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條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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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21世紀將是知識經濟的時代

人類文明誕生后的第一種經濟形式是農業經濟，其主要特點是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業和畜牧業在經濟中的壓倒性優勢地位，對大自然的依賴程度依然很高，世界各國彼此分隔。從15世紀末的地理大發現起，人類社會開始更多地擺脫對大自然的依賴，對自然和人類社會本身的認識也不斷地深入和拓展，各種發明和創新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都層出不窮，從而大大地推動了工業經濟時代的到來、發展和成熟。應該說，到目前為止的人類社會仍然還處在工業經濟時代，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仍然以獲得工業部門的增長和發展為目標。

然而，在20世紀即將結束之際，人類社會又開始悄然步入知識經濟的新時代：1996年，經合組織發表了一份題為《1996年科學、技術和產業展望》的報告，系統地提出了“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概念和相關的指標。世界銀行1998～1999年度的世界發展報告更是以《知識與發展》為題，認為“知識對于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賴于知識。……今天，技術最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其經濟確實都是以知識為基礎的”，它們的國內生產總值有50%以上是屬于知識密集型的。

所謂“知識經濟”，是指建立在知識和信息的生產、分配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它主要由知識創新體系、知識傳播體系和知識應用體系組成。在這種經濟中，知識取代了農業經濟中的土地和工業經濟中的傳統資本而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主要角色，知識被認為是提高生產率和實現經濟增長的驅動器。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時代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經濟資源的可再生性。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成為最主要的經濟資源和生產力發展的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知識作為經濟資源，具有非消耗性、共享性、非稀缺性和易操作性，因而是一種可再生性資源，它很少受時間或空間的限制，可低成本復制，且易于傳播處理。

2.經濟增長的良性化。一方面，經濟周期的弱化即經濟增長的波動性減弱；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方式發生改變。有的學者認為，美國“新經濟”的“一增兩低”（即經濟持續增長伴隨著低失業和低通脹的獨特現象）便體現了知識經濟的特點。

3.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上述兩個特征緊密聯系，發展的觀念因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更多地注重經濟增長的效益、可持續性和生活質量，更加強調人口資源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4.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在工業經濟時代后期開始加速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在“知識經濟”時代呈現出加速發展的勢頭。作為知識經濟重要內容的信息技術和全球網絡系統大大地改變了世界市場的存在方式，加速了全球貿易自由化和金融一體化，加快了跨國界的生產要素流動。

筆者認為，只有美國等發達國家才開始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進程，其中就連走在最前面的美國“新經濟”也只是21世紀全球性“知識經濟”時代的前奏而已。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至今仍被排斥在“知識經濟”時代的大門之外。不過，21世紀將成為知識經濟的時代，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知識經濟時代的貿易條件問題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是阻擋不住的歷史必然。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去積極了解知識經濟的運行規律和法則，不去迎接“知識經濟”時代的機遇和挑戰，那么它們將永遠無法擺脫“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原因很簡單，發達國家不斷使知識的前沿迅速向前推進和知識本身的乘數效應，意味著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追趕“一個移動的目標”。

自“普雷維什—辛格命題”在20世紀40年代末期提出以來，圍繞貿易條件惡化理論的爭論就沒有停息過。然而，正如保羅·斯特里頓所說的那樣，“當許多人對初級產品生產國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的理論的批判愈演愈烈的時候，這個理論的內核很可能在這場猛烈的攻擊中得以保存下來。這個內核就是：在世界經濟當中，存在著導致從對外貿易和廣泛的經濟進步過程中產生的收益分配不平衡地發生作用的各種力量，以至于最好最大的份額歸于強國，弱國則在分配過程中自相侵吞。”①結果，貿易條件惡化論不僅沒有被，反而獲得了進一步發展。貿易條件惡化論可以包括以下幾層含義。

1.國家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相對于中心國家工業制成品的貿易條件而言，呈現出長期惡化的趨勢。D.沙普斯福德指出，在1900～1982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29%②。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1994年的一份報告中同樣證明了初級產品貿易條件的惡化趨勢，它指出1968～1987年間初級產品的貿易條件每年都下降1.52%③。

2.國家的初級產品相對于中心國家的初級產品來說，其貿易條件同樣也在惡化。漢斯·辛格指出，1954～1972年間，發達國家的初級產品單位價格每年平均下降0.73%，而同期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價格則年均下降了1.82%④。聯合國在2000年1月的統計材料中指出，1980～1999年第一季度，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出口價格指數分別下降了25%和58%⑤。

3.國家的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的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的工業制成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也在下降。漢斯和沙卡等人通過對29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1965～1985年期間出口制成品貿易條件的變化情況進行的統計分析表明，這29個國家出口制成品的價格指數年均下降0.65%⑥。

