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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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流動人口；住房；新常態；文獻綜述

基金項目：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我國租賃性保障房對勞動者失業持續期的影響研究”（編號：2014BS027）；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流動人口住房問題與重慶公租房制度創新研究”（編號：15SKG098）；重慶工商大學科研啟動項目：“我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與公租房的就業影響研究”（編號：1655002）

中圖分類號：F293.3；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0月9日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什么中國可以近幾十年保持持續穩定而快速的經濟增長？很多學者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人口紅利”的影響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然而，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出現第一次負增長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連續四年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趨于消失。面對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問題嚴重的困局，要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在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過程中，大量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小城鎮轉移到大城市，然而，這些轉移勞動力長期以來無法享受到與城市和城鎮居民相同的住房福利，住房問題始終是制約流動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的統計數據，截至2013年末，中國流動人口的總量達到了2.45億，超過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黨的十報告指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可見，黨的十將流動人口問題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安居”才能“樂業”，大量流動人口來到城市最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住房問題，解決流動人口住房問題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西方移民住房理論研究現狀

由于“流動人口”的一詞與我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密切相關，西方國家并沒有與我國的流動人口概念一一對應的稱謂，而最接近的是“移民”的概念。移民概念的外延比流動人口要大一些，因為移民概念包含了所有的遷移人口，而流動人口概念僅指戶籍未經變化的臨時性移民，不包括戶籍已經發生變動的遷移人口，因此流動人口可以視為移民的一部分。國外對移民住房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領域非常廣泛，這里我們僅從與我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更為接近的貧民窟問題、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間理論、人口遷移理論等方面對國外研究進行簡單梳理。

（一）貧民窟問題。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對城市貧民窟問題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有不少學者研究了貧民窟產生的原因，他們認為，當農村遷移人口剛進入城市時，他們自身往往缺乏相應的學習培訓和勞動技能，很難迅速獲得理想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而這些遷移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往往不能被城市居民所接受，很容易遭到歧視，也很難融入城市社區，因此只能以貧民窟的形式居住和生活。有學者研究指出，貧民窟通常是勞動力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首個居住地，選擇以貧民窟的形式居住是遷移人口的理。可見，貧民窟的存在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它為新移民提供了一個調整和適應的場所，貧民窟擴張是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二）城市空間和人口遷移理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從城市社會空間和人口遷移角度分析移民住房問題的研究逐漸發展起來，已形成了相當成熟的理論體系，主要代表性理論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入侵演替理論。入侵演替理論最早是由Burgess提出的一個用“入侵、演替和主導”來描述外來人口遷移過程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外來人口最初進入城市時，出于找工作方便的考慮，會選擇居住在城市中心商業區。隨著外來人口的不斷增加，造成城市中心住房緊缺、房租上升，這促使城市中心商業區的人向外城區遷移。在這一過程中，低收入者逐漸向較高級的居住區入侵，而原來居住在較高級住宅區的人不斷向外城區遷移，進入更高級的住宅區。這樣的過程不斷推進，遷移便會如波浪一樣由內向外層傳播，而最終最高級的住宅區位于城市的邊緣。入侵演替理論為農村人口向快速擴張的城市的遷移過程提供了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框架。

2、住房過濾理論。住房過濾理論是由Hoyt提出的描述住房在不同收入人口間流動的理論。這一理論指出，住房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磨損，高收入者需要購買新建的高級住宅來維持自己的效用水平不變，高收入者在遷居以后，其原來的住宅被中等收入者占用，而中等收入者原來的住宅會流動到低收者手中，在這一過程中，住房會向低收入者不斷過濾，而人口會向高級住宅區不斷過濾。過濾理論為住房供給和人口遷移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分析角度。

3、家庭生命周期理論。家庭生命周期理論源于Rossi的研究，這一理論將一個人成長過程與人口遷移聯系起來，以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來解釋一個人一生的遷居過程。家庭生命周期理論解釋了一個人一生中可能發生的五次遷居，包括出生成長、離開家庭、結婚、生孩子以及年老。這一理論認為，生命周期的循環會促使家庭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形成不同的住房需求，而一個家庭遷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家庭住房的調整來滿足這種需求。

