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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金融;金融危機;傳遞機制
研究國際金融傳遞機制,對于防范國際金融風險,建立有效防范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國際金融傳遞可分為正常傳遞與非正常傳遞兩種類型。正常傳遞指在維持各國匯率穩定和金融市場正常運行的條件下國際資本的流動和影響,非正常傳遞指引起各國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它不僅由一國的金融危機影響到另一國,而且造成各國和地區之間的連鎖反應,即危機“傳染”。本文所討論的國際金融機制,主要指后一種類型。
一、傳遞源與被傳遞對象
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化的國際環境下,由于種種原因首先爆發金融危機的國家(地區)稱為“傳遞源”。受傳遞源影響,同樣的危機很快出現在其臨近或周圍的國家或地區,這些國家或地區稱為“被傳遞對象”。一般情況下,國際金融危機的“傳遞源”多發生在區域經濟鏈條較為薄弱的環節上。那些被傳遞的國家或地區,往往與傳遞源國家在經濟類型、金融體制、發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具體來說,可大致分為兩種情況:
(一)經濟一體化區域內高度相關的投資貿易關系。以這次東南亞貨幣危機為例,東盟五國較為全面地進入區域經濟一體化合作階段是在1976年2月五國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以區內實行特惠關稅區時算起。當時東盟各國為了迅速發展經濟紛紛實行50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由于當時美、日、歐占東盟進出口總額的60%,使得東盟各國經濟極易受到西方經濟波動的影響。為此,東盟決定采取擴大區內貿易的政策,政策的實施使得東盟五國的內部貿易、投資比重迅速上升,各國經濟命運由此被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了。同時對東盟的這些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的國家來說,對外部波動極為敏感,加上各國在產業和進出口結構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競爭性,那么一旦某國貨幣受到投機者沖擊而匯率發生大幅波動和下跌時,自然也會迅速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外匯市場,從而造成貨幣危機的傳遞。
(二)國家之間存在某種貨幣一體化安排。1992年歐洲外匯市場波動的背景正是國際投機勢力看準了歐盟貨幣體系中,成員國雖然安排了相互間匯率浮動上下不超過2.25%的界限,這種貨幣一體化安排客觀上要求各國一致的貨幣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當時東西德統一不久,德國政府對赤字融資的需要要執意維持馬克較高的利率,最終以英鎊為首的其它低利率貨幣遭受投機者拋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整個西歐經濟也陷入衰退。在這種一體化的貨幣安排下,任何一種薄弱的貨幣受到攻擊都可能引起整個區域的市場動蕩。
二、傳遞媒介、傳遞途徑與傳遞過程
在全球金融市場一體化、資本市場自由化的國際環境中,貨幣政策傳遞機制越來越依賴于市場價格即匯率和利率等競爭性變量。區域金融危機發生,匯率和利率成為國際金融傳遞的主要媒介。特別是匯率變動直接對國際和一國經濟發生作用。在上述兩個例子中,作為傳遞源的國家都因過去的刻板的盯住匯率政策不能應付國家經濟和金融環境的變化,并都改變了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從而引起貨幣大幅貶值而發生金融危機。既然國際金融的傳遞媒介是利率和匯率,那么樣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就自然成為主要的傳遞途徑。
國際金融危機傳遞的過程可概括如下(以東南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泰國周邊國家的貨幣大多與美元掛鉤,當泰銖貶值后,泰國的出口競爭力便得到加強。與泰國出口結構相似的周邊國家為了維持本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也會競相使本國貨幣貶值。正是基于這種預期,國際投機者必然要對這些國家的貨幣做空頭,而投機性的拋售就會對這些國家的貨幣產生巨大的貶值壓力。另外,心理因素也會加速金融危機的傳遞。由于經濟類型的接近,東南亞國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與泰國類似的經濟問題,如匯率制度缺乏必要的靈活性,不良債權、經常項目逆差等,投資者也害怕當地會發生金融危機,于是干脆把資本從新興市場撤走,從而導致其它國家的金融危機實際發生。
三、現代國際投資組合理論———金融危機傳遞機制的一種理論解釋
