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稅法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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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作為最早的稅收范疇，財產課稅在歷史上有盛極一時的輝煌時期，曾是奴隸社會中的重要收入，也是封建社會中最主要的稅收收入形式。到了近代社會，其地位和作用逐漸下降，但仍是各國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近十多年來，在世界性稅制改革浪潮中，各國對財產稅制也有新的改革完善，向穩定地位、提高比重、完善征管的方向發展。分析下一世紀財產稅制的發展趨勢，也應是對世界稅制未來發展的研究內容之一。本文試圖從比較經濟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財產稅制的角度，談談對未來財產稅制發展趨向的想法。
一個稅種或一個稅系，究竟會如何發展，應當分析多方面的因素。一是社會經濟政治情況的變化，包括經濟制度、經濟政策、國家職能、社會政局等眾多方面。如前蘇聯及東歐各國在90年代末相繼發生大的社會經濟制度變化，稅收制度包括財產稅制當然也會隨之發生變化。二是稅制改革變動方向，包括稅收在經濟中的作用變化，稅收政策和稅制原則的變化，各稅種或稅系在整個稅制中的地位的變化。如財產課稅體系由原來是國家的主要稅收，轉變為三大稅收體系中收入比重最小的稅系，其在課稅制度、課征范圍、稅率等方面就必須調整。三是各稅種或稅法本身的發展需要，包括其自身存在的問題，對問題或弊端解決的動向等。由于問題或矛盾是不斷產生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問題又會出現，所以這也要求稅收制度不斷變革完善。
從各國財產稅制的歷史沿革和近年來的變動分析，財產稅制的發展趨向大致可歸為幾個方面：
一、財產稅制在整個稅收體系中的地位呈穩定趨向
財產課稅在各國稅收體系中，仍是重要的組成部分，但不可能再回歸到原來曾有過的主體稅種的地位。從發達國家來看，一方面由于強調運用稅收籌集收入和調節經濟的作用，因此調節力度較大的所得課稅仍會繼續成為主體稅種；另一方面，從課稅對象來看，所得的增加遠比財產的增加要快，稅源也較充裕，而且，所得稅制在近幾十年里，有多次重大改革，比較符合國家的經濟發展。所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仍會以所得稅為主體稅種。財產課稅作為配合的次要稅種，在全部稅收收入中的比重，將仍會保持在8％左右。就發展中國家而言，大多數國家長期以商品課稅為主，由于受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積累的私人財產極其有限，加上稅收征管的落后和財產法規的缺乏，不可能將財產課稅放在主要稅系的地位。其中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由于對財產私有制的認識不同于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也不可能重視財產課稅。但是，發展中國家的這些狀況肯定會有所改變，尤其是對財產私有的觀念會發生轉變；不過短期內變化不可能太大，這與經濟發展水平有關。財產課稅在這些國家中的發展趨勢是在穩定原有地位的基礎上，隨著財產課稅稅種的增加而適當提高其占全部稅收收入比重，將由現今的5％以內上升到8％左右。
財產課稅體系的地位穩定，還表現為它不會取消或被其它稅種取代。有人曾預測不久財產稅制會逐漸萎縮以至消失，一部分稅種并入所得稅系，另一部分稅種并入流通稅系，再廢除一部分稅種。筆者認為，這在未來的三十年內不會出現。首先，只要有私有財產存在，對其課稅就要存在，尤其是按財產價值課征的財產課稅。其次，歷史發展已證明三大稅收體系關聯密切，尤其到了現代社會，對稅收發揮各方面功能作用的要求更高。財產稅制具有所得稅制和商品稅制所沒有的功能和優點，能補充這兩個稅系的不足，不可能被完全廢棄。再次，現實中一些國家還在新征一些財產稅種以發揮其作用，也進一步表明財產稅系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不會被取代。
二、財產稅制作為地方政府主要稅收收入的作用更加明確