4、互補理論。互補理論由Alonso最先提出，主要從經濟限制方面解釋人口的遷居行為。互補理論認為，在做出遷居決策時，低收入者由于收入的限制，對居住空間的選擇范圍相對狹窄，因此只能選擇緊靠城市中心的區域居住，住房面積小，市中心區人口密度高；高收入者在做出遷居決策時，居住空間選擇的范圍較大，可以選擇在遠離城市中心的郊區居住，住房面積較大，而郊區的人口密度較低。互補理論為分析不同收入的家庭在城市的遷居行為提供了經濟學方面的解釋。

三、國內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研究現狀

（一）流動人口住房現狀研究。目前，國內關于流動人口住房現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民工住房現狀方面，甚至有不少研究將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等同于農民工住房問題。在農民工住房現狀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吳維平和王漢生對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流動人口的住房形式和居住條件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表明，由于戶籍制度和城市福利之間的聯系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這兩個城市的流動人口基本上被排斥于主流住房分配體制之外，而租房成為流動人口最主要的住房選擇；同時，流動人口的住房條件明顯低于當地居民。張子珩對中國流動人口住房狀況的研究發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受住房供給條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他們比起城市戶籍人口在住房的可獲得性、住房條件和居住的社區環境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距。盡管大多數研究都認為與當地居民相比，流動人口的住房狀況更差，但是蔣耒文等的研究卻發現：在城鎮地區流動和遷移的人口的住房狀況并不比當地居民差；甚至在一些住房設施方面，流動遷移人口的狀況還要好于當地居民。他們的研究還發現，與當地居民相比，流動人口擁有較低的貧民窟發生率；城鎮流動人口享有比城鎮當地居民更好的住房設施，而農業戶流動人口居住在貧民窟的比例也低于當地農業戶居民。

（二）流動人口住房供給與需求研究。車士義等從住房需求和供給的角度，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住房供求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供需結構在低水平上實現了基本匹配；租房者與承租者的住房信息渠道比較原始，而政府在流動人口住房供給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王瑞對武漢市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受到收入水平和心理因素的制約，他們對住宅商品房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同時，他們還發現，地方政府政策的排外、房地產市場定位的邊緣化和流動人口不以定居城市為目的的居住方式是造成流動人口主要以私房租賃市場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原因。

（三）流動人口住房選擇影響因素研究。侯慧麗和李春華以居委會和村委會社區這兩種不同的社區結構為觀察角度，對流動人口住房選擇行為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具有自雇傭、工作不穩定、家庭戶流動等特征的流動人口更有可能選擇在村委會社區居住；在不同社區中影響流動人口住房選擇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居委會社區，收入對流動人口住房選擇影響更為明顯，而在村委會社區，流動方式和住房用途對流動人口的住房選擇影響更為突出。何莼和楊菊華的研究將影響流動人口住房選擇的因素分為個體、制度和用人單位要素三個方面：在個體層面，流動人口的住房選擇主要受到其消費模式、社會心理和觀念、職業、經濟能力等個人因素的影響；在制度性要素方面，現行的住房保障體系主要關注的是當地市民的住房需求，對流動人口并不適用或并不完善是造成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重要原因；在用人單位方面，大量雇傭農民工的單位繳納公積金的積極性不高也制約了流動人口住房狀況的改善。

（四）流動人口住房的空間結構。林李月等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流動人口住房狀況的空間格局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住房自有率、租住房率與住房質量指數表現為南北差異，住房不受干擾指數和住房面積指數均呈現出東西差異，而住房費用指數則呈現出以內蒙古、陜西、湖北和安徽為低值中心，以北京為高值中心的特征。這種空間分布規律是因為各項住房指標“高-高”和“低-低”空間集聚所導致。同時，他們還發現，西部省份雖然擁有較高的住房自有率，卻無法擁有舒適的居住環境和寬敞的居住空間，從而成為條件中等偏下和較差住房的集聚區；相對應的東部省份租房率較高，但住房設施配套較為完善，使得以山東、遼寧和天津等為代表的不少東部省份躋身于住房條件綜合狀況較好的區域，即便是個別位于中等偏下區的東部省份，其住房質量也明顯優于全國平均水平；位于長江流域的省份則不僅有較高的住房自有率，而且居住空間和居住環境也相對較好，因此成為住房條件較好區域的集聚區。