投資組合理論是現資組合行為的基礎理論。而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隨著各國國內經濟的發展,當前分散投資決策的主要因素已經由證券的種類構成轉向證券的地區構成上來了。馬克維茨的資產組合理論認為,每一種資產組合的風險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來度量,整個資產組合的風險大小取決于三個方面的因素:組合中各資產的風險大小、各類資產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資產之間的相互關系。那么在分散投資時,在既定收益下必須盡量減少資產之間的相關度,從而降低總體風險。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由于長期的經濟往來和一體化發展,其證券之間的相關系數已經變得很大,僅限于發達國家的投資組合已經無法很好地削減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投資組合必然會把部分投資換成回報。而這些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往往被劃分為不同的區域投資板塊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國的貨幣風險上升,國際投資組合即對自身做出修正,這種修正行為就是把屬于該地區板塊的證券和貨幣拋出,從而引起該板塊對應的整個地區的貨幣動蕩。
四、傳遞力度與傳遞中止
自2015年以來,金融科技(FinTech)一詞開始被廣泛使用,但尚未形成統一權威的定義。2016年3月,金融穩定理事會(FSB)作為全球金融治理的牽頭組織在其的《金融科技的描述與分析框架報告》中,首次對金融科技作出初步定義,并得到普遍認可和引用。該報告認為,金融科技是指通過技術手段推動金融創新,形成對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及金融服務供給產生重大影響的新業務模式、技術應用以及新流程和新產品等。近年來,全球金融科技呈現持續快速發展狀態。從國際看,據壹零數據不完全統計,2018年全球發生金融科技投融資事件1097筆,融資總額約為4360.9億元,其中,我國金融科技融資事件615筆,占全球一半以上;融資總額約為3256.3億元,占全球的74.7%。隨后是美國和印度,中國、美國、印度三國的融資金額占全球總數的89.7%。從國內看,一方面,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不斷加注科技砝碼,打造全渠道、智能化新模式;另一方面,互聯網系的金融科技公司快速崛起,同時,傳統金融機構與互聯網科技公司開始試水深度合作,如光大銀行與360金融簽署協議,將合作共建“數據共創實驗室”。此外,有關數據也印證了我國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據畢馬威等機構的“2018全球金融科技100強”顯示,中國有11家企業入榜,比2017年增加2家,總數僅次于美國的18家;前10位中有4家中國企業,其中螞蟻金服和京東金融列前兩位。新事物的發展總有兩面性,金融科技也是如此。一方面,金融科技通過新模式推廣和新技術應用,可以簡化交易流程,降低金融服務成本,彌補傳統金融服務空白,拓寬金融服務覆蓋面,提升金融服務可得性、便利性和普惠性,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市場主體和實體經濟的獲得感和滿意度。另一方面,在當前打贏防范重大風險攻堅戰大背景下,更要關注金融科技發展中的風險以及給金融監管帶來的挑戰。首先,金融科技發展模糊了金融與科技的虛實邊界,尤其是一些跨界經營的金融集團逐漸形成,這些機構不僅跨行業,甚至跨體系,呈現客戶多、黏性強、規模大等“綜合化”特征,對其如何進行綜合性、穿透式監管,防止出現“多而不能到”等問題,成為擺在監管者面前的重要課題。其次,金融科技沒有改變金融風險的隱蔽性、突發性、傳染性等風險特征,而且通過科技工具和網絡鏈接,還會將局部風險放大,滋生技術風險、道德風險以及信息安全風險,而且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這些風險極易在短時間內形成疊加擴散和蔓延釋放的效應,導致金融風險管控國際金融科技監管實踐霍月紅以的難度陡增。最后,金融科技的應用使投融資交易平臺兩端聚集了龐大的單體分散人群,而單體客戶普遍存在風險防范意識不強,風險識別和承受能力相對較弱的特征,一旦交易平臺資金鏈斷裂,極易引發羊群效應,導致風險蔓延。
二、金融科技監管的國際實踐
近年來,隨著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各國圍繞加強金融科技監管、引導金融科技健康發展等進行了積極探索,其中英國等國家的實踐比較有代表性。英國。國際金融危機后,英國果斷改革金融監管體制,將金融服務監管局(FSA)拆分為審慎監管局(PRA)和金融行為監管局(FCA),明確由FCA負責金融科技企業監管,并推出了一系列鼓勵創新的舉措。2014年,FCA推出“項目革新”計劃,通過孵化器提供政策咨詢,幫助企業熟悉監管政策,協助政府為金融科技企業提供稅收等優惠政策,為企業創新提供便利。作為“項目革新”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2015年,FCA推出監管沙盒計劃,適當放松參與實驗的創新產品和服務的監管約束,對未持牌機構給予“限制性許可授權”,允許其可在取得牌照前先行測試新產品,并聲明不對測試活動采取執法行動。同時,FCA要求測試企業做好消費者保護預案,確保創新失敗的風險可控。2019年3月,FCA任命了該機構的首位創新總監,體現了金融科技創新活動的審慎和重視。