4.相對而言，國家的貿易條件存在著長期惡化的趨勢。1980～1995年間，低收入國家的商品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都呈下降趨勢：如果以1987年為100，那么這兩項指標分別從121和105下降為91和89⑦。

以上內容可以說是貿易條件惡論在工業經濟時代的幾種表現，它們是工業經濟時代國際分工的產物。到知識經濟時代以后，同樣由于不對稱的中心—體系，同樣由于技術進步在中心和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和擴散，同時還由于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在需求收入彈性上的差別，國家貿易條件長期惡化的趨勢并不會從本質上得到扭轉，貿易條件惡化論的“核心”內容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只不過中心—國家之間的國際分工由“工業制成品—初級產品”組合轉變成了“知識產品—物質產品”的組合，因此貿易條件惡化論的內容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除上述4個層次的內容繼續有效以外，它還極有可能增加下述幾個方面的內容：

5.國家工業制成品與中心國家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6.國家的初級產品與中心國家的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長期惡化。

7.國家的初級知識產品與中心國家的成熟知識產品之間的貿易條件不斷惡化。

不過，貿易條件惡化論的上述發展僅僅是理論上的一種延續，它還有待實踐的證明。筆者提出貿易條件惡化論的這種發展方向，并不是想渲染一種對“弱國”發展前景的悲觀主義，而是想強調這樣的事實：處于“弱國”地位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和拉美是其中當然的成員，應當正視“知識經濟”的挑戰，尤其是要認識到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要比“強國”面臨的挑戰嚴峻得多。

【參考文獻】

①PaulStreeten,DevelopmentPerspectives,P.217,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1.

②D.Sapsford,"TheStatisticalDebateontheNetBarterTermsofTrade:ACommentandSomeAdditionalEvidence",EconomicJournal,September1985,PP.786.

③IMF,"Adjustment,NotResistance,theKeytoDealingwithLowCommodityPrices",IMFSurvey,vol.23,October1994,PP.350-352.

④HansW.Singer,"TermsofTradeandEconomicDevelopment",inJohnEatwell,et.al(eds.),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Ⅲ,P.628,London,TheMacmillanPressLtd.,1987.

⑤UnitedNations,MonthlyBulletinofStatistics,Vol.LIV,No.1,January2000,PP.176.

第2篇

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online數據庫和《中國統計年鑒》提供的數據，對中國1980年至2006年的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進行評價。中國的進出口價格指數形成了比較明顯的對比，出口價格指數在大幅度波動中降低，而進口價格指數則是在小幅度波動中提高，并且進口價格指數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數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國出口商品價格指數的大幅度波動下降、進口商品價格指數的小幅度波動提高和進口價格指數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數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這27年問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指數總體趨勢是有較大波動的下降，與1980年相比，中國貿易條件除1981年都處于惡化之中。這說明中國出口單位價值商品所能獲得的單位進口商品是減少了，中國在國際貿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處于不利地位。但從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波動的幅度看，這種波動具有一定的收斂性，用每5年的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做一次移動標準差分析，所得到的標準差變動也呈現出比較明顯的下降趨勢，說明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程度是在減輕的。

中國出口增長指數快速持續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說2006年中國出口商品數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數達到了115.70。雖然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指數在1980年至2006年間有所下降，但幅度僅為17.57％，遠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數量的迅速增長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數量增長的強大推動下，中國收入貿易條件指數變化是持續上升的，即中國的收入貿易條件持續改善。這說明中國出口商品的總體進口能力在不斷提高，中國通過國際貿易獲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程度在減輕，特別進入21世紀之后惡化程度明顯下降，使得中國收入貿易條件近幾年的改善幅度相當大。

二、中國貿易條件變化的原因分析

根據貿易條件的計算公式，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直接原因是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和進口價格指數上升，收入貿易條件改善的全部依賴于出口的增長。從中國出口和進口價格指數可看出中國進口價格指數的上升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大于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的影響，并且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有下降的趨勢，相反，中國進口價格指數下降對中國價格貿易條件惡化的影響程度有上升的趨勢。影響中國出口價格指數下降和進口價格指數上升的因素有很多，比較突出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加工貿易增長迅速