四、述評及展望

通過對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現有國內外研究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國外研究主要以移民住房理論為視角進行了豐富的理論和經驗探索，與我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最為接近的研究主要涉及貧民窟問題、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間理論、人口遷移理論等多個方面，而這些方面的研究也為學者對中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鑒。而國內學者從居住現狀、市場供求、影響因素、空間結構等諸多方面對流動人口住房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得出了較有價值的研究結論。然而，現有研究至少有兩方面可以進一步深入。

第一，關于流動人口住房現狀研究方面。目前，關于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將注意力集中在農民工住房問題上，不少研究甚至將流動人口問題等同于農民工問題；然而，流動人口中是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的，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鄉-城流動人口和從一個城市流動到另一個城市的城-城流動人口在職業、收入、住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必然導致其住房選擇行為是不同的，被大多數研究忽略的城-城流動人口的住房問題同樣值得更多的關注：首先，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驅動大量小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城鎮戶籍居民流入到大城市或東部城市，其比例約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5%～30%，這部分人口的絕對數量相當龐大；其次，有研究發現，雖然流動人口的整體收入較低，但是城-城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實際上并不低，甚至高于本地居民，這意味著，流動人口中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而這種社會分層是否會影響不同流動人口的住房選擇行為同樣是值得關注的。

第二，在流動人口住房選擇的影響因素方面。現有的大多數研究將流動人口較差的居住條件和居住質量歸因于制度性因素，例如現有的戶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其他社會保障制度問題，或者是用人單位的公積金制度等。但是僅有很少的研究意識到，導致流動人口居住條件和質量較差的原因不完全取決于制度因素，甚至其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制度性因素，而更多取決于流動人口循環流動的特性和流動人口的過客心理。可見，對于流動人口做出住房選擇時的心理因素的關注也需要進一步深入。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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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子珩.中國流動人口居住問題研究[J].人口學刊，2005.2.

[7]蔣耒文，龐麗華，張志明.中國城鎮流動人口的住房狀況研究[J].人口研究，2015.4.

[8]車士義，田洪波，尹志鋒等.流動勞動力的住房供給與需求分析[J].城市發展研究，2009.11.

[9]王瑞.中國城市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研究――以武漢市為例[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7.2.

[10]侯慧麗，李春華.梯度城市化：不同社區類型下的流動人口居住模式和住房狀況[J].人口研究，2013.2.

第2篇

關鍵詞：西寧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

在中國城鎮化建設進程之中，人口的流動現象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在各種術語充斥學術界的過程中，從不同的角度對流動人口進行了表述，如：外來人口、流遷人口、農民工等。由此可見，流動人口的概念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它是以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為依據的，從其構成要素來看，流動人口的界定是以戶籍所在地的住所為標志的，其空間上的流動是以一定的行政區域劃分為范圍的，同時，流動人口的概念具有離而復歸、雙向往返的流動特點。從宏觀意義而言，流動人口是跨越了一定的地域界限，但是沒有改變常住戶口的人群；從微觀層面來看，是指某一特定區域內的人口流入和流出兩大類，其存在前提是以不改變人口常住地為目的流動行為，其流動的目的是以從事一定的經濟活動為目標的人群。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是一種較難測量的概念，它要考慮各種實際的情況，包括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習俗的實際狀態，進行長期居住或者不長期居住的意愿，它大致可以分為三種：長期永久性居住意愿、非永久性居住意愿、沒有居留打算的意愿。當然，這種居留意愿的前提也是在不改變常住地的前提下，對未來遷居的自我愿望和想法。

西寧市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人口遷移活動，形成了大規模的流動人口遷移，這些城市的流動人口何去何從？是一個當前需要思考的課題，對此，我們需要更加深入地掌握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特點，分析流動人口的居留影響因素，根據他們的居留意愿需求，進行調查和分析，并以現有的二元戶籍制度為依據，對這些影響因素進入深入的研究和探討。

