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畢業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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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關鍵詞：經濟體制，地方政府，職能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產業結構日趨合理，經濟效益不斷提高。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財力有了顯著的增長，近地方政府已經成為目前經濟運行中一支重要的經濟力量。但是，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體制還在進一步改革的過程中，市場機制、競爭機制等還不健全，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經濟增長方式尚欠合理，這都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和諧，使地方政府成為各種利益關系沖突和矛盾的焦點。這就迫切要求地方政府加快實現職能的轉變。

一、地方政府職能轉變面臨的困境

（一）地方政府越位嚴重

現階段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受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和部門利益的驅動，地方政府往往以“全能者”的身份出現在市場經濟中畢業論文題目，超越自身權限，涉足市場、企業和社會組織的自主權力范圍，管了許多不該管，而且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比如，在漸進的機構改革中，地方政府重點進行了國有企業產權制度的改革，探索了企業經營權與所有權分離的途徑，撤銷了一些專業經濟管理部門，增強了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但是，由于國有資產監管機制尚未完善，政府仍然承擔著國有資產管理者的重要角色，這就決定了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一定程度的直接控制，地方政府經濟調節這只“看得見的手”在取得一定效果以后，在某些地區、某些領域至今仍然伸得過長。表現在不該由政府管的事情政府插手，如地方政府和企業一起爭上市，爭競爭性投資項目，直接參與企業經營管理與人事管理。地方政府直接介入企業管理，與市場經濟所需要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主體資格要求相違背，直接損害了企業利益。

（二）市場監管職能實施不合理

地方政府的職能在于制定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維護市場的正常秩序。從地方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分析，一些地方政府的市場監管職能還很弱。在地方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如何實現對本地區的市場經濟秩序的監督和管理，對壟斷行業如何限制，對市場環境如何構建，對產權如何界定和保護等等一系列問題都不是十分的明晰，因而常常造成地方政府市場監管職能實施不當。具體表現有：地方保護、政策歧視、監管不力、權力濫用等。這些都影響了政府的執行力和公信力。

（三）社會管理職能定位模糊

從地方政府的社會管理職能來分析，由于人們是在政治統治職能的層面上來展開對社會管理職能的認識的，因此常常將社會管理職能與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和公共服務職能混同起來畢業論文題目，忽略了社會管理中的公事事業管理這一重要內容論文范文。一些地方政府社會管理的方式還處于短期性、被動性的“拾遺補漏”階段。地方政府社會管理職能中的危機管理意識和能力都比較薄弱，許多地方政府還未建立起來以政府為主導的對自然災害、突發事件的應急機制，地方政府和社會對公共危機的控制能力還較低.例如政府職能界定不清，定位不準、社會管理組織不發達，體制不順、管理機制不暢，手段落后等。另外，生產、交通、衛生和食品等公共安全越來越成為廣大社會成員的基本公共需求，需要逐步建立健全管理機制。

（四）服務職能不強

從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來分析，一些地方政府對本地區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遠遠不能滿足公共需求。這一點在西部地區的地方政府和層級較低的地方政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基層社會基礎薄弱，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長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大農村的文化教育、合作醫療、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長期以來得不到重視，影響了農村的發展。

二、經濟體制轉軌條件下我國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對策

（一）轉變地方政府執政觀念

轉變地方政府職能，建設服務型政府，必須首先轉變地方政府的執政理念。執政理念的轉變，能夠增強地方政府轉變職能的內在動力。在中國這樣有著集權政治、計劃經濟、一元文化等傳統文化思想深刻影響的國度，官本位、政府本位、權力本位的傳統管制型政府執政理念根深蒂固，而公民本位、社會本位、權利本位的服務型政府執政理念剛剛形成，明顯處于弱勢。所以轉變執政理念，成為轉變地方政府職能的首要問題。因此，地方政府必須樹立起以下五種執政理念：一是“以民為本”的服務理念。地方政府是為公民及其他社會主體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必須樹立“以民為本，顧客至上”的執政理念。二是有限行政理念。政府不是全能的，政府的能力、權力都是有限的，地方政府在管理中也會出現失靈現象。必須轉變政府神圣化、萬能化的觀念，改變事無巨細、政府統攬的局面，不做越位、越權的事情，政府不應管的事情要還權于民、還政于民。三是依法行政理念。依法行政是政府執政理念的核心畢業論文題目，是政府行政運作的一項基本原則。四是責任政府理念。要構造和完善包括政治責任、法律責任、公仆責任在內的行政責任制度，以確保各級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對百姓負責、對社會負責。五是誠信行政理念。一個高效、廉潔的政府是老百姓滿意的政府，是老百姓心目中形象極佳的政府。這就需要政府不斷強化行政道德以提升其公信力。