中國以加工貿易方式的出口由1981年的13.31億美元增長到了2006年的5,103.55億美元，占總出口的比重由5.14％提高到了52.67％；以加工貿易方式的進口由15.04億美元增長到了3,214.72億美元，占總進口的比重6.83％提高到了40.62％。加工貿易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兩頭在外，原料和中間投入品主要靠進口，而資本、技術密集型的中間產品，其價格往往缺乏彈性，且易受出口國壟斷，會使中國進口產品價格居高不下。同時加工貿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存在制約，首先，迅速增加了中國制成品的出口量，造成出口商之間惡性競爭，使出口價格上漲受到抑制；其次，在目前這種一體化的國際生產體系中，由于中國處于生產的下游或終端，多為簡單的加工和組裝發展階段，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只是跨國公司的“裝配車間”。增值率不高導致出口價格難以上漲。相反，隨著加工貿易進口需求絕對值迅速增加，導致國內加工企業對國際燃料、原材料等初級產品和成套設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鑒于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在最近20年中基本上處于上升趨勢，進而使進口初級產品的價格指數趨于上揚。

(二)國際市場比較集中

中國的進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發達程度基本上都高于中國。2006年出口最多的前10國家或地區的出口總額占中國總出口的68.73％，前3個國家或地區占46.48％，僅向美國和日本的出口就超過了全部出口的三分之一。2006年進口最多的前10國家或地區的進口總額占中國總進口的63.60％，前5個國家或地區就占將近一半，達到49.22％。中國的出口市場過于集中，以至于在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低迷的情況下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受到較大的影響。如美國經濟時好時壞，日本經濟則長期表現不佳，美國和日本都是中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其經濟的發展狀況對中國出口影響很大。一方面，美國和日本經濟不景氣引起的需求下降，將直接影響中國的出口；另一方面，出口市場的經濟低迷容易引發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導致貿易摩擦，使中國出口受阻。

(三)FDI大量流入

中國FDI吸收量由1984年的26.51億美元增長到了2,001.74億美元。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吸引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FDI企業進出口比重由原來比較低的水平提高到了2006年的58.87％。根據國際收入轉移的貿易條件效應一般原理，收入轉出國的貿易條件將趨于惡化，收入轉入國的貿易條件將趨于改善，可以得出這樣的推論：中國的價格貿易條件應該趨于改善。但FDI的凈流入并沒有帶來中國貿易條件的改善，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國吸收FDI主要流入勞動密集型行業，易造成出口企業的惡性價格競爭。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要出口產品的貿易結構在國際貿易中始終處于不利地位：不利于產業結構的升級，以低素質勞動力為基礎的產業發展導向不能維持國際競爭優勢，從而陷入“比較利益陷阱”，并造成了中國對經濟發達國家的依賴。二是FDI形成的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執行“轉移價格”，影響了中國進出口價格。目前在中國投資的外國企業，為了達到減輕所得稅負、轉移資金和利潤、逃避管制等目的，往往采取高價進口中間產品、原材料、機器設備，而低價出口制成品的經營策略。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國進口產品的高價位；同時，即使不考慮國家出口退稅等支持措施，而把勞動生產率差異、技術水平差距等因素考慮在內，外企的出口價格水平也明顯偏低。跨國公司的這一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國的進口價格卻降低了出口價格，在FDI企業進出口比重接近60％的情況下，直接導致了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

(四)關稅下降使進口需求擴大

加入WTO后，由于關稅大幅度下降，進口商品的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降低，但由于進口需求強勁，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實際進口商品的價格沒有明顯下降，這一點通過計算進口價格指數能得到很好的驗證。一個貿易大國征收關稅，能使出口品的相對價格降低，生產者就會生產更多的進口品，而消費者會消費更多的出口品，這樣，出口品的相對供給減少，相對需求增加，從而出口品的世界相對價格會上升，貿易條件得以改善。而在關稅下降時這一情況正好相反。中國加入WTO后，關稅一直下降，而中國又是一個貿易大國，因此，貿易條件的惡化與此有一定的關系。

三、改善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對策

從中國價格貿易條件和收入貿易條件的變化看，中國近30年參與國際貿易重要特點之一就是損失一定的公平獲得了更高的效率。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雖然發展成為了貿易大國但并沒有成為貿易強國。中國參與國際貿易能否即提高公平程度又能獲得效率呢?針對上述原因，通過以下的努力可有效防止中國價格貿易條件的惡化，降低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公平損失程度，保持收入貿易條件的持續改善，進一步提高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的效率獲得水平。

(一)提高產品質量水平和產品差異化程度

中國出口產品絕大部分是制成品。通過提高制造業的科技創新能力，提高制造業產品的附加值，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產業，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水平和差異化程度。加大對高新技術研發的資金投入，建立一批具有現代化水平的孵化器，加快知識向高新技術的轉化，加快高新技術的產業化；建立健全符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創新體系，對企業的研究開發給予財稅支持、資助和信息服務，提高研究高新技術方向的市場性；加強企業與高等院校的科研合作，使高等院校的高新技術成果能較快投入到產業中去，拉近技術主體與市場主體的距離。

