以降低能源約束和碳稅帶來的不利影響，但也可能面臨喪失市場和技術支持等其他不利條件，只有在兩方權衡更有利的情況下，資本才愿意跨國轉移。另外一個條件就是產業轉移接收國家必須具備一定的資源基礎，包括充足的能源供應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支持。低碳經濟發展趨勢不可避免，而國際碳減排機制的雙軌制或多軌制還會持續存在，由此造成的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高耗能產業就會繼續進行，規模會越來越大。但是國際碳減排機制中碳排放權交易和清潔發展機制（CDM）會在一定程度上削減這種趨勢，因為有硬性碳減排義務的締約國的企業，可以通過交易市場購買碳排放額度，或者購買沒有硬性碳減排義務的非締約國實施碳減排項目的CERS(經認證的碳減排量)，可以算成是自己的碳減排，就可以降低國內能源約束和碳稅的影響。如果碳減排額度的購買費用低于碳稅帶來的成本上升，就沒有必要轉移了。另外，發達國家如果開始實施碳關稅，會增加來自發展中國家產品的障礙，發達國家企業如果想通過產業轉移來規避國內碳稅的話，則又會面臨碳關稅的壁壘，為了國內市場的考慮，產業轉移的吸引力則大大降低。另外，作為低碳經濟重要內容的清潔能源，也可以發揮太陽能、風能、水利、潮汐和生物質等自然資源的稟賦優勢，吸引資本和技術投入，發展清潔能源產業，促進經濟增長。
（二）低碳經濟與技術進步
實現碳減排的主要途徑就是節約化石能源消耗、使用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對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進行捕集、存儲和利用，這都有賴于技術進步，技術創新在低碳經濟中發揮基礎性作用。新能源是在新技術基礎上開發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新能源是低碳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未來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能源基礎。各國為了完成碳減排目標，發展低碳經濟，必然會加大對低碳技術的研發投入，推廣低碳技術應用。其他領域生產由于受到能源約束，也會通過技術進步彌補影響，提高生產效率，保障其資本收益水平。
低碳經濟作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對于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可以從外部驅動和內部驅動兩個方面來看。從內部驅動來看，企業生產目的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就算是沒有低碳經濟政策的約束，企業也有通過技術創新來節約能源降低成本的內在動力，只是從成本角度來看，傳統化石能源具有成本優勢，使得企業不愿意采用更為昂貴的新能源。隨著低碳生產和低碳生活模式得到越來越廣泛的認可，低碳意識在生產、流通和消費等領域逐步滲透，低碳生產和低碳經營已經成為企業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很多企業開始把應用低碳技術作為獲得公眾認可的途徑，特別是通過低碳技術創新，企業在融資、政府扶持、獲得同行信賴、贏得消費者認同等方面獲得優勢，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企業更加注重其低碳經營形象，具有低碳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發展低碳經濟將催生新能源、環保等一系列新的產業，具有開拓性的企業會抓住機遇，開辟新的生產和服務領域，掌握主動權的關鍵在于自主創新和技術進步，企業為了獲得在新領域的競爭力，也會主動進行低碳技術的自主創新，甚至利用技術創新設置行業壁壘，限制其他企業進入，通過阻礙資本流動以獲得壟斷利潤。企業進行低碳技術創新也會面臨不少阻力，主要來自技術創新風險，低碳技術研發需要額外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增加了企業生產成本，作為新的技術創新領域，低碳技術本身還具有高風險性，在技術研發和應用的初期階段，表現出高成本、低收益的特征，難以與現有比較成熟的生產技術進行競爭，加大了企業低碳技術研發的難度。另外，如果成功的創新技術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很容易被別的企業模仿，從而會喪失創新帶來的技術優勢，打擊企業低碳技術研發的積極性。當然，隨著低碳技術的日益成熟和廣泛應用，這些阻力會逐步變小，發展低碳經濟促進企業技術自主創新的作用會越來越明顯。
從外部驅動來看，低碳經濟政策的實施迫使企業不得不轉向技術創新，首先是傳統能源約束、能源價格和碳稅等政策作用，加大了企業的生產成本，為了追逐利潤，企業只能通過技術創新來改進生產工藝，提高生產和管理效率，才能完成節能任務，或者抵消低碳政策帶來的成本增加。其次，政府為營造低碳技術創新環境，就會通過財政、金融等手段鼓勵企業技術創新，包括直接科研資助、信貸優惠、政府采購和財政補貼等扶持政策，這些政策和措施作為一種外生的驅動力量從不同側面提高了企業低碳技術創新的積極性。這種刺激效應的大小也是受到多種因素影響，關鍵在于政府扶持政策的力度大小和持續時間長短，以及給社會帶來的預期，如果政策力度太小或者存在不確定性，對企業的刺激作用就不會明顯。最后，技術創新已經成為競爭優勢的重要來源，低碳技術創新將成為企業在低碳發展模式下競爭的重要手段，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加大低碳技術的積累和應用，充分利用新的低碳技術與管理方法，采取積極主動戰略去應對新的競爭，才能提高其整體競爭力。
（三）低碳經濟與競爭優勢
