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語義學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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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語文雜志》2014年第三期

1．語義學與生成語法:從《句法結構》到“語言學大戰”

1.1從《句法結構》到《句法理論面面觀》在60年代早期，Katz和Fodor(Katz＆Fodor，1963)開始在生成語法中添加語義成分。他們將自己關注的問題稱為投射(projection)問題:如何從句子成分的意義中獲得整個句子的意義。這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組合性(composi-tionality)。當時，否定和疑問形式是對肯定陳述句的轉換，它們是意義改變的轉換形式的最佳例子。所以，意義必須依存于轉換。當語義投射規則運用于短語結構的時候，短語標記(P-marker)就擴展為時制標記(T-marker)。Katz和Fodor關于在整個時制標記的基礎上計算意義的思想，與蒙太古的推導樹(derivationtree)的思路是一致的。(3)［Mary［has［visitedMoscow］］］(深層結構)T－NEG［Mary［hasnot［visitedMoscow］］］時制標記指的是(3)中的深層結構(短語結構樹)加上表明推導中運用的轉換類型的圖示，這樣的語義操作還是比較原始。Katz和Fodor開始研究語義特征，但是這些語義表征沒有真正的結構，只是一些特征束，充其量更適合一元謂詞(one-placepredicate)的解構。后來，他們決定增加幾個結構來處理及物動詞及其兩個論元，但是忽略了量詞(quantifiers)的問題。他們的工作局限于對“解讀”的表述，“多少、相同或不同”等。1964年，Katz和Postal(Katz＆Postal，1964)提出了一種新思想，在深層結構中加入表示否定的語素NEG和表示疑問的語素Q。這種操作有獨立的句法動因，并且句子的意義由深層結構決定。(4)a．［NEG［Mary［has［visitedMoscow］］］］(深層結構)T－NEG［Mary［hasnot［visitedMoscow］］］b．［Q［Mary［has［visitedMoscow］］］］(深層結構)T－Q［has［Mary［visitedMoscow］］］我們看一下這個漂亮的結構:深層結構是語義的輸入，表層結構是語音的輸入，句法將深層結構映射到表層結構。在該理論中，句法結構在中間，一方面連接著語義，另一方面聯系著語音。這樣的理論結構還是非常優雅和有吸引力的。這一結構上的大的變化的理論根源是:轉換應當具有意義維持性。這是一個有趣且頗有挑戰性的主張，并直接導致了關于它明顯反例的爭論。

1.2伊甸園時期Chomsky關于語義的思想主要是從1957年的《句法結構》和1965年的《句法理論面面觀》發展起來的，他嘗試性的接受了Katz和Postal的假設，認為在深層結構層面，存在著句法和語義的系統聯系。在《句法理論面面觀》占支配地位的較短時期內，存在著一種樂觀主義，認為句法理論形式或多或少地可以被理解，并且可以開始嘗試著得出“作為獨立存在的語法普遍性”。這一時期，我們認為，生成語法學家們廣泛接受了Katz和Postal的假設，深層結構決定了意義的觀點成為超越語言學上的深層結構的概念的一部分(Bernstein，1976)，并且可能對“語言是思維的窗口”這一思想有所貢獻。

1.3逐出伊甸園和語言學大戰的根源發生了什么?答案是語言學家發現了量詞!根據Katz和Postal的理論，對有定名詞使用時的轉換基本上維持了意義的統一，但對量詞使用轉換時卻并非如此。首先，先簡單看一下等值NP刪略的情況(后面蒙太古語法部分會詳細討論):有定名詞:(5a)JohnwantsJohntowin．(5b)Johnwantstowin．但是，量詞:(6a)Everyonewantseveryonetowin．(6b)Everyonewantstowin??在其它句子的推導中，同樣存在類似的問題:(7)Everycandidatevotedforhimself．(8)Everynumberisevenorodd．

1.4語言學大戰(linguistic“wars”)對于經典轉換推導和語義學之間的關系問題，語言學家分成了兩大陣營:生成語義學派和解釋語義學派。生成語義學派(Lakoff、McCawley、Postal、Dowty、Bach等)認為，為了在深層結構上獲得語義內容，需要研究得更深入、更抽象、更像邏輯形式，句法規則在表層結構層面的使用看起來綿軟無力。解釋語義學派(Jackendoff，Chomsky)則主張保持句法的完美性和獨立動因，認為語義應作用于多個層面，并且把語義看成是無原則的、特設的。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兩大學派在語言學領域內爆發了全面的“戰爭”。下面，我們看一下其哲學和邏輯淵源。

