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體系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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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管制；規制；監管；干預；調控；市場監管法；市場規制法
1管制、規制與監管
管制、規制與監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對于日本學者的著述傾向于將它譯為規制，如金澤良雄在《經濟法概論》一書中第一編第四章所談及的問題就是“經濟法中的規制”，植草益的《微觀規制經濟學》等。對于英美學者的著述則更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爾•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與市場》，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而在國內的經濟學著述中，管制與規制的運用也無統一的規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馬昕等所著《管制經濟學》，謝地所著《政府規制經濟學》，王雅莉所著《公共規制經濟學》，張維迎的《管制與信譽》等。在經濟法學著述中，結合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學者們大多數使用的是市場規制，如漆多俊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第十章所述內容即是“市場規制法原理與制度體系”，監管在經濟學領域很少見，但是在法學領域，有的學者將市場監管法和市場規制法并列為微觀經濟法范疇，是干預市場微觀領域的不同手段。如盧炯星認為，市場監管法與市場行為規制法同屬于微觀經濟法范疇，但兩者卻各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在與法律密切聯系的層面上，管制、規制與監管并無本質區別，既包括與此相關的政策，也包括為實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有學者認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統地進行管理和節制，并含有規則、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義，通常理解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監管的范圍大的多，監管只是管制的一種，是從維護安全，降低風險角度進行的管制。管制與規制并無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而已，無論管制更多的適用于政策性討論也好，規制側重于管制法律表現形式也好，這些區別對于實質性研究并無意義，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不應該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該用規制還是用管制，而是應當著眼于經濟運行的整體來掌握適用的范圍以及與其他經濟管理方法的區別。
1.1管制（規制）的性質
丹尼爾•耶金在他的一書《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中》寫到的管制（規制）在戰前與戰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內容有非常大的差別，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關資料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前的管制（規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場的各個微觀領域，因此它指的是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監督和管理。而凱恩斯主義則將政府從微觀拉向宏觀，主張管理總體經濟而不是具體的市場運作。因此，凱恩斯主義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名稱“政府干預”，用與區分政府管制（規制）。丹尼爾•史普博認為管制是由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者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者特殊行為。金澤良雄認為規制可以理解為是對于一定的行為規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部過程，并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維斯卡西認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對個人或組織的自由決策的一種強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資源是強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這種強制力。植草益認為，政府管制是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我國學者王俊豪則將管制定義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對獨立的政府管制者（機構），依照一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主要是企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因此，管制（規制）的性質是對微觀經濟領域和主體的干預。
1.2監管及市場監管法
監管，有學者將其解釋為監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監督和管理的內涵的簡單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義。國外有學者認為：監管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經濟個體自由決策所實施的強制性限制。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監管就是由監管者為實現監管目標而利用各種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所采取的一種有意識的和主動的干預和控制的活動。盧炯星給監管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監管就是市場運作的條件下，以矯正、改善市場機制為目的，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的干預和干涉，或者說，監管就是政府根據法律制定與執行規章的行為，因此，市場監管就是監管主體制定各類市場的行為規則，并通過執行這些行為規則來減少市場失靈、構建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促進市場競爭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市場監管法作為經濟法需要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不斷加深，而逐漸進入法學家們的研究視野中。目前學界關于此方面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場監管法在微觀經濟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調整市場在運行過程中，監管主體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和。