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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論壇雜志》2016年第二期
摘要:
全球價值鏈下,越來越多的服務通過物化在商品中實現了可貿易,一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不僅包括服務本身跨境流動價值,還包括商品跨境流動中所隱含的服務價值?;谫Q易增加值角度,測算1995—2011年中美兩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及其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后的變化及發展趨勢,研究表明:中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尤其是境內服務含量)明顯低于美國,而境外服務含量高于美國,中國服務出口增值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有待提高;服務業和建筑業的出口服務含量最高,除電力、煤氣和水供應業外,中國各行業出口的境內服務含量均低于美國;中國總出口中的境外服務含量主要源自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國服務處于行業價值鏈的相對低端位置;在金融危機影響下,中美兩國在出口服務含量整體收縮的同時境外服務含量相對上升,其服務國際化的步伐并未受到阻礙。
關鍵詞:
出口服務含量;貿易增加值;增加值貿易;出口增值能力;服務國際化;經濟服務化;全球價值鏈;金融危機
一、引言
服務業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拉動經濟增長和吸納就業方面發揮著突出作用。隨著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全球產業結構正在從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變,國際市場競爭的核心也從貨物貿易逐漸轉向服務貿易。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的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全球服務貿易總額98006.90億美元,同比增長4.4%。美國繼續保持全球第一服務貿易大國地位,服務貿易總額為11877.12億美元,同比增長3.3%,其中,服務出口7093.94億美元(增長3.2%),服務進口4783.18億美元(增長3.5%)。中國內地服務貿易總額為6069.57億美元,同比增長12.6%,其中,服務出口2234.75億美元(同比增長7.6%,居世界第五位),服務進口3834.75億美元(同比增長15.8%,居世界第二位)。作為服務貿易大國,服務業已成為中美兩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而隨著經濟一體化和產品內分工的深入發展,產品的生產和價值鏈條跨越國界,并根據不同國家的比較優勢形成了全球化布局。一國的出口產品往往已經不再是單純的本國產品,而是多個國家共同參與制造的全球化產品。生產的全球化在推動跨國貿易迅猛增長的同時,也使國際貿易的內容和性質發生了深刻變化:由傳統意義上的“貨物或服務貿易”轉變為以外包和模塊化為特征的“任務貿易(tasktrade)”或“增加值貿易”。尤其是在全球價值鏈下,產品從研發設計、生產制造到銷售及售后等各個環節都需要服務的介入,更多的服務通過物化在商品中實現了可貿易。所以服務貿易除了包括服務本身的跨境流動外,還應包括含有服務價值在內的商品的跨境流動(Grubel,1987)。
在此背景下,傳統的關境貿易統計法則顯得過于粗略和表面化,已經不能如實反映國際貿易的具體形式和實際規模,增加值貿易統計方法應運而生(Hummelsetal,2001;Koopmanetal,2010,2012;Daudinaetal,2011;Johnsonetal,2012)。該方法以貿易增量分析取代了過去的貿易流量分析,通過核算產品在各個生產和流通環節所產生的價值增量,從而準確全面地展示各國真實的生產與貿易狀況。服務含量分析就是將增加值貿易統計法引入到服務貿易核算中,在核算服務本身跨境流動價值的同時也核算商品跨境流動中所包含的服務價值。已有一些學者從增加值貿易角度對中國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蒲紅霞等,2015;李玉峰等,2015;戴翔,2015)及出口技術復雜度(張亞斌等,2015)等方面進行了研究,但從服務含量方面進行研究的文獻很少。Stehrer(2012)討論并區分了“增加值貿易”和“貿易增加值”這兩種增加值統計方法,認為采用這兩種方法所測算的貿易差額等于傳統貿易統計差額(不包含雙邊貿易),并將增加值進一步分解為各種生產要素(如資本和各教育層次的勞動)的收入。