（二）重新構建政府與企業、市場及社會公眾的關系

政府與企業、市場、社會的關系是地方政府職能中的核心問題，是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載體，所以必須重新確立好政府與這三者的關系，才能順利實現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而轉變地方政府職能，建立起為企業、市場和社會服務的新體制，是建立服務型政府的根本所在。地方政府必須實現由全能政府、萬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克服越位、糾正錯位、彌補缺位，把工作重點切實轉移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公共管理、公共服務”的職能上來，突出其社會管理、公共服務職能。為實現政府職能轉變目標，必須妥善處理以下三個方面的關系：地方政府與企業的關系方面，政府要把自主經營權利真正交給企業，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建立地方政府為企業服務的新體制；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方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建立面向市場、以市場為導向的政府。一個完備的市場機制和一個有效的政府都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二者缺一不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方面，政府要注重社會潛能，充分發揮社會中介組織的作用，把不該管、做不了、做不好的事情轉交給各種社會中介組織，建立地方政府與社會共同治理的新模式。

（三）加快政治體制變革和創新

首先，要加快地方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科學界定行政審批范圍，減少審批項目，簡化審批手續，規范審批方式和程序，取消不合法律、法規要求的審批事項畢業論文題目，取消可由市場自行調節、社會自我管理的審批事項，取消部門自設的審批事項。著力在推進依法行政、清廉為政、民主施政、科學理政四個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使各級政府在繼續履行好經濟調節和市場監管職能的同時，更加注重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在加強和改革政府管理的同時更加注重建設服務型政府；其次，建立公共財政體制。要調整公共支出的范圍，提高公共服務支出的總量與比例。把生產投資型財政轉變為公共服務型財政，財政支出要以人為本，普遍提高全體人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障水平，將財政支出的重點轉向公共教育、社會保障、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和公共基礎設施等方面；要制定公共服務的最低標準，保證低收入群體能夠獲得最基本的公共服務論文范文。同時，要通過體制創新，提高政府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的供給能力。對地方政府應當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公共安全、國民教育、社會救助、公益事業、環境保護、市政建設等的體制進行創新，逐步從由政府提供向鼓勵包括非政府組織在內的民間共同提供公共產品發展；再次，要完善地方政府績效評價和監督機制。必須盡快廢止以GDP 為取向的業績評價體系，糾正那種見物不見人的片面發展觀，整合現行考核辦法，建立社會性評價機制，確立多重社會評價指標體系，采用目標管理（MBO）、全面質量管理（TOM）等手段進行績效管理，吸納專家學者、社會公眾參與評議和考核，對地方政府業績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獎優罰劣，促進政府績效的提高，建立和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充分調動公務員的積極性，促進地方政府職能的轉變。與此同時，要完善對地方政府行為的監督機制。

（四）加快行政法制建設

依法行政是推動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有力手段。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各項措施，需要運用法律手段加以保障；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成果畢業論文題目，則需要上升為法律才能得以確認和鞏固。因此，只有加強行政法治建設，堅持依法行政，轉變工作方式，轉變工作作風，才能大大提高行政效率，切實轉變地方政府的職能。主要應做幾方面的工作：一是牢固樹立行政法治意識。意識指導行動，行動受制于意識。沒有行政法治意識，就不可能依法行政；二是完善法律體系。實現依法治國，堅持依法行政，必須加快立法步伐，改變某些領域無法可依或有法難依的狀況。要對那些過時的、相互間存在相沖突、相抵觸的法律、法規進行修改和清理；三是理順現行行政執法體制。理順現行行政執法體制，按照條塊結合、適當分權、便于執法、講求實效的原則，走綜合執法之路；四是完善依法行政的監督機制。完善依法行政的法律監督機制，是實現依法行政的根本保障。