市場監管法不僅是市場主體進行市場運營的準則，也是市場監管主體依法監督、持續審慎監管、有效監管的依據，對于保障市場的安全與秩序、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保障市場公平有效的競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市場監管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是屬于經濟法，而且應當是經濟法的獨立組成部分。它與市場規制法雖然都是調節微觀經濟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領域卻各不相同。經濟法學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體現調整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宏觀調控法和維護市場競爭的微觀市場規制法，對于市場監管法很少提及，這在各個法學著述中可以發現大多學者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如漆多俊的《經濟法基礎理論》、《經濟法學》，邱本的《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等。有的則用市場規制法包含了市場監管法，但是對于兩種微觀領域的調控措施又沒能很好的協調兩者的差異。在研究微觀經濟立法時，沒有必要區別市場規制與市場監管，因為微觀經濟活動的配置應該交給市場，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時的一個次優選擇，所以微觀經濟領域的立法就應該本著少管，間接管理的原則。當需要管理一項經濟事務時，根本不用區別是規制范疇還是監管范疇，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什么時候管以及如何管的問題。
2干預與調控
干預一詞在國家與市場的博弈過程中似乎歷來就被視為國家或者政府的一項權力，在讀了丹尼爾•耶金的《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一書后發現，在英美國家，管制與干預有過一次巧妙的交鋒，而分水嶺就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此后大多數文獻都使用的是干預，以區分危機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凱恩斯和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所引起的變化。眾所周知，經濟危機后，美國民眾強烈呼吁政府出來“主持大局”，他們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力增加就業、降低通貨膨脹、恢復市場等，而另一方面，特別是曾經一度控制市場的資本家們，害怕政府的介入會影響到他們的活力和發展，不想再回到20世紀初那種被管制的時代，更不需要一個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這種躊躇中，管制逐漸淡出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政府發現他們試圖再次激活管制的計劃有些力不從心。調控一詞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國的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領域被使用的頻率很高，特別是當與另外一個詞——宏觀一起使用時，就構成了通說認為的國家調整經濟的兩大手段之一，即宏觀調控。調控與上述的干預在特定語境下有著同樣的內涵，就是國家對宏觀經濟生活的管理與監督。
2.1干預
即使是對政府干預最具權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也沒有對干預一詞進行解釋。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繪來說明政府干預是對的，這對于理解干預有一定幫助：保險公司不能完全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客戶，對同樣巨額財產保險收同樣的保險費吸引的往往是高風險的客戶，低風險的家庭買保險的可能性比較小。有那么多高風險客戶，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巨大，所以公司進行“干預”限定保險范圍，不讓人們想保多少就保多少，這樣做可以激勵人們安裝防火系統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來降低火災風險。又如勞資關系，純市場體系，假定雇主掌握每個雇員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經常調整工資以便使每個人生產出最多的產品，偷懶的工資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這些情況，所以走捷徑采取某些“干預”，如補貼午餐費，以提高積極性從而提高平均生產效率。從中文詞義來講干預的意思是過問別人的事情。干預是一種外在力量的影響，市場有著自身的運作機制如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價值規律等，政府對其進行干預的確是一種外來權力的干涉，相對于政府來說，市場的確是“別人的事情”。在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發展歷史，由于過度的競爭導致壟斷妨礙了自由的市場環境，于是政府通過制定法律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先有市場和市場失靈從而產生了經濟法。這也足以說明，在私有制度國家，使用干預一詞是非常的貼切，雖然即使學者們也沒有做如此的區分，如馬克•波爾曼在他的文章《美國聯邦政府的歷史演變與國家的經濟角色》中談到19世紀末政府的經濟政策時使用的是：干預的加強，并沒有使用當時流行的詞語管制。在國家與市場不斷協調的今天，用干預來表示宏觀領域的調節，用管制來表示微觀領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方向。
2.2宏觀調控
漆多俊給宏觀調控的定義是：國家用以調節經濟的各種引導促進方式發達并形成系統后的綜合體現，是國家運用引導促進系統調節經濟的基本方式，國家從社會經濟的宏觀和總體角度，運用國家計劃、經濟政策和各種調節手段，引導和促進社會經濟活動，以調節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由于國家經濟調節的本質是宏觀和總體的，作為國家調節基本方式之一，國家所運用的引導促進方式也主要是對社會經濟宏觀和總體上的引導和促進。國家引導促進的主要著眼點和目的是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總體運行，所實施的措施重在影響社會經濟的全局，而不僅僅觸及某些局部和個體。宏觀調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導性，并非強制干預或者直接參加經營活動，而是按照宏觀規劃目標和方向，給社會經濟活動者以指導、鼓勵、幫助和服務，引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調控本身具有內在力量自發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國政府相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是一個內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場，并且運用自身的權力來規范市場運行。可以說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調控代替干預來說明政府在宏觀領域的調節更加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和國情。
3我國的選擇——以規制（監管）為重心的探索
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和發展方向以及經濟法的制定，應當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國家或者采用單一的手段，而應該是：立足宏觀調控，微觀領域重在研究哪些規制（監管）是現階段必須但是長遠要“退出”的，哪些無論是現階段和長遠都要“退出”的，哪些現階段很“弱”而長遠需要加強的，哪些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并且完善和發展宏觀調控法、以及市場規制（監管）法，明確二者的界限，發現二者的聯系，從而能夠靈活的運用于實踐當中。