一、西寧市流動人口現狀

青海省流動人口流動遷移主要集中在西寧市、海東地區，西寧市是多民族文化的結合部，是一個流動人口較為集中的城市。根據2014年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西寧市流動人口中拿到暫住證的人口數量是45.44萬人，2014年遷入人口25762人，遷出22141人，占有相當大份額的流動人口遷移數量。通過對西寧市隨機抽查的900名流動人口進行調查，可以得出如下專項調查結果：

（一）流動人口中的男性比女性的數量要高

在隨機抽查的900名流動人口中，男性占據了57.6%，女性為總數的42.4%。在打工成為普遍現象的社會發展狀態下，男性流動人口大多從事建筑裝修業、洗車行業、送貨行業等，同時，女性進入西寧市的流動人口數量明顯增加，同時，由于西寧市第三產業規模的擴大和拓展，企業對于女性的用工需求也呈現旺盛的趨勢，如：家政服務業、住宿餐飲業等。從流動人口的年齡段來看，18-22歲的流動人口占28.7%，23-27歲的流動人口占27.9%，28-32歲的流動人口占21.8%，顯現出較強的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二）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仍然較低

在西寧市的流動人口之中，主要是高中程度的教育水平，然而，隨著西寧市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西寧市的流動人口受教育的普及程度有所提高，其中，初中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占44.7%；高中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占29.6%；大專及其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占13.3%，具有較低小學文化程度的流動人口較少，僅有12.4%。

（三）流動人口子女入學以戶籍所在地為主

在西寧市的流動人口之中，已婚人口占56.1%，在子女入學的問題方面，有59.7%的流動人口子女在戶籍所在地就學，而在父母打工所在地就學的占38.2%，另外還有2.1%的流動人口子女輟學。這反映了流動人口在工作所在地的城市的子女入學問題上還存在許多阻滯。

（四）流動人口居住狀況較差

在西寧市的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城鄉結合部，具有明顯的邊緣性特征，他們主要是根據從事職業的認同感或者職業的部分需要而居住在一個區域之內，形成了“城中村”的居住格局。另外，還有一些流動人口，如：從事工程項目建設的務工人員，由于工作的性質和需要，則分散在工作的臨時宿舍之中。

二、城市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特點分析

總體而言，城市的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中，有84.4%的流動人口希望居留在城市，而僅有15.6%的流動人口打算回歸故里。從流動人口的居留時間的打算來看，有36.5%的流動人口希望永久居留于城市；12.7%的流動人口選擇工作到退休再回歸戶籍所在地；打算在城市居留10年以后再回歸戶籍所在地的流動人口占13.7%，另外，還有一部分沒有確定打算的流動人口，他們尚處于不確定的邊緣狀態。

（一）就年齡構成而言

流動人口中有永久居留意愿的以50歲以上的人口為主，其次是30-39歲的流動人口，其他年齡段的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相對較低。而在打算非永久居留的流動人口之中，40-49歲的流動人口相對比例要大，然后依次為30-39歲、20-29歲年齡段的流動人口，可見，隨著年齡的增大，有永久居留意愿的流動人口有增加的趨勢。

（二）就受教育程度而言

大專學歷的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最高，而文盲和小學教育程度的流動人口意愿最低。可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對于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影響也較大。

（三）就性別而言

女性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的意愿比男性流動人口要高。

（四）就戶口性質而言

永久居留意愿最高的是非農業戶口，而農業戶口的流動人口的非永久居留意愿較高。

（五）就經濟收入而言

在城市工作收入有4000元及以上的流動人口的永久居留意愿最高，較低收入的流動人口的非永久居留意愿較高。隨著流動人口城市工作收入的增加，永久居留的意愿則會相應增加。

（六）就居留時間而言

永久居留意愿最高的是打算居留10年以及10年以上的流動人口，居留意愿最少的是1年以下的流動人口。

（七）就居留空間而言

永久居留意愿最高的是自購房的流動人口，其次是獨租房主、合租房主，而永久居留意愿最低的是單位的臨時宿舍流動人口。

三、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影響因素研究

龐大的流動人口聚集在城市之中，他們的居留意愿如何，對于城市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個龐大的群體該如何去留呢？又有些什么影響因素在左右他們的想法呢？我們以西寧市為例，經過調查研究，將這些影響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的因素劃歸為兩大類，即：來自于個人的內部因素和來自于社會的外部因素。主要表現為：個人特征因素、家庭因素、工作因素、心理因素、時間因素等等。

