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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文學雜志》2015年第四期

井上靖（1907—1991）的歷史小說《蒼狼》于1959年10月至1960年7月在日本月刊雜志《文藝春秋》上連載，并于1964年由日本新潮社出版首發(fā)單行本。小說一經(jīng)問世便引起了讀者的熱切關(guān)注和強烈反響，連續(xù)數(shù)周蟬聯(lián)暢銷書榜首，并榮獲當年度的“文藝春秋讀者獎”。井上靖的這一力作不僅受到了讀者的喜愛，也得到了當時文藝界的高度評價，并引發(fā)了日本文學界有名的“狼論爭”，即關(guān)于歷史小說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歷史的爭論。恰恰是這個曾經(jīng)備受爭議的“狼原理”，使《蒼狼》的藝術(shù)虛構(gòu)大獲成功，其中的成吉思汗形象得以深刻演義，更使“蒼狼”認知被世界、包括當今蒙古民族所逐漸接受，并不斷地全球化。薩義德在其《東方學》緒論中提到“將東方學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4）其所指出的東方主義的構(gòu)造一般被理解為西方與東方的二元對立，是以西方自身為主體并強加給自己對立面的他者為中心的。但是在致力于脫亞入歐全力推進近代化的日本社會中，東方主義并不僅僅是單一的西方與東方的二元對立。日本利用來自西方的他者建構(gòu)和維持自己的“日本特性”，在“自我東方論述”（self－orientalism）中獲利，而這一過程中的他者不可避免地分裂成西方的他者和東方的他者。日本是在同時追求與這兩個他者的自我同化過程中進行著日本的自我東方異化過程，通過利用東方論述的凝視把自己轉(zhuǎn)化為他者，從而與東方主義構(gòu)成一種“淵深的共謀”。（巖淵功一：168—70）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與西方的東方認知同宗同源但樣式稍有不同的日本式的東方主義。本文將在試圖解讀小說《蒼狼》中“狼原理”的基礎上透視其內(nèi)在的日本式東方主義邏輯認知。

一、“狼原理”與“狼論爭”

所謂的“狼論爭”即為1961年1月到3月，以雜志《群像》為舞臺展開的，日本作家、評論家大岡升平與井上靖之間的文學爭論。1961年1月大岡升平發(fā)表《〈蒼狼〉是歷史小說嗎？———常識的文學論（1）》一文，對當時的暢銷小說《蒼狼》的創(chuàng)作手法提出質(zhì)疑，認為《蒼狼》“談不上是什么英雄敘事詩，甚至懷疑其能不能稱為歷史小說。這哪里算是井上文學的轉(zhuǎn)折點，應該是清楚的展示了井上靖的創(chuàng)作極限。”（『「蒼き狼」』：218）其主要論點為《蒼狼》著重塑造的“狼原理”完全是井上靖本人的杜撰，并將《蒼狼》與作品創(chuàng)作時依據(jù)的資料《元朝秘史》相對照，列舉其中的多個“篡改點”，以此來質(zhì)疑《蒼狼》的歷史性小說問題，并因此做出《蒼狼》不過“就像一部為了迎合大眾口味而加了料的美國大片”（224）的判斷。對此，1961年2月井上靖發(fā)表《關(guān)于我的作品〈蒼狼〉———讀大岡氏的〈常識的文學論〉》一文，為自己的作品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辯護。文中首先承認“我想寫的確實就是您所說的‘狼原理’”，“《蒼狼》中我想寫的是小說，而不是歷史”。（1961：176）針對大岡升平列舉的幾個“篡改點”，井上靖回應：“《元朝秘史》是一本比較特殊的史書，同時它更是一本文學書、一部敘事詩”，所以“它是比較重要的資料，但絕不是史實”，（178）認為對此做出何種取舍是作家的自由，自己并沒有因為某種動機而隨意改變歷史事實。3月份的《群像》雜志上再次出現(xiàn)大岡升平的質(zhì)疑文章《成吉思汗的秘密———常識的文學論（3）》，對此做出新的反駁，“即使《元朝秘史》不是歷史書，但也不能否定其中有史實的成分”，“您所記述的那些沒有真實再現(xiàn)蒙古人的心”，（『成吉思汗』：180）以此來進一步批判井上靖對待史料的態(tài)度。井上靖對此沒有再做出新的回應，當時備受日本文學界關(guān)注的“狼論爭”就此落幕。也許是因為井上靖對大岡升平的批判沒有正面反擊，低姿態(tài)地表達了對其“忠告和好意虛心接受”的態(tài)度之后一直保持了沉默的緣故，導致這場繼森鷗外提出“尊重歷史與脫離歷史”命題以來日本文壇再次出現(xiàn)的對于歷史小說本質(zhì)問題的討論草草收場，讓許多日本評論家都覺得虎頭蛇尾。