轉變地方政府職能是復雜而艱巨的系統工程，是一個常新的研究課題。地方政府職能轉變的模式將更加明確和具體，那就是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由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轉變、由權力政府向責任政府轉變、由封閉政府向透明政府轉變、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由低效政府向高效政府轉變、由失信政府向信用政府轉變、由傳統政府向電子政府轉變。實現以上這些轉變，需要長期艱苦的努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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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關鍵詞：股權分置改革；博弈分析；合理對價

1股權分制改革的實質

股權分置改革既是證券市場一次深刻的制度變革，也是證券市場利益格局的又一次重大調整。股權分置改革，其核心是“對價”。所謂對價，其基本內涵是一方為換取另一方做某事的承諾而向另一方支付的貨幣代價或得到該代價的承諾。對價從法律上看是一種等價有償的允諾關系，而從經濟學的角度說，對價就是利益沖突的雙方處于各自利益最優狀況的要約而又互不被對方接受時，通過兩個或兩個以上平等主體之間的妥協關系來解決這一沖突。把這一概念引入股權分置改革，其基本含義是未來非流通股轉為可流通時，由于股票供給增加導致流通股股價下跌，因此，流通股股東同意非流通股可流通的同時，非流通股股東也要對這一行為發生時將充分保護流通股股東的利益不受損作出相應承諾。

2股權分置改革的博弈論基礎

從經濟學角度看，股權分置改革中的對價過程，實質上就是一個博弈過程。公正的對價博弈必須具備兩個基本前提：(1)力量均衡。即參與對價博弈的雙方或者多方在力量結構上具有勢均力敵的相對均衡性。(2)動力均衡。即參與對價博弈各方都可以從過去的博弈結果中導出新一輪博弈的“好”的預期，為博弈的各方博取新的利益提供參與的動力。在這兩個前提假設中，力量均衡內在的規定了博弈起點；動力均衡內在的規定了預期博弈結果。

股權分置改革制度設計的核心思想是非流通股股東獲得流通權應當向流通股股東支付對價，支付對價的方案由非流通股股東提出，流通股股東有權贊成或否決方案。在信息角度，非流通股股東與流通股股東每一個局中人對于自己以及其他局中人的策略空間、盈利函數等有基本了解。雖然局中人均不知道對手的底線及表決意向，但根據市場平均對價水平可以做出大致的估算，博弈的結局是明確的，即方案不是通過就是不通過；從局中人行動的先后次序來看，非流通股股東先提出股改方案，相關股東再分類投票表決，局中人的行動有先后順序，后行動者可以觀察到先行動者的行動，并在此基礎上采取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因此，股權分置改革可以看作是一個完全信息靜態博弈。

3股權分置改革博弈模型

(1)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①參與博弈的雙方都符合理性經濟人的假設；②博弈過程中的結構均衡與動力均衡。雖然國有股及其他代表者在這一博弈中處于強勢地位，流通股通過10多年的市場博弈，實踐利益受到損害，但在此模型中，為使問題簡化，假設局中人的結構均衡與動力均衡；③A為非流通股股東，對A而言，對價的最好結果是在給流通股股東對價盡可能低的情況下獲得股權分置改革方案的通過；④B為流通股股東，對B而言，對價的最好結果是非流通股股東給出盡可能多的對價以使流通股股東獲得將來股票溢價的收益；⑤流通股股東接受不合理對價的概率為P1，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為P2，其中不合理對價包括高對價（設為P3）和低對價（設為P4）。

(2)模型的建立：非流通股股東以越高的對價獲取流通權，收益越小（最小值為-2），反之越大；流通股股東以越高的對價通過股改，收益函數就越大（最大值為5），反之越小；集合各種事件出現的概率，兩類股東的收益矩陣如表1.