Stehreretal(2012)將貿易增加值和貿易中的要素含量分解成本地和國外兩部分,并使用WIOD數據對1995—2009年40個國家、35個行業的貿易增加值和要素含量進行核算,得出的結論是出口中的本地增加值含量趨于下降,金融危機后又有所回升,并且考慮到服務部門為生產制造業出口商品所創造的增加值,服務部門的作用和貢獻比在傳統貿易統計法下更為重要。郭晶等(2015)在剔除了進口中間投入的影響和考慮了物化在制造業出口中的服務業間接出口后,對中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進行重新估算,結果表明,中國服務業的國際市場占有率逐年上升,但表現出顯著的比較劣勢,尤其是資本、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具有很低的市場占有率和極強的比較劣勢。鄭國姣等(2015)在從增加值貿易視角考察中日貿易時,綜合考慮了服務業直接出口的國內增加值和制造業間接出口的服務業國內增加值,認為傳統貿易核算法低估了中日服務貿易結構的優化程度,兩國服務貿易互補性明顯。程大中等(2015)認為中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所占比重是傳統統計方法測算結果的兩倍,其中來自國內的服務含量占比在下降,而來自國外的服務含量占比趨于上升,尤其是來自美國、日本、德國、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服務含量較高。
上述幾位學者從貿易增加值角度,將貿易中的服務含量與傳統的服務業貿易進行了區分,并從理論模型構建及應用角度為中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研究作出了貢獻,不足之處是所采用數據時間區間較短,只到2009年,不利于對出口服務含量的整體把握。本文在對理論模型進行三產業部門現實拓展的基礎上,采用OECD-WTOTiVA數據庫的最新數據,對1995—2011年中美兩國總出口和分行業出口中的服務含量進行對比分析,以期發現中國服務出口的特點和不足,為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行業發展和貿易政策制定提供參考。除了模型拓展和數據選取上的進步之外,跳出傳統的服務業貿易分析框架,從貿易增加值角度對中美兩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展開較細致的比較分析,也是本文的貢獻之一。
二、理論模型構建
貿易增加值核算通常采用投入產出表方法。投入產出表也稱部門聯系表或產業關聯表,它反映了經濟系統各產業投入數量與產出數量間的相互依存關系,揭示了各產業間的生產聯系及產品的價值形成過程,從而可以更有依據性地追蹤產品的價值來源,把握不同行業的地位和作用。國際投入產出表展示了在生產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國、各行業間的投入產出關系。通過編制跨越國界的國際投入產出表可以把各國的國內產品生產和國民經濟核算數據同國際貿易數據結合起來,從而便于將各國產品納入到全球生產體系中發現并追蹤其價值增值的來源與去向,得到真實有效的貿易統計數據。其他行業間接出口的服務含量可見,在全球價值鏈下,各國各行業間相互依存,縱橫交織,不僅國內各行業間存在著投入產出關系,與國外行業間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生產聯系。所以一國產業的出口增加值中,不僅包含國內投入所產生的國內增加值,還包含國外投入所產生的國外增加值。同時,在國內增加值中,不僅包含本行業投入所產生的增加值,也包含國內其他行業投入所產生的增加值。具體到服務本身,運輸倉儲、批發零售、郵電通訊、金融服務、商務服務等活動貫穿于各行各業的生產和銷售過程中,只有綜合考慮各行業(不僅僅限于服務業)出口中所包含的服務,我們才能衡量出一國真實的出口服務含量,進而對該國服務的發展水平和國際競爭地位有更準確全面的認識。
三、中美兩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比較分析
2015年10月OECD-WTOTiVA(TradeinValue-Added)數據庫提供的最新數據中包含中國和美國1995—2011年的貿易增加值數據,可以用來分析全球價值鏈下中國和美國全行業及分行業出口中的服務含量及其構成情況,進而評估中美服務的境內增值能力和全球價值鏈地位。本文涉及的行業大類采用ISIC.REV.3標準:C01T05為農林牧漁業,C10T14為采掘業,C15T37為制造業,C40T41為電力、煤氣、水供應業,C45為建筑業,C50T95為服務業;其中服務業又主要劃分為五個小類:C50T55為批發和零售貿易、酒店和餐飲業,C60T64為運輸倉儲及郵電通信業,C65T67為金融中介業,C70T74為商務服務業,C75T95為其他服務業。