通過這場論爭我們不難看出，井上靖的歷史小說《蒼狼》的一個最大的主題就是“狼原理”。井上靖在《蒼狼》中運用通俗心理學手法，依據(jù)蒙古族的傳說對成吉思汗率領蒙古鐵騎不斷發(fā)動征服戰(zhàn)爭的心理根源進行了藝術(shù)虛構(gòu)，即有著“出身之謎”的成吉思汗為了證明自己的蒼狼血統(tǒng)不斷發(fā)動征服戰(zhàn)爭。事實上，將歷史英雄們的行為通過現(xiàn)代心理分析手段將其合理化的藝術(shù)虛構(gòu)手法并不是井上靖的獨創(chuàng)，而是日本的大眾小說業(yè)已醇熟的技法。比如在《蒼狼》付梓之前，日本大眾文學大師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語》于1957年5月在《周刊朝日》上連載結(jié)束且廣受好評。在《新?平家物語》中，吉川英治以現(xiàn)代文學筆法改寫了日本古典名作《平家物語》，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將主人公平清盛的行為通過心理學手法進行了合理化改寫。對應來看，井上靖在《蒼狼》中也將這一手法照搬到成吉思汗身上。前文提到的井上靖自我辯護的文章里也提到了中世的《平家物語》與后來出現(xiàn)的如《新?平家物語》一類有關(guān)《平家物語》的作品之間的用辭差異等問題，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否是有意識的，井上靖總歸還是受到了它的影響。再有，關(guān)于英雄出生的秘密，可以說是平安時代的《源氏物語》以來日本文學的一個傳統(tǒng)主題，《源氏物語》中的主人公光源氏和他的長子熏都是擁有秘密出身之人。吉川英治的《新?平家物語》通過平清盛為自己的出身之謎苦惱這一伏線，描寫了日本武家政治鼻祖平家一門的榮華與沒落，精彩再現(xiàn)了日本平安末期百年人間世界的興亡和流轉(zhuǎn)。而在《蒼狼》中，成吉思汗的出身之謎更是得到了完美演繹，這與吉川英治的寫作技法顯然有異曲同工之妙。為了給這種心理描寫找到一個依據(jù)，井上靖不惜故意將小說《蒼狼》的重要依據(jù)史料《成吉思汗實錄》（《元朝秘史》那珂通世日語譯本）進行誤讀，甚至舍棄了被許多日本作家大做文章的“沐浴著光之精華而誕生的孩子”孛端察兒（成吉思汗所在的孛兒只斤氏族的祖先），而片面根據(jù)《元朝秘史》的記述，將“蒼狼”的血統(tǒng)與成吉思汗之間主觀聯(lián)系在一起，刻畫出了一個要使自己成為勇猛的狼的成吉思汗形象。如前所述，井上靖本人也非常坦率地承認“作品中我想寫的也就是您所說的所謂的‘狼原理’”。正像大岡升平的評論中所言，“狼原理”是一個發(fā)明，是與包括成吉思汗在內(nèi)的所有蒙古族人都無關(guān)的發(fā)明。