2．哲學和邏輯:蒙太古及其先行者

在哲學邏輯領域，Frege，Carnap和Tarski做了很多基礎性的工作，并直接領導了20世紀中葉的哲學邏輯大發展。他們的工作涉及情態邏輯、時制邏輯、條件句、指稱非傳導性和其他一些有趣的自然語言現象。以不同的公理系統為特征的不同的情態邏輯之間的競爭，已經使得一些哲學家(如Quine)開始拒絕使用情態的概念，認為該概念具有不可救藥的模糊性。但是該研究領域發生了大革命，當時Kripke(1959)和Kanger(1957a，b)正在探討區分可能模型(possiblemodels)和可能世界(possibleworlds)的重要性，并且認為可能世界也應當作為一個元素，包含在給定的模型中，運用模型理論語義學代替情態的概念。可能模型主要是基于蘊含的語義概念，可能世界則包括可能的事態、可能路徑等。這樣，模型理論擴展到了情態邏輯的范疇內，并進一步促使邏輯和語言哲學的研究范圍擴大，包括量化情態邏輯、時制邏輯、形容詞副詞邏輯、命題態度動詞邏輯、條件句邏輯和內涵邏輯等。上述大多數工作，都遵循著不把給定的自然語言結構和它們的邏輯語義分析之間的關系形式化的傳統。蒙太古為哲學邏輯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他把可能世界和時間都看作是指數成分，認為內涵是從指數(并非只有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數。蒙太古提出了關于性質、命題、個體等在內的廣義內涵的概念，并將其囊括在完全的類型內涵邏輯中，并且加上了Frege的謂詞—論元結構。自羅素)之后，謂詞—論元結構同類型理論一樣，都把內涵處理成外延的函數。蒙太古的最后三篇文章與語義學的相關性更強、影響也更大。那么，是什么使他從關注純正的哲學和邏輯問題轉到密切關注自然語言以及語義理論的最好形式的問題呢?據說蒙太古在1964年與Kalish合著邏輯教材的經歷，使他萌生了這一思想:英語應當像邏輯中的形式語言一樣，也能夠進行形式化處理。Kalish和蒙太古在指導學生將英語翻譯為一階邏輯時費盡苦心。他們不是運用常見的隨意的例子來解釋，而是建立了一套運算法則，使英語句子能夠逐步轉換為一階謂詞邏輯方程。蒙太古據此推理，如果可以將英語翻譯成邏輯，進行形式化處理，那么直接將英語的句法和語義形式化也是有可能的，這樣還省去了中間層面的邏輯語言的轉換，由此產生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作為形式語言的英語》(Montague，1970)，還有開篇的那句廣為人知的話，“重要的理論差異存在于形式和自然語言中，我拒絕就此進行爭論。”Bach(1989)特別指出，此處的“理論”必須從邏輯學家的角度而不能從語言學家的角度進行解讀。蒙太古所否認的是邏輯學家和哲學家的一種普遍認識，他們認為自然語言太雜亂，無法進行形式化的處理。他提出了描述句法和語義及二者之間關系的一種理論框架①，其核心就是Fre-ge的組合原則②，這也是當今形式語義學的核心。后來，蒙太古對英語句子的語義分析在很多情況下都已經被取代，但是，就起作用而言，PTQ(Montague，1973)對語義學就如同Chomsky的《句法結構》對句法學一樣影響深遠。Bach(1989)總結了二人的這種累積性的創新，指出喬姆斯基認為英語可被描寫成形式系統，而蒙太古認為英語可被描寫成解釋性的形式系統。在蒙太古語法中，真值條件和蘊含關系是最基礎的。觀察的充分性這一原則，從邏輯和模型理論的傳統繼承而來，是蒙太古語義學的核心，并且是形式語義學的幾個界定性原則之一。Cresswell(1985)將其稱為“最確定原則”(mostcertainprinciple)———“我們可能不知道意義是什么，但是我們知道，兩個句子中我們假設其中的一個條件為真，而另一個為假，即可確定這兩個句子的意義是一樣的”。如Cresswell所言，從總的結構到個體的事例，很多語義分析的結論都是遵守這一原則的。選擇真值條件和蘊含關系作為基本的語義元素，并非從避免反對意見的角度出發，然而事實已經證明，進行明確的語義闡述比選擇更寬泛的語義元素更為有用。在70年代早期，對很多語言學家來講，真值條件已經不單單意味著歧義、同義和語義類比等現象。