（一）個人因素

由于流動人口中個人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婚姻等狀況的不同，而導致人口流動的差異性和居留意愿的不一致性。就年齡狀況而言，年輕的流動人口更容易產生流動。就性別而言，男性較女性的流動人口更容易流動。就受教育程度而言，學歷較高的人口更趨向于流動。就婚姻狀況而言，未婚的女性較易流動。還有個人的專業技術培訓影響因素以及專業技術資格證書獲取情況，都會造成對流動人口流動的影響。

（二）工作因素

職業種類是影響流動人口流動的因素之一，流動最多的是商業和服務業人員，其次是專業人員和技術人員，還有少量的生產、運輸設備操作人員。就從業狀況來看，雇員的流動性較大，占總體的48.2%。另外，對于工作的滿意度也是影響人口流動的因素之一。

（三）自我評價因素

城市流動人口的幸福水平指數正在呈上升的趨勢，對于社會公平的認知也表現為：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努力程度是相對稱的，即感覺自己的努力能夠得到相應的回報。

（四）社會因素

城市流動人口對于社會的信任度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大部分的流動人口認為社會是可以信任的。對于城市的安全感的體驗也是影響因素之一，基本感受居留愉快的流動人口占總體的78.7%。還有在工作當地的朋友數量也是獲得社會認同的一個因素，有44.72%的流動人口認為自己在遇到困難時可以有1-5個朋友提供幫助。

（五）心理因素

對于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心理方面的研究較少，主要是流動人口中的農民工對自己的身份感覺模糊，覺得自己處于城市的邊緣地帶，不被城市所認同和接受，這種心理認知對于這些流動人口的影響較大。

（六）經濟因素

它對于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影響最為突出，期望工資是導致人口遷移和流動的重要因素，對于工資預期的不滿足是影響人口流動的關鍵因素，同時，在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的時代下，人們尋求的是更高層次的發展，這便出現了發展型遷移，如：開闊眼界、掌握更多、更高層次的技能等，在這個因素影響之下，起初是緣于經濟因素的工資預期所導致的人口流動，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因素也摻雜其中，對流動人口的影響因素日益增加。

（七）戶籍制度因素

在中國特有的戶籍制度之下，流動人口的戶籍是影響他們居留的重要因素，盡管他們流動在城市，然而他們的戶籍卻并沒有遷移到工作城市，這便影響到這些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但是，戶籍制度并不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一些流動人口即使沒有戶籍制度的阻滯，他們也沒有將工作居住地視為最終目的地，可見戶籍制度改革對于流動人口的居留有一定的積極推動作用，但是也是有限和有條件的，它需要用時間效應來加以考察：短時期來看，戶籍因素對于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不大，但是由長遠來看，流動人口的戶籍因素卻是很重要的，隨著他們滯留城市的時間延長，在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問題便顯現出來了。

（八）與社會融合度的因素

在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考慮之中，與社會融合度的因素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之一，在流動人口的城市工作場所中，與社會的融合和適應并不是簡單的同化涵義，而是流動人口的一個重新社會化的過程。在這些流動人口融入社會生活的過程中，要具有三個方面的前提，即：其一，在城市有穩定的職業；其二，職業經濟收益要使其能夠以此為紐帶，作為與工作場所的社會人群進行交往的方式；其三，在基于經濟層面的認可之下，流動人口要形成與當地社會相融合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流動人口與當地社會相融合的過程是一個遞進的過程，它需要從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逐步實現與城市的融合，從深度和廣度上進行心理上和文化上的適應，從而影響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

四、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對策建議

（一）遵循公平、平等、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

在對西寧市流動人口的管理過程中，要遵循以人為本的理念，公平、平等地對待西寧市的龐大流動人口群體，要賦予流動人口與常住人口同等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在社會事務管理活動中擁有相等的權利和義務。同時，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過程中，要體現管理與服務相結合的原則，不能單純依靠清理、整頓，而不重視對流動人口的服務管理，這不利于新型城鎮化建設的社會發展格局。為了促進城市的穩定發展，要堅持依法行政、綜合管理，對流動人口的管理和服務要制定相應的法規體系，由封閉式管理轉為開放式、服務性的綜合管理方式，提升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社區的意愿和能力。