為支持金融科技企業發展,2016年,英國政府還了“金融科技加速器”計劃,借此加強與金融科技企業的交流合作,提高對政府和監管部門對金融科技創新趨勢的理解和把握。美國。2011年,美國根據《多德—弗蘭克法案》,成立了消費者金融保護局(CFPB),并明確網絡平臺等放貸機構統一受CFPB的監管。為了讓消費者享有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2012年,CFPB啟動了“催化劑”項目,通過發起“辦公時間”計劃、出臺試驗披露豁免政策與無異議函政策、發起“研究啟航”計劃等舉措,掌握金融科技與金融創新動態,研判金融消費者面臨的風險。2016年,美國貨幣監理署(OCC)了“負責任的創新”計劃,稱考慮成立金融創新辦公室,以對金融科技企業的產品進行審核,評估新產品在網絡安全、經營風險等方面是否符合監管標準。2017年,美國政府了《金融科技框架》,闡明了對金融科技創新活動的前瞻性態度,提出將消費者放在首位、克服技術偏見、提高透明度、維護金融穩定等10項原則,并強調金融科技參與者應把這些原則作為參與金融科技活動的指引。2019年3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宣布,將就《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涉及金融隱私的《保障條例》和《隱私條例》修訂展開意見征詢,希望借此更好地保護消費者。澳大利亞。為有效平衡金融科技創新風險,2015年,澳大利亞證券和投資委員會(ASIC)發起“創新中心”計劃,主要包括成立數字金融咨詢委員會、增強金融科技監管國際合作、加強對金融科技創新監管等措施。2016年,ASIC提出監管沙盒框架,幫助企業理解評估機制,允許沒有牌照的金融科技企業進行長達1年的業務測試,并根據測試反饋情況,及時調整監管規則。為進一步促進高效監管,ASIC提出為企業提供非正式援助、開展技術試驗、加強金融科技項目國際推介等重點舉措,推動金融科技企業創新發展。新加坡。2015年,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實施金融科技生態建設工程,專門成立了金融科技署來管理金融科技有關事務,為金融科技企業創新發展營造良好環境。為實現金融科技企業創新和風險防范的平衡,2016年,MAS出臺《金融科技監管沙箱指引》,在準入方面,將應用申請嚴格限制為技術創新,在退出方面,設立了測試時間延遲機制,強調如果企業需要延遲測試時間,可在到期前1個月提出申請。進一步提升金融科技監管能力,2016年,MAS推出“烏敏島”項目,與金融機構開展區塊鏈技術應用合作。此外,MAS非常注重國際合作,與多國政府和當局簽署金融科技合作協議,支持金融科技企業海外發展。梳理國際金融監管實踐,能夠發現一些趨勢性特征。一是適度監管的理念得到普遍認同,成立專門機構負責金融科技企業的監管,既通過政策激勵,促進金融科技產業發展,又積極完善金融科技風險防控體系,努力在金融創新和金融安全之間尋求平衡。二是強化金融消費者保護成為共同原則,普遍把金融消費者保護放在金融科技監管的重要位置,通過強化信息披露等方式,完善金融消費者保護機制。三是高度重視金融科技監管創新,英國推出的監管沙盒機制在很多國家得到應用,各國還通過業務指導、政策扶持等方式,加強與金融科技公司的溝通交流,進而提升監管針對性。四是金融科技監管國際合作不斷加強,各國金融監管部門廣泛通過合作,共享監管信息,共同研判金融科技趨勢,促進本國金融科技創業公司健康發展。
2007年下半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很快危機演化為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生產相對過剩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普遍實質。目前的國際金融危機仍然如此,只是具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危機的新的形式。由于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生產過剩不再局限在某一個國家內部,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危機更為明顯地具有了全球性的特征。這也是此次危機在一個國家發生之后迅速升級為全球性金融風暴的原因所在。
1.危機發生前,全球供給與需求處于暫時的平衡狀態。
19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需求不足,美國經濟當局于是嘗試著依靠從公共和私人兩方面鼓勵提高借貸的方式來解決需求不足的問題。公共借貸的結果是國家財政赤字的增長,私人借貸的結果是家庭的透支。一方面,美國公共和個人的透支消費不斷增長;另一方面,美國的消費品市場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進口。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東亞生產美國消費”的模式。這種經濟關系通過兩條渠道來完成循環:一是貿易渠道,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生產并出口到美國;二是金融渠道,東亞經濟體通過貿易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積累的美元,又通過購買美國債券的方式回流到美國的金融市場,這些資金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同美聯儲的寬松貨幣政策和華爾街的金融創新一起,吹起了美國的房地產價格泡沫,由此帶來的財富效應又進一步放大了美國的實際消費能力。