(二)鼓勵加工貿易向縱深拓展

鼓勵加工貿易向上游產業延伸。通過加工貿易的貿易政策、產業政策、利用外資政策和稅收政策結合起來，消除加工貿易向上游產業延伸的體制約束和政策障礙，引導加工貿易向關聯度大的產業和經濟的縱深環節拓展。發揮內資企業現有的生產基礎和技術基礎，積極促進內資企業發展加工貿易，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調整加工貿易稅收政策，鼓勵加工貿易企業更多地使用國產原材料和零部件，促使加工貿易通過貿易和投資行為從下游裝配業到中間產品需求再向上游原材料工業的逐步延伸，提高原材料工業水平，延長國內產業鏈，推動中國上游產業和基礎工業的發展，促使加工貿易向縱深拓展。促進加工貿易向技術密集型生產環節和價值鏈高端延伸。通過產業政策的調整和各種財政金融措施，將加工貿易的發展納入國家產業政策范疇，實行加工貿易的產業評估制度，提高技術含量和加工深度，鼓勵加工貿易向技術密集型生產環節和價值鏈高端延伸。

(三)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

積極擴大海外市場，避免出口市場的過度集中。擴大與發展中國家(如東歐、南美洲、非洲、中亞等)及周邊國家(如俄羅斯、韓國、東盟、南亞國家等)的貿易往來，使中國的出口市場多元化，從而減緩主要貿易伙伴國經濟狀況及政策變化帶來的沖擊。發展中國家的需求偏好與中國有很多相似之處，根據需求相似說，發展與他們的貿易關系，不僅出口商品價格不容易下降，還有利于擴大中國商品的出口。根據引力模型，周邊國家具有地緣優勢，雙邊貿易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且中國相對而具有較高的發展程度，價格貿易條件改善比較容易。

(四)有選擇地繼續鼓勵引進FDI

大跨國公司和效率尋求型的FDI能帶來的溢出效應更顯著，能迅速擴大中間貿易品的出口，使中國比較容易地更深入地融入到世界經濟生產體系之中，使中國的貿易政策傾向更穩定。建立包括FDI來源、目的和溢出效果等內容的FDI引進項目評估體系。通過對FDI投資主體的整體評估，說明FDI投資主體是否具有全球性的生產和銷售體系；通過對FDI引進項目性質的評估，說明FDI投資主體來華投資是為了巨大的市場還是為比較低的生產要素成本；通過項目預期結果的評估，說明FDI對出口貿易、技術、管理和勞動力等溢出效果如何。制定專門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通過與目錄相適應的進出口政策和生產稅收政策，引導FDI投向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要素部門，投向國際化生產鏈條中附加值大、科技含量高的產業或加工工序環節，提升加工貿易產業發展的層次。

(五)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

借鑒浙江一些行業協會在協調同類商品出口方面的經驗，在國家層面建立相應的行業協會，充分發揮行業協會的作用，做好出口產品規劃，防止國內出口廠商的惡性競爭。由于國內廠商問的惡性競爭，附加值原本就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價格被壓得極低，由此帶來了資源的過度消耗和國內福利水平的降低，并加劇了貿易摩擦。國內廠商的單打獨斗不但表現在產品的出口上，也表現在對原料的進口上。在國際原料價格大幅提高、際能源爭奪日趨激烈的今天，國內廠商應該聯合起來面對國際原料供應商，增加自身的談判砝碼。

(六)明確關稅政策的目標

在加WTO之后，關稅水平調整的余地不大，但可進行關稅結構的調整。結合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WTO要求的關稅水平，可以考慮采取以下措施：處理好進口關稅梯度結構和降低關稅總水平之間的關系，適當縮小關稅的有效保護率與名義關稅率之間的差距，盡量減少關稅所造成的扭曲效應。對進口需求彈性較高的產品征收相對較低的稅率，而對進口需求彈性較低的產品則征收相對較高的稅率。弱化關稅在增加財政收入和調節收入分配等方面的作用，適當考慮關稅保護就業的作用。

第3篇

為反映農民的公共品需求狀況，筆者將目前的農村公共品大致劃分成基本生產類、基本生活類和福利保障類三類，在每類中都列出具體的公共品項目，并要求調查戶根據其期望的重要性進行排序，下面的分析主要是基于農戶排序的統計結果。

（一）基本生產類公共品需求

眾所周知，農田基礎設施（機井、小型農田水利、節水灌溉等）、農業技術推廣與培訓(種植、養殖、加工等技術和技能的推廣培訓等)、農業災害防治（水旱災害、火災、病蟲草鼠害等）、農業市場與信息服務（集貿市場、農產品買賣行情等）、農業生產資料（良種、化肥、農藥、農機具等補貼）和資金支持等是目前影響農村生產的重要變量。表2是調查農戶根據重要程度的排序統計結果。①

