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經濟的環境犯罪刑事責任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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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環境污染刑事責任制度現狀

（一）我國環境刑事責任的現狀

1.在犯罪構成上，懲罰重點在于嚴重污染環境和破壞資源的行為，沒有對整個生態系統予以有效的刑法保護。

2.考慮到非法人范圍在經濟生活中對環境的危害問題也比較嚴重，我國在法人犯罪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單位犯罪理論，認為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單位也可以成為環境犯罪主體。

3.我國環境刑事立法要求環境犯罪的成立主觀上必須具備故意或者過失。從我國刑法規定的環境犯罪來看，主觀上多為故意。在“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這一專門規定環境犯罪的章節中，只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屬于典型的過失犯罪。目前，我國刑法尚不承認嚴格責任原則。

（二）環境刑事責任制度存在的缺陷

1.環境刑事責任原則不明確

環境刑事責任的原則是指指導環境刑事責任認定及歸結所應遵循的基本原則，是人民法院對環境犯罪及其所產生的環境刑事責任進行判斷和認定，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所依照的基本準則。環境犯罪是一種不同于其他犯罪的新型犯罪，有其獨特的犯罪構成和處罰規則，環境犯難以適用傳統的刑法基本原則。而我國沒有明確環境犯罪適用的基本原則，沒有規定處罰危險犯、嚴格責任原則等，導致了司法實踐中不能及時追究環境犯罪人的刑事責任，造成環境法益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尚無關于環境犯罪危險犯的原則規定，就無法對環境犯罪的危險犯追究責任。危險犯是指行為實施了污染或破壞環境的行為，從而造成了一種環境危險狀態，對環境或人身、財產構成了嚴重威脅。懲治危險犯原則，把環境犯罪制止在危險狀態剛剛露頭之時，可以避免危險發生所做的事后救濟。同時，更有利于發揮刑罰的預測、指引和懲罰作用。一般來說，破壞環境犯罪中的因果關系比較簡單明了，只要遵循傳統的因果關系就可以判明。而污染環境犯罪中的因果關系問題的判斷就比較復雜，涉及到被排放的污染物質、危害結果、二者的因果關系確定，在實踐中卻有難度。而我國法律目前對因果關系推定原則沒有明文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對某些環境污染行為已經在逐步運用這一原則。鑒于環境污染案件因果關系認定困難，為了有效制裁環境犯罪，及時避免環境再度惡化，再追究環境污染行為人刑事責任時可以采用因果關系推定原則并加以立法明確。嚴格責任最早出現在民法中的侵權領域，是為了追究沒有主觀過錯或難以證明主觀過錯的侵權行為者的侵權而設立的。只要證明環境犯罪被告人，實施了破壞環境法益的某項應收刑法保護的禁止行為，而不要求證明犯罪過錯的存在，就可以認定為犯罪。嚴格責任原則有利于行為人去盡更多的注意以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并可以阻止他人進行同類犯罪，更有利于完善我國環境刑法具有重要意義。

2.罪過方面上的缺失。根據刑法理論,危害環境犯罪必須是在一定的主觀罪過的支配下實施的危害環境的行為。根據我國《刑法》第15條的規定，可將環境犯罪過失分為環境犯罪的疏忽大意的過失和環境犯罪過于自信的過失。前者指行為人應當預見到自己危害環境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環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沒有遇見，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心里態度。后者指行為人已經預見到自己危害環境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環境的結果，但輕信能夠避免，以致發生這種結果的心里態度。我國目前的沒有明確危害環境行為實施者的主觀故意和過失，而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確，過失處罰的范圍是隨著社會狀況、規范意識的變化而變化的。”目前，只有少數被明文規定的過失行為才是犯罪，才應當受到處罰。在這類過失犯罪中，一般對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行為人能夠正確地認識事物，正確地認識到自己一定的行為和危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作出正確的行為選擇，避免環境危害結果的發生。但由于行為人在自己故意或過失意志的支配下，采取了環境不負責任的態度，實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為，造成了嚴重的危害結果。在過失犯罪造成嚴重危害結果的情況下，從犯罪構成的角度看，存在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因此有理由讓行為人對侵害環境法益的行為所造成的嚴重后果負刑事責任，以達到預防環境犯罪的目的。而我國只有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屬于典型的過失環境犯罪，而其他環境犯罪主觀上多為故意，這樣不會產生刑罰的威懾力。