這種政策的結果就是,刺激了美國的消費增長。同時,也使得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當然,也帶來了經濟的增長。危機之前,世界經濟就是在這種暫時平衡中實現了快速發展。在2003—2007年間,世界經濟以年均近5%的速度持續快速增長,國際市場需求明顯擴大,拉動我國外貿出口高速增長,眾多行業紛紛增加投資擴大產能,在推動我國經濟以10%以上速度快速增長②。在美國不斷增長的消費能力的推動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的生產能力不斷擴張,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生產體系不斷擴大生產能力,以滿足消費需求,使二者達到暫時的平衡。支撐這種平衡的關鍵因素就是美元的霸權地位和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因為如果沒有美元的特殊地位,巨額的外債將拖垮美國經濟。由于美元的霸權地位,使美國能夠足以承受巨額的貿易逆差和外債。而巨額外債的實質就是美國人的消費遠遠大于了他們的物質創造。數據顯示美國消費占世界總消費的接近30%,美國的這種消費能力實質上是不真實的,它的存在依賴于兩個條件:一是美國內部的過度信用;一是外部的美元霸權。在二者的支撐下美國消費能力被極大地放大了。但是,這種世界經濟增長模式是建立在國家和個人的過度借貸的基礎之上。美國人依賴其自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獨特地位,導致消費的畸形膨脹,即公共和私人的透支消費。以經濟長期透支為基礎的過度消費,使得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體,匯豐銀行的一份報告估計美國消費市場占全球的比重約為37%,高于其GDP占全球比重近10個百分點。全球經濟長期以來不得不過度依賴美國市場。因此,一旦美國經濟開始下滑,進口首先大幅收縮,對全球經濟造成直接沖擊。這體現出美國的消費遠遠超過其生產能力和經濟實力。美國經濟對世界長期透支放大了全球經濟的風險。根據統計,80%的美國家庭擁有信用卡,每個家庭2008年底的信用卡平均債務為1.0679萬美元③。在2001年—2007年的經濟周期中,美國的GDP增長率處于戰后最低水平。經濟的增長完全依靠個人消費和住房投資,這些皆源于寬松的信貸和飛漲的房價。盡管房地產泡沫和布什政府的龐大聯邦赤字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刺激,但是經濟表現依然糟糕。在2001—2005年間,房地產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幾乎達到三分之一,對就業率的增長貢獻接近一半。因此,一旦房地產泡沫破裂,消費和住房投資就會下降,經濟就會跌落④。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1976年以來,按照國民經濟核算的美國經濟透支率(私人和政府總支出與GDP的差值占GDP的比重)一直為正,也就是說美國一直存在不同程度的透支狀態。80年代上升到1.8%,90年代回落到1.3%;但是2000年后急劇上升,2000年—2008年平均透支率超過4.7%。次貸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經濟透支率超過5.7%。透支率的不斷增加正是美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具體體現。總之,與世界經濟生產能力相平衡的是被嚴重放大的美國消費能力。在這種暫時的平衡背后,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生產能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實際的需求。
2.平衡破壞——危機發生
這種虛假需求是靠房價的不斷上升來支撐的,但是,一旦金融泡沫破裂,消費能力必然要向真實水平回歸,從而導致中國的消費品生產出現過剩,使大量外向型中小企業陷入困境,甚至倒閉。由于事實上生產能力已經遠遠大于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真實需求,所以一旦泡沫破裂,市場需求將向真實值回歸,這樣就會在整個鏈條中出現生產過剩。美國的虛假消費能力,信貸市場快速增長,規模龐大,透支消費非常普遍;不僅個人如此,國家亦如此。美國在國家層面的透支,表現為它的巨額國債。由于投資的支撐,美國經濟表面數據一片繁榮,但是背后卻是信用泡沫的不斷積累。最終,泡沫從房地產信用貸款領域開始破裂。信用泡沫的破裂和金融危機的爆發打破了以上循環。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破滅之后,基于房價不斷上漲而設計的金融產品面臨價格的不斷下跌。由于其杠桿率過高,金融機構被迫出售資產以償還債務,以防止資產負債表惡化。市場主體都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資本市場急劇下挫,資產價值快速縮水。在負債不變而資產價格不斷貶值的雙重作用下,包括金融機構、公司和家庭在內的資產負債表都迅速惡化,市場信心缺失,流動性急劇收縮,并嚴重侵襲到實體經濟。金融危機將迫使美國消費者改變消費行為模式。