財產課稅作為地方政府主要稅收收入的作用會進一步加強。發達國家無論是聯邦制國家還是單一制國家，大多數財產課稅的稅種都歸為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如美國各地方政府普遍征收一般財產稅，也征收繼承稅或遺產稅，其收入占地方政府稅收收入的80％左右。據OECD的統計資料，美國地方稅收中財產稅占80％；加拿大占84.5％；澳大利亞占99.8％。發展中國家開征財產稅的稅種不如發達國家多，但也多把這些稅種劃歸地方。在原實行計劃經濟的國家，地方政府真正有權征收管理的收入，就是幾個為數不多的財產稅稅種。在稅收制度較為完善的國家，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也是財產課稅，如土地稅、房產稅等。而且今后將會隨著地方政府權限的擴大，增加一些財產稅類的稅種，或提高稅率。
近十多年來，無論是經濟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市場經濟體制國家，還是剛由計劃經濟體制轉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對中央與地方之間權限職責劃分，尤其是財政分配關系的調整極為重視。在西方一些國家中，有些學者已提出國家調控經濟作用的發揮，將由以中央政府為主轉為兼顧調動中央與地方政府兩個積極性，這就有一個需要確保地方財政收入的問題。美國、德國等聯邦制國家，由于權力比較分散，地方財政相應地大一些；英國、法國、日本等單一制國家，需要擴大地方財政財力已受到重視。那么解決地方收入的辦法之一，就是改革財產課稅，在原有的稅種以外，新增稅種或適當調整稅率。近年來一些國家開征或復征機動車輛稅，按各地情況每年自選變動稅率等，不但保證了財產課稅仍舊作為地方政府主要收入，而且使稅源更加廣泛，稅收收入額有所增加。在發展中國家，許多國家正處于向市場經濟轉軌過渡階段，地方政府的職能和權限，也日益受到重視，征收財產稅、遺產稅等稅種，已成為一些國家改革稅制和籌集地方財政收入的目標。
三、財產課稅稅種的選擇在各國會有不同
財產課稅是一個稅系，包括一系列稅種。作為同屬一個稅系，各稅種在功能、地位及性質等方面，具有共同性或相通性。但因具體課稅對象、課征范圍等差異，各稅種仍然會在許多方面存在著不同之處。而這些異同，又是各國在決定或選擇稅種時必然考慮的因素。因為稅收制度作為一種分配制度，不僅受經濟發展的影響，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和影響著社會經濟的發展。
各國的歷史文化背景、社會經濟發展情況的不同，配合稅種之間的差異，就必然決定各國對稅種的選擇是不會相同的。
從課稅方式和范圍來看，一般財產稅課稅普遍，課征范圍較廣，設比例稅率，稅收收入相對較多些，但計征比較麻煩，逃漏稅嚴重，稅負不公平；個別財產稅中的土地稅、房屋稅，課稅不遍及所有財產，課征范圍相對較窄，但稅收收入較穩定，不易隱匿虛報。而一般財產稅與凈值稅相比，凈值稅公平合理些，但稽征手續卻更為麻煩。所以，在稅收征管手段先進、納稅意識較強、征管制度較嚴密的發達國家，多選擇綜合課征的財產稅，尤其是近十多年來推廣凈值稅。而發展中國家，則因為稅源并不充分，納稅觀念淡薄，征管制度和方法落后等原因，更多地會選擇以土地、房屋為主要課稅對象的分別征收的個別財產稅。因為與其征一般財產稅，還不如只針對某一項稅源集中力量征收，相對成本較低，收入也有保證。拉丁美洲一些國家的凈值稅，實際上在課稅范圍上與歐洲發達國家有較大差異，當然，公平分配的作用也是考慮因素之一。發達國家的財富集中方式，從總體上看不比發展中國家高，即發展中國家里少數人掌握的財富占全部社會財富的比重，不低于發達國家。甚至在近十多年里，發達國家有逐漸降低少數人集中大量財富比例的趨向，而多數發展中國家因富裕階層在政治上的強有力地位，不見有多大下降趨勢。而且，經濟發達國家中，財產種類繁多，財富體現標志不僅僅是土地和房屋；而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多是農業國，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要素，更是主要的私人財產。所以，考慮公平財富的目的，經濟發達國家以綜合課征的財產稅為多，落后的發展中國家以征個別課征的財產稅為多。這種情況，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新開征財產稅時更加明顯。