二、“狼原理”與他者認知

井上靖對《元朝秘史》的“曲解”和“更改”，引發(fā)了前面提到的日本文學史上有名的文學爭論———“狼論爭”。在這一“《蒼狼》論爭”中，相對于稍稍帶有攻擊性語調(diào)的大岡升平，更多的輿論則是傾向?qū)榱司S護自己的作品而避開論點放低姿態(tài)的井上靖報以同情和支持。但是從井上靖就史料應用中所表現(xiàn)出的潛藏在其歷史認識中的他者認知這一點上來看，與歷史文學的爭論重心略微不同的另一個側(cè)面浮出了水面。首先，我們可以考察一下《蒼狼》在日本發(fā)表時蒙古人對成吉思汗的形象認知。蒙古國曾在1962年，即“狼論爭”的第二年，舉辦過紀念成吉思汗誕辰800周年的慶祝活動，當時蒙古國的現(xiàn)代詩人普萊布道爾基（ДэндэвийнПрэвдорж）曾在一首題為《成吉思》（Чингис）的詩中反復吟誦：“鐵木真，不是生自弓箭；鐵木真，不是生自箭鏃；鐵木真，是由訶額侖而生的。”（芝山豊：27—29）從詩句中可以看出，以普萊布道爾基為代表的蒙古人認為是母親訶額侖這一母系血統(tǒng)孕育了成吉思汗，而非支撐了井上靖的“狼原理”的父系血統(tǒng)。根據(jù)《元朝秘史》的記述，鐵木真（青少年時期的成吉思汗）的母親訶額侖是一個寬容的母親，無論是誰的孩子她都會當做家庭成員來養(yǎng)育，從一定程度上說，正是她的這種寬容態(tài)度才孕育出了一個從小部落發(fā)展壯大的、各種文化兼收并蓄的大蒙古。實際上，這也不是訶額侖的個人特性，根據(jù)一些史料記載，12世紀前后的蒙古社會雖然已經(jīng)進入了父系氏族社會，可是仍然保留著一些母系氏族的遺風。從《元朝秘史》一書所描述的譜系圖表中也能推斷出，成吉思汗事實上并沒有所謂狼的血統(tǒng)。《蒼狼》的重要史料依據(jù)《元朝秘史》，即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中，開頭第一句話就做了詳盡且重要的秘史解釋：當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個蒼色的狼（蒙語：孛兒帖赤那，《蒙古源流》：布爾特奇諾。

