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背景下的轉型升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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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模式”：成就與挑戰

長期以來，圍繞探究“中國奇跡”之謎，國內外理論界已對中國經濟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中國模式”的提出及解讀，使得這場基于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現實場景下的大討論持續升溫進而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美國學者馬丁•哈特蘭茲伯格與保羅•伯克特指出，主流經濟學界已經基本達成這樣一個共識，即“中國模式”作為一種發展模式，使得中國將成為發展中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主要范式[1]。盡管就“中國模式”具體內涵的解讀離不開對中國特有的政治體制、社會結構，以及歷史文化特征的全面考察，但圍繞中國經濟對“中國模式”進行集中探討，似乎能夠將“中國模式”的解讀更直觀地帶入到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現實場景中。從這一點而言，“中國模式”可以被視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具體路徑，以及使中國經濟走向市場化、全球化與現代化的戰略安排。應當看到的是，三十余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與社會全面發展的事實已經能夠充分地說明“中國模式”的客觀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這種客觀存在性是基于中國在經濟改革與發展道路上的獨立性，以及建立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轉軌豐富的理論與實踐內容之上的巨大成就。在通向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道路上，面對來自英美的自由市場模式（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歐洲大陸的社會市場模式（萊茵河模式）、東亞國家的強政府模式和俄羅斯的“第三條道路”等理論與實踐的挑戰，中國選擇了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改革與發展道路，從而使在理論探索與實踐發展中不斷完善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模式”是對中國三十余年改革開放得失經驗總結和在對未來國內外政治經濟環境預測基礎上，歸納出來的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清晰、呈體系化的、能夠引領中國經濟社會前行的思想理論和政策框架。它不僅是對前期中國改革與發展績效的理論總結，也是指引未來中國改革與發展實踐的燈塔。

盡管成就斐然，“中國模式”自身存在的問題與缺陷亦不容忽視，這些問題和缺陷曾被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與總量繁榮的表象所掩蓋，從而長期隱藏在中國經濟的“舊常態”中并逐步發展成為制約中國經濟未來改革與轉型的強大阻力。在反思“中國模式”存在的具體問題與缺陷時，許多學者認為“中國模式”具有的粗放式特征和低技術創新能力已使經濟增長中的資源環境承載力達到了極限，單位GDP能耗巨大的傳統經濟增長模式不僅意味著產出水平的低質低效，也造成了資源能源的嚴重浪費。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產業和能源結構已使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這使得中國在后危機與低碳經濟時代承擔著減排與發展的雙重壓力。吳敬璉指出，由于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下的出口導向政策的短期刺激效應正逐漸減弱，從長期來看，中國亟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來應對傳統模式造成的資源枯竭、環境破壞、內需不足、技術創新滯后以及勞動者收入提高緩慢等問題。盡管政府主導下的海量資源投入與強大的社會動員機制是“中國模式”引領中國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重要保證，然而，在強政府、“巨型國企”與粗放式生產投資營造的高增長與總量繁榮的背后卻是中國經濟的高負債、高庫存與高杠桿化，以及“投資饑渴癥”下的產能過剩與消費不足。蕭功秦認為，在“強國家—弱社會”的現有結構關系與體制環境下，“中國模式”面臨著腐敗、國富民貧、國企病、兩極分化與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五大困境。許小年基于對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的比重關系出發，認為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建立在對投資驅動過度依賴的基礎上，這將導致中國經濟在消費與投資關系嚴重失衡的情況下面臨結構性衰退的風險。進一步地，作為將“中國模式”發揮至極的一項經濟政策，依靠大規模投資刺激經濟增長的“四萬億投資”盡管在全球金融危機的高峰期保住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態勢，但在前一階段的生產尚未被消費充分吸收的前提下，在投資增速明顯快于消費增長的產能過剩狀態下，繼續用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催化劑只能使宏觀經濟進一步偏離供求均衡的軌道。隨著“四萬億投資”的短期效應逐漸減弱，如今“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在增速回落與結構調整中努力消化前期刺激政策的消極后果。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三十余年的改革與發展歷程，強政府控制下的市場開放與海量投資作為“中國模式”的一個基本實踐特征，也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機制。圖1反映了自1984年中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啟動至今經濟增長的具體情況。從圖1中可以看出的是，中國經濟并沒有在30年間一直呈爬坡式上漲態勢，而是在三大增長區間（1984—1988年；1992—1997年；2002—2011年）后分別出現了三次明顯的經濟下滑（1989—1990年；1998—1999年；2012年至今）。與前兩次周期性的經濟下滑所不同的是，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則是一個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從表1中可以看到，強政府在推動市場開放過程中的政治示威作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以及充分利用相對利好的國際國內環境發揮政府投資與出口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這是中國經濟在經歷前兩次的短期下滑后受益于“中國模式”的“反危機”和“促增長”政策迅速企穩上漲的重要原因。然而，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的明顯放緩則突出地反映了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危機，具體表現為：粗放型的投資驅動模式使傳統工業部門在“轉型難”的同時又普遍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房地產行業的過熱發展導致相關市場領域存在泡沫化風險；在全球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外需不足導致中國經濟面臨出口拉動的乏力；而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抬升與人口結構的老齡化，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長期賴以的人口紅利正逐步消失；更為重要的是，當市場化改革全面進入存量調整的深水區時，以往在體制外圍打擦邊球式的“、先易后難”的改革策略已經無法適應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實際需要，而傳統體制及其既得利益的強大藩籬已使漸進式改革的長期成本愈發凸顯。毫無疑問，當經濟增長與現有體制、既得利益、資源環境等約束條件日趨呈現出緊張的矛盾沖突時；當拉動經濟增長的傳統動力日益衰竭而新生動力尚未發育成熟時，仍然在戰略思維與政策安排上沿襲套用“中國模式”的四萬億元投資救市方案顯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目前中國經濟存在的結構性弊病。這是“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與以往兩次增速出現短期下滑現象的實質性差異。應當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的深化改革與全面轉型是由“中國模式”長期存在的問題和缺陷倒逼而生，而后者的集中爆發是中國經濟從“舊常態”走向“新常態”的基本誘因；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外部影響因素，全球金融危機起到了促使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催化作用。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如何正視“中國模式”在引領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存在的具體問題和缺陷，使“中國模式”在理論與實踐發展中從容應對經濟“新常態”的挑戰，這將是深刻影響未來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的一項重大議題。