在研究經濟立法時，我們要有這樣一個邏輯起點：具體的政府市場經濟活動和經濟立法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徐杰老師用了一個很貼切的詞語——互動。首先要考慮政府經濟活動及其變化是如何影響法律體系的建構和運轉，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適用又是如何影響政府管理經濟秩序的形成。在經濟立法研究過程中，應當把政府規制（監管）視為研究的重心，這不僅因為宏觀調控的理論研究遠遠豐富于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規制（監管）是直接作用于各個市場主體和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場參與者將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觀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是主導，所以對于市場規制（監管）的研究更側重于個案的分析。我國有著很深的計劃經濟傳統，如何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規制（監管），這也是為什么政府規制（監管）確實應當成為經濟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體制原因。
有了這樣一個邏輯起點，我們的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邏輯不斷深入：(1)國家規制（監管）市場經濟的度；(2)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如何影響經濟立法；(3)我國經濟法應該有怎樣一種體系框架。
3.1確定政府規制（監管）的度
理論界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是并沒有太大的突破，因為面對千變萬化的市場活動，要作一個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受許多因素影響下，不斷維持這一種動態平衡。
3.2規制（監管）程度對經濟立法的影響
法律規范對政府規制（監管）權限的界定以及對政府取得、行使規制（監管）權程序的規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時，又對政府管理活動形成了監督，因此在防止政府過度規制（監管）或者濫用規制（監管）權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規制（監管）要發揮作用主要還是依賴政府機構主動行使權利如處罰權，因此規制（監管）的效率又會因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這些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政府規制（監管）失敗。因此，我國經濟立法應當一方面加強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防止權力尋租的出現如將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調整范圍，另一方面在一個個具體經濟法律關系中努力發掘傳統法律救濟的資源，關注行政處罰、私人訴訟以及公益訴訟等多種救濟手段的有效結合。
3.3我國政府規制（監管）發展前景
在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上，理論界普遍認為，應當放松經濟性規制，加強社會性規制。筆者認為，加強社會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為社會性管制涉及勞動保障、消費者安全健康衛生、環境保護、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這些都是與社會利益息息相關的領域，所以加強社會性規制（監管）是增加社會福利的有效途徑。對于經濟性規制（監管）是要放松還是加強，可以從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規制（監管）的原因來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問題。當一項經濟活動需要政府干預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預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領域就可以放松規制（監管）或者讓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給市場。在有些領域，并不是一概而論是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應當結合市場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環境來考慮。例如，電信行業屬于自然壟斷行業，傳統理論認為自然壟斷行業由于存在定價悖論、效率悖論、負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對稱等缺陷，所以現階段政府進行規制（監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中國加入WTO，電信市場的開放勢在必行，允許國內外新企業進入，強化市場競爭力量對經濟效率的刺激作用，從而使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律成為一種普遍規律。電信行業是一個需求彈性很小的領域，基于對公共利益的考慮，電信市場的放松規制（監管）是一個慢慢放手的漸進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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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現代漢語詞典［K］.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第2篇
[關鍵詞]經濟法體系法律規范概念
一、經濟法體系的概念
對于經濟法體系的概念，學術界一直存在著爭議：經濟法體系到底是經濟法規范體系，還是調整經濟關系的規范性文件體系。經濟法體系的結構是由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決定的。即經濟法體系的結構，決定于作為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特定經濟關系的結構。經濟法體系和宏觀調控法、市場管理法、市場主體法、社會保障法有著密切關系。
宏觀調控法。宏觀調控法是調整在宏觀調控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可分為產業政策法、計劃法、投資法、預算法、稅法、中國人民銀行法、價格法等。宏觀調控是一種國家引導促進的方式，即對社會經濟活動予以指導，鼓勵，幫助和提供服務。對維持自由競爭，維護市場主體的平等，民主和秩序，穩定社會環境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在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社會，宏觀調控法是必須的。
市場管理法。市場管理法是調整市場管理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可分為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計量與標準化法等。在市場經濟的社會，市場競爭是避免不了的，而競爭就會導致優勝劣汰。所以，有競爭必然會出現不正當競爭行為和壟斷行為，而這些都嚴重地妨害了市場競爭自由，阻礙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以，為了穩定和維護市場競爭自由的秩序，促進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市場管理法是經濟法中必不可少的。