從上述統計結果可以得出如下三個基本結論。

第一，農業生產的公共“硬品”需求優先。從表

①調查中對全部調查項目進行分項統計,并賦予各順序與其序號相同的分值(即排序為第1位記為1分、排序第2位的記為2分,以此類推),用各順序的被選頻數乘以其相應分值,再累加計算總分,依總分值由小到大為序,即總分愈小,排序愈靠前,總分相同時,以第1位被選頻數多的選項居前。2可以看出，相比較農業科技、資金支持、農業市場與信息服務等公共“軟品”，農田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資料的需求排在前兩位，充分表明這兩類公共“硬品”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基礎性意義，特別是農田基礎設施公共品，直接影響了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因此有近40%的農戶將其視為最重要的生產類公共品，總體需求也是名列前茅。

第二，與生產直接相關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從各選項不同順序的被選頻次看,被列為相對優先項的為農田基礎設施、農業生產資料、農業技術推廣與培訓等,說明調查對象中多數人對這三類與生產直接相關的公共品需求迫切，同時也說明這些公共品的現實供給與需求之間還存在較大差距。之前，集體經濟的實力相當雄厚，這為大型水利設施建造、農田整理及大范圍推廣農業科技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而且“強制性”的義務工制度也為這些公共品的供給準備了足夠的勞動力資源，但在農村改革之后，集體經濟迅速瓦解，集體再也無法像以前那樣動員資金和勞力來進行大規模的農村公共品供給，現有的供給遠遠不能滿足農民的基本生產需求，因此，農民對這三類公共品的需求極為迫切。

第三，農民對農村金融服務的需求較為強烈。盡管資金支持的整體得分排在第4位，但調查結果同時說明將資金支持列在第一位次的有47位農戶，僅次于農田基本設施，由此也可窺出農民對農村金融服務需求的一斑。

（二）基本生活類公共品需求（見表3）

上述基本生活類公共品需求排序的結果表明：

第一，農民醫療衛生服務需求最為突出。農村醫療衛生是使農村勞動力得到迅速修復和補償的重要手段和途徑，但在目前廣大的農村，疾病往往使農民陷入貧困陷阱，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屢見不鮮，疾病與貧困的惡性循環也使農民充分意識到健康對于本人和家庭的重要性，調研中有65%以上的農戶將看病就醫看作是第一位的需求，總體得分也是遠遠小于其他生活類公共品，由此可見農民需求的迫切程度。

第二，基本生活公共品需求較高，物質需求優于精神需求。結果顯示，農民對看病就醫、鄉村道路建設、清潔飲水有較高的需求，這充分說明，目前對于農民來說，最為重要的是能夠及時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能便利地出行以及能喝上清潔衛生的水。而當前農民收入水平、對時間價值的評估以及環保意識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農戶更為關注的不是新型能源，而是如何低成本、方便、及時地獲取燃料；電視機的基本普及和農村有線電視網的建設也使得單戶農民有了自娛自樂的方式和渠道。因此，當前農民對于基本生活需求和基本生活質量的公共品需求優先于能源和文化娛樂項目，對物質類公共品的需求優于精神類公共品的需求。

（三）福利保障類公共品需求（見表4）

從表4和調查結果可以看得出，農民對公共衛生醫療、基礎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問題給予了相當大的關注，而對職業教育、農業保險、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的需求則較弱。這說明當前農民把關乎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福利需求排在對宏觀環境需求之前，農民公共品需求顯現了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的特征。

從理性角度看，農民的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在目前階段，農民更為關注的是涉及自身生存和發展的相關公共品，比如要能及時獲得醫療衛生服務、能讓自己的子女獲得公平的受教育權利、能讓自己老有所養等等，但對于那些未來十分重要、對整體十分有利的公共品，如職業教育、農業保險和生態環境保護，農民暫時還無法從中受益或受益很少，因而給予了較低的評價。

綜上，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主要表現出四個方面的顯著特征，即硬品優先于軟品；物質需求優先于精神需求；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這四個特征反映了目前農民的現實需求，必須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中加以考慮，同時也要求政府必須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導。

2農場、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分析

農村公共品品種繁多，涉及面較廣，為此，問卷設置了10項公共品，讓被調查者選出最滿意的三項公共品和最不滿意的三項公共品。具體的統計結果見表5和表6。

（一）合意的公共品供給

1．公共衛生防疫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

從表5可以看出，農民對公共衛生防疫和農村合作醫療的滿意度最高。第一滿意到第三滿意分別為35.47％、30.7％、20.11％,三項平均達到28.76％。從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專題調查也可以看出，農民對這一“興起——衰落——重新興起”的合作醫療制度給予了充分肯定，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參合率為94.17％，91.63％的農戶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總體運行狀況表示“滿意”，并且有99.57％的調查戶選擇明年繼續參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①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契合了目前的農民需求，提高了農