從課稅對象來看，財產課稅包括對財產擁有課征的財產稅、凈值稅、土地稅、房屋稅等稅種和對財產轉移課征的遺產稅與贈與稅。經濟發達國家普遍開征了遺產稅和贈與稅，而經濟發展中國家，則有一部分尚未開征這兩個稅種。有些國家只征其中之一，如新加坡只征遺產稅，加納只征贈與稅；有些國家時開時停。這里的原因，既有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高低不同，也有稅種本身的重點不同。土地稅、房屋稅、財富稅等，都側重于對人們現在擁有的財產課稅，注重通過課稅組織一部分收入和限制財富的集中。而遺產稅和贈與稅，是對財富發生無償轉移時征稅，目的更多偏向于限制現有財富通過繼承轉移方式加強財富在少數人手中積累，避免加重貧富懸殊。所以與那些對財富擁有課稅的稅種不同，這兩個稅種大多采用超額累進稅率，計算征收也麻煩些。正是因為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均富作用更加明顯，加上計征的困難性，再基于社會人均收入水平不變等經濟因素，發展中國家還有一些沒有開征這個稅種。另外還有歷史文化因素影響。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儒家思想長期占主要地位，認為子承父業是天經地義，不象西方國家那樣，認為繼承是國家給予的權力而非天賦人權。這也是這些國家沒開征這兩個稅種的原因之一。
簡而言之，社會經濟政治背景、稅種本身特性等，決定了各國今后在選擇財產稅稅種會有所不同。發達國家將以綜合征收和凈值稅為主，發展中國家將開征或復征遺產稅贈與稅等稅種，但多數可能只對遺產和部分贈與征稅，如現在新加坡的遺產稅制。
四、財產稅制征管制度將進一步完善
財產課稅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征管漏洞比較多，不僅發展中國家如此，發達國家中也有不少逃避稅現象。這是財產稅制的稅收收入難以提高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后，財產課稅發展趨勢的重要方面，就是各國會普遍加強對財產課稅的征收管理。因為，經過幾千年的歷史，財產課稅在稅種配置方面已不可能再有大的變動，趨于穩定；而其在稅收體系的地位作用，也因為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而基本穩定。如前述，財產課稅既不會再有以前作為主體稅種的輝煌，也不會后退到完全廢置的地步，它仍然以其獨特的地位而存在。那么今后的發展重點肯定是如何穩定其收入和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了。而改進和加強稅收征管制度的管理，就理所當然地變得重要了，何況現實生活中財產課稅的主要矛盾和問題也體現在這里。
加強征管制度改革，首先要有健全的法規和嚴密的財產登記制度。這在發展中國家尤其重要。財產法規的建立和完善是這些國家的當務之急，否則對財產課稅就沒有立法依據和法律保障。財產登記制度將逐步推行一名登記制。
計稅基礎的合理確定，是課稅得以順利進行的保證。財產課稅以估定價值為計稅基礎，已是國際慣例，問題不在于選擇哪種價值為估價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全面、真實、可用的財產資料，否則再好的方法也用不上。而資料的欠缺和零散，也是發展中國家目前的難題，發達國家在這方面要相對好一些。
第2篇
作用：稅收調控經濟行為要求經濟活動主體行為的合理化，是把事物之間的聯系以有序而富有成效的方式結合起來，從而取得相對穩定的形式。政府的征稅行為是基于一定的社會職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需要，而不是為了維護本身的單向利益。因此在調控經濟過程中遵守的是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而不是單純的從某一級別個別的利益偏好而隨意變動征稅行為。必須明確的是：盡管征稅寓含著政府的權利意向，但它也只能是政府的經濟行為而非權力行為。如果把征稅視為政府的一種權利職能，必然會導致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形成市場的混亂，因此必須通過法律的約束，強化政府權利對經濟運行的推動功能，進而實現稅收杠桿的平衡。必要性：第一，可以使經濟活動主體（生產經營和消費行為）合理化。