設在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概率為P2）時流通股股東通過的收益為E1，不通過時的收益為E2，根據上表得出：

E1=P1{P2［-2P3+4（1-P3）］+3（1-P2）}；

E2=（1-P1）{P2［2P3-1（1-P3）］}；

當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流通股股東通過和不通過的收益相等時，我們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優概率，即E1=E2，合并移項得出解：

P2=3P1/［3P3+3P1P3-1］；

反之，在流通股通過對價（概率為P1）的情況下，非流通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收益為E3，提出合理對價的收益為E4，根據上表得出：E3=P1{P2［5P3+（1-P3）］+（1-P1）［-P3-3（1-P3）］}；

E4=P1{3（1-P2）-2（1-P1）（1-P2）}；

當流通股股東通過，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和合理對價的收益相等時，我們可以得出均衡博弈的最優概率，即E3=E4，合并移項得出解：

P1=（1+2P2-2P3）/（6P2+4P2P3-2P3-2）；

P1，P2即為博弈模型的均衡解。

（3）模型的均衡解分析：從均衡解P2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與流通股股東投票通過的概率（P2與P1）成正比，也就是說，只要流通股股東投反對票的概率越大，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就會越低。因為他們都是理性的參與人，都不希望股權分置改革宣告流產，收益為零。同樣從均衡解P1可以看出，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概率越大，4P2P3+6P2-2P3-2的值越大，將直接導致P1的值越小。說明非流通股股東提出不合理對價的概率越大，對價方案將不被流通股股東認可，流通股股東將投反對票，在利益的驅使下，博弈的均衡解為：非流通股股東將提出合理對價，流通股股東將通過對價方案。

4合理對價水平

通過股權分置改革實施以來股東間的有效博弈，市場對股改方案形成了10送3這一平均對價預期，表2的統計數據顯示，絕大多數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都在10送3附近，流通股股東獲送2.5～3.5的公司占70%以上，非流通股股東送出率也在15%左右，說明非流通股股東都選擇了最佳策略，即提出合理對價的股改方案。

以中國石化作為代表，作為央企它也實施了10送2.8股的對價方案，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國資委對央企對價的立場，而各地區國有企業的平均對價，可以間接反映當地國資委的態度。當然，不同行業、不同質地的公司還應該有合理的對價差異。

簡單地講，當與10送3股的平均值偏離達到25%以上，即10送2.25股以下或10送3.75股以上，就可以說是差距明顯的方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流通股比例已經相當高的情況下，沒有送股的對價方案也是正常的，比如萬科A。

外資已經控股和即將控股的企業，已經成為對價洼地，而其他國有企業對價過低，除了可以反映國資委“不能流失國資”的立場，還有一種正常的解釋，就是即將鋪開的股權激勵計劃。留下的基數越大，才有可能留給相關激勵對象更多。

5股權分置改革中應關注的問題及建議

雖然我國的股權分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正如以上模型所給出的假設條件一樣，在制度上流通股仍處于弱勢地位。為解決這一問題，股權分置改革中應使用好分類表決機制，這一機制為保障流通股權益提供了制度基礎，是一個重大進步。但問題是，在流通股股東已經嚴重虧損，市場信心幾乎喪失殆盡的情況下，還有多大熱情利用這一機制來保護自己所剩無幾的利益呢?何況，對于流通股股東而言，用腳投票比用手投票要便利得多。退一步講，即使流通股股東參與了投票表決，即使上市公司對價方案獲得通過，流通股利益是否真正能夠得到保證，也還需要未來的市場進行檢驗。

首先，要有一個超越市場的力量存在，為處于絕對弱勢狀態下的流通股提供一個相對公正的博弈起點和博弈過程。從經濟學角度，政府的行為目標具有雙重性：作為社會管理者，以“社會公共利益”最大化為其行為目標，以維護市場穩定；但作為國有股的實際代表者，政府與國有上市公司以股權為紐帶血脈相連，決定著它又有自身“特殊利益”即國有資產的最大化的目標。當上述兩個行為目標糾纏在-起時，這取決于政府的目標偏好：當政府偏好于市場公共利益目標時，則選擇市場認同度較高的對價補償方案，國企與市場同時走向繁榮；當政府偏好國企的特殊利益目標時，國有上市公司的當前利益擺在凸顯位置，國有上市公司推出吝嗇方案，市場投資者信心受到打擊，結果是市場陷入新的危局。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作為監管者，從自身特殊利益中走出來，擺脫國企利益的束縛，真正處于“超然”地位，為市場健康有序運行提供公正、公平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國企和政府作為10多年證券市場最大的得利者，在股改中應遵從市場經濟倫理原則，放棄與民爭利的價值取向，尊重流通股權益，適當還利于民，真正與流通股公平博弈。其次，應設置流通股股東投票率最低限制，以保證博弈的有效性。流通股股東不僅有網絡投票的權利，也有投票的義務。但從目前的實踐情況來看，流通股股東雖然享有了權利，但其自身對權利的認知和行使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在目前中國中小散戶占很大比例的情況下，還需要通過更多的投資者教育使中小投資者認識并行使自已的權利，以確保投票率達到最低限制，確保股權分置改革結果的可信度、有效性。對流通股股東的表決率規定最低要求，對投票沒能達到最低表決率要求的，制定相關的處理、解決辦法，如延長相關股東會議網絡投票時間等使博弈過程更加合理與公正。