這個注釋引自《蒙古源流》，是乾隆期的史官翻譯的漢文版。去年九月，我的朋友內(nèi)藤湖南在盛京的官庫里得到了《蒙古源流》的蒙古文原版并將其拓寫。該書是僅次于《蒙古秘史》、具有極高的史學和文學價值的珍貴書籍。根據(jù)此書也可以修正明代譯本中的誤譯問題）……（1—2）那珂通世的這一解釋在當時算是比較先進的。明代譯者可能對于圖騰與姓氏起源乃至民族起源的關(guān)系等缺乏了解，對蒙古人祖的解釋望文生義而產(chǎn)生誤譯，這一點在現(xiàn)代史學研究中已經(jīng)被承認。即使是一般的讀者，在讀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實錄》時都會注意到開頭部分的解釋而不會產(chǎn)生錯誤的理解，而井上靖雖然采用了那珂通世的一些用詞，卻為了在作品中構(gòu)筑自己的“狼原理”而徹底無視那珂通世在開頭部分便已經(jīng)做出的重要解釋。就像大岡升平所指出的那樣，井上靖將《元朝秘史》中的狼形象等內(nèi)容描述加以篡改，以其強硬的姿態(tài)來構(gòu)筑自己的“狼原理”。我們在蒙古族譯者翻譯的《蒙古秘史》的不同譯本———包括蒙古族譯者札奇斯欽、特?官布扎布———及漢族譯者余大鈞等的譯本中可以看到與《元朝秘史》不同的開篇：“成吉思汗的先世，是奉上天之命而生的孛兒帖?赤那，他的妻子是豁埃?馬闌勒。”（札奇斯欽：3）在特?官布扎布等人翻譯的《蒙古秘史》譯者序言中甚至直接指出了明代譯者的誤譯問題，成書于約1300—1310年間的《史集》中記載：所有的蒙古部落都是（從某時）逃到額爾古涅昆來的那兩個人的氏族產(chǎn)生的。那兩個人的后代中有一個名叫孛兒帖赤那的受尊敬的異密，……名叫豁埃馬闌勒的長妻為他生了一個諸子中最有出息、后來登臨帝位的兒子。（拉施特：6）通過這段文獻我們也可以獲知，至少在中古波斯文獻中，孛兒帖赤那是蒙古部落祖先的人名而非一匹蒼色的狼。實際上，許多的文獻記載都證明，孛兒帖赤那與豁埃馬闌勒確實為人名。而在現(xiàn)在所有蒙古文獻及傳說中，均認為孛兒帖赤那（蒼狼）和豁埃馬闌勒（白鹿）是成吉思汗的先祖，但也僅僅是作為人名，并未提及“蒼狼”、“白鹿”結(jié)合而生人的故事。據(jù)日本的蒙古學者芝山豐考證，在一些蒙古語譯本中，《元朝秘史》開頭部分的“蒼狼”是與普通名詞的狼相區(qū)別作為固有名詞來使用的。無論是在漢語音譯還是維吾爾式豎寫的蒙文中，很難區(qū)分那個“孛兒帖赤那”是固有名詞還是普通名詞，但是在西里爾式橫寫的現(xiàn)代蒙古語中，固有名詞的詞頭都是大寫的。蒙古語譯本中“孛兒帖赤那（蒼狼）”通常都譯作Бθртэчино或者Бθртэ－чино。（芝山豊：32）在《元朝秘史》卷一的前三節(jié)中蒙古族產(chǎn)生源流的部分，并沒有出現(xiàn)任何類似朝鮮、韓國的“壇君神話”那樣的動物化身為人的闡述，所以《成吉思汗實錄》或蒙古語譯本的《元朝秘史》所表達的應該是一個叫孛兒帖赤那的男子娶了一個叫豁埃馬闌勒的女子，并在斡難河源開始游牧為生。而井上靖《蒼狼》中的解釋明顯是對《成吉思汗實錄》的有意誤讀，以期達到建構(gòu)和支撐其藝術(shù)主題“狼原理”的目的。根據(jù)羅馬傳說，羅馬的祖先羅慕路斯（Romulus）是由狼哺育成人的。到了現(xiàn)代，世界各地也有一些有關(guān)狼孩的報道，我們依此可以推斷在一些原始民族的心目中，狼作為人類的一種伙伴式的存在是毫無疑問的。日本民俗學者柳田國男的一些著作中提到，在日本，由于狼在農(nóng)業(yè)中起到了很重要的驅(qū)逐害獸的作用，故已被神格化為“多產(chǎn)之神”。但這個理由并不適用于牧羊人，特別是成吉思汗生活的13世紀的蒙古草原。實際上，在鄂爾多斯綿延至今的祭祀活動中，成吉思汗多被比喻為“鷹”或“駿馬”，而不是“狼”，這從祭祀活動的祭文、祭詞及祭歌中都可以明確看出。顯然，“狼原理”的證據(jù)在《蒙古秘史》等蒙古人書寫的年代記中是完全不存在的，而以井上靖為代表的日本人并未將蒙古看做是一個“鷹”或“駿馬”的國度，而是看做“狼”的國度。將蒙古視作“野蠻的”、“獸性的”存在，其實質(zhì)與近代西方的東方學中的東方認知是同宗同源的。通過閱讀西方流傳下來的相關(guān)作品和典籍也可以看出，在中世紀的歐洲，成吉思汗絕不是一個惡魔般的存在。在英國中世紀作家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成吉思汗是作為一個偉大的王者來記述的。這位國主名叫成吉思汗，在他那個時期，他的聲譽和才能，超過了任何一國的帝王。