其實質就是市場配置的合理化，減少企業不規范行為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因此運用稅收杠桿作為導向機制，規范企業嚴格遵循市場經濟原則，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用市場主體的法人資格進行自我規范，借以制導企業運用按照社會的軌跡良性運行，從而實現以最少的資源最大限度的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第二，通過財政擴大經濟內需，可以調整消費者與投資之間的關系，從而在保證供求平衡的基礎上保持經濟快速平穩發展；第三，利用財政政策發展循環經濟，可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向環境友好型轉變，從而促進經濟發展和人口環境相協調發展；第四，利用財政杠桿的傾斜，通過落實發展機制，形成東中西的優勢互補，區域經濟良性循環發展的模式；第五，在經濟穩步增長的同時可以加大對教育、醫療等社會各項事業的投資力度，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立，調節國民經濟往綜合平衡和穩定協調的方向發展；
二、我國當前稅收調控法律化制度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至今還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階段，還需要有步驟的進行改革和完善，因此這就決定了我國稅收會在執行的過程中會同某些政策會產生矛盾:
(一)現行法律體系不健全對于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正是因為缺少專門的法律法規，市場不能對某些相關的行為進行規范，從而導致了許多市場經濟問題的出現，因此制定一部完整的、關于稅收調控的法典很有必要。首先，就市場來說，稅收在被越來越頻繁的應用于社會經濟的各個方面，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現行稅法對于宏觀調控職能表現不突出，不能從經濟法上真正去解讀稅收；最后，稅收調控法作為我國宏觀經濟法體系的一個重要部門法，是國家加強經濟立法的必要手段，因此必然會走向法制化。
(二)現行稅收制度調節居民的收入差距乏力，不能滿足居民消費需求的增長實現以國民消費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但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差距過大、稅收分配政策不合理的現狀導致了很多居民收入水平低而缺乏消費的能力。其政策不合理主要表現在：首先，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實行的分類制雖簡單明了，但在當前收入來源多元化、復雜化的現狀中卻難以體現稅負公平、合理負擔原則，不能全面反映納稅人的能力。例如現在有些實際收入多的人繳稅的金額卻比收入少的人要少，有失公平。其次，財產稅征稅面積狹窄，難以有效應對收入結構失衡、財富集中的形勢。由于現行稅法的不完善性，我國目前開征的財產稅只有房產和車船，而遺產等更巨大的財產卻沒能納入開征范圍，因此就造成了我國大量富二代的出現，也使得貧富差距更加顯著。
(三)現行稅收制度很難有效的調控產業結構的不平衡首先，就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體制來說，主要還是依賴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由于當前稅收優惠政策在促進發展的需要力度不夠，因此造成發展滯后，并未實現第三產業的協調拉動；其次，當前稅收政策未能有效的引導社會各個方面向農業投資，不利于農業產業結構的優化。表現在：第一，政府財政支持是我國目前農業最主要的投資來源；第二，我國涉農的稅收制度幾乎都集中在農產品的種植和農業科技的推廣上，而最主要的農產品銷售和養殖業卻缺乏優惠。
三、關于構建和完善我國財政稅收調控法的思考
所謂財政稅收調控經濟行為的法制化就是以人民大眾的意志為出發點，根據國家的法律法規，以稅收決策國策的規律進行決策，財政稅收決策者的權利受到公眾監督和法律約束的過程。