市場主體法。市場主體的資格實際上主要是由民商法來加以確立的，只要符合經濟法的要求，同樣可以成為經濟法上的主體。市場主體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法人中包括機關法人。雖然不能說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絕對就是經濟法主體，但當他們實際上參與了經濟法律關系時，他們便成了經濟法主題，這時經濟法肯定要對其做出許多規定以規范其行為。因此我認為經濟法體系應包括市場主體法。市場主體法包括經濟法主體的一般原理，國家經濟管理主體，企業，特殊企業形態。
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障法是調整社會保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根據實際需要，可以分為社會保險法、社會救濟法、社會福利法、社會優撫法等。在現實生活中，總會有許多社會不幸者。尤其是在市場競爭條件下，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規律造成了大批的市場失敗者，對于這些社會不幸者和市場失敗者，國家應提供社會保障，給予救濟和幫助，使他們過上正常人的生活。這也是穩定社會，發展經濟的需要。但是，要使社會保障、社會救濟等有法可依，有條不紊地實施，社會保障法當然是必需的。所以，要使市場經濟有條不紊的發展，就必須制定可行的社會保障法。因此，我認為社會保障法也應該納入經濟法體系中。
二、經濟法體系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體系的法律規范其基本含義包括三個方面：
經濟法屬于法的范疇。經濟法同其他任何法律部門一樣，都由法律規范組成，都是各有特定調整對象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所以，經濟法屬于法的范疇，與其他法律部門在法的共性方面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系。
經濟法屬于國內法體系。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是在國內經濟運行而不是國際運行過程中發生的。對這種經濟運行的協調是一個國家的協調即國家協調，而不是國際協調即兩個以上國家的共同協調。為了運用法律手段進行這種國家協調，制定或認可調整國家經濟協調關系的法律規范是一個國家，而不是兩個以上國家。經濟法體現的是一國的國家意志，而不是兩個以上國家的協調意志。所以，經濟法屬于國內法體系，不屬于國際法體系，更不同于國際經濟法。
經濟法不同于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律部門。作為一種制度安排，經濟法是對現實經濟利益關系的某種肯定或維持。它的調整對象是現實中的經濟利益關系，而不是政治關系、人事關系等非經濟利益關系。這種經濟利益關系是在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這種本國經濟運行過程體現了國家協調。所以，經濟法不同于屬于國內法體系的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門，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從經濟法律關系、經濟法主體、經濟法主體體系更能充分說明這一點，并形成一種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關系模式。
經濟法律關系。經濟法律關系是經濟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經濟利益關系。其基本內容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即經濟法律關系的參加者，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有經濟權利和承擔經濟義務的社會實體。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即經濟法律規范所調整的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利益關系。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就是經濟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
經濟法主體。經濟法主體有兩個基本含義。一是指根據經濟法的主體體制所成立的主體，如根據國有企業法和公司法所成立的國有企業或國有公司以及直接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等。二是指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即經濟法律關系的參加者，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依法享有經濟權利和承擔經濟義務的社會實體。
經濟法主體體系。所謂經濟法主體體系，有學者認為，經濟法主體體系，依存和限制所在的經濟體制，以經濟法主體的分類為基礎，表明各類經濟法主體之間的組合關系，綜合展示各種經濟法主體的法律地位。雖然此觀點并沒有給經濟法主體體系下一個完整而明確的定義，但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都一直在朝著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的目標而不斷進行制度創新，推動了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逐漸形成。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輪廓已基本形成，與世貿組織規則接軌的法律體系正在完善，經濟法體系的法律規范以前所未有的膽識和氣魄向前邁進，為經濟的繁榮和昌盛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第3篇
關于經濟法律體系的論文不少，尤其黨的十四大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之后，但其中多數文章都力求打破傳統部門法的界限，試圖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部門法新構成理論”。[1]筆者不贊成這種觀點，認為“經濟法律”和“經濟法律體系”本不是規范的法學術語，以之為基礎而進行過深的法學理論探究是歧途末路。“經濟法律”和“經濟法律體系”概念之所以存在和被使用，主要是因為經濟學研究的需要，特別是市場經濟學即法制經濟學研究的需要。從法學角度講，“經濟法律”和“經濟法律體系”概念只是臨時借用而已，對之進行法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以不同經濟關系為調整對象的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等法律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
關鍵詞：經濟法律法律體系商法地位經濟法律體系
正文：
一、關于經濟法律和經濟關系
雖然“經濟法律”不是一個規范的法學術語，但如果以“對象說”對之下一個定義的話，那么多數學者都會贊同：經濟法律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在這個定義當中，“經濟關系”是關鍵詞，只要弄清了“經濟關系”的內涵、外延，并對之做出科學的分類，就能基本掌握經濟法律的形式范圍和經濟法律體系的部門構成。[1]所謂“經濟關系”，是指各經濟主體為實現一定經濟目的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活動中所形成的相互關系。[2]從“經濟關系”的定義可以看出，它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經濟關系是經濟主體之間的關系，離開了經濟主體就無所謂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數量決定于經濟主體的數量；二是經濟關系形成于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之中，沒有經濟活動就不可能形成經濟關系，經濟活動的多少決定經濟關系的多少。而無論經濟主體還是經濟活動，都取決于社會分工的程度，社會分工越細，經濟主體越多，經濟活動也越頻繁。