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小城鎮的決定因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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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科學與實踐雜志》2014年第六期

一、實證分析

1.指標選取。城市化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變遷過程，諸多因素對這一過程產生影響。陳洋等（2007）認為城市化進程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并且兩者的關系日益密切。而經濟的開放、外商直接投資等，同樣也促使了人口的集聚和經濟體制的[1]改革，帶動了農村城市化過程。現有文獻中關于城市化影響因素研究較成熟，歸納起來這些因素主要有：經濟發展水平、人口總量、產業結構、交通狀況、經濟對外開放度以及政府政策和公共產品供給等。

2.模型構建。根據影響城市化發展的主要因素及選取的量化指標，構建江蘇省城市化計量模型。模型分析的時間跨度為1978年至2012年，數據來源為各年份的《江蘇統計年鑒》。其中，Z取rat_cit和rat_tow，即城市人口比率和城鎮人口i比率；c為各變量的系數；gdp為地區生產總值；peop是地區i總人口數變量；ter_stru反映產業結構變量，包含第三產業的產值結構ter_pro和就業結構ter_emp；open是經濟的開發程度的衡量，包含貿易總額變量trad和使用外商投資總額fdi變量；comm反映的是區域內交通狀況變量，以公路通車里程指標測度；gov是政府能動性變量，包含城市公共產品供給和戶籍制度兩方面。城市公共產品供給狀況由城市公交車輛數量bus變量、城市公交營運線路長度busline變量、城市實有道路長citroad變量共同衡量。江蘇在1998年和2002年頒發《江蘇省縣以下地區戶籍管理規定》和《關于進一步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見》，因此使用虛擬變量d1和d2捕捉戶籍制度對城市化進程的影響。為降低和消除變量的異方差性，對除城市人口比率、城鎮人口比率以及產業結構和虛擬變量的其他宏觀變量取自然對數。在回歸前為防止偽回歸，需檢驗變量的平穩性。表1是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的結果，顯示各變量均在5%的置信水平上一階單整，表明可建立線性回歸方程。表2是計量方程的回歸結果。以城市人口比率rat_cit為被解釋變量，a1模型中包含所有解釋變量，a2為剔除不顯著或顯著性不高變量后的模型。同理，以城鎮人口比率rat_tow為解釋變量，b1中包含所有解釋變量，b2為剔除不顯著或顯著性不高變量后的模型。

二、主要結論及解釋

1.模型結果表明，江蘇第三產業發展水平、進出口貿易、地區交通狀況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等對城市人口比率起著促進作用，而總人口數量抑制城市化進程。該結論與陳洋等[1，2]（2007）、Krugman（1991）等研究結論較為一致。第三產業發展、進出口貿易增長能帶來就業的增加、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時也給生產經營和生活提供更多產品和服務，使得城市的吸引力變強，加大城市對農村人口轉移的拉力效應，城市化水平提高。交通網絡發達，能減小勞動力、原材料、中間投入產品的流動難度，降低運輸和通勤成本，加快了要素和產品向城市集中。另外，城市道路、城市交通狀況的改善，使得原本城郊邊遠地區成為可居住、可生產經營的地區，城市生活、經濟活動的范圍拓展，提高了城市可承載的人口數量。控制其他變量，總人口與城市化水平負相關，但影響不顯著。人口總量越多，需轉移的農村人口越多，實現高階段的城市化需要的時間越長，城市人口比率提高越緩慢。

