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貿易彈性的估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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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經濟研究雜志》2014年第五期

一、文獻述評

國內外研究者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對中國貿易彈性進行經驗研究(見表1)。由于統計數據方面的原因，研究對象維度簡單，一般基于中國進出口的多邊貿易，也包括選取主要貿易伙伴的多邊貿易，未涉及行業維度;時間區間基本上是2005年以前，多數研究是以年度數據為頻率，也包括季度數據和月度數據;研究框架基本是不完全替代模型，實證模型是標準貿易模型，價格彈性指標有兩類，即相對價格和匯率，2000年以前的研究一般使用OLS估計方法，2000年之后開始使用更加高級的VAR、VECM以及PANELDATA方法。由于選取的樣本時期不同，得到的具體估值也不盡相同，估值多半限于短期彈性，考慮滯后期的研究較少，但基本一致的是中國進出口價格彈性偏低(多數絕對值都小于1)，難以滿足馬歇爾－勒納條件，人民幣匯率對于貿易順差的調節作用較小;收入彈性大于價格彈性，中國貿易順差需依靠收入效應調節，而非匯率(相對價格)。本文認為，國內研究與國外研究尚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現在研究區間和研究對象的單一維度上，國內學者大多從整體貿易研究貿易彈性，忽略了中國貿易結構的變遷(以加入世貿組織為分界，2005年后貿易結構日漸成熟)和自身的獨特性(如進出口結構、貿易方式等)，同時對于長期彈性的研究還處于初期階段①。正如Goldstein和Khan(1985)所指出的，標準貿易模型的結果高度依賴不同的方法、時間區間和變量。Jahangir和Li(2008)研究表明，2000年后中國貿易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如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提高、加工貿易中國內部分增加，這些因素逐步提高了價格彈性。中國貿易結構變遷和人民幣升值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研究素材，增加了研究維度，基于此，本文著眼于長期彈性即考慮滯后項，不僅從總體層面估算2005年后中國貿易彈性，而且從行業和商品層面估算不同行業的貿易彈性，驗證總量偏見的假說。同時，根據人民幣升值的幅度，選取不同時間段進行比較研究，觀測匯率的支出轉換效應。多維度的比較研究有助于深入細致地揭示中國貿易彈性的特征。

二、計量方法和數據說明

本文借鑒RobertoCardarelli和AlessandroRebucci(2007)基于標準貿易模型的OLS方法，采用分布滯后回歸(DistributedLagModel，見公式(1))求出長期貿易彈性。其中，M、X分別表示進口和出口的數量，Y、Y*、Px、Pm、Py和P*y分別表示國內實際產出、國外實際產出、出口價格、進口價格、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其涵義是進出口數量由實際產出與相對價格(在計量中也可以用實際匯率來替代)決定。n為滯后期，一般取4或4的倍數。本文以2005～2011年的月度數據為樣本，從總體和行業層面進行比較研究。在行業層面上，本文有商品和行業兩種選擇:一是選擇SITC兩位數分類下進出口排名前6位商品(見表2)，2011年末分別占進口和出口總量的66．9%和61．8%。二是選擇貿易量占比較高的3類行業———原材料制品、機械設備與運輸、雜項制品，基本涵蓋了上述商品。計量方程的變量和數據說明如下。(1)實際進出口(M，X)。本文選擇總體和各行業的進出口數量指數。(2)實際收入(Y，Y*)。由于沒有月度GDP統計數據，可以選擇實際工業增加值指數作為變量。國內實際收入Y選擇工業增加值來表示，國外實際收入Y*選擇以主要貿易伙伴的貿易份額為權重的工業增加值的加權平均值來表示。為了便于統計，本文選取美國和歐盟兩個最大貿易伙伴的貿易份額為權重。兩個指標均以本幣計價，分別為人民幣和美元，人民幣兌美元的折合匯率以單位美元表示人民幣，匯率上升表示本幣貶值。分行業時也使用該指標。(3)相對價格(Pm/Py，Px/P*y)。相對價格有兩種表示方法:一是實際有效匯率(REER)，二是進口價格與國內價格之比以及出口價格與國外價格之比?？紤]中國出口商品大多為消費品，因此采用國外核心CPI(剔除能源和食品)表示國外價格;進口商品大多為中間品和資源品，因此采用PPI表示國內價格。國外價格計算與國外實際收入類似，選取美國和歐盟兩個最大貿易伙伴的貿易份額為權重，計算核心CPI的加權平均值。兩個指標均以本幣計價，Pm需要換算成人民幣計價，用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換算。所有數據為當月同比增長指數，上年同期=100，取自然對數。實際有效匯率來源于BIS，其余數據來源于WIND和CEIC。