（二）要以戶籍制度改革為突破口，重構統一、權威的流動人口管理組織機構

在西寧市流動人口管理過程中，要全面改革現有的戶籍制度，實施常住人口的居住地人口登記制度，完善“身份證管理”的人口登記制度，引導流動人口在城市的有序流動和合理的分布，增強流動人口在西寧市的融合意愿和能力。同時，還要重構權威、統一的流動人口管理組織機構，促使流動人口享受與流入城市同等的公共服務、社會福利、勞動保障等待遇，構建流動人口的長效管理機制和流動人口預警信息機制，以增強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

五、結束語

綜上所述，在城市的流動人口的居留意愿影響因素分析之中，我們要根據流動人口的特點，從流動人口居留意愿的各個因素進行調查和分析，主要涉及流動人口的個人因素、心理因素、經濟因素、社會融合因素、制度因素等，這些相關的影響因素對于流動人口的居留有直接的關聯性，在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的進程中顯現出不可忽視的影響和作用，為此，我們需要做好對流動人口的調查、分析和管理工作，促進社會和諧和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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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關鍵詞：流動人口；貧困；研究綜述

貧困一直以來都是我國最關注的問題之一，我國在反貧困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時在消除貧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流動人口貧困在城市貧困問題中開始顯現出來，成為了"新城市貧困人口"，同時其規模呈現了擴張的趨勢。但是，縱觀現有文獻，對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進行全面深入分析的文獻相對較少，而關于流動人口貧困問題的研究綜述更是少之又少。本文試圖通過整理歸納相關貧困理論和關于流動人口及貧困問題的文獻，以更加全面地了解關于流動人口貧困問題的研究現狀，為進行深入的分析奠定基礎。

一、流動人口及貧困人口概念的界定

（一）本項目關于流動人口范圍的含義

關于流動人口的定義一直都比較寬泛，離開原居住地并且與戶籍相分離的人口往往都是流動人口，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大量的農民工開始涌向城市，也開始引起學術界關于流動人口的廣泛關注，農民工基本成為了流動人口的代名詞，根據尹海潔、黃文巖（2010）的分類，流動人口主要包含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城市之間的流動，這部分流動人口不在戶籍所在地工作和生活，而是在另外一個城市工作和生活；第二部分是指農村人口短期流動到城市的人口，這部分人口只是季節性的到城市打工，而生活重心還在農村；第三部分是指長期在城市工作的流動人口，他們的生活重心已經轉向城市，但是卻沒有戶籍身份的城市人口。

（二）關于流動人口貧困概念的界定

學術界對流動人口的貧困概念沒有統一和明確的界定，基于現有文獻和學者觀點，本文總結流動人口主要包含兩個部分：一部分是長期在城市工作并且沒有戶籍，生活處于貧困的流動人口；另一部分是在城市就業的大學生"蟻族"。

（三）流動人口貧困發生率

貧困的界定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貧困標準的設定水平，我國經常采用兩個貧困縣標準，一個是我國的官方標準，每年由國家統計局公布，另外一個是世界銀行公布的國際標準，即每人每天1美元。而流動人口的貧困發生率，指流動人口中貧困人口占全部流動人口的比例，反映地區流動人口的貧困程度。

二、流動人口貧困原因的理論分析

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已經成為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必須引起全社會的關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農村流動人口陷于貧困呢？結合收入貧困、能力貧困、權力貧困等貧困理論，我們將深入探討了流動人口貧困產生原因的理論。

（一）收入貧困視角

學者們最早將貧困解釋為收入不足，難以維持基本的物質生活需。Rowntree（1901）最早將貧困定義為，"如果一個家庭的總收入不足以支付僅僅維持家庭成員生存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開支，這個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貧困之中。"國家統計局（1990）關于貧困的定義也是從收入的角度出發，"貧困一般是指物質生活困難，即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生活水平達不到一種社會可接受的最低標準。"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主要來源于務工收入，這導致他們的收入具有較大的不穩定性。