低碳經濟首要的就是降低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化石能源相關產業的發展必然受到影響，企業由于節能設備或改用其他能源的投入增加了資本沉淀。由于當前技術水平的制約，太陽能、核電和風電等新能源成本較高，大量使用新能源必將增加企業生產成本，特別是高耗能產業的生產成本將大幅度提升。一個國家或地區碳減排任務越大，節能減排的壓力越大，企業生產成本提高越明顯，產出下降的幅度就會更大。化工、冶金、制造、建材等高耗能行業的產出降低和成本上升，通過原材料的傳遞效應進而會影響到整個社會的產出水平和物價水平，會對宏觀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碳稅作為一種價格調節手段，會提高能源價格，有利于各行業節約使用能源，但傳導作用會影響經濟產出，特別是能源消耗大的行業受到影響非常明顯。鄭玉歆[17]認為如果中國征收碳稅，短期內產出下降最大的部門五個部門分別是采煤、天然氣、煉焦等能源產業和紡織、服裝輕工業,其中采煤部門產出下降幅度達到10.68%，長期產出受到影響最大的部門是采煤、天然氣、煉焦、石油加工和金屬冶煉行業。魏濤遠和格羅姆斯洛德[18]認為中國征收碳稅雖然可以使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但會使中國經濟惡化，經濟代價十分高昂。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課題組[19]認為，開征碳稅會使GDP下降，使各行業的產出、出口下降，隨著時間推移，影響程度越來越大。張明喜[20]則認為碳稅可以使我國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幅度下降，雖然對各行業產出有負面影響，對經濟影響不大，而且長期影響越來越小。
從國際比較優勢來看，發展低碳經濟使依賴化石能源出口以及高耗能產業產品出口的國家受到很大影響，控制化石能源使用、使用清潔能源或者征收碳稅都會使產品成本上升，降低比較優勢，化石能源豐富的國家其資源稟賦優勢逐步喪失。實施低碳經濟政策可能導致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正是基于這種考慮，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不愿意過多承擔碳減排任務，各國甚至競相放寬碳減排目標，不愿意嚴格執行低碳經濟政策。同時，由于各國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和技術水平有很大差異，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處于不同地位，產業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不同，造成各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基礎條件和動力各不相同，體現在國際貿易中就引發了碳關稅等貿易壁壘，由此產生新的貿易保護主義。發達國家基本完成了工業化進程，進入后工業化階段或者信息化發展階段，第二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較小，生產中的能源需求相對較小，能源消耗強度比較低，而交通等消費性的能源消耗比較大，加上較好的生態環境，具有發展低碳經濟的有利條件。在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一般出口技術密集型產品和服務，能耗低、附加值高，進口的產品多是高能耗、附加值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或資源密集型產品，如果各國都要完成碳減排義務的話，發達國家的產業受碳減排的影響比較小，具有低碳發展模式下的國家競爭優勢。而且發達國家還基于氣候變化的全球性危機，要求甚至逼迫發展中國家也承擔碳減排責任，其手段就是開征碳關稅，對進口商品在生產、運輸、存儲過程中承載的碳排放征收額外關稅。因此，發達國家在享受發展中國家豐富的廉價物質產品的同時，卻要發展中國家承擔因為商品生產而大量消耗能源和排放二氧化碳的責任，并且還可以據此設置貿易壁壘，削弱其他國家的競爭力。
綜上所述，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緩解能源危機、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的重要內容，也是通過技術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契機。國際碳減排機制的制定和完善過程中，各國低碳經濟政策對產業發展、國際貿易條件和國際競爭力產生影響，將改變國際貿易格局。發展低碳經濟是大勢所趨，一個國家如果實施嚴格的低碳政策，從短期來看，能源約束和征收碳稅會增加生產成本，降低比較優勢，促使產業外移，不利于國際競爭。但如果對不承擔碳減排義務國家的產品征收碳關稅，又能夠形成貿易壁壘，在一定程度上保護本國產業發展。從長期來看，技術創新、新能源產業發展和環境的改善有利于產業轉型升級，不但減少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還能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率，從而形成競爭優勢。所以，發展低碳經濟對國際競爭力的影響程度，取決于國內經濟條件和技術創新能力，發展低碳經濟、提升國際競爭力的途徑在于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產業優化升級，占據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優勢地位，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碳排放強度，實現經濟增長和能源消耗脫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