三、實證估算與分析

計量過程分為3個部分，一是從總體層面上估算2005年匯改以來的長期價格彈性和長期收入彈性(見表3)，二是從行業層面上分別估算SITC分類下進出口排名前6位商品的長期價格彈性和長期收入彈性，取其簡單平均值與總體值對比，分析其總量偏見(見表4Ⅰ)。同時估算SITC分類下3個行業的長期價格彈性和長期收入彈性(見表4Ⅱ)。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中國貿易結構雖然發生了較大變化，但日趨穩定。本文通過分布滯后模型的OLS估計，計量了2005年匯改以來總體和行業層面上的長期貿易彈性。結果顯示，中國進出口的價格彈性(進口為0．32，出口為－0．83)和收入彈性(進口為2．26，出口為2．05)落在發達國家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的經驗區間內，存在“彈性悲觀論”和行業層面的總量偏見，中國經驗與國際經驗是一致的。但進口的價格彈性不穩定，出現了正值，這與多數國家的經驗不一致。具體結論如下。(1)中國貿易失衡的調節主要來自于收入效應，Houthakker-Magee假說在中國成立，存在“彈性悲觀論”。近年來，發達國家遭遇了“彈性悲觀論”，尤其是美國主要依賴收入渠道改善貿易赤字。中國亦是如此，貿易失衡的調節也主要來自于國內外收入，即國內收入與國外收入的此消彼長。從兩類彈性比較看，進出口的收入彈性都遠超過價格彈性;從收入彈性看，既有研究基本認為中國出口的收入彈性高于進口，本文的結論恰恰相反，證明了Houthakker-Magee假說在中國也成立，表現為進口的收入彈性遠高于出口。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2009年國內出臺了4萬億的投資計劃，投資率繼續攀升，同時歐美等主要出口國家陷入經濟衰退，進口收入彈性較高使得貿易順差當年就得到調整，出現反轉“拐點”，這與大多數大型持久貿易順差國家的經驗類似。從行業層面看，存在總量偏見，即進口收入彈性的行業平均值高于總體，出口價格彈性的行業平均值高于總體。從出口行業看，技術含量較高的加工貿易品(機械設備與運輸類)收入彈性較高，而日常生活消費品(雜項制品)則較低。從進口行業看，進口的收入彈性遠遠高于出口，這說明國內需求對于貿易順差的調節占據主導地位。資源類進口商品在統計意義上不顯著居多，系數符號也有異常，原因是還有其他解釋變量如給類變量需要加入。整體而言，這是由中國貿易結構決定的，以普通消費品為主的出口需求較為穩定，彈性系數較為穩定;以中間投資品和資源品為主的進口需求旺盛剛性，彈性系數較高，但不夠穩定。(2)相對價格的調節能力日益明顯，但存在進出口的不對稱現象和行業差異。隨著中國貿易規模的日益龐大和貿易結構的日趨穩定，相對價格對貿易失衡的調節能力日益明顯，表現為兩者的相關性較為明顯(見圖1)。從計量結果看，出口價格調節能力強于進口，從統計的顯著性和彈性系數看均是如此。雖然總體絕對值依然小于1，但存在總量偏見，即行業平均估計值都高于總體估計。在出口行業中，技術含量較高的加工貿易品(電信設備、電力器械和辦公設備)價格彈性較高，而日常生活消費品(服裝衣著、雜項制品和紡織紡紗)則較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進口價格彈性出現了正值。與很多國家不同，中國貿易結構是以普通消費品為主要出口產品，以中間品和資源品組成的投資品為主要進口產品。在資源價格大幅上漲、國內需求旺盛的特定時期，會造成價格彈性的符號差異:消費品出口需求與其價格反向運動，價格彈性為負值，而投資品尤其是石油等源品與其價格同向運動，價格彈性為正，即價格越漲，進口需求(存貨需求)越旺盛①。