二、“中國模式”轉型升級的背景、意義與內涵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蔓延已使全球經濟逐漸步入了一個大調整和大過渡的時代，鑒于全球主要經濟體復蘇與增長態勢的持續低迷，轉型業已成為各個國家尋找新增長點以謀求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基本共識。以金融資本為主導的虛擬經濟向以工業資本為基礎的實體經濟轉型，以及傳統的高碳經濟向未來的低碳經濟轉型，已成為當前全球經濟在面臨各種問題與挑戰下就未來改革、轉型與發展議程的兩條主線。與此同時，在全球兩大轉型潮流的帶動下，一方面，發達國家為抑制金融泡沫與促進經濟復蘇出現了“再工業化”與“再制造業化”的發展趨勢；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的創新浪潮在全球經濟回歸實體化的過程中為推動傳統產業向新興產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前提基礎。實際上，全球經濟的轉型浪潮是對當前全球經濟增速減緩與結構失衡的一次積極回應。面對同樣的問題，轉型也將是“新常態”背景下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然而，考慮到當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這種轉型不應再局限于具體領域或層面，而是應基于國家發展長遠利益的戰略高度，把轉型擴展到一個國家改革與發展模式的整體化變遷的宏觀視域，即“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這種改革與發展總體模式上的轉型升級將進一步推動當前中國經濟在生產方式、消費方式、產業、能源、收入分配等具體結構和領域的全面升級優化。