(一)制定宏觀調控基本法社會主義是法制經濟，必須以法制為準繩，良好的財稅法律法規是控制經濟的前提，而財政稅收調控法屬于宏觀法律調控體系，因此可以通過創建《稅收調控基本法》來對稅收調控法做出最基本的規定，如原則、特征、手段等等，通過細分來對稅收調控體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定《稅收調控基本法》時，要注意同《稅收基本法》的區別。要盡量在書中完善稅收調整法的各稅種法，從而可以加重或減輕經濟主體稅負，從而起到影響其它經濟活動的稅收調控措施。
(二)加大稅收對分配的調節作用，縮小居民差距，拉動國內總體需求首先，納稅人的綜合納稅代替分類稅制，通過一次性對納稅人的收入綜合進行納稅可以更直觀的了解納稅人的納稅能力，從而實現多收入者多納稅；其次，完善稅收來源，例如開征遺產稅、社會保障稅等，發揮稅收在保障高收入、保障低收入方面的作用。
(三)發揮稅收在調節產業結構中的作用首先，要加強對第三產業等密集型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調控，例如可以實行減免稅收等優惠政策等，鼓勵其發展，從而緩解我國目前緊張的就業壓力；其次，充分發揮稅收優惠政策的導向作用。可以通過將稅收的優惠政策范圍擴大到農業、養殖業等相關產業，對能夠促進發展的組織機構給予稅收優惠，從而促進農民組織成立或中小企業的建立。
(四)以良好監督、社會關注和信用體系為后盾一方面政府要嚴格公正的執法，另一方面社會各界也要履行自己的監督職能，時時刻刻關注執法者的行動，督促執法者在執行權利時能做到公平、公正、公開。同時，公民個人也要發揮主人翁的精神，積極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
四、結束語
第3篇
【摘要】伴隨著財稅法在經濟法中的凸現，財稅法學逐漸為學者和政府所關注，而堅持權利義務這一基本線索并輔之相關知識的學習才是財稅法人才培養的關鍵。由于傳統法學教育弊端所致，引入案例教學可以有效改進財稅法教學，并結合實證分析的方法，提供給學生必要的實踐機會以保證財稅法專業人才的綜合素質的培養。
【關鍵詞】財稅法權利義務實證分析
一、財稅法學課程開設的必要性
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財政稅收在經濟中的作用日益為人們所關注，計劃經濟體制下諸如行政命令等等直接干預經濟的行政性手段逐漸為政府所摒棄，取而代之的是運用財稅、金融等間接性手段對國家宏觀經濟加以調控。因此，不僅僅得到政府官方的重視，我國的國民也對其傾注了前所未有的熱情，而這一熱情一方面是來源于財稅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源于財稅與國民生活緊密程度的增強，加之人們逐漸對于稅收本質認識的加深，更是給了財稅法的發展以強大的動力。
在國外，稅法對于國民的影響是我們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西方的那句諺語所講：人的一生有兩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死亡和稅收。因此，各個國家對于稅法的教學和研究也是頗為重視，不論從開設該課程的學校數量還是開設的學時，以及所講的內容方面等等，都是我們所不及的。諸如美國的德克薩斯州大學法學院的稅法的設置位居國家眾多項目之首；俄亥俄州大學要求申請法律碩士課程（MasterofLawsPrograms）的申請者，必須是已經修讀了聯邦個人所得稅等課程。歐洲的很多國家都將稅法作為一門強制性的課程來設置，只是在本科生階段和研究生階段的側重會有所不同。與之相比，我們財稅法課程的開設在全國高等院校中（包括綜合性大學和財經類、稅務類院校）都是極為有限的，稅法課的學時絕大多數是36學時，個別的是54學時，且講授的內容很多的涉及到財經類等經濟方面的內容，對于財稅法學的研究和法學所特有的權利義務并為被其所重視。
自由、民主和法治已經理直氣壯地成為當今政治生活的主題和時代的主旋律。它不僅成為社會民眾的最強音，而且也成為當權者致力實現的根本愿望；它不僅以顯赫的文字載入國家的根本大法，而且以崇高的精神追求占據著人們的心靈。它將不再是中國人的夢，也不再是西方人的專利品和中國人的奢侈品，而是中國政府和民眾的共同理想，以及正將這一理想付諸實施的行動。[1]隨著“依法治國”思想的樹立以及該思想在我國經濟發展中逐漸在各個領域中不同程度的貫徹，相應的財稅法治也被提上日程。因此，財稅法治建設成為我國財稅法發展的必然趨勢，上層建筑決定于經濟基礎，但是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法律法規是法治建設的最基本要件，是硬性的指標，無法可依只會導致法治建設成為空中樓閣，無法從何而談法治！我們不得不承認，法律法規的制定是人們尊中規律的基礎之上，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因此，立法者的素質勢必影響到整個法治的進程。這種影響是最基礎的，沒有權威的、有預見性、前瞻性的法律文本，法治對于經濟的促進作用是不現實的。