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人類社會經歷了三次大的社會分工：第一次是游牧部落從其余的野蠻人中分化出來，第二次是手工業同農業的分離，第三次是商人的出現，[3]其中每一次社會分工都是在前一次的基礎上進行的，亦即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社會分工不是跳躍式發展的，它有一個量變的過程，在每一次大的社會分工之前，都發生和存在著大量的較小的社會分工，而且中間會有許多“分”與“合”的反復；社會分工也不是有終點限制的，在第三次大的社會分工之后，社會分工仍然在向前發展，而且速度更快、頻率更高。由此可見，社會分工的發展有三大趨勢：一是越來越細的趨勢，二是不斷調整變化的趨勢，三是越來越快的趨勢，自第三次大的社會分工至今的社會經濟發展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越來越快，必然導致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大量、迅速增加；社會分工的不斷調整變化，必然導致經濟主體、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的不斷更新發展。總之，經濟關系的數量將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發展而日益增加。
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量的經濟關系不外橫向、縱向兩大類，但兩類經濟關系的數量不等，且差距懸殊。我們知道，人類社會的經濟發展經歷了產品經濟（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兩大階段，產品經濟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商品經濟是以交換為目的的經濟。在產品經濟階段，由于沒有交換活動，因而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嚴格意義上的經濟關系。進入商品經濟社會以后，由于交換的出現，經濟關系產生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也經歷了兩大階段：自由商品經濟和壟斷商品經濟。在自由商品經濟階段，多為平等經濟主體之間的橫向經濟關系，從屬性的縱向國家協調經濟關系很少，只是到了壟斷商品經濟階段，縱向經濟關系才開始大量出現，但相對于橫向經濟關系，其數量仍然較少。而且，隨著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化發展，大量增加的經濟關系也多為橫向經濟關系，因為縱向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是有限度的，社會經濟主要由看不見的手——市場來調節，而非主要由看得見的手——政府來調節。由此看來，只將經濟關系分為橫向、縱向兩大類有失平衡，還必須對橫向經濟關系再分類。橫向經濟關系的再分類，也要考慮平衡的問題，以是否具有營利性為標準將之一分為二。這樣，就形成了三類經濟關系：
1、橫向的非營利性財產關系（經濟關系）
2、橫向的營利性財產關系（經濟關系）
3、縱向的國家經濟調節關系。與之相適應，需要三個相對獨立的經濟法律部門來調整這些經濟關系。于是，民法、商法、經濟法就相應出現了。
二、關于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劃分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知，為了便于分析和研究，適應法律調整的需要，將經濟關系分為橫向非營利性財產關系、橫向營利性財產關系和縱向國家協調經濟關系，但針對這三類經濟關系是否就能劃分出三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從分析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劃分入手。
（一）關于法律體系
法律體系通常指由一個國家的全部現行法律規范分類組合為不同的法律部門（或部門法）而形成的有機聯系的統一整體。[4]從法律體系的上述定義可以看出，法律體系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法律體系涵蓋一國全部法律規范，這一點易于理解；二是法律體系劃分為不同的法律部門，對此法學界有爭議。
爭議的焦點有二：1、法律體系為什么要劃分不同的法律部門？2、法律體系應劃分那些法律部門？下面針對這兩個問題進行分析。
1、法律體系為什么要劃分不同的法律部門？對這個問題，有三種比較典型的觀點：
（1）有些學者認為，劃分法律部門尤其是糾纏于法律部門劃分的具體細節，純粹是費力不討好，沒有什么實際用途。一方面，法學家為法律規范的分類而忙碌著，大量時間耗費在理清法律規范之間的關系上面，為法律規范的“法律部門”歸屬而大費周折；另一方面，法律規范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滋生。法學所關注的問題，在立法實踐中并不重要，而立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法學并沒有給予充分地關注。[5]因此提出取消法律部門的劃分。
（2）有些學者認為，法律部門劃分理論存在嚴重缺陷，其出發點和理論結構已經過時，建立在并非獨立的法律部門之上，沒有當代各國的立法根據，也沒能正確總結現實法律體系的矛盾，因此提出放棄法律部門劃分理論，而建立“法體制”理論。所謂“法體制”，是指同類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和實現方式的體系，可分為國家法體制、經濟法體制、行政法體制、民事法體制、刑事法體制。[6]
（3）多數學者認為，法律部門的劃分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對于立法來說，有助于從立法上完善法律體系、協調法律體系內部關系；對于司法來說，有助于司法機關和司法人員明確各自的工作特點、職責任務，并準確適用法律；對于法學研究來說，使研究范圍有相對獨立的領域，使法學學科分工專業化。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理由是：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十分龐大，且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日益如此，如果不進行科學的組合分類，將有礙于法律的制定、實施和研究，而法律部門劃分理論已經被實踐、歷史和世界所認可，并且有些學者提出的所謂“法體制”理論只不過是法律部門劃分理論的一種變形，沒有細化反而更加粗放，好似在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之間又增加了一個層次，容易讓人產生誤解。
2、法律體系應劃分那些法律部門？這涉及到一個標準掌握的問題，即法律部門劃分的越細越好，還是越粗越好？對此也有三種觀點：
（1）越粗越好，像上面提到的“法體制”理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法律部門劃分不宜太細，粗放一點更好，理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新的法律法規不斷涌現，任何法律法規之間無論在調整對象上還是在調整方法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別，如果法律部門劃分過細，會導致法律部門過多、過爛，更不利于對法律法規的學習、研究和掌握。
（2）越細越好，將法律部門劃分為憲法、立法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商法、親屬法、經濟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環境與資源法等眾多部門。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只要正確把握劃分法律部門的原則和標準，法律部門劃分得越細越好，其理由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法律法規將會越來越多、越來越細，現在看來比較小的法律部門將因其所屬法律法規的增多而很快變大，與其讓它變得龐大時再獨立不如現在就讓其獨立，這樣更有利于社會經濟和法律的發展。