①在我們課題組另一調查小組以縣（區）、鄉鎮為被調查單位的數據匯總中也可以發現農戶參與新農合的積極性較高，萊蕪市的平均參合率為87.8%，而歷城區則達到了93.5%。村醫療衛生服務的可及性，使農民的疾病風險得到部分地分散，從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農民“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而且，作為一種恢復性的制度安排，在引起人們對以往制度無限懷念的同時無疑也增加了農民對新制度的信賴程度，因此，盡管這種新的制度設計還存在一些不足，但農民仍對其給與了最高的滿意度評價。

2．糧食直補政策

從2004年起，中央政府為了促進糧食生產，保證農民收入穩定增長，進行了糧食直接補貼的重大改革，這對保護廣大農民的根本利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糧食直補項政策改變了過去對農民多“取”少“予”或只“取”不“予”的分配關系，贏得了民心，產生了較大的政治影響。因此，農戶對這一直接增加農民收入的政策的滿意度較高，前三項平均比例為25.49％，名列第二位。

3．農村基礎設施

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切中當前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要害，符合了廣大農民的需求，而且在國家統一政策標準①的要求下，各地的基礎設施基本都能按照大體相近的標準進行建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基礎設施的均等化。另外，從基礎設施的運行效果來看，基本實現了“兩進兩出”，不僅大大方便了農村的農產品銷往城市和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同時也為城市的資金和居民流向農村提供了方便和可能②，因此，基礎設施的供給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農民對其的滿意程度較高。

4．農村義務教育

出于文化背景和歷史的原因，本次調查的3個省份的農民都特別強調了對其子女的教育問題。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村學校布局的調整和校舍達標的推進，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學校的硬件條件，而教育資源的相對集中也使得農村學校的教育質量得到明顯提高，更為重要的是，“兩免一補”政策的落實，大大減輕了農民的教育負擔，農民從中切實得到實惠，因此，農民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滿意度相對較高。

（二）不合意的公共品供給（見表6）

1．農村社會養老

隨著農村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外出務工且長期化趨勢日趨明顯，那些喪失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只能留在農村，但隨著農村土地的逐漸減少和農業經營相對收益的下降，土地的養老保障功能開始弱化，“家庭養老”和“養兒防老”的倫理觀念也在受到沖擊，這就對農村的社會養老提出了新的更高需求；但由于長期以來我國實際上并沒有在農村建立起相對完善的農村養老制度，農村社會養老的供求之間出現巨大缺口，因而，農民對其的滿意度評價最差。

①如村村通柏油路。

②這也可從蓬勃發展的鄉村經濟和農家樂旅游中得到部分驗證，特別是在基礎設施比較發達的地區，農家樂、農產品開采、生態旅游開展的十分紅火。

2．農村金融服務

農戶對農村金融服務的不滿意主要集中在可及性差和利率水平高兩個方面。調查中，有86.64％的農戶沒有從正規金融機構貸過款，有87％以上的農戶表示當前貸款利率水平“太高”和“較高”。當前在農村金融領域，農業銀行在不斷收縮營業網點，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其業務對象和范圍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作為主要服務機構的農村信用社，則壟斷嚴重，利率居高不下，服務效率較差。農村金融機構短缺和服務不足，已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一大制約因素（見圖1）。

3．農業科技信息服務

農戶對農村科技信息服務的滿意度也給予了較低的評價。調查中發現，在遇到農業生產經營中的技術難題時，只有9.52％的農戶選擇了請教政府技術人員這一途徑，90%以上的農戶認為可獲得的信息量不多，有36.1%的農戶一次都沒有得到縣鄉農技人員的服務，有近70%的農戶認為目前的農業技術推廣體系不能滿足自身的需要（表7）。人員補充和培訓機制以及經費保障機制不健全是造成農業科技信息服務不能滿足農民需要的主要制度原因。

4．文化娛樂服務

調查表明，有10.11％的農戶把文化娛樂服務排在最不滿意中的三項公共品供給的首位，與之相對應，只有1.67％的農戶表示對文化娛樂服務表示滿意。這可能是由于農村文化娛樂方式單一、集體文化活動稀少、文化娛樂設施匱乏，使農民對文化娛樂服務的滿意度較低。

此外，表5和表6還說明，農民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滿意與不滿意現象同時并存。其原因可能是由于農戶對生活類的基礎設施如鄉村道路、有線電視入戶等工程建設表示出較高的滿意度，而對生產類的基礎設施如農田整治、灌溉工程等供給表示不滿的混合效應所致。