凡是帝王所應有的一切品質(zhì)他都齊備。他出生于哪一教就始終誠信著，立誓尊奉；他又勇敢、賢明、富有、守信、遇事仁愛、公正、生性穩(wěn)健、像大地的中心一般；他又年輕、活潑、堅強、善戰(zhàn)、如朝廷中任何一個武士。一表人物，是幸運的受寵者，永遠保持著他的高貴地位，舉世無匹。（276）近代以后，特別是在19世紀的東方學和黃禍論等思想學說的渲染之下，成吉思汗才被賦以嗜血的征服狂魔的化身這一形象，就像1939年法國歷史學家勒內(nèi)?格魯塞在中亞通史著作《草原帝國》中寫的那樣：成吉思汗是草原游牧部落入侵定居文明的典型，他們凌厲的攻勢，強大的戰(zhàn)斗力和慘烈的屠殺被看做人類的災難。蒙古人給人類帶來的噩耗超過了他們的任何祖先。他把恐怖當做一種政體，把屠殺變?yōu)橐环N有條理的制度。（112）西方作品中曾經(jīng)的“高貴君主”，從19世紀開始變成了“人類災難”。井上靖《蒼狼》塑造的“狼原理”，根本上還是基于近代傳入日本的這種東方主義認知。與其說“狼原理”是借鑒了蒙古的始祖?zhèn)髡f，不如將其視為與井上靖文學中共通的創(chuàng)作動機密切相關(guān)。井上靖作為父母的長子出生，卻從小遠離父母，由與其關(guān)系極其復雜的祖母（曾祖父的妾室）撫養(yǎng)長大。井上靖作品中反映這一人生經(jīng)歷的作品有很多，小說《白牙》即為其中之一，它以描寫親子關(guān)系及厭惡性欲放縱為主題。對于這部小說井上靖曾坦言，他想寫的是一位像一個遠離世俗與常規(guī)世界的白牙一樣的年輕女性。小說最后以詩一樣的語言寫道：“再見了，約翰；再見了，爸爸；再見了，媽媽；再見了，角田康之；再見了，涌動著粘稠血液的沼澤……”（1995：430）這里的“約翰”是小說中多次登場的狼狗的名字，最后一句“涌動著粘稠血液的沼澤”，根據(jù)小說情節(jié)，將其理解為人難以擺脫的血統(tǒng)問題也是符合邏輯的。無論從這部作品的名稱還是小說重要情境中多次登場的狼狗“約翰”來看，我們都很容易聯(lián)想到美國作家杰克?倫敦的《白牙》，這部小說寫的是一只有狼的血統(tǒng)的犬的故事，某種程度上也是“狼原理”的構(gòu)思。在日本近代文學發(fā)展的過程中，日本作家反復描述日本人不斷抗爭的封建家長制度，而這種封建家長制度與其說是前近代（明治維新之前）的一種存在，不如說是西方的家族觀念在日本衍生的一個近代性問題。井上靖所追求的血統(tǒng)問題，可以說是日本近代化自身的問題。井上靖在《蒼狼》中著力刻畫的主題除了“出生秘密”之外，還有成吉思汗與忽蘭之間的愛情。小說中忽蘭質(zhì)問成吉思汗：“你現(xiàn)在對我的感情是愛嗎？……你說你愛我，可是你是不是真的比對其他任何女人更深沉地愛著我呢？”（202）相信無論是日本讀者還是中文譯本的讀者，讀到這里時難免都會產(chǎn)生某種隔膜的感覺，細究其原因，無非是這種頗具現(xiàn)代性的大膽的“愛”的叩問方式和用詞。作品中忽蘭反復確認的“愛”字雖然早在平安時代的日語中業(yè)已存在，但該字指向的卻不是現(xiàn)代意義上的愛情。作為表示男女之間相互吸引并升華了的情感的這個字，是在進入明治時代以后作為英語love的對譯字出現(xiàn)的，而它開始廣為接受并被頻繁使用則是進入昭和時代以后的事情。而實際上，據(jù)有關(guān)學者考證，表達這種意義的“愛”字在蒙古語中跟在日語中一樣，都是近代以后翻譯過來的外來語，蒙古語中就如何翻譯“愛”這個詞的討論一直持續(xù)到上世紀50年代。所以，無論是在當時的日語還是蒙古語中，并不存在相當于“愛”這樣的字詞。關(guān)于小說《蒼狼》，井上靖反復強調(diào)“沒有篡改歷史，敘事詩的解釋是自由的”，但不管是《蒼狼》中描寫的“狼原理”還是那種西式的極具羅曼蒂克情結(jié)的愛情，無論是在成吉思汗生活的年代還是《蒼狼》發(fā)表時的蒙古人的現(xiàn)實生活世界里，都沒有這種表達方式。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正如大岡升平所論，井上靖并不是要描寫歷史上的蒙古人，而是借用《元朝秘史》的舞臺上演了一場日本的時代劇，描寫的是一群日本“近代人”。因此可以說，《蒼狼》是一部凸顯了井上靖歷史小說的現(xiàn)代性的作品。