（3）折中觀點，是介于粗放和細化之間的一種觀點，一般將法律部門劃分為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經濟法、勞動法、訴訟法。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法律部門劃分得不宜過粗，也不宜過細，要適中，既要嚴格掌握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又要結合實際需要，只有當其各方面條件成熟時才將其從原有的法律部門中獨立出來，超前了會使之力量過于單薄，拖后了會使之受到發展阻礙。筆者贊同第三種觀點，認為實際需要是法律部門獨立的首要條件，法律部門劃分過粗、過細都不利于對法律法規的學習、研究和掌握，都不利于法律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二）關于法律部門劃分
法律部門的劃分，又稱部門法的劃分，是指根據一定原則和標準對法律規范進行分門別類的活動，劃分的結果——同類法律規范——法律部門（或部門法），既具有符合一定原則和標準的共性，又具有相對獨立性。[7]關于法律部門的劃分，其學術爭議的焦點在于劃分原則和標準。現在我國多數學者認為，劃分法律部門的標準有兩個：其一為法律調整的對象，即根據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不同進行分類，例如民法調整平等主體間的人身和財產關系，而行政法雖然也涉及財產關系與人身關系，但不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這樣就把民法和行政法劃分開來；其二為法律調整的方法，即根據法律規范調整具體社會關系所使用的方式、手段的不同進行分類，比如民法與刑法都調整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而民法以自行性調節為主要方式，刑法以強制性干預為主要調整方式，這樣就把民法和刑法劃分開了。[8]除了劃分標準以外，還有劃分原則。多數學者達成共識的法律部門的劃分原則有這樣三個：一是目的原則，即劃分法律部門的目的在于幫助人們了解和掌握本國現行法律；二是平衡原則，即劃分法律部門時應當注意各法律部門不宜太寬，也不宜太細，在它們之間要保持相對平衡；三是發展原則，即法律部門劃分固然要以現行法律、法規為條件，但法律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而不斷向前發展的，還要考慮到未來即將制定和可能制度的法律法規。[9]共識之外就是分歧。關于法律部門劃分原則和標準，主要分歧在于兩點：
1、劃分原則和劃分標準的關系問題，即兩者是統一關系，還是互補關系；
2、兩個劃分標準的關系問題，即誰是基本標準，誰是補充標準。筆者認為，一般來說，原則和標準是統一關系，即原則是標準的抽象要求，標準是原則的具體體現，但有一個前提，即原則和標準的內涵必須一致，不能你言這，我言那，否則就成互補關系。由此可見，分析原則和標準的關系，必須從二者的內涵入手，內涵一致即為統一關系，內涵不一就是互補關系。現在來看法律部門的劃分原則和劃分標準，上述三個原則和兩個標準在內涵上沒有絲毫一致性，因而可以肯定地說：二者是互補關系，而非統一關系，即上述法律部門的劃分原則非劃分標準的原則，劃分標準也不是劃分原則的標準。基于此，在劃分法律部門時，既要遵循劃分原則，又要依據劃分標準。另外，鑒于二者的用詞和內涵，劃分原則應首先得到遵循，然后再依據劃分標準。關于兩個劃分標準的關系，有的學者認為是主次關系，即調整對象是基本標準，調整方法是補充標準，[10]筆者以為不然。現有的已經達成共識的主要法律部門，像憲法、民法、刑法、行政法、經濟法等，它們相互之間的主要區別：調整對象或調整方法，從出現的幾率上來看，調整方法比調整對象更多，僅從這一點上來說應將調整方法列為基本標準。考慮歷史因素和未來發展，筆者認為，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是兩個同等重要的劃分法律部門的標準，沒有主次之分。但這并不等于說是這兩個標準可以孤立使用，而正因為二者同等重要才更需要將他們有機結合。在劃分法律部門時應遵循這樣的程序：
1、充分考慮現有的法律部門劃分的實際情況，不可打亂現有的大的格局；
2、按照法律部門劃分的三個原則：目的原則、平衡原則、發展原則，提出新的法律部門組建的初步意見；
3、根據法律部門劃分的兩個標準：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對新的法律部門組建意見進行學術論證；
4、權威機構認定，以便于立法、司法和學術研究，避免無端、無休止、無意義的爭論。
三、關于商法地位
通過上面兩部分的論述可見，分別以橫向非營利性經濟關系、橫向營利性經濟關系和縱向國家經濟調節關系作為調整對象而劃分出民法、商法、經濟法三個法律部門，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三個原則和兩個標準。但是，目前我國法學界只對民法、經濟法的獨立法律部門地位達成了一致共視，而對商法應否獨立存在較大分歧，而且我國現行立法體例實行民商合一，因此有必要對此進行重點分析。
（一）商法產生的原因分析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11]現在多數學者認為，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習慣法，形成于中世紀的歐洲。11世紀后，歐洲的農本經濟進入了發展時期，的勝利使得歐洲通向東方的商路相繼開通，地中海海上貿易逐步繁榮，沿岸城市不斷成長，出現了定期集市，產生了商會，商人也成為社會中的獨立階層。但中世紀的歐洲仍處于封建法和寺院法的支配之下，許多商事活動在一些國家受到明令禁止，各種商事原則和規則在當時的封建法制中均缺少觀念基礎，甚至許多國家的法律對商人加以種種歧視。為了適應商業發展和商事交易自由的需要，保護商人利益，于是商會運用其在自身發展中形成的自治權、裁判權及其商事生活習慣，訂立了大量的實施于本商會內部的自治規約，經過11世紀至14世紀數百年的實行，最終形成了中世紀商法——商人習慣法。商人習慣法有三個主要特點：其一，通常采用屬人主義立場，只在商人之間、商會內部實行；其二，內容已涉及現代商法中最主要的商事要素和商事活動，許多規則已明顯反映了商事活動的根本要求；其三，非成文性和地域性。[12]近代商法產生于16世紀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的萌芽，歐洲的一些封建割據勢力逐漸衰落，統一的民族國家紛紛形成。[13]相應地，基于自治城邦的商人團體消亡了，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也被廢棄了，各民族國家迫切需要制定統一的商事法律，以確認商事活動的合法地位，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歐洲大陸各國早期的商事成文法，雖然僅是對中世紀商人習慣法的確認，具有濃厚的商人法或屬人法特色，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具有重大的社會進步意義，并對現代商法的形成具有重要的過渡和促進作用。在近代商法中，最具代表性并影響深遠的是1794年的《普魯士普通法》，它不僅確認了商人習慣的基本規則，而且大量引錄商法原理，其內容非常豐富，1861年《普通德意志商法典》即德國舊商法，就是以之為基礎而制定的。
現代商法產生于19世紀以后。隨著歐洲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社會關系發生了根本性變革，保護資本主義商品經濟關系、推動商事活動、促進統一的商品市場的形成成為許多新興國家的基本國策，“商法開始在大多數大陸法系國家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14]同時以判例法為特征的英美法系國家在商事立法上也不甘落后，頗有建樹。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97年的《德意志帝國商法典》（德國新商法）、1952年的美國《統一商法典》、1894年的《日本商法典》（日本新商法）是現代商法的代表作。
由上可見，商法的產生絕非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政治原因：
1、商法的產生是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內在要求。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商人階層逐漸形成并日益壯大，他們強烈要求擺脫封建法制和宗教勢力的束縛，能夠合法、自由、體面地從事商事貿易活動，而且社會經濟越往前發展，這種要求越加強烈和具體化。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掌握國家政權以后，這種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就轉變為將原來作為自治規范的商人法上升為國家意志的商事立法活動。