（三）公共品滿意度影響因素分析

筆者認為，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高低主要與公共品規模、公共品價格、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和公共品質量等因素有關。

1.公共品規模

公共品的非厭足性決定了農戶對供給水平低下的農村公共品的評價較低。公共品的供給規模并不僅指其絕對量，也包含相對量的涵義，公共品供需缺口會影響到滿意程度。筆者發現，無論從靜態還是動態而言，供需缺口都由真實缺口和放大缺口組成，前者是農民的真實需求與現實供給的缺口，后者則是放大需求與現實供給的缺口。盡管我們目前還難以甄別兩類缺口的準確分野，估量其規模，但明確兩類缺口的存在具有認識和決策的意義。某項公共品供給水平既定時，如存在放大需求，則缺口加大。由此可以部分地解釋，供給絕對數量和質量較好的公共品（如農村基礎教育）的滿意度并不必然排在前兩位。

2．公共品質量

農戶給予供給存在或數量比較充分的公共品以不高評價的原因在于，農戶對此類公共品質量存在訴求。隨著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推進以及權益意識的增強，農村居民公共品消費城鄉“均等”的要求凸現。國家對“兩免一補”義務教育投入總額遠大于對糧食直補投入的數額，但農戶對義務教育的滿意程度要低于糧食直補，這一方面反映了“負價格”與“零價格”公共品在消費者滿意與否決策中的價格因素的較量，另一方面則說明農戶開始對某些公共品的質量提出更高要求。調查顯示農民對城鄉均等的義務教育有強烈認同，要求自己的子女與城市居民子女一樣能享受到素質教育。

3.公共品價格

現階段，雖然我國農民與公共部門存在公共品購買交易假設條件較弱，但定性分析各類公共品供給滿意的程度，可以發現公共品的價格分攤機制影響到了滿意度。農民能免費或以“負價格”得到的公共品，抑或分擔極小部分價格消費的公共品，其往往隸屬于合意的公共品。調查顯示，與“零稅費”相連的“負價格”性質的糧食直補、近乎免費的義務教育、只承擔村內基礎設施建設價格的“村村通”工程，都屬于合意的公共品。當公共部門應供給的公共品以私人品的形式要價，或以較高價格提供公共品時，農戶對此類公共品的評價就會降低，因此需要農民自己付費解決的農村養老問題、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問題等就構成了不合意公共品。

4.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

多項式logistic回歸結果表明，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見表8和表9）。

回歸結果表明，隨著教育程度的提高，農戶對農村基礎設施、公共衛生防疫和農村合作醫療的滿意度出現下降趨勢，其原因可能在于農村中擁有較高人力資本的農戶對此類公共品供給質量提出更高要求所致。隨著年齡上升，被訪農戶對義務教育的滿意概率也出現下降，年齡偏大家庭其子女可能已不屬于接受義務教育的人群，農戶對自身享受不到的公共品難以給予較高評價，這反映了家庭年齡構成會影響到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

不合意公共品供給回歸結果表明，隨著年齡的上升，農戶對農村社會養老的不滿意概率增加，在當前社會保障制度有待完善的情況下，年齡較長的被訪者對關乎自己將來的養老制度安排表現出了更大的關注。隨著收入上升，文化消費的支付能力提高，多元的文化消費降低了富裕家庭對農村文化娛樂服務不滿意的概率。

這種人口社會學背景對滿意度的影響，也說明了政府供給總量的增加并不必然提高每一農戶的滿意度，因為每個農戶的受益并不嚴格相等同。

3、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分析

為全面考察當前階段農村公共品供求之間的銜接狀況，作者根據農民對公共品需求的強弱以及政府供給的多寡，同時考慮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狀況，建立了一個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陣，由此將當前農村公共品分為四類（表10）。

（一）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充分，農民滿意度較高

主要有農村衛生醫療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基礎設施和義務教育。

如前所述，這些公共品都是農民生產、生活最基本的需要，政府加大此類公共品的供給切實符合了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能得到農民的大力擁護。但需要指出的是，農民對此類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更多帶有低層次性、相對性的特征，是對公共品供給“量”上的滿意而非“質”上的滿意。即盡管這些公共品供給在解決農民就醫難、行路難、上學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有不容忽視的問題。調查中發現，盡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發揮一定的積極作用，但鄉村衛生院設備不足、人員業務水平不高、合作醫療籌資標準偏低、基本用藥目錄補償范圍窄、報銷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問題依然是困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進一步發展的障礙。又如，“兩免一補”的義務教育使得農民負擔減輕，農民切實得到實惠，但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保障制度、財政支持教育的長效機制仍不健全。再如，基礎設施的后期維護還尚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等等。另外，農民最急需的但不是最不滿意的公共品也說明，農民對當前以財力有限的政府為公共品供給主體適時提供公共品表現出一定程度的理解，如，農民當前最急需的衛生醫療公共品因為政府供給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使得需求方對此類公共品的供給表現出了相對高的滿意度。