伴隨著經濟法作為一門獨立的法學部門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財稅法在整個經濟法中的地位逐漸凸現，并成為一門顯學為法學家和法學研究所關注。財稅法人才的培養是財稅法治進程中的必備環節。而作為我們這些法學的學生而言，在本科階段僅僅對財稅法有一個比較粗淺的、單一的學習，對于今后的研究僅僅是一個薄弱的基礎，因此，在研究生階段極有必要在深度和廣度方面加以拓展，才能保證今后在該領域的研究，并可能有所建樹，否則都是紙上談兵。
二、財稅法學教學應以法學特有的“權利義務”角度為根本研究路徑
現今全國開設稅法或者財稅法的課程的高等院校雖然在數量上有一比較大的提高，但是設置的課時卻是極為有限的，絕大多數是36學時，個別的學校是54學時，如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長春稅務學院等等。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現今對于財稅法或者是稅法的講授很多的時候是以財政、稅務、稅收以及會計知識為主的，對于法學知識的講授卻是非常有限，從財稅法或者稅法基礎理論的探討更是如數家珍，對于權利義務線索的把握和灌輸確實不足的。財稅法和財政稅收等經濟學等之后雖然會有交叉，但是我們不能否認這兩門學科還是有本質的不同，這正是法學學生和財政、稅收學學生所存在的差異，權利義務是我們學習應該遵循的最基本路徑。而從筆者自身學習的過程來看，我們在本科階段對于財稅法知識的了解和接受不僅有限，而且偏離了法學特有的研究路徑的把握，所以在理論根基上并不是扎實的；同時，對于一些財政、稅收、會計方面知識的缺乏又使得我們在實務中不能運用自如，出現了一種極為尷尬的局面。因此，筆者以為，我們財稅法課程應該遵循“權利義務”基本路徑進行研究，運用法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其深入探究；其次，財稅法學相對于法學的其他部門法應用方面更為頻繁、綜合性更強，因此，研究財稅法的學生勢必要輔之以一定的財務會計和稅收學知識，這也是專業型人才培養。
“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權威性，其他任何法律法規都不得同它相抵觸，財稅法治也必須遵循這一原則。公共財政、稅收法定主義是我們所極力倡導的，隨著對財政和稅收研究的深入，不少學者對于財政、稅收有一個全新的認識：公共財政這一服務于市場的財政，是將財政活動限定于服務市場的范圍內，避免財政供給的不足或是過量，防止財政資金的浪費，財政活動的適度適時是我們財政活動的目標的；而稅收作為一種侵犯國民財產的手段，更是將其定位于“債”的屬性，是國民為享有國家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支付的對價。納稅不是義務性的進貢，而是獲得相應服務的方式，納稅人權利的意識不斷浮出水面。一方面是人權在各個領域中的落實和實現，另一方面也是保護財產權的理論支持。2004年憲法修正案中明確提出：第十三條規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這種種情況無不表明，對于財稅的研究從法學角度進行探究，對于權力的監督，權利意識的樹立意義頗為重大。因此，作為一名法學學生，在研究生階段更是要把握這一根本的線索，這也是區別于其他稅收學等方面研究的顯著方面。因此，從法理學和憲法學、行政法學的角度切入，從更為廣泛的背景下研究財稅內容，勢必會有一種全新的認識，這也是研究范式的一種轉化。正如，日本學者北野弘久教授所闡述的稅法并非是“征稅之法”，更是納稅人據以對抗、制衡國家課稅權的“權利之法”，這對于學生的學習則是另一全新的視角，權力和權利的研究也是我們在以后學習中所應重點關注的線索。
此外，要密切加強對法律關系、法律行為以及基本價值和基本原則等基礎性知識在財稅法中的具體的研究，尤其是該學科所特有的內容的研究。