3．語言學家和哲學家的合作:蒙太古語法和形式語義學的發展

蒙太古是站在生成語義學與解釋語義學的“語言學之戰”的高度，對自然語言進行處理的，盡管當時他和其他語言學家都并未意識到這一點。蒙太古對語言學的貢獻中最吸引人的是他采取了一種有別于前人，而且非常有意思的觀點來處理句法語義之間的關系，這體現在他把交戰雙方的觀點更好的融合在一起。PTQ以實例的形式展示了蒙太古的代數理論，闡明了Bach所命名的“規則對規則假設”(rule-to-rulehypothesis)對句法語義對應的問題。句法原則通過結構進行表述，而對應的語義規則負責對這些表述進行語義解釋。這些處理與生成語義學和解釋語義學有很大不同，后兩者只是為語義解釋尋找某種合適的句法層。對蒙太古語法進行介紹的早期的語言學家有Partee(自1973年起)和Thomason。Thomason1974年出版了《蒙太古論文集》，并附有很長的介紹性文章。Partee和Thoma-son認為，蒙太古允許句法結構相對保守地生成，同時，在語義原則的指導下研究語義熱點問題，比如，生成語義學中的轄域歧義。阻礙蒙太古語法和轉換生成語法的整合的問題之一是刪略原則(deletionrule)。在經典的轉換生成語法中，(9a)是由類似于(9b)的結構生成的。(9)a．Marywaseagertowin．b．［SMarywaseagerfor［SMarytowin］］．考慮到組合性原則，以及蒙太古語法通過次成分的意義構建成分意義的方式，在蒙太古語法中是不可能存在這樣一個既是句子的組成部分，意義又被刪除的成分。對于(9b)分析的結果令人聯想到(10a)。假設(10b)是(10a)的深層結構，結果是它可能給出錯誤的意義解釋。(10)a．Everyonewaseagertowin．b．［SEveryonewaseagerfor［Severyonetowin］］．Partee(1973)給出了蒙太古語法和轉換生成語法的解答:我們要求的內嵌句中隱性的主語應當是個約束變量。按照蒙太古的研究思路，通過λ－抽象使之受到約束，從而形成VP。(11)a．［［towin］］=^λx［win(x)］b．alternatively:everyone’(λx［xwaseagerfor［xtowin］］)喬姆斯基的句法也產生了相應的變化，用空代號PRO取代此前經常使用的NP，PRO也是個約束變量，而廣義短語結構語法、中心語驅動的短語結構語法、詞匯功能語法、范疇語法等句法理論，從創建之初就未涉及到這個問題。到70年代中期，作為哲學和語言學結合的杰作，蒙太古語法和相關的形式語義學進入全面繁榮時期，美國、荷蘭、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包括奧斯陸和特隆赫姆)、新西蘭等地的學者都對此展開研究，到70年代后期，相關研究已是無法計數。在此期間，有兩大思想從哲學和邏輯進入語言學，一是開放句的遞歸思想，二是運用謂詞論元結構研究意義的構成。

4．句法學家對形式語義學的反應

4．1喬姆斯基的質疑喬姆斯基對形式語義學以及以任何形式出現的組合性都是持懷疑態度的，盡管他對此沒有明示。刪繁就簡地說，喬姆斯基是對蒙太古語法中提出的語義自治(semanticau-tonomy)感到懷疑，因為，蒙太古語法或任何形式語義學中的句法都并不具備“解釋上的充分性”(explanatoryadequacy)，并且也未看到任何理論依據。Partee是贊同喬姆斯基的觀點的，因為兒童習得句法的同時也習得了語義，毫無疑問，這是兒童的“天賦知識”在起作用。盡管喬姆斯基對此懷疑，形式語義學已經推廣開來，并且成為美國和歐洲的主流語義學。麻省理工學院于1989年邀請了第一位形式語義學家IreneHeim，在1994年又邀請了第二位形式語義學家KaivonFintel。不久，就像句法學一樣，形式語義學也成為了語言學的主流研究領域。