2、商法的產生是國家推行重商主義政策的結果。16、17世紀，由于新大陸的發現，世界市場突然擴大，各國政府為了本國的富強，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其具體措施就是以法律形式確立商人地位的特殊性和推行商事活動的特殊化，于是商法作為獨立法律部門出現了，并迅速法典化。這一政策措施的實行，促進了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的起飛和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極其迅猛的發展。[15]
（二）商法獨立應具備的條件之一分析
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由眾多的涵蓋全部法律制度的法律部門組成，新的法律部門的出現必然對原有格局造成沖擊，為此需要慎重分析其是否具備、已經具備哪些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條件。從上面的分析可見，商法要成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必須具備兩大條件：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后面將做詳細論述，在此只對商法是否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進行分析。我們已經知道，法律部門劃分的三個原則：目的原則、平衡原則、發展原則，在劃分法律部門時必須首先并同時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兩個標準：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在劃分法律部門必須至少具備其一。商法的情況如何呢？
1、目的原則的符合情況。無論是民商合一論者，還是民商分立論者，都承認商法包括形式意義商法和實質意義商法的存在，并大都承認商法學的獨立學科地位，[16]只對商法是否獨立于民法有分歧。筆者以為，存在即是道理，細分更有助于理解和掌握，為何不將已經存在的實質上已與民法分立的商法確立為獨立法律部門呢？這樣不更能幫助人們了解和掌握民事、商事法律嗎？
2、平衡原則的符合情況。在我國，多數學者主張，商法包括商主體、商行為、商事營業、商號、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破產法、海商法等，[17]其數量之龐大，在我國現行的民商法體系中已經占據超過50%的比重，而且還有進一步大幅度迅速增加的趨勢，如若不將之獨立出來，勢必造成現行民商法體系結構的失衡，既不利于保持民法的基本法地位，又不利于商法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3、發展原則的符合情況。剛才已經提到，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確立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加入WTO、2008年北京奧運會等重大歷史事件的推進，商主體、商行為、商事營業等將在范圍、形式等許多方面發生較大的變化，商法的數量規模也將隨之不斷擴大，因而考慮到未來即將制定和可能制定的法律法規，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4、調整對象情況。商法具有自己相對獨立的調整對象——因商主體實施了商行為而形成的商事法律關系，這也正是民商分立論者堅持商法是獨立法律部門而民商合一論者批駁不倒的根本所在。商法調整對象的相對獨立性在于，商事法律關系是一種經營性關系，即由經營主體所從事的經營而形成的特殊社會關系，是實施了經營行為的經營主體及其之間的對內對外法律關系。[18]
5、調整方法情況。一般來說，法律調整方法有三種類型：一是自行性調節方法，二是強制性干預方法，三是政策性平衡方法。[19]商法在調整方法上同民法相同，都是運用自行調節方法，但憑此并不能說明民商合一的合理性與科學性，因為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只有兩點都相同時才能劃為一個法律部門，有一點不同就不能劃為一個法律部門。
從以上對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的分析來看，商法已經充分具備了成為獨立法律部門的條件，如若不及時劃出，將同時不利于民法、商法的發展，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繁榮、穩定。
（三）商法獨立應具備的條件之二分析
前面已經提到，商法要成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必須具備兩大條件：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二是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通過前面的論述我們也已經知道，商法完全符合法律部門劃分的原則和標準，現在讓我們看一看它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指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第二層含義是指現代商法發展趨勢，第三層含義是指我國經濟發展現狀，那么，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是否符合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也應從這三方面來論述。
第一，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完全符合現代社會經濟發展趨勢。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決定因素，[20]社會經濟發展的趨勢是商品經濟將在社會分工不斷細化發展的推動下日趨繁榮發達，而商法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商品經濟的繁榮發達必將促進商法的完善與發展，其數量會越來越多，體系會越來越龐大，獨立的要求也越來越強烈，獨立的條件也越來越成熟。如果不正視社會經濟和商法發展的現實、本著促進經濟發展的目的，不將商法及時從民法中獨立出來，還固執堅持“民商合一”的觀點，不但會使現行的民法體系結構日趨失衡，而且會對民法、商法的實施與發展產生極為不利的影響。
第二，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完全符合現代商法發展趨勢。現代商法具有動態化、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相互滲透、國際化與統一的三大發展趨勢，[21]其中：現代商法的動態化趨勢，將使商法的制定、修改、廢止等工作日趨繁重，加之商法區別于民法的特點，立法機構需要為之成立專門部門來承擔，立法上的獨立將加快商法的獨立；現代商法的兩大法系相互融合和國際化趨勢，將使商法先于民法等其他部門法而在全世界首先實現統一，一部適用于全世界的統一的商法，是不可能同一部只適用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民法融合在一起的。另外，世界各主要發達國家商法獨立的現實也告訴我們，一部獨立的商法是一個國家法制健全、社會經濟發達的重要標志，同時也是造就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
第三，商法成為獨立法律部門，完全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現狀。我國經濟雖然經過改革開放20多年的持續高速發展，但由于基礎薄弱、體制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我國在世界上仍是一個經濟落后的國家。落后不可怕，只要我們不懈追趕。基礎薄弱可以夯實，體制落后可以改革，商品經濟不發達可以促進。關于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總結世界上商品經濟發達的國家的經驗，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政府重視和推動，即國家政府大力推行重商主義政策。而推行重商主義政策，離不開商法的作用，需要重視發揮商法在保障交易便捷、維護交易安全、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的作用。而重視發揮商法的作用，必須給予商法一個較高的法律地位，其最基本的一點就是獨立性。