“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并不是對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成果和實踐經驗的全盤否定，而是基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對“中國模式”的一次積極揚棄。人類社會發展至今尚不存在一種具有普適性的、亙古不變的模式，而模式的僵滯和定型化只能因其無法適應不斷變化與發展的外部環境而最終走向失敗———“蘇聯模式”在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而從曾經的“華盛頓共識”到如今的“后華盛頓共識”，這種經濟政策觀與具體政策框架的演化變遷也清晰地反映了西方價值觀及其所倡導的市場化模式越來越能著眼于轉軌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市場化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8]。因此，就任何模式的本身而言，它是固定性與多樣性的對立統一。“中國模式”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經濟取得當今的成就，正是由于在改革開放時期特定的國內外環境下，中國經濟能夠務實、積極且不失時宜地踐行著體制改革的試錯、探索與創新，并在經濟發展與現代化建設中不斷豐富著“中國模式”的具體內涵。這種在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對“中國模式”與時俱進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創新無疑從實質上使“中國模式”成為推動中國經濟三十余年持續高速增長的主導力量。然而，隨著經濟高速增長與改革進程相對滯后的矛盾已使中國經濟在發展中長期積累的問題日益凸顯，特別是在經濟“新常態”時期，中國經濟一方面面臨著經濟增速減緩、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經濟增長傳統動力日趨式微的“中國式”問題；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也面臨著“劉易斯拐點”“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后發劣勢”等普遍困擾發展中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通病”的挑戰。在舊有模式逐漸無法適應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只有通過“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才能在整體推進中國經濟改革與轉型進程的同時逐步解決經濟發展中長期積累的結構失衡問題并突破傳統體制機制的瓶頸。因此，“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將是未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主要議題，同時也將成為“中國模式”在全球經濟轉型浪潮中保持其強大生命力的重要途徑。“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是在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圍繞前期經濟社會改革與發展的得失經驗，就當前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進行的一次深刻反思和集中回應。應當看到的是，建立在依靠強勢政府推動下的海量投資和對資源環境過度依賴基礎之上的高速增長不僅野蠻，而且不可持續。“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應當基于經濟“新常態”的現實場景，直接面對并處理“新常態”呈現給中國經濟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作為對中國未來改革與發展模式的積極調整，“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將是關系到中國經濟在“新常態”時期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與微觀層面上強調的轉型升級所不同的是，“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將集中圍繞未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路徑選擇與制度安排這一更具戰略意義的宏觀視域，以尋求中國經濟在“新常態”下的新增長點為目的，以培育創新型增長驅動機制為著力點，突破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與增長理念的理論框架與實踐范式，推動中國經濟從追求高速度與總量繁榮向強調結構優化、質量改善和效益提升的方向發展。

基于改革開放三十余年間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不斷積累和激化的各種問題與矛盾，“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要求中國必須認識到在結構失衡與改革動力相對匱乏的條件下，以往建立在逆周期調控理論基礎之上的、需求導向的強刺激政策在應對經濟“新常態”問題時的局限性；也要認識到政府主導投資驅動下的、以過度消耗資源和環境承載力為代價的、寅吃卯糧的經濟增長方式的不可持續；更要認識到為保障經濟增速不與改革進程脫節，而為未來持續的改革提供空間并創造動力的重要意義。因此，作為一場“轉型+發展”的重要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是在經濟“新常態”時期中國尋求未來改革出路以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途徑；同時也是面向中國未來“小康社會”建設與現代化發展的一場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深刻變革。進一步地，作為“新常態”背景下中國經濟未來改革與發展的一項重大戰略舉措，“中國模式”的轉型升級既是對“中國模式”的自我完善，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認知的深化，更是促進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應有之義。