1.中美兩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比較表1列示了基于出口增加值角度核算出的1995—2011年中美兩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為了體現增加值貿易統計法與傳統貿易統計法的不同,我們在表2中列舉了同一時期傳統貿易統計法下中美兩國各行業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以作參照。整體來看,中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歷年均在40%以上,這一比重遠遠超過了傳統貿易統計方法下中國服務業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美國也是如此,從而證實了傳統貿易統計方法由于忽視了隱含在其他行業中的間接服務出口而低估了服務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和貢獻(Stehreretal,2012)。同時,美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明顯高于中國,體現了后工業化時代美國經濟結構服務化的事實。具體來看,中國總出口中的境內服務含量低于美國,歷年差距均在20個百分點以上,體現了中國服務較弱的境內增值能力;而中國總出口中的境外服務含量明顯高于美國,更多的服務投入品要從境外進口,體現了中國服務較弱的國際競爭能力。為什么中國服務業的整體開放程度不高,而中國出口品中卻有著較高的境外服務含量?鑒于中國服務業本身起步較晚,又存在一定程度的政策限制,服務業本身的進口中間投入品不多,但一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不僅包含服務業自身的直接服務出口,還包含其他產業的間接服務出口,我們初步推斷作為加工貿易和制造大國,更多的境外服務含量通過制造業進口中間投入進入中國,最終體現在總出口中。以金融危機為界,危機前后兩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呈現出一定的變化趨勢。通過表1可以看出,從2000到2009年,中國總出口中服務含量有所上升,其中境內服務含量明顯增加,說明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和服務業開放程度的擴大,中國服務的競爭力有所提高,越來越多的本地服務投入開始取代進口服務投入。從2009到2011年,中國出口中總服務含量和境內外服務含量均有所降低,出現了收縮現象,說明受金融危機的滯后影響,中國總出口中的服務成分整體降低。就美國而言,2008、2009年也是其出口服務含量的拐點。受金融危機的直接影響,2008年美國出口總服務含量和境內服務含量達到低點,2009年上升到高點后又呈現出下降趨勢,而境外服務含量在2009年達到低點后呈現上升趨勢。說明金融危機之后,美國出口服務含量整體收縮的同時出現了結構調整,境外份額相對上升。
2.中美兩國分行業出口中的服務含量比較表3從行業大類角度展示了中美兩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①??傮w來看,服務業是中美兩國出口服務含量最高的行業,其次是建筑業。其中中國農林牧漁業、建筑業、服務業出口中的服務含量遠低于美國;中國采掘業和制造業出口中的服務含量與美國相差不大;中國電力、煤氣、水供應業出口中的服務含量快速增長,在2008年趕上并超越美國。表4具體顯示了中美兩國分行業出口的境內、境外服務含量。整體來看,除電力、煤氣和水供應業外,中國各行業出口的境內服務含量均低于美國;而中國采掘業、制造業出口的境外服務含量明顯高于美國,其他4個行業的境外服務含量與美國差距不大。同時,中美兩國分行業出口服務含量在金融危機前后出現的明顯變化,也進一步解釋了總出口服務含量的變化。在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的影響下,兩國各行業出口服務含量尤其是境內服務含量呈現增速放緩或負增長的趨勢,但境外服務含量卻相對平穩甚至出現上升趨勢,說明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兩國服務均更加注重行業價值來源結構調整,服務國際化的步伐并未受到阻礙。結合表3、表4,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1)在農林牧漁業和建筑業中,中國出口服務含量低于美國的主要原因是境內服務含量過低,說明該行業的境內價值鏈條較短,行業服務化水平低,服務增值能力有限。(2)在服務業中,中國出口服務含量低于美國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境內服務含量過低①,說明中國服務業自身的價值增值能力沒有得到充分發揮,較多的服務業出口產品價值來自于其他關聯行業。(3)在采掘業和制造業中,中國出口服務含量雖與美國相當,但其中的境內服務含量明顯低于美國,境外服務含量較高,服務增值能力更多地來自境外而不是境內。這與這兩個行業普遍存在的“大進大出”的加工貿易模式有關,因為行業進口中間投入品中含有較多的境外服務增值,體現在行業出口中就包含了較多的境外服務含量。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為制造大國,中國生產性服務業不夠發達,更多的先進服務依賴境外進口的事實。(4)從電力、煤氣、水供應業來看,中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和境內服務含量快速趕上并超越美國,境外服務含量雖少,但也呈現出同樣的趨勢,體現了行業的服務化和國際化水平日益提升。