（二）能力貧困視角

世界銀行在《1990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從能力的角度來定義貧困，這是世界上首次從能力角度來定義貧困，貧困被認為是"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準的能力"。阿瑪蒂亞?森分別在1981年和1985年對能力貧困理論進行了詳細的闡述。他指出，"應該引入能力的參數來測度人們的生活質量，因為能力不足是導致貧困的根源。"

能力貧困理論不再將貧困局限在收入不足這一概念中，而是拓展到個人能力的角度，使人們認識到解決貧困的根本出路是提高窮人的個人能力。但是能力貧困理論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為這一理論過度強調個人的主觀能力，而忽視了社會上存在的客觀機會。現實中有很多窮人并不缺乏能力，只是缺乏發揮能力的機會和權利。因此，權利不足也會導致貧困。

（三）權利貧困視角

Townsend（l979）在對發達國家出現的"新貧困"研究中發現，"貧困是一個被侵占、被剝奪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們逐漸地、不知不覺地被排斥在社會生活主流之外。"阿瑪蒂亞?森也認為，"貧困者之所以貧困，根本在于窮人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往往被系統性地剝奪，從而使他們陷入貧困的惡性循環。"相關研究表明，流動人口和城市人口在權利上存在嚴重的不平等，這些權利上的不平等致使流動人口更容易陷入貧困的境地。

（四）脆弱性貧困的視角

貧困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脆弱性，即貧困不僅僅是一種一無所有的狀態，更是一種僅有一點點東西也很容易失去的狀態。Chambers（1985）指出窮人的脆弱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即"暴露于沖擊、壓力和風險之中的外在方面和孤立無助的內在方面，這兩方面都意味著缺少應付破壞性損失的手段"。因此，窮人之所以貧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很容易遭遇外來的沖擊或者風險，但又缺乏應對這種沖擊或風險的能力和手段。

總之，流動人口陷入貧困狀態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包括經濟收入低下、個人能力不足、權利不平等以及自身的脆弱性等。因此，只有從這些方面著手，才能幫助流動人口擺脫貧困，獲取更多的收入。

三、流動人口貧困問題國內外研究現狀

（一）國外對流動人口貧困問題的研究

Soo Min Toh和Angelo s.Denisi基于社會認同理論的基礎，提出了關于流動人口問題的具體方法，使遷移者能夠更快地適應遷移的生活；Qian Cai研究中發現中國國內一個獨特的社會現象，即流動人口向家鄉匯款，影響移民者的匯款的傾向和匯款的數目是由于流動人口的狀態，而影響流動人口還款的最顯著的因素是家庭的情感和經濟狀況；

Kam Wing Chan對中國的無戶口和有戶口的流動人口進行了研究，有戶口的流動人口在城市區域，具有較高的學歷，被較好的部門所聘用，而無戶口的流動人口大部分來自農村，文化程度較低，主要依靠的是自己，不能通過正式或者正規的渠道就業，往往容易陷入貧困，因此他認為中國的戶籍政策對人口的流動有較強的控制力；Marina Della Giusta對亞洲的遷移者在英國定居的影響因素中得出，住房政策和教育制度對移民者具有較大的影響；Kothari研究中發現流動與貧困的關系問題，認為對于窮人而言，流動雖然是解決貧困的方式之一，但從一個地方流動到另外一個地方，需要流動人口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都要達到一定的水平，部分流動人口可以擺脫貧困，沒有擺脫貧困的流動人口也有很多，也就出現了城市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

（二）國內對流動人口貧困問題的研究

關于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研究，國內學者的系統研究還比較少，體系性、專題性的研究成果還比較缺乏。朱慧濤（2005）在研究中發現，農民工整體上在城市社會生活中處于底層，農民工的經濟與社會地位低下，作為城市生活的邊緣群體，又面臨著很多社會上就業的歧視，而農民工也成為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進一步轉型的必然產物，他認為，造成農民工處于貧困狀態是由于結構和制度的缺陷造成的，也是城市貧困人口中的一部分。王朝陽（2007）在研究城市化進程中的農村人口流動時，發現流動人口正在呈現貧困邊緣化的傾向，而城市的流動貧困人均已經成為無穩定工作、無固定經濟來源、無固定場所的新的城市貧困群體。