三、推動“中國模式”轉型升級的具體路徑

（一）從政府供給主導型到社會需求誘致型：經濟改革驅動機制的轉變依靠政府力量推動中國經濟改革進程，并為中國經濟增長創造各種政策條件和制度環境的“強政府”模式一直以來是“中國模式”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顯著特征。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以來，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直延續著由制度供給驅動的、從中央頂層設計到地方層級擴散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創新模式。這種由強勢政府主導的、以制度供給方式推動的經濟體制改革實際上反映了在政府控制改革進程與提供具體政策安排時特定的行為方式與利益訴求。政府以“制度企業家”的身份直接介入到制度創新活動實則反映了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下，政府通過學習和模仿尋求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外部規則的過程，這一過程既可能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產生規則改變與社會增益的激勵相容，也可能因政府與社會成員對規則理解的不一致而減損改革過程中的社會福利。在經濟體制改革尚處于“淺水區”時，增量改革帶來的經濟增益與決策層的政治收益之間所形成的激勵相容使得強勢政府主導下的經濟改革在短期內產生了十分豐厚的、具有“中國模式”特征的改革紅利。然而，當經濟體制改革逐漸進入到“深水區”時，結構調整與存量改革勢必會觸及現存體制框架內的核心制度安排及相關的既得利益。進一步地，當現有體制和既得利益無法滿足對現存利益結構重新分配與深度調整的改革需要時，強勢政府主導下的經濟改革往往會陷入重重困境。與此同時，中國既存的政治經濟體制環境決定了社會民眾盡管具有反映制度需求的意愿，卻匱乏通過自發的制度創新活動滿足其制度需求的能力。長期以來，因政府主導的制度供給不充分或明顯滯后于社會成員的制度需求而引致的制度供求缺口的不斷擴大，以及社會范圍內各種利益沖突的持續激化，促使改革經常以問題倒逼的方式開啟或延續。顯然，這種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驅動機制是當前中國經濟改革動力不足的癥結所在。同強調在微觀經濟活動領域的“政府退出”一樣，在市場經濟的體制機制日趨成熟的條件下，政府對制度供給的主導作用應逐漸弱化，而平行于這一過程的則是社會民眾的制度需求對制度創新作用的持續增強，活躍于市場經濟活動中的個體和組織應當逐漸發育成為推動制度創新與改革進程的主導力量。作為“中國模式”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新常態”背景下的中國經濟亟需通過轉變強勢政府主導下的改革驅動機制，在結構調整與深化改革的過程中解決長期存在的改革動力不足問題。經濟改革的驅動機制由政府供給主導型向社會需求誘致型轉變要求政府權力的進一步下放與職能轉型過程中的自我約束。一個“有限政府”“服務型政府”和“善治政府”意味著，政府行為與來自政府的外部規則應適時退出微觀層面的制度創新活動，從而使中央政府頂層的制度設計能夠更好地激發社會范圍內的制度創新活動，而不是用政府在經濟改革中的主導作用去取代其他社會主體從事制度創新的能力和意愿。與此同時，應盡可能地賦予社會民眾在市場活動中更多的制度創新空間，充分挖掘來自民間與基層的改革動力，并通過互惠性的制度創新活動促使社會民眾廣泛參與具體政策制定與出臺的討論和聽證過程，以期逐步提高社會民眾表達制度需求的能力和意愿，以及前者相對于政府在制度創新過程中的議價水平。毫無疑問，這些將是在“新常態”時期推動中國經濟改革驅動機制由政府供給主導型向社會需求誘致型轉變的具體途徑。

（二）從“循序漸進”到“平行推進”：改革方式與改革策略的轉變作為經濟改革和轉軌的戰略選擇與具體方式，理論界曾圍繞不同轉軌國家的改革成本和績效就“漸進主義”和“激進主義”的改革與轉軌方式進行了曠日持久的爭論。其中，作為漸進主義改革與轉軌的范例，中國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被理解為在原有體制框架內以“試驗推廣”或“窗口示范”的方式推行增量改革，而這種漸進式的改革保證了改革過程的穩定性和中央政府對改革目標與改革方式的可操控性。樊綱指出中國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能夠充分利用體制外部增量部分經濟增益的“示范效應”推動體制內存量領域的改革，從而減少了市場化改革的成本和阻力。盡管在較長一段時期內，漸進式改革下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已使這種改革戰略和改革方式被普遍看作是“中國模式”的一個突出實踐特征和主要成功經驗。然而，考慮到漸進式的改革過程更容易形成對“雙軌制”的長期路徑依賴④[16]，以及在經濟增速明顯快于改革進程的背景下，大量“未償費用”⑤[17]或制度遺留因素的積累所引發的結構失衡問題，漸進式改革的長期成本已然在中國經濟的改革與發展中被無限放大。以往“中國模式”的漸進式改革通常被描述為一種“先易后難、逐個擊破”的“循序漸進”式的改革方式。這種對經濟體制機制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容易因具體改革領域的“各自為政”進而引致改革過程中的制度不協調問題，主要表現為在相關性改革領域中出現的改革超前與改革滯后并存，以及因某一領域的改革瓶頸引發的整體改革進程的“原地等待”[18]。“新常態”背景下的經濟改革需要我們適時轉變以往的改革策略與改革思維，以“平行推進”式的改革方式全面促進各項領域的深化改革。“平行推進”式的改革方式強調漸進式改革過程中體制間的相互協調，以及各項領域間改革進度的動態平衡。這意味著，鑒于民生建設的完善是釋放個人消費潛力的重要前提，針對擴大“內需”的結構調整應當與民生領域的各項改革相互平行；而考慮到國企上市所依賴的融資和信貸環境，金融機構與資本市場的改革應當與國企改革協調兼顧。與“循序漸進”式的改革在具體操作環節上強調順序相比，“平行推進”式的改革基于各種制度安排間的相互依存與制約關系，在改革路徑與宏觀政策設計上更加注重改革總體進程的協調性。因此，以“平行推進”式的改革方式與改革策略推動各項領域的積極改革將是在“新常態”背景下突破以往漸進式改革長期遺留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以及避免改革總體進程出現“原地等待”的有效途徑。