3.中美兩國總出口中的境外服務含量來源比較表5展示了1995和2011年中美兩國總出口中的境外服務含量中排名前十的來源國(或地區)所占份額②。整體來看,從1995到2011年,中國總出口中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務含量來源國(或地區)份額明顯高于美國,說明中國服務對外來服務的依賴程度較強。同時,中美兩國總出口中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務含量來源國(或地區)所占份額正在下降,體現了兩國對某一特定貿易國(或地區)服務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在中國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務含量來源國(或地區)中,日本、美國、中國臺灣、韓國占據了較大份額,其他六個也均為經濟發達國家(或地區)。而來自發達國家(或地區)的服務多處于行業價值鏈的高端,也即“微笑曲線”的兩端位置,說明中國服務與發達國家(或地區)相比,處于國際競爭弱勢地位,高端的服務含量需要從發達國家(或地區)進口。當然,隨著中國服務的日益發展壯大,中國出口品中源自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境外服務含量正在降低。而在美國出口的境外服務含量來源國(或地區)中,1995年,排名前十的除墨西哥外均為發達國家(或地區),其中份額超過1%的只有日本,為2.57%;2011年,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務來源國(或地區)中包含了中國、墨西哥、印度三個發展中國家,份額超過1%的有加拿大和中國,分別為1.37%和1.08%。境外服務主要來源國(或地區)及其份額發生的明顯變化,說明美國服務在日益高端化的同時,進口服務來源日益分散,對發展中國家的服務外包業務也在深入開展。中國需要抓住發達國家服務外包的機遇,快速提升自身服務的增值能力和競爭能力,繞過服務后起之國的“低端鎖定”陷阱,實現服務的跨越式發展。
四、結論與啟示
全球價值鏈下,增加值貿易統計法相對于傳統貿易統計法更能準確全面地體現服務的作用和貢獻。本文基于貿易增加值角度,對中美兩國出口中的服務含量進行分析和比較并得出以下結論:(1)中國總出口中的服務含量明顯低于美國,其中境內服務含量與美國的差距歷年都在20個百分點以上,而境外服務含量則高于美國,體現了中國服務較弱的出口增值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2)分行業看,服務業的出口服務含量最高,其次是建筑業;中國農林牧漁業、建筑業、服務業出口中的服務含量遠低于美國,除電力、煤氣和水供應業外,中國各行業出口的境內服務含量也均低于美國,這與各行業的服務化水平、服務價值增值能力或生產、貿易模式有關。(3)中美兩國總出口中排名前十的境外服務含量來源國所占份額均正在下降,表明兩國對某一特定伙伴國(或地區)服務的依賴程度正在降低;中國總出口中的境外服務含量主要源自發達國家和地區,中國服務處于行業價值鏈的相對低端位置。(4)受金融危機影響,中美兩國出口服務含量出現了收縮現象,各行業出口服務含量尤其是境內服務含量呈現增速放緩或負增長的趨勢,而境外服務含量卻相對平穩甚至出現上升趨勢,表明兩國在繼續加快服務國際化步伐的同時更加注重各行業的內部調整。當前,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發展演化,經濟增長速度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中國的出口貿易內容和形式也在不斷變化和調整,尤其是服務出口在總出口中的比重和地位日益提升,對經濟發展的引領帶動作用日趨明顯。為進一步提高中國服務的出口增值能力和國際競爭能力,提升中國服務的全球價值鏈地位,我們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深化服務領域改革,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增強服務行業的價值增值能力;拓展延伸境內服務價值鏈條,提高各行業的服務化水平,尤其是加快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擴大服務領域的開放力度,在積極引進境外高質量服務的同時,努力嵌入全球高端服務價值鏈條,實現中國服務的跨越發展。
作者:徐久香 拓曉瑞 楊文芳 單位:廣東省社會科學院 廣東省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 重慶科技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