同時，在自己的一些實習或者是實務操作中，筆者發現，我們現有的法學知識對于研究財稅法是遠遠不夠的，財稅法學這一學科本身的特點表明：必要的經濟學、稅收學以及會計學知識的積累，是深入研究財稅法的理論問題以及實務操作中所不可或缺的。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理論認識的研究最終勢必要運用于實踐中，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正確的理論對于實踐的指導作用是積極促進的，而沒有任何指導意義的認識從成本收益角度看是無效的，結論正確與否要得到檢驗唯一的途徑就是回到實踐中去，特別是像財稅法這樣一門應用性較強的學科，更是如此。
我們不少研究財稅法理論的學者或者以稅收學位基礎簡單的附加法學方法對此進行研究，或者是從法學理論對此進行探究卻忽視了財稅法本身固有的財稅經濟方面的知識，總是給人以各行的感覺，因此，作為法學專業的學生，要想從專業的角度對此深入研究，勢必要輔之財政、稅收以及會計方面的知識，真正挖掘學科自身的特點，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詮釋該學科。
財稅法學專業人才的培養是一個綜合素質的積累過程，是多領域知識兼備的人才。當然，財稅法的講授必須堅持“權利義務”、“權力權利”等法學特有的研究路徑這一根本要求，相關知識的具備是該學科發展的要求，也是該專業人才培養所必備的素質，兩者兼而有之，但是應該有所側重。
三、財稅法將案例教學與實務實踐操作相結合
傳統的教育模式，財稅法課堂的教學重視基本知識的講授，更多的是知識的介紹，尤其是在總論部分許多理論的介紹這是必要的，然而，在具體到之后許多具體內容的講授，仍然不能脫離這樣的模式，使得學生只有一種抽象、宏觀的概念，對于數字、公式的機械的接受，對于以后的實踐并無多大的意義，許多學生在學習過財稅法課程之后，仍然對一些基本稅種的征收是不知所云的，從教學方面是失誤的，而就學生個人而言也是沒有絲毫獲益的，只是機械的或者迫于考試等壓力記憶，過后就沒有絲毫的印象，這是許多學生學習過后的真實體會。因此，有不少教師講案例教學的方法引入，通過一個個切實具體的案例對具體稅種進行講授，不僅形象具體，同時真正使學生有一種學有所用的感覺，促使學生萌發了學習的興趣，主動接受且保持持久的記憶效果。
財稅法案例教學法最早起源于美國，以案例作為教材，在教師的引導下，學生通過運用掌握的理論知識，分析、討論案例的疑難細節，從中形成各自的解決方案，培養了學生的思考問題、分析問題的能力，真正將法學這一應用性學科體現的真真切切。財稅法學當然具備這一特點，并且具有更為頻繁的實踐性。但是，在我們現在財稅法學教學中還沒有充足的案例，雖然不少的學者為搜集財稅法的案例作了很大的努力，并且也是卓有成效的，使得我們案例教學成為可能。然而，筆者以為社會生活是紛繁復雜的，豐富各異的，我們面對的現實并不是完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更多的時候是出現多種沖突，和法律規定情形相差很大，教師教學過程中更多的時候是先講述一個結論，再為此尋求一個典型的案例，當然這一案例可以很好的印證該結論，但是這并不利于法學的研究，也不利于學生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和解決問題能力的培養，所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更應該注意現實中非典型案例的討論，以激發學生的思考。
筆者以為，通過引入案例教學的方法使學生對理論知識點的認識具體化，對實務性的操作能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同時運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對于案例所要證明的理論加以檢驗，這也是對知識再認識的過程，一方面加深對知識的全面深入地掌握，另一方面也是豐富案例、拓展視眼的過程，對于教師和學生都是極為有意義的。
鑒于法學是一門實踐性較強的學科，許多學校都栽在法學專業的課程中開設律師實務、畢業實習等，很多學校的法學院系還聘請資深法官、檢察官、律師等實務部門的人作為兼職教授，講授他們在司法實踐中的經驗，這無疑是一種值得采納的教學方式。財稅法教學也同樣，可以聘請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師事務所等實踐部門人員。筆者以為，我們更重要的是給學生提供現實的實踐機會，真正給學生以接觸社會的機會，以保證在畢業之時能更快的融入社會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