參考文獻

第3篇

一、“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一個爭論已久的命題

1.傳統貿易發動機命題的提出

1937年英國學者羅伯特遜提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命題，其主要著眼點在于闡述后進國家可以通過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增長來帶動本國經濟的增長。后來美籍愛莎尼亞學者納克斯通過分析19世紀英國與新殖民地區國家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的經濟發展的原因后，在20世紀50年代對這一學說進行了補充和發展，他認為：19世紀的英國（即他所認為的中心國家）的經濟增長，通過外貿帶動了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即他所認為的國家）的經濟增長，外貿起到經濟增長發動機的關鍵因素，是中心國家經濟增長使得對初級產品需求的擴大，這樣，初級產品的生產國即國家就成為國際分工格局的受益者，其初級產品的出口迅速增加，而高度的出口增長率會通過一系列的動態轉換過程，把出口部門的經濟增長傳遞到國內其它各個經濟部門，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全面增長。

傳統的發動機理論把先進國家描繪成了后進國家的“恩人”。它構成了符合西方偏見的發達國家與落后國家經濟關系的框架，受到一些西方學者的推崇。

2.現代貿易發動機理論的質疑

從發展經濟學家中產生的現代貿易發動機理論，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出發，不但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同它們自身的經濟增長密切相關，更著重強調它們的出口增長受制于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

現代貿易發動機理論的代表人物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劉易斯在1979年12月接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演說中就指出：“發達國家控制欠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主要環節是貿易，當發達國家經濟增長較快時，它們的進口增長速度也加快，而欠發達國家就出口得多。”他還根據統計得出，欠發達國家初級產品出口增長正好是根據發達國家生產增長率所能預測的2／3，不多也不少。

而以普雷維什和辛格為主要代表的一些拉丁美洲經濟學家從分析貿易條件（指出口價格指數與進口價格指數之比）惡化的角度展開了“中心——論”。他們認為，當今的國際經濟體制是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中心，控制著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地帶，國家只能順應中心國家的發展，這種依附關系在國際貿易方面則表現為發展中國家貿易非但不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反而是造成發展中國家經濟不發達的原因，普雷維什還進一步指出發達國家通過貿易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和掠奪。

3.納克斯的自我否定

對于傳統命題的質疑從未停止過。歐文·克拉維斯也曾指出：19世紀經濟取得成功的國家幾乎都不是以出口主導型增長為其標志，而經濟發展不成功的國家在19世紀倒有過相當大的出口擴展，其規模不亞于一些溫帶地區國家在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出口擴展。他認為，應該把貿易擴展形容為成功的經濟增長的侍女，而不是經濟增長的自主發動機。也有人認為，對于島國或小國，貿易可能起到發動機的作用，但對于幅員遼闊的大國，外貿對其經濟增長一般只起著相當程度的作用，而非發動機的作用。

而豐富和發展了發動機學說的納克斯本人后來也改變了看法，他認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的觀點只適用于19世紀英國與新殖民地區經濟的發展狀況，到了20世紀，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未導致對初級產品的需求的大幅度增加，這是因為發達國家工業結構由以輕工業為主轉向以重工業為主，生產制造對原材料尤其是初級產品的需求下降，再加上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中勞務所占的比重不斷上升，對原材料的需求落后于生產的增加，以及發達國家對工業原材料的節約使用，發達國家農業保護主義蔓延等各種因素造成的，因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并未通過初級產品需求的增加而帶動發展中國家經濟成長。這一觀點，基于實際條件的變化，實際上否定了“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一命題。