二、對國外先進環境犯罪刑事責任制度的有益借鑒

（一）刑事保護的范圍應該更全面

部分國家刑法以污染的環境要素為標準劃分，將污染環境犯罪分為大氣污染犯罪、水體污染犯罪、海洋污染犯罪、土地污染犯罪、噪音和廢物污染犯罪，如美國、英國、巴西、俄羅斯、奧地利等。而我國1997年刑法在環境犯罪的設定上邁出了一大步，但仍不全面，范圍受到限制。關于環境躁聲污染、污染海洋以及破壞草原等仍屬于立法盲區。筆者認為應該在環境刑事立法中將這些未涵蓋因素予以立法保護，才能做到真正全面有效的保護環境。

（二）法人負刑事責任

在危害環境罪中,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是自然人或法人。隨著經濟、科技和工業的發展,以生產經營為目的的法人危害環境的行為日益增多。如何更好地預防法人危害環境的行為，各國出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單位或法人責任問題突出，以單位或法人作為主體的刑罰方式，唯罰金刑或財產刑更為適宜。在法人是危害環境罪的行為人時，一般由法定代表人、負責人和相關的直接責任人和法人共同承擔刑事責任，如日本在《公害罪法》中關于法人的處罰的規定。法人代表、負責人和相關責任人處于與法人共同負刑事責任的地位，更可能在法人實施危害環境行為時更及時、盡可能地阻止該行為的發生。在美國，環境犯罪通常是指以獲取經濟利益為目的而從事的違反法律規定的各類活動，所以從根本上壓制住潛在違法者的犯罪意圖，起到預防環境犯罪的作用。

（三）注重罰金刑的適用

逐漸提高罰金刑在刑罰體系中的地位并且提高罰金刑的適用率已成了現代刑法轉換機制的一個重要突破，在危害環境犯罪的立法中也有所體現。當自然人和法人成為環境犯罪的主體時，對他們采用判處罰金為起點刑比較合適。先進的西方刑事立法國家在有關危害環境罪的立法中，均將罰金刑納入重要刑罰規定之一，如日本的《公害犯罪法》、美國的《清潔水法》和《清潔空氣法》都有罰金刑的規定。為減輕犯罪人經濟壓力，鼓勵犯罪分子改過，有的國家還規定對危害環境犯罪的犯罪分子可判處罰金刑的同時緩期執行的制度，這就是罰金刑的緩期適用制度。即對被判處了罰金的犯罪人，規定一個考驗期，在此考驗期內如果沒有再犯新的環境犯罪則原判罰金可不再執行。例如，加拿大在對實施環境犯罪的個人或公司處以罰金之外，還制定了行政罰款制度。設置行者罰款的目的是一個可替代對現存執行手段的一種補充。筆者認為這種制度有助于對環境犯罪分子的教育改造，并且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刑罰經濟原則。

（四）建立有力的執法部門

美國建立了一個強有力的執法部門，為保障環境刑事責任被落到實處。在美國，環境和自然資源局隸屬于司法部，專門負責環境及自然資源保護的相關民事、刑事責任的調查工作,它的前身是1909年成立的公共用地局，美國早在20世紀80年代建立了環境執法局和環境犯罪調查局，以強化環境保護力度。美國環保局下設有專門的環保執法監察辦事機構，該機構下也設有若干執法部門，其中一個部門專門負責環境犯罪執法和培訓。該部門為美國環保局的官員及其相關部門提供與日常環保執法相關的專業訓練。環境局把有環境違法行為的公司名字加以披露使這些公司形象上受影響，并在環境部的網站和他們主辦的《公司表現報告》的顯著位置公布一些公司更為嚴重的環境違法案件。