三、“狼原理”與“《蒼狼》本質(zhì)”

在《蒼狼》問世前夕，日本小說家尾崎士郎曾于1940年寫過同樣以成吉思汗為題材的小說《成吉思汗》，兩者之間雖藝術(shù)虛構(gòu)手法不盡相同，但寫作意圖及目的指向卻有著某種異曲同工之處。尾崎士郎在《成吉思汗》序中寫道：“成吉思汗無限的征服熱情和野心在今日看來并不是一個古老的故事，而是暗示了亞洲民族未來的一個大方向。”（2）這里所謂“暗示”就是指日本要在蒙古曾經(jīng)支配過的版圖下再建一個“泛亞洲帝國”，也就是說尾崎士郎在此所寫的并不是什么“蒙古實像”，而是當時自詡為亞洲盟主的日本應該繼承的理想的領導者形象。二十年后，在日本戰(zhàn)后迎來了新的階段的1960年的日本安保斗爭前后，井上靖的《蒼狼》問世了。尾崎士郎利用《元朝秘史》中的“沐浴著光之精華而誕生的孩子”孛端察兒的意象使之與日本的日丸旗和日本當時鼓吹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意象相重疊，而井上靖則是徹底舍棄了這一點，無視那珂通世的譯本《成吉思汗實錄》中的注解，僅根據(jù)明朝的《元朝秘史》譯本的記述，將《蒼狼》的血統(tǒng)與成吉思汗直接聯(lián)系起來，描寫了一個要使自己成為狼的成吉思汗和蒙古形象。引申開來，井上靖的成吉思汗的形象就是努力使自己成為狼的日本現(xiàn)代人形象。基于“狼原理”的《蒼狼》延續(xù)了把蒙古從現(xiàn)實生活中剝離開來的做法，暗示的是20世紀60年代開始普遍存在于日本人世界觀中的戰(zhàn)后版的“脫亞入歐”情節(jié)。當然，在作家執(zhí)筆之時也許完全沒有將讀者設想為蒙古人，只是想提供給日本讀者一個蒙古世界。這部小說和被稱作日本大眾文學大師的尾崎士郎的《成吉思汗》一樣，都是為日本人搭建一座他們向往的舞臺，即他們能夠肆意馳騁“成吉思汗即為日本源義經(jīng)”這一幻想的舞臺。

13世紀的成吉思汗時代，馳騁歐亞的蒙古騎兵軍團的征服使許多歷史學家困惑不解。而在被西方學者指為與蒙古同屬一個人種的日本，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對蒙古問題、對成吉思汗尤為感興趣，泛蒙古主義在這里極具吸引力，甚至許多日本學者著書立傳，試圖證明成吉思汗與日本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源義經(jīng)（1195—1189，日本平安末期名將）同為一人。盡管這一說法在當時就備受爭議，然而這個牽強附會之說仍然在日本民眾之間廣為接受和流傳，并延續(xù)至今。井上靖在小說《蒼狼》后序《〈蒼狼〉的周圍》一文中，開篇就提到了1924年出版的小谷部全一郎的《成吉思汗乃源義經(jīng)是也》一書，該書一經(jīng)出版就廣為流傳，而井上靖身邊的朋友們讀后也深以為然，可見“成吉思汗與源義經(jīng)同為一人”的說法在日本民眾之間的接受度。歷史小說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歷史這一問題，是一個長時期構(gòu)成困擾的問題，而一般讀者更為關(guān)注文學文本的可讀性和趣味性，這是毫無疑問的。作為被日本文學評論家譽為“戰(zhàn)后讓日本文學重新恢復趣味性的先驅(qū)者”，（佐藤春夫：213）井上靖更是深諳此道。在日本，成吉思汗就是源義經(jīng)的說法已經(jīng)被日本人廣為接受，井上靖迎合了現(xiàn)代人的喜好，塑造了這樣一個成吉思汗形象，是該小說一經(jīng)問世便持續(xù)暢銷的一個重要因素。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中村光夫評論說：小說中描寫的“支配了成吉思汗內(nèi)心的多個固定觀念之中，無處不折射出現(xiàn)代日本人的影子。但這并不是井上靖的個人感情，而是他人生觀中的思想性體現(xiàn)，或者可以直接說是現(xiàn)代日本人的人生觀的一種抽象描寫”。