4.再度流行的發動機理論又面臨詰難。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日本、亞洲“四小龍”等亞洲國家和地區通過實行出口導向型戰略實現了本地區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并且先后步入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行列，“外貿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這一理論再度流行。經濟學家邁耳在《經濟發展中的主要問題》一書中指出，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的高速增長可以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利益：（1）出口擴大意味著進口能力的提高，進口中的資本貨物對經濟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資本貨物的進口不僅取得國際分工的利益，而且可以提高國內的技術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2）對外貿易的發展使國內的投資流向越來越集中在有比較優勢的領域，促進生產的專業化，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3）出口的擴大克服了國內市場狹小的局限性，生產規模可以不斷擴大，從而獲得規模經濟效益，增強國際競爭能力；（4）出口的擴大，特別是加工制成品的擴大，會增加對向出口部門提供物資投入的部門的需求，這些部門轉而向其他供給部門增加需求，如此循環往復下去，不僅帶動所有部門的發展，而且會大大地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這一點對經濟運行機制不健全的國家尤為重要；（5）出口的不斷擴大鼓勵外資的流入，這不僅有助于解決國內投資不足的難題，而且能吸收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這對普遍缺乏資本的落后國家日益重要；（6）世界市場的激烈競爭會促使國內出口產業以及相關產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質量，從而促進國內產業的發展。

相比傳統的貿易發動機理論，邁耳的論述顯得更為完善。進入80年代以后，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等國家相繼效仿日、韓等國，大力發展出口產業，并且取得成功，成為東南亞經濟圈的“四小虎”，然而1997年一場金融風暴席卷了整個東南亞地區，導致這一地區出現了近年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脆弱性暴露無遺，貿易發動機理論再次面臨詰難。

二、貿易發動機的實現條件——從爭論中得到的啟示

不管是傳統的、現代的、還是再度流行的貿易發動機理論，它們的共同點都是孤立地論述對外貿易的作用，忽視了對貿易發動機實現條件的分析。貿易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原理不會變，但貿易對經濟增長作用效果如何，則完全取決于發動機的實現條件被滿足的程度。

1.穩定的出口市場是貿易發動機啟動的外部條件

對于19世紀新殖民地區的國家，國際貿易作為經濟成長的發動機，首先依賴于穩定的出口市場，這是發動機啟動的條件。新技術革命趨勢出現以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初級產品的進口需求呈現減弱的趨勢，這就使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那種“帶動兼控制”的作用強度降低。對于當展中國家來說，新發展起來的制造業面臨的是激烈的國際競爭，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的困難遠遠超過當年率先工業化的國家沖破自然經濟壁壘的困難，傳統制成品的生產出口受到發達國家更高科技的競爭優勢的壓力，大量依靠低工資的生產出口又受到各種貿易壁壘的抵御，而且，整個世界經濟并非一直處于繁榮而保持較高需求的，這樣出口市場并不是有保證的，這些原因都使得發動機的啟動比以往困難得多。

日本及“四小龍”的出口導向戰略之所以成功也得益于良好的外部環境，從50年代起美國出于政治目的采取的對外政策是以犧牲一定的經濟利益為代價的，對東亞各國，美國一直保持其國內市場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進口市場的相對開放狀態，另一方面戰后經濟高速發展的大環境（1950—1974年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也使國際市場保持了長期穩定的需求，東亞各國抓住這一機遇，成功地啟動了經濟。然而，發展中國家出口相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也會導致國際市場需求相對不足，當東盟四國效仿日本及“四小龍”先后加入出口導向行列后，東歐、拉美等發展中國家也都在加快向出口導向轉化的步伐。對東盟四國而言，出口市場越來越沒有保障，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市場日趨擁擠，這必然會加速東盟四國貿易條件的惡化，其出口導向戰略遭受重創也就在所難免了。而對于當年獲得發展的新殖民地區國家和60年代取得成功的日本、韓國，貿易發動機啟動的外部條件是相同的，即保證貿易發展的穩定的出口市場。