四、關于我國的經濟法律體系
（一）經濟法律體系的部門構成分析
通過上面的論述可知，商法獨立后，我國的經濟法律體系將由民法、商法和經濟法三個部門法構成，各部門法的具體法律法規組成情況如下：
1、民法部門：（1）民法通則；（2）合同法；（3）知識產權法，包括著作權法、專利法、商標法等；（4）婚姻家庭法，包括婚姻法、收養法等；（5）繼承法。[22]
2、商法部門：（1）合伙企業法、獨資企業法；[23]（2）破產法；（3）證券法；（4）票據法；（5）保險法；（6）海商法。
3、經濟法部門：（1）市場規制法，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2）宏觀調控法，包括計劃法、經濟政策法；（3）國家投資經營法，包括國家投資法、國有企業法。[24]
（二）商法獨立后各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分析
1、民法與商法。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最為密切，因而產生了兩種觀點：一是民商合一論，二是民商分立論。民商合一論者認為，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是一國民法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二者不但現在分離不了，而且隨著民法的商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將來就更難舍難離。其理由是：商法和民法有著共同的原理，[25]二者所調整的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的界限也很難劃清。[26]首先，商主體是從事營利的個人和組織，而民事主體將之包含其中；其次，商法與民法的調整對象都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第三，民事活動的范圍包括營利性、持續性的商事活動。筆者認為，民商合一論者的理由均是基于大民法思想，事先已將民法定義為調整所有平等主體之間所有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其本身已涵蓋商法定義，當然得出商法是民法的一部分的結論。商法和民法的調整對象不同，這一點無論民商合一論者還是民商分立論者都承認，那為什么不將民法的定義修改為：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非營利性財產關系的法律規范？如若僅僅因為中國現行的《民法通則》而不做這樣的修改，那么就應該考慮修訂已頒行16年之久的《民法通則》了；如若做出這樣的修改，那么民商合一論者就將啞口無言了。
2、商法與經濟法。關于商法與經濟法的關系，學者也有不同看法。一種看法認為商法與經濟法都以企業為核心對象，兩者沒有根本性的區別；另一種看法認為商法與經濟法的理念、機能是不同的，商法與經濟法應為兩個不同的法。[27]筆者認為，商法與經濟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門。首先，二者的調整對象不同，商法是調整平等主體的商人之間因實施營利性的商行為而發生的商事法律關系之法，經濟法是調整國家或國家部門與市場主體之間因進行經濟調節而發生的經濟法律關系之法。其次，二者的調整方法不同，商法主要運用自行調節的方法，經濟法則綜合運用自行調節和強制干預的方法。其三，二者的性質不同，商示屬于私法，其理念是維護主體的私權，以個體利益為基礎；經濟法原則上屬于公法，它以社會為本位，著眼于超越個體利益的整體利益。[28]雖然如此，商法和經濟法在各自的體系構成方面仍有較大爭議，主要集中在企業法的劃歸上。筆者認為，企業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企業法是指規范各種類型企業的法律規范體系，除非特別說明，一般指此。由于企業法的集合性，決定了企業法調整對象性質的復雜性，因此不能籠統地說企業法是屬于商法，還是屬于經濟法。鑒于國有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公司分別因其國家投資、涉外、規模較大且涉及面較廣而事關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調整這三類企業的法律更多地體現了國家意志，因此將之劃歸經濟法。其他類型的企業，像合伙企業、獨資企業、集體企業、合作社等，對國家和社會整體利益影響較小或基本沒有影響，屬典型的商事主體，因此將之劃歸商法。[29]這樣，就從根本上解決了商法和經濟法關于企業法的劃歸問題。
3、經濟法與民法。經濟法與民法的關系，在我國現行的民商合一的體例下，主要是指經濟法和商法的關系，上面已詳述，在此不再贅述。
注釋：
[1]轉引自周林彬著：《法律經濟學論綱——中國經濟法律構成和運行的經濟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2]劉瑞復著：《經濟法學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頁。
[3]參見前引[16]，卓炯書，《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第16—17頁。
[4]參見沈宗靈主編：《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頁。
[5]參見喬新生：《法律分類，費力不討好？》，千龍新聞網（網址：）。社會。警法速遞。法制爭鳴，2002-1-6.
[6]參見前引[2]，劉瑞復書，《經濟法原理（第二版）》，第88—92頁。
[7]參見《法律部門的劃分》，網址：/lawpart.htm.
[8]參見洪恩在線：《法律碩士復習指南。綜合課。法學基礎理論輔導》，網址：/proedu/flxy/flss/fd/zhk/fl060102.htm.
[9]參見前引[4]，沈宗靈書，《法理學》，第430—432頁。
[10]參見前引[4]，沈宗靈書，《法理學》，第432—433頁。
[11]范健主編：《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
[12]參見趙中孚主編：《商法總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頁。
[13]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3頁。
[14]轉引自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5頁。
[15]參見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6—17頁。
[16]參見范健等主編：《中德商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17]參見前引[11]，范健書，《商法》，第11頁。
[18]前引[11]，范健書，《商法》，第9頁。
[19]參見前引[7]，《法律部門的劃分》。
[20]參見卓炯著：《論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廣東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
[21]參見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17—19頁。
[22]參見魏振瀛主編：《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頁。
[23]參見曹平：《我國商法法律地位初探》，法律圖書館（網址：law－）。法律論文資料庫。
[24]參見漆多俊著：《經濟法基礎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頁；
[25]前引[12]，趙中孚書，《商法總論》，第6頁。
[26]前引[23]，曹平文，《我國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27]參見前引[23]，曹平文，《我國商法法律地位初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