（三）從單一性的總量經濟向包容性的質量經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一直以來是中國政府和理論界持續探討的焦點問題，在經濟“新常態”時期，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也是“中國模式”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內容。面對當前中國經濟增速減緩、結構失衡以及增長動力相對匱乏的“新常態”問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首先要求在穩定增速中擠掉以往在粗放型增長與結構畸形下增長的GDP泡沫，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其次，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在結構調整中探尋新增長點并培育創新型增長動力，通過經濟增長中技術與制度的創新，以及人力資本質量的提升推動經濟增長方式自覺、有序地由低級向高級轉變。再次，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在對創新型動力機制的探尋與培育中使經濟增長從以金錢和物質財富的積累為第一要務，向以提高經濟增長與生產力發展的可持續性、提升社會福利水平與總體幸福感，以及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目標要求轉變。因此，這種經濟增長方式的積極變化不僅是從傳統的粗放型向現代的集約型方式轉變，也蘊含著從以“GDP主義”為核心的單一性增長理念向更全面反映經濟社會發展的包容性增長理念的轉變[19]。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落腳點在于經濟增長驅動機制的革新。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政府應當對具有技術創新特征并彰顯人力資本質量積累與提升的新興產業及相關的經濟活動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使新產品、新技術、新商業模式具有更多的獲利空間，從而帶動產業組織形式向專業化、信息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方向發展。鑒于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使中國的資源環境承載力接近或達到上限，經濟“新常態”時期的產業政策與配套措施要推動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從以往具有“中國模式”特征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黑色發展”，向具有集約型、高科技、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特征的“綠色發展”轉型升級。這意味著，一方面，具有資源節約、環境保護、生態安全特征和低碳循環理念的綠色產業將在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過程中存在巨大的發展潛力；另一方面，中國經濟也要在化解產能過剩的同時，共同發揮市場與政府的作用來尋找傳統產業發展的新方向。在經濟“新常態”時期，為突破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的路徑依賴以真正實現中國經濟的提質增效，中國經濟需要在結構改革的過程中不斷探索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新途徑。

（四）從逆周期調控到結構性改革：宏觀經濟政策框架的轉變鑒于結構失衡而非需求不足是當前“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增速減緩的基本誘因，而這種增速減緩具體表現為宏觀經濟的結構性下滑而非周期性波動，因此，建立在逆周期調控理論基礎之上、旨在刺激總需求的擴張性經濟政策難以發揮以往的功效，而結構性改革措施應當成為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合理選擇。應當看到的是，擴張性的反周期調控政策是以加劇結構失衡與犧牲長期增長活力為代價換取短期內對經濟增長的強刺激；而結構性改革并不旨在推動經濟迅速重新回到高速增長的軌道，卻是為實現未來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鋪平道路。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對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實際上已經表明以往推行的由國家主導投資行為拉動的、具有“中國模式”特征的擴張性政策和強刺激措施不能適應當前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曾經的“良藥”如今已成為造成中國經濟高負債、高杠桿和產能過剩的“毒藥”。結構性改革的政策框架要求政府不能在經濟調控的過程中對強刺激措施產生“政策依賴癥”，而是應逐步縮減國家主導的投資行為以弱化政府投資對宏觀經濟的政策效應，在結構調整中重構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并探尋經濟“新常態”下的新增長點。另外，要通過結構性改革推動實體經濟的去杠桿化和虛擬經濟的去泡沫化，一方面，降低目前過高的借貸產出比，以避免由高杠桿和高負債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另一方面，完善金融市場的監管秩序，整頓放貸行為并嚴格約束影子銀行業務，防止資產泡沫的出現并緩解當前持續攀高的總體性金融風險。最后，在結構性改革的具體操作層面，應強化結構政策“定向寬松”與“定向收緊”的配套組合，如貨幣政策應在保持總量穩健的基礎上，對新興產業、服務業和小微企業進行定向寬松；而對房地產等存在產能過剩和泡沫風險的行業領域進行定向緊縮。在結構性改革中要轉變單向調控的傳統行為模式，靈活運用各領域的政策工具以強化對結構性問題的綜合治理。

作者：劉洋 紀玉山 單位：吉林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 吉林大學 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