圖2通過對比中國進出口的典型商品———石油(進口)和服裝(出口)價格和數量之間的關系描述了資源品和日常消費品的行業差異。因此，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彈性呈現兩個方向:工業品為負，初級資源品為正，整體則不確定，取決于份額權重。(3)人民幣匯率對貿易條件的影響尚不顯著。收入彈性和價格彈性是調節貿易收支的兩個渠道，前者是數量，后者是相對價格(即貿易條件)。匯率的支出轉換效應包括匯率傳遞效應和相對價格效應兩個緊密相連的環節，前者是匯率影響相對價格的能力，后者是相對價格對貿易收支的調節能力。對于前者，除了國際金融危機期間波動較大之外，人民幣大幅升值并未有效改善貿易條件(美元計價)(見圖3)，換言之，人民幣匯率對貿易條件(美元計價)的影響是有限的②。因此，在匯率對貿易價格影響較小的情況下，匯率的支出轉換效應更多地體現在進出口相對價格對貿易量的影響上。如果貿易量不變，那么美元計價的貿易條件應收窄貿易順差，然而現實恰恰相反，這可以推斷貿易收支調節主要來自于收入效應。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分布滯后模型的OLS估計，從總體和行業層面上系統地估算了2005～2011年中國的長期貿易彈性。結果顯示，中國進出口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落在發達國家的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的區間內，但進口的價格彈性不穩定，甚至出現了正值。中國貿易收支的調節主要來自于國內外收入，存在“彈性悲觀論”。與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研究表明Houthakker-Magee假說在中國成立，表現為進口的收入彈性遠高于出口，即國內收入比國外收入的調節彈性高。從行業層面看，存在總量偏見，即進口收入彈性的行業平均值高于總體，出口價格彈性的行業平均值高于總體。相對價格對貿易收的調節能力日益明顯，但存在進出口的不對稱現象和行業差異。人民幣升值并未有效改善貿易條件，匯率支出轉換效應更多地體現在進出口相對價格對貿易量的影響上。

基于以上結論，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啟示:一是中國巨額貿易順差的調節主要依靠增加內需，調整國內外相對收入。與國際經驗一致，中國的巨額貿易順差調節不能依靠匯率等價格工具，進口的收入彈性高于出口，改善貿易失衡應當從增加進口需求著手，調整進口結構，尤其是增加國內難以替代和具有投資乘數效應等收入彈性較高的高技術進口品。二是既定的貿易結構決定了出口的價格彈性高于進口，以普通消費品為主的出口和以中間投資品和資源品為主的進口表明進口比出口更具有剛性，因此，價格工具對出口的影響較大，我們只有推動出口產業轉型，提高技術含量和加成定價能力，淘汰落后產能，才能應對貨幣升值和外部沖擊。三是傳統理論認為貨幣升值能夠改善貿易條件，本文研究表明，人民幣升值對貿易條件的影響較小，說明當前人民幣匯率對進出口價格的調節能力有限，其他成本因素(如廠商生產成本)對貿易價格的影響更大。除非實行大幅升值(超過生產成本)，否則需審慎以價格理論指導調節貿易失衡的政策制定。

作者：姜子葉單位：中國人民銀行南京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