由于信用緊縮和資產價格下降,之前過度借貸的消費者現在所能做的唯一選擇,就是增加凈儲蓄,以緩沖家庭凈財富的萎縮,而這只能通過減少舉債或提高儲蓄率來實現。以消費放緩為代價的儲蓄增加,反過來又進一步加劇了實體經濟惡化的速度和程度。失業增加,收入下降,消費者又要進一步緊縮開支,由此形成一個惡性的循環,而這注定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調整過程。自2008年7月美國“房利美”、“房地美”兩大房貸公司瀕臨破產,美國政府向其注資2000億美元“救市”以來,美國次貸危機便演變成金融危機。此后不久,美國金融危機釀成金融風暴,其五大投資銀行悉數解體,最大的儲蓄銀行華盛頓互惠銀行等25家銀行先后倒閉。除美國以外,其他許多國家金融危機也隨之惡性發展。歐洲國家的金融機構同美國關系密切,受害尤深。不少金融機構或破產倒閉,或被其他銀行并購,或被政府接管。連歷史悠久、規模宏大的英國匯豐銀行和蘇格蘭皇家銀行雖有政府的大力支持仍難擺脫危局。前蘇聯東歐轉型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深受其苦,許多國家股市大跌,貨幣大幅貶值,外資大批撤離,財政和經濟狀況嚴重惡化。特別是東歐國家主要靠歐洲銀行提供貸款來維持經濟增長,共欠外國銀行債務達1.65萬億美元。金融危機使外資紛紛撤離,加重了其困境。在東歐國家中經濟形勢向來較好的波蘭、匈牙利和捷克三國的貨幣分別下跌48%、30%和21%⑤。此次世界金融危機最嚴重的直接后果之一是造成全球財富大縮水。據權威專家估計,危機使全球財富損失達50萬億美元,全球股市總值從2007年的63萬億美元降至2009年2月底的28萬億美元,降幅達55%。這次的金融危機重創了全球虛擬經濟,也重創了全球實體經濟,無論美、歐、日等西方發達國家、“金磚四國”等新興市場經濟大國,還使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無一不受到沖擊,經濟都出現嚴重的下滑勢頭。IMF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機構和世界媒體均認為,這次的全球性經濟衰退將是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一次衰退。危機對實體經濟的沖擊表現為:世界各類國家都遭遇工廠大批倒閉、失業率大幅上升、工業產值急劇下降。至2009年3月底,工業產值下降10%,其汽車制造業三巨頭中就有克萊斯勒和通用兩家公司相繼宣告破產。歐盟失業人數一度達到2000萬人,比危機前劇增20%。不少新興國家工業產值也快速滑坡。據世界貨幣基金組織2009年4月22日發表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2009年世界經濟出現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負增長1.3%,發達經濟體負增長3.8%,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率大幅減少,其中俄羅斯出現了6%的負增長,為10多年來之首次。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了嚴重沖擊。2008年9月以來,歐美市場的蕭條和萎縮,導致中國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從而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的沖擊。隨著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機,全球經濟活動急劇減速。受外需大幅縮減的影響,我國大批出口型企業經營困難、倒閉,失業劇增。據媒體報道,2008年上半年破產倒閉或已陷入困境的中小企業全國有約6.7萬家,下半年還在繼續增加。隨之,返鄉農民工有約780萬人。受出口持續下降和國內需求減弱等因素影響,工業生產增速大幅回落,GDP的增長速度由2007年的13%,一下子降到2008年的9%,2008年第四季度更降為同比的6.8%,2009年第一季度降為6.1%⑥,由此可見危機使我國的經濟陷入了極大的困難。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輪國際金融-經濟危機的實質是資本主義全球生產鏈條的生產過剩,危機發生的機制可以表述為:資本主義制度內生矛盾導致有效需求不足——信用消費和透支消費(以房價上漲為依托,由于其財富效應,導致消費能力被嚴重放大)——虛假需求快速膨脹——全球范圍擴大生產能力——暫時平衡(潛在生產過剩)——房價下跌——信貸違約上升——金融危機——潛在生產過剩轉化為直接生產過剩——經濟危機。本輪危機的突出特點在于生產過剩表現出了明顯的全球性特征。對危機的發生機制可以做如下的描述:由于美國信用泡沫的泛濫,導致消費水平遠遠超過實際消費能力,為了滿足被放大的消費需求,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不斷擴張生產能力,以使二者達到暫時的平衡,這樣的結果就是使生產能力大大超過整個資本主義體系的真實需求,所以維系過度消費的金融泡沫一旦破裂,市場需求將急劇下滑并向真實水平回歸,這樣就會在全球性生產鏈條中出現嚴重的生產過剩,進而導致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經濟危機。
二、中國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