總結國內學者的研究，蔡（2003）年對流動人口的貧困現狀以及造成流動人口陷入貧困的原因做出了較為全面的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上，根據具體的情況分析，提出了切實可行的政策性建議。蔡（2003）認為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流動人口的經濟和生活狀況、收入狀況、住房狀況以及人文狀況。

1.流動人口的經濟和生活狀況

蔡認為流動人口的貧困狀況第一個表現就在于流動人口的經濟和生活狀況的貧困，通過流動貧困人口與城市貧困人口相比，流動貧困人口的收入要比城市貧困人口收入要低很多，同時在居住、生活環境、工作條件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差距。

2.流動人口的收入狀況

調查流動人口的收入狀況時，李強（2003）選取了珠江三角洲和濟南市為調研地點，通過對1504名外來農民工、流動農民工的調查發現，這部分流動人口的工資基本上都很低，與城市人口的工資有很大差距，在流動人口的內部，不同的職業和行業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流動人口大多從事建筑業、服務業和家政服務業等行業，這部分流動人口的工資就很低，與那些從事技術性工作的流動人口的工資也存在較大的差距，總體而言，流動人口的工資與城市人口的工資相比是比較低的。

3.流動人口的住房狀況

蔡（2003）針對北京、珠海和無錫的流動人口進行了調查，從調查中發現，流動人口中大部分人口的住房條件很差，生活環境也較為惡劣，10個流動人口家庭中有7個居住在很差的住宿條件下，比如工棚或者宿舍，流動人口很多都只能租用別人的住房，而城市人口可以得到政府的政策性支持，部分人口也能夠得到福利分房，而李培林（2004）通過研究發現，農村流動人口的住房面積非常小，而城市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積比農村流動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積要大很多。

4.流動人口的人文狀況

蔡（2005）認為流動人口不僅在經濟和社會保障方面面臨著貧困，而且在人文貧困方面也同樣面臨著與城市人口不一樣的貧困狀態。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流動人口在城市能夠獲得的就業培訓和教育的機會非常少，相對于城市人口的子女，流動人口的子女還將面臨更加高昂的教育成本，在教育成本方面流動人口的子女也面臨著較大的壓力，不利于流動人口的發展，同時，流動人口又缺乏必要的資金用來人情交往，使得流動人口的人文貧困也顯得很突出。根據農民工課題組（2007）在珠江三角洲的調研情況表明，能夠在進入工作之后獲得培訓的流動人口只能占到29.1%，而那些參加了職業培訓的流動人口，往往又是自己在尋找就業的培訓，甚至只有一小半的流動人口參加了自己所在單位組織的培訓。

因此，勞動力的資源配置在改革開放之前基本表現為二元結構，農村和城市表現的非常清楚，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改變了城鄉之間原本的對立面，勞動力的資源配置隨著城鄉一體戶的不斷推進，而使得流動人口不斷涌入城市，城市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在資源占有兩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不平等地位。從目前來看，城鄉勞動力的就業市場依然面臨著分割的狀態。

（三）述評

關于城市貧困和流動人口兩個研究領域，國內外學者都有很多的研究成果，已經比較系統的研究了城市貧困和流動人口，關于流動人口貧困發生率和貧困程度影響因素方面國內外都提出了相關的度量標準，在流動人口的研究方面，國內外的學者主要分析了流動人口個體特征和貧困的特征。但是，流動人口貧困發生問題的研究方面，國內外學者的系統和體系性研究還非常少，而流動人口貧困問題已經在城市中凸顯出來，逐步形成了"新城市貧困人口"，對某個側面的分析描述也只是個別的研究，少數個案的訪談成為了主要的研究方法，統計分析和問卷調查在流動人口貧困問題的運用上還比較少見，往往是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出發，論述流動人口容易陷入貧困的原因，或者從流動人口的視角出發，論述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的弱勢地位，相關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這兩者之間的交叉問題。

參考文獻：

[1] 蔡.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一轉軌中的城市貧困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2] 蔡.轉軌時期民工流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招標課題，1996.

[3] 魯甜.外來流動人口的貧困問題研究--以西安市為例.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

[4] Q.Cai.Migrant Remittances and Family Ties：A Case Study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pulation Geography.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