三、完善我國環境犯罪刑事責任制度的建議

（一）建立寬嚴相濟的環境刑事政策

隨著環境刑法理論的深入發展和不斷完善，民眾對環境法的價值理念逐步發生了轉變。從泛刑法化到非刑法化思想的取代，環境刑事責任方式的選擇指向反映環境犯罪的輕刑化發展的總趨勢。環境犯罪的刑事政策是環境政策的有機組成部分，環境犯罪的刑事政策是刑事政策在環境領域的具體化，也是環境政策在刑事領域的具體化。“處罰的早期化、處罰的嚴厲化、處罰的擴大化是危險社會刑罰表現出特征。”建立寬嚴相濟的環境刑事政策，體現了環境犯罪的輕刑化趨勢，我國應貫徹寬嚴相濟的基本刑事政策。同時，合理設計環境犯罪刑事政策，給予環境犯罪理性處罰。環境犯罪是一種破壞社會管理秩序的犯罪，其針對的是環境法益，相對其他類型犯罪而言是一種輕罪。因此，環境犯罪刑事政策總體理念應是法網嚴密，在具體懲罰上以寬緩為主，構建嚴而不厲的刑事政策。近年來，有學者提出對環境犯罪要設置無期徒刑和死刑。筆者不贊同這個觀點，應該堅持以寬為主，這不僅符合環境犯罪的實際情況，同時也符合世界趨勢。換言之，環境刑法具有謙抑性，“并非所有的環境侵害必須受到刑罰的制裁”。

（二）明確環境刑事責任的責任主體

根據承擔刑事責任的主體屬性及特征劃分,可以將環境刑事責任分為自然人刑事責任和法人刑事責任。環境犯罪的自然人主體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實施了危害環境的行為且應當負擔環境刑事責任的自然人。即只要年滿16周歲且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就能成為環境犯罪主體。但自然人基于自身利益需求和行為能力的考量，對污染型環境犯罪則可能超出單個自然人的能力范圍或不符合其追逐利益的動機，因此，實踐中多為法人實施。環境犯罪的法人主體是指實施了危害環境犯罪行為，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公司、企業、機關團體、事業單位。與自然人環境犯罪相比,法人環境犯罪具有更大的犯罪能量，對生態環境和人體健康造成的危害更大。多數國家逐步在立法中規定了法人犯罪應該承擔的刑事責任,在實踐中對法人犯罪采取雙罰原則。通常做法就是對法人判處罰金刑且將罰金用于環境保護事業上。環境犯罪的主體已經逐步擴大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戶、個體工商戶、不作為的行政環境單位及其公職人員等。他們不具有法人資格，刑法沒有明文規定對這些主體的處罰方式,而僅僅處以行政處罰，這于對環境造成的重大損害不成正比。為了防止環境犯罪的責任主體逃避刑事法律追究，應當完善相應的環境刑事責任主體，彌補環境犯罪主體過窄的法律漏洞。

（三）環境刑事責任中的被害人維權

現代環境犯罪刑事政策不僅要關注對加害人犯罪的懲罰和預防，也應該重視對被害人的權利救濟。環境犯罪侵犯了一定區域內居民、消費者或勞動者的環境享受全、生命權或健康權，被害人會發出強烈的權利訴求，呼吁減少公害、保護環境，積極采取行動維護自身權益。在與加害方交涉的過程中，被害人由于情況緊急、愿望迫切、情緒驚動等原因可能實施某些非常態化的行為，這些行為再生么范圍內能作為正當化事由而被免責，是環境犯罪中的一個新課題。我國《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六條對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罪狀做了較大修改，但仍以達到“嚴重污染環境”的程度作為構成要素。所以，當某一工廠、企業違反國家規定，向自然界排放有毒有害物質，具有了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公司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的現實危險的，重要的環境權已面臨直接威脅。此時，如果可以采取正當防衛手段，則會避免出現環境質量下降甚至更嚴重的環境災難。因此，理論上被害人應該可以對《刑法》第339條、第341條第1款和第344條規定的危害環境行為進行防衛。但對此種正當防衛行為也要加以必要限制，只有當加害人著手實行危害環境的行為，具有侵害環境權的重大危險時，才有必要實施防衛行為。

作者：劉文燕李德鵬單位：東北林業大學文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