從上述分析可以認為，井上靖這部作品并不是將蒙古人他者化了，而是將其無限地拉近自己并與自己等同起來。只是單純地通過一些文獻來了解蒙古的井上靖，憑借自己超凡的想象力將自己置身于一個全然陌生的時空和國度進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這就需要將一些現(xiàn)實生活中的對抗性因素及文化關(guān)聯(lián)全部舍棄，采取一種無視現(xiàn)實世界時空間限制的普遍主義立場。這樣做雖然沒有完全復制歐美的東方認知，但無視歷史的前后關(guān)聯(lián)，否認自他差異的態(tài)度，無疑是一種別樣的“泛蒙古主義”、一種裹著普遍主義外衣的民族中心主義。而正是因為這種民族中心主義披著普遍主義的外衣，《蒼狼》和“狼原理”不僅沒有被批判，反而在小說、電影甚至是學習漫畫中被全盤接受和不斷復制，癡迷蒙古的日本式東方主義不斷被再生產(chǎn)。就像巖淵功一在《共犯的異國情調(diào)———日本和它的他者》一文中所闡述的那樣，東方主義不僅僅是一個西方對東方的問題，也是一個東方對東方的課題。日本通過全力脫亞入歐，對外實行典型西方式的殖民主義，對內(nèi)通過西式言論自我殖民地化不斷推進自己的現(xiàn)代化進程，同時在這一過程中不自覺地、且不遺余力地將這種脫亞入歐意識強加給他者。與努力使支配變得正當化及合理化的西方的東方主義相比較，日本的東方主義也著力于使支配網(wǎng)絡化和全球市場化，從這一角度著眼，可以說《蒼狼》和它的“狼原理”所塑造的絕不是一部單純的浪漫史詩。《蒼狼》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無疑是成功的，而關(guān)于“狼原理”的藝術(shù)虛構(gòu)是否合理的問題，即歷史小說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歷史的問題，在文學藝術(shù)創(chuàng)作領域無疑仍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在當今歷史或新歷史的辯證推理演繹的時代，許多學者甚至提出，歷史是在幫著歷史設圈套，作家是史學家的天然敵人。這讓我們很容易想到起源于日本的“羅生門效應”這一現(xiàn)代流行的說法，據(jù)此也可以看出井上靖信奉同樣的藝術(shù)理念，在歷史的框架下充分發(fā)揮了自己的藝術(shù)想象力，創(chuàng)作出了包括《蒼狼》在內(nèi)的一系列極具現(xiàn)代性的歷史小說。《蒼狼》和它的“狼原理”不僅廣為接受，且不斷被復制，覆蓋了20世紀60年代以后幾乎所有“成吉思汗”題材的文學作品、電影、漫畫、電子游戲甚至是競技體育。這種理念走出了日本的國門，甚至被原本極為排斥該作的蒙古民族所接受，使“蒼狼”這個稱謂幾乎衍變成了蒙古民族的代名詞。以“狼原理”為支撐的小說《蒼狼》，在全球化過程中起到了將蒙古的生活世界隔離在外的正當化的作用，現(xiàn)在看來，這個作用也將會無限期地延續(xù)下去。東方主義作為一種西方話語霸權(quán)的地緣產(chǎn)物，是對東方文化的一種權(quán)力壓制，而作為東方主義在“東方的繼子”（亀井勝一郎：409—10）的日本已經(jīng)遠遠逸出了薩義德定義的東方主義的射程，實現(xiàn)了日本“自我東方論述”的策略中將他者分化且追求自我東方異化的目的。這是日本典型的“脫亞”民族中心主義的表達方式，是與“東方主義”同宗同源的日本式東方主義。

作者：劉素桂 單位：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