2.國民生產總值及FDI對城市化水平的反作用效應。一般研究表明隨著人均GDP水平的增長，城市化率趨于上升[3]（HollisCheneryandMoisesSyrquin，1975）。本文在引入產業結構、交通以及城市基礎建設等變量后，江蘇的國民經濟規模與城市化率呈現負相關，其原因在于江蘇的產業選擇和收入分配格局。第二產業尤其是制造業主導了江蘇經濟的發展，但相對于服務業，第二產業資本密集程度高，勞動力需求相對較少，第二產業在GDP中所占份額越大，服務業比重越小，就業擴張的限制就愈強。因此，依靠以資本密集型產業帶動的經濟增長，并不能推進城市化進程。另外，占經濟相當比重的房地產及相關行業的發展，在帶來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的同時，也抬升了房價，提高了城鎮、城市的生活、生產經營成本，抑制了城鎮、城市潛在遷入個人和企業，或將一部分主體擠出城鎮、城市范圍。國內大多數研究（陸銘等，2004）證明FDI對城市化有著[4]促進作用。但本文結果顯示FDI對江蘇城市化有抑制作用。相對于本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的知識技術、資本要素的密集度高，勞動力需求相對較低，在市場份額一定條件下FDI增加勢必擠出勞動要素。因此，在控制其他變量的情況下，FDI在經濟中所占的份額越大，相對降低勞動力需求作用就越明顯，對城市化的抑制效應也就越顯著。

3.戶籍管理政策取向不同，對城市化進程的作用也不同。1998年江蘇出臺《江蘇縣以下地區戶籍管理規定》，提出“實際居住在城鎮建成區內，有合法固定住所、穩定的非農職業或者生活來源的非城鎮常住戶口公民”在符合有關規定條件下可以轉為常住戶口。該文件在給一部分人“放行”的同時，也對大多數的流動人口設立了進入門檻。加上當時的人口管理和城鎮相關配套遠未成熟，對人口遷移的促進作用不明顯。2002年江蘇省提出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打破城鄉分割戶籍管理二元結構，下放戶口審批權限，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體制。因此，在準遷范圍和入戶條件上有了顯著的放寬，尤其在投資和人才引進上，給予了較大的優惠政策。對于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具體準入條件上，文件規定由各省轄市人民政府研究確定，一定程度上給地市級政府調控城市規模法律支持。模型也證實了這點，虛擬變量d2系數表明2002年戶籍改革對城鎮人口比率的提升效果高于城市人口比率。

4.城鎮人口比率受政府因素影響較大，而城市人口比率受市場機制影響更明顯模型b2中政府對公路網絡以及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極大的促進了人口向城鎮轉移，而模型a2中決定城市人口比率的主導因素是經濟規模、第三產業發展水平以及進出口貿易額。

三、啟示

小城鎮和城市作為城市化的兩種不同的空間載體有著各自的優勢。以分散的小城鎮為載體進行的人口城鄉轉移，其成本相對較低，且見效快，但由于其經濟集聚效益不明顯，難以支撐起高端的產業結構，加上受土地、環境等資源約束，弊端日益凸顯。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在資源配置效率上有著明顯的優勢，但對于人口眾多的國度或地區，單純以大、中城市作為城市化的空間載體，將潛存“城市病”風險，有些城市已經出現交通擁擠、社會治安、生活成本高昂等諸多的城市問題。但目前江蘇各城市人口密度遠未達到發達城市水平，考慮到未來技術進步、城市管理水平提升等，江蘇大、中城市在城市化進程中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汽車、地鐵、城際列車等新型交通網絡和交通工具的應用，新型住宅建筑材料和建筑技術的改進，以及物聯網等信息技術對城市管理水平的提升等，都使得城市空間更傾向于節約和高效，帶來城市容量的突變。時下，江蘇與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動車、高鐵開通，使得各種生產要素在更大范圍內流動，經濟活動也將在更廣的區域中重新排布，這必將帶來新一輪的城市化范圍的大延展、城市化空間形態的大變遷。最佳的城市化空間形態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外在環境的變化以及自身系統的累進在動態中趨于均衡。因此，實現江蘇城市化空間形態優化均衡，必須在尊重和應用經濟規律、市場機制對城市發展的主導作用的同時，發揮政府對城市化能動性干預，雙管齊下、優勢互補，以推動城市化向更高階段演進。

作者：張瑜單位：國家統計局江蘇調查總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