4．2關于取消轉換的可能性蒙太古提出了一種取消轉換的可能性，即對于含有不定式的句子，在句法上完全沒有必要內嵌一個完整的句子，只內嵌一個VP就足夠了。如上文例(9)，beeager的主語和towin的主語是完全可以通過謂詞eager的語義得以確認并且等同的，都是Mary。這對生成語法學家來講是一種新觀點。從動詞詞匯語義角度出發，可以考慮一下控制動詞(controlverb)。詞匯語義包含了很多的信息，尤其是蘊含。比如，XpromisesYtoleave就蘊含了XpromisesYthatXwillleave。或者Xtriestowin就蘊含了XactswiththegoalofbringingaboutastateofaffairsinwhichXwins．這同樣體現在主動句和被動句的關系上。Dowty(1978)指出，所有“受管轄的轉換規則①”能夠，也應該被詞匯規則所替代。(12)a．Archaeologistshavediscoveredanewfossilskele-ton．b．Anewfossilskeletonhasdiscoveredbyarchaeologists．(12a)就不是運用轉換規則而映射為被動句(12b)的，應再加上一條詞匯規則(簡化形式):如果及物動詞V帶有NP1NP2句法結構，并且其意義是α，那么V+ed是該動詞的被動形式，且其句法結構為NP2be(byNP1)。有一條方法論原則是隱含在轉換生成語法中的，但在生成語義學中卻顯性存在，并包含了Katz-Postal假設，即意義的同一性反映了深層結構的同一性。但是真正的語義學，并不需要任何句法(甚至是邏輯表達式LF)層面上的同一性，來獲得意義上的同一性(Thomason，1976)。我們注意到，觸發轉換的句法相關性是部分地存在于語義的，這導致一種新的可能性出現，即，可以把英語看作是一種獨立于語境的語言(Gazdar，1982)。這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可用來解釋對非轉換句法②的偏好與形式語義之間的正相關性的原因。然而這種偏好并不徹底，尤其是90年代以來，以Heim和Kratzer為主導的很多當代語言學家開始將當代喬姆斯基句法和形式語義學結合起來。這里仍需注意的是，在廣義短語結構語法和其他一些非轉換句法理論中，量詞的轄域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在句法語義接口上，任何一種理論對量詞的轄域的解決都不全面。量詞轄域歧義所帶來的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解決方案，但都不夠完美。最根本的問題是，如果一個人接受了原則的組合性，那么如(13)這樣的歧義句，必須有兩個不同的句法結構，雖然有可能沒有獨立的句法歧義的證據。(13)Everystudentreadsabook．

5．形式語義學:語言學的自治性分支學科及后期發展

我們認為，在80年代，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在語義上的高度互動已經過去。緊隨其后的是認知科學的興起，語言學內部對語義學的關注也在增強，因此對語義學的研究既有從語言學本身出發的視角，又有從認知角度的跨學科視角。20世紀80年代中期，認知語義的興起，使得很多美國大學的語言學系開始開設為期一學期或者一學年的形式語義學課程。這一時期，Dowty(1981)編著的相關教材被認為是經典之作，幾乎被全美大學采用，德國也出了幾本蒙太古語法教材，而荷蘭使用的則是Gamut(1982)編寫的上下冊的教材。90年代初，形式語義學不再只是蒙太古語法，開始成為語言學的一個具有完全形式的領域，但是當時的學生們還沒有意識到語言學的核心學科并非總是語音學、句法學和語義學。出版于90年代左右的教材包括Bach(1989)，Chierchia＆McConnell-Ginet(1990)，Gamut(1991)。并且在此期間，出現了一兩個形式語義學系。90年代的美國，語言學家和哲學家在語義上的互動明顯減少，部分原因是人們對哲學領域內的語言哲學的興趣下降，而對心理哲學的興趣上升。90年代美國和歐洲的研究重點有很大分歧。邏輯、語言和計算研究所于80年代末成立于阿姆斯特丹。他們將語言、邏輯和運算并重，并創立了自己的學術期刊《語言、邏輯和信息雜志》，開辦了歐洲語言、邏輯和信息暑期研修班。而在美國，在Heim和Kratzer的領導下，《自然語言語義學雜志》于1992年創辦。他們特別注重將形式語義學整合到語言學理論中去，二人于1998年合著了一本具有后蒙太古主義的形式語義學教程。2003年，Partee(2004)撰寫她半自傳體的文章時，似乎還沒有真正的語言學和哲學的再次互動，但現在，這種互動又多了起來。一是因為隨著哲學領域內“語境主義”的興起，語言學中的形式語用學開始發展起來。二是存在一個長期互動的興趣點，并且近期非常活躍，即模糊性(vague-ness)。三是謂詞參數的判斷帶有了很強的個人特點。所有以上這些都牽涉到語義和語境的某種互動關系，從而促使互動性增強。

作者：代尊峰孫洪波單位：曲阜師范大學外語部北京語言大學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