（二）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主體缺位，農民滿意度較差

主要是農村社會養老、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農村金融服務。

調查中發現，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層次有提高跡象，在水、電、路等基本需求得到滿足之后，農民對更高層次的公共品顯現出旺盛的需求，這也與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相吻合。農民對農村社會養老、農業科技信息服務、農村金融服務這些公共品供給最不滿意說明了農民對政府的少作為或不作為行動的不理解，這固然是公共品供給決策內在的滯后效應所致的供給不足的反映，也恰恰說明在政府公共品供給鏈條上此類公共品提供是最薄弱的一環。因此，在加強“家庭保障”功能的同時急需探索各種新的、有效的農村養老模式，逐步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針對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存在的問題，應建立政府主導公益，市場主導經營的農村科技服務體系運行新機制；在強化政策性金融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同時，引入多種層次、多種所有制的新型農村金融組織，同時規范和引導民間金融健康發展。

（三）農民需求不強，政府供給較少，農民滿意度中等

主要有文化娛樂設施、農村能源和一事一議。

這些農村公共品供給與農民的真實需求存在一定的脫節，政府在沒能深入了解農民的真實需求的情況下提供此類公共品，不僅增加了政府的成本，而且還不能得到農民的較高評價。調查中發現，這類公共品即使提供給農民，由于不能符合農民的真實需求從而出現了利用率不高、資源浪費的現象。譬如，雖各村均建有體育鍛煉設施，但高強度的農業勞動已使農民十分疲憊，年富力強的農民又大都外出務工，因此這些設施的利用率十分低下；再如，沼氣作為一種新型能源盡管在經濟性、環保性方面優勢突出，但由于技術、氣候及農作物自身特性原因使得沼氣在北方地區難以得到大面積推廣，因此，調查中農民對這一新型事物往往表現出排斥，即使在政府補貼情況下部分農戶家中建有沼氣池，但往往使用率不高。因此，應立足實際，建立農民對公共服務需求的順暢表達渠道，逐步實現農村公共品供求之間的銜接。

（四）農民需求不強，政府沒有提供，農民滿意度中等

主要有農業保險、生態環境建設與保護、農業災害防治。

此類公共品需供雙方均沒有行動意圖，并不表示就處于供需均衡狀態，即使在某一點上暫時處于均衡，也是低水平的均衡，并不具有長期穩定性。因為此類公共品中的大多數外溢性較強，因此，作為具有“父愛主義”特征的政府應先期規劃此類公共品供給，做到未雨綢繆。

4、結論

1．當前農民的公共品需求呈現出四個方面的特征，即硬品優先于軟品；物質需求優先于精神需求；現實優于長遠；切身利益重于宏觀環境。從理性角度看，農民的這些排序有其合理性。這四個特征反映了目前農民的現實需求，必須在農村公共品的供給中加以考慮，同時也要求政府必須加以合理的政策引導。

2．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主要取決于公共品的規模、價格、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及公共品質量。合意的公共品供給有公共衛生防疫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糧食直補政策、農村基礎設施和農村義務教育。不合意的公共品有農村社會養老、農村金融服務、農業科技信息服務和文化娛樂服務。

3.影響農民對公共品供給滿意度的因素主要有公共品的供給規模、供給質量、價格以及農戶的人口社會學背景等。是否存在放大需求所導致的供需缺口，公共品的供給質量是否與之前有所提高、是否和城市供給質量相同，農民能否以較低“價格”甚至是“零價格”消費公共品，以及農民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及收入水平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響到了公共品供給的滿意度。

4.農村公共品供需均衡矩陣將公共品分為四類，即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充分，農民滿意度較高；農民需求強烈，政府供給主體缺位，農民滿意度較差；農民需求不強，政府供給較少，農民滿意度中等；農民需求不強，政府沒有提供，農民滿意度中等。

5．根據公共品供需銜接狀況，農民對公共品供給的滿意程度，實行不同的公共品供給策略。對農民急需政府供給不足農民不滿意的公共品，迫切需要政府加快建立相應的供給制度；對農民需要政府供給了的農民比較滿意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完善此類公共品供給體制、機制和制度，在“質”的方面做文章；對農民無需求而政府供給了的公共品，要總結經驗教訓深入了解農民無需求的真實原因；對農民目前沒有需求動機而政府也沒有供給的公共品，需要政府做出合理預期和遠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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