2.貿易動力的轉換是貿易發動機持續運轉的內部動力

按照傳統的貿易理論，貿易增長的動力來自于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這樣就會合乎邏輯地推出隨著這種比較優勢帶來的邊際增長收益下降，貿易增長會逐漸減緩，發動機將無法持續運轉的觀點。東盟四國便是一個明證，在經歷了十來年的出口高速增長期后，出口增長開始下滑，而導致出口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就是因為1996—1997年起國際市場電子產品的過剩，出口增長率大幅度下降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外貿逆差增加。所以香港有影響的怡富證券公司報告指出“東南亞各國的對外貿易已從經濟的推動者變成拖地區后腿的因素”。

建立在自然稟賦的比較優勢上的貿易增長動力會隨著自然資源或勞動力資源優勢的逐步喪失而減弱，貿易增長到了一定時期就面臨著貿易動力轉換的問題。貿易增長動力轉換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比較優勢的高級化，即比較優勢由自然稟賦上升到技術、管理和營銷網絡等后天稟賦，二是建立起競爭優勢，這種優勢體現在三個層次上：技術優勢、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實現貿易持續增長的關鍵是貿易動力的轉換，創造新的比較優勢。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發展中國家的貿易發展往往表現出另一種形態：“貧困化”增長，即隨著建立在原有比較優勢上的出口的增長貿易條件不斷惡化，這事實上是由于貿易增長動力沒有隨著貿易增長階段變化而相應轉換造成的。

3.貿易對經濟發展的作用在于促進其結構轉型

貿易的基礎是現行的價格結構，價格結構的基礎是比較優勢結構，但這兩個結構只有形成貿易和強化現有分工的功能，而沒有使產業結構優化和轉換的功能。

從發展中國家的長遠利益看，對外貿易的發展應有助于國民經濟及貿易結構的轉型能力，當這一條件不被滿足時，則會付出經濟結構僵化，有增長而無發展的代價。所以不能為貿易而貿易，發展出口的最終目的是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而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轉換能量來自于技術進步、要素積累以及產業政策所造就的優惠的價格條件。在這里貿易動力的轉換與產業結構的優化是內在統一的。

4.資本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是結構轉型的關鍵

實現貿易和產業結構轉型的關鍵在于生產要素的積累和技術進步。對于勞動力相對豐裕的發展中國家而言，要素積累的核心是資本要素的積累。在平衡的國際收支上，商品出口的順差與資本要素流動的逆差是并存的，商品出口實現的國際價值用來“購買”本國短缺的生產要素、資本以及與資本相伴隨的技術與管理，而降價出口、虧損出口則不利于出口部門的發展和資本要素的積累。

在經濟結構的轉型和發展過程中，技術進步仍然是基礎。一旦貿易與技術進步兩者間形成良性互動關系，那么必然會對經濟增長形成更大刺激。盡管技術進步不論發生在任何部門對經濟總是有積極作用的，但當技術進步發生在出口部門時，它可能會大大提高本國該產品的出口優勢，為本國創造一種新的出口產品，擴大貿易利益，所以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應當特別注重于出口部門和有潛在出口可能的產品上，以形成貿易與技術進步的良性循環，貿易靠技術進步創造更大的生產能力和出口產品的比較優勢，出口又為技術的進步創造更多的可能性即資金來源。

如果出口的擴大不能導致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要素的積累，并進而形成出口增長與要素積累和技術進步的良性互動關系，出口發動機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而如果出口部門的發展是相對孤立的，或者出口部門是一些低檔次的產業部門，而非高附加值、深加工的制造業，那么出口產業對其它產業的帶動力就很小，出口作為經濟增長發動機的作用就不會很明顯。

總之，作為經濟成長的總體來說，出口是諸動力中的一種，不是唯一的發動機，外部市場可以利用到何種程度，國家貿易政策在何種程度上促進貿易動力的轉換，以及貿易與資本積累、技術進步是否形成良性循環，都直接關系到貿易作為經濟成長發動機的作用效果。

三、開放還是保護？出口導向還是大國經濟？——并非貿易政策的本質所在

提倡“自由貿易”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從國際分工的角度論述了國際貿易對所有國家都是有利的，但是在貿易利益的分割上，先進國家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后進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當然不能局限于通過貿易獲得的“靜態利益”，經濟發展是發展中國家的根本目標，貿易的根本目的以及貿易政策的實質必須從這一方面進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