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環境狀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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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土地資源；生態環境；破壞

【引言】：人類一旦破壞了土地生態系統的平衡，就會引起土地的退化，從而造成土地使用功能的降低，達到一定的程度后，就會對環境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

1、土地資源利用與生態環境的關系

在開發和利用土地資源時，需遵循因勢利導、因地制宜、科學合理，避免盲目開發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促進環境的協調發展，保護生態平衡。若缺乏宏觀和長遠思維引導，不僅會破壞土地資源，也將導致環境污染和整個生態系統的惡化。

人類的土地利用方式和行為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自身的生存環境。我國的土地利用情況與當地經濟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東部沿海以及環北京地區，經濟比較發達，人口集中，土地利用程度相比全國其他地區要高，干擾程度也最大。環北京地區以及黃土高原部分地區，因為處于農牧交錯區和沙漠邊緣地帶，受各種因素的影響，該地區的生態環境整體已經十分脆弱，這個區域也成為對土地擾動較強的區域。

導致我國濕地變化直接原因是挖塘養魚進行農業結構調整，這種現象集中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中游等湖泊廣布地區。我國沙地變化呈現南北兩大區域分異特征。南方地區由于洪澇災害的影響，在長江中下游耕地損毀、沙化與治理并存。而在北方地區變化最為劇烈的是陜西，其區域沙地治理效果比較顯著。

2、我國土地資源破壞現象

隨著工業化程度提高，人口壓力加大，地區財政來源單一，國內房地產及相關產業經營方式的惡性循環，我國土地生態環境的的污染和破壞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

2.1荒漠化土地面積在不斷擴大。

土壤最重要的成分是“有機質”，它由微生物和動植物的代謝物組成，是土壤的養分。土壤的養分和水分不足以使大量的植物生長的狀況就是土地沙化。沙化土壤的主要成分為無機物，沙壤粗糙如砂、保水能力很差，即便有植物生長，也十分稀疏。土地是否會發生沙化決定于土壤中含有多少有機質和水分可供植物吸收利用。任何減少土壤有機質含量和破壞土壤儲存水分的因素都會導致土壤沙化。我國各種成因的荒漠化土地面積83.7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8.7%。其中，水蝕作用形成的荒漠化土地37.7萬平方公里，占荒漠化土地的45%；風力作用形成的沙漠化土地37.1萬平方公里，占44.3%；物理及化學作用（包括鹽漬作用和水漬荒漠化土地）6.9萬平方公里，占8.2%；工礦開發引起的為2萬平方公里。我國還有易受荒漠化影響的土地141萬平方公里，其中，易受水蝕荒漠化影響的土地87.5萬平方公里；易受風蝕的沙漠化土地53.7萬平方公里。總計已經荒漠化和易受荒漠化影響的土地224.7萬平方公里。

2.1.1我國各類荒漠化土地最近發展的趨勢如下：

由于近年來降水減少，全國水土流失面積有減少的趨勢。這意味著“石漠化”問題有可能減輕。但部分地區水土流失仍然值得警惕。廣西、貴州等西南地區的石灰巖地區嚴重水土流失引起的“石漠化”也應引起特別的注意。

2.1.2風蝕引起的荒漠化，即沙漠化

隨著生態環境惡化繼續強烈發展，不同類型和地區的沙漠化發展趨勢有較大差異。草場退化引起的草原荒漠化嚴重發展；西部水資源利用不當，導致河流下游地區生態失衡引起的荒漠化仍嚴重發展。

2.2耕地的水土流失現象普遍。

我國的最大的環境問題就是水土流失嚴重，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并且水土流失類型眾多，主要有水力侵蝕、風力侵蝕兩種類型。局部地區存在凍融侵蝕和滑坡、泥石流等重力侵蝕。近年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水土流失也在加劇。水力侵蝕主要分布于中國長江、黃河、淮河、珠江、海河、松花江、遼河等七大江河上中游的山區、丘陵區。風力侵蝕主要分布在西北地區的新疆以及長城以北。水土流失的導致原因有兩種，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出去影響水土流失的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形、地貌、氣候、土壤（地面組成物質）、植被等，人為因素為主要因素，人類在土地資源利用過程中的生產建設活動主要是陡坡開荒；不合理的林木采伐；草原超載過牧；開礦、修路、采石等生產建設，隨意傾倒廢土、棄石、礦渣等。

水土流失的嚴重性：水土流失造成生態惡化。水土流失嚴重的地區容易頻發干旱災害。地面植被差，降雨量減少，分布不均，暴雨多。即便在同等降雨的條件下，由于水和土的大量流失，致使水土流失區的旱情加劇。目前我國消失的森林、濕地面積越來越多；水土流失淤積江河湖庫，加劇洪澇災害。黃土高原地區由于水土流失嚴重，大量泥沙淤積在下游河床，形成著名的“地上懸河”。1998年我國長江發生全流域性的特大洪水，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上游地區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惡化。大中小型蓄水工程淤積大量泥沙，嚴重削弱了水利設施的調蓄功能；影響水土資源的綜合開發和有效利用。水土流失造成坡耕地水、土、肥流失，土地日益瘠薄，田間持水能力降低，加劇了旱情；水土流失使草原退化、沙化、堿化；滑坡、泥石流等災害嚴重。長江上游是中國滑坡、泥石流災害集中分布地區。

結語

基于我國土地資源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應嚴格執行耕地保護制度，注重保護耕地質量及生態條件。全國生態環境建設、農業結構調整、社會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對耕地保護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保護耕地，尤其是保護優質耕地不能放松。同時應當認識到，在土地退化嚴重的條件下，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尤其是國際食品貿易要求日益嚴格的背景下，保護土地質量日趨重要，耕地保護絕不僅僅是保護一個區域的耕地面積，還要保護耕地的質量及生態條件，兩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參考文獻】：

[1]王根緒，程國棟，錢鞠.生態安全評價研究中的若干問題[J].應用生態學報，2013，14（9）.

第2篇

關鍵詞：金融生態環境；非正規金融；生態狀況

中圖分類號：F83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8)05－0081－08

金融生態理論認為，一個健康而完善的金融生態環境會孕育出高效的、充滿競爭活力的金融主體，推動金融市場充分發揮資源優化配置的功能，降低金融交易成本，發揮金融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反之，一個不良的有缺陷的金融生態環境必然會阻礙金融體系的有序運行和健康發展，進而影響經濟的運行質量。金融生態環境的構建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反復選擇的過程，如同自然界生態環境的形成是通過生態主體和周圍環境相互作用、相互選擇、相互依賴，才能形成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實踐證明，在統一的金融體系中，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作為金融生態系統的兩大金融主體，是長期共生和互補關系，它們的運行狀況、經營特點、發展方向以及與金融生態環境諸要素之間的協調關系，直接反映了一個地區金融生態環境的發育狀況。

本文從理論和實證出發，結合國內非正規金融發展現實，從金融生態和金融生態環境視角來觀察和分析非正規金融生態狀況，以期獲得完善金融生態環境，發展非正規金融的一般性認識及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一、金融生態環境約束下的非正規金融生態狀況

任何金融生態主體的存在都依賴于一定的金融生態環境，金融生態環境構成金融主體的服務對象和活動空間，它決定著金融主體的生存條件、健康狀況、運行方式和發展方向(李楊等，2005)。作為金融主體之一的非正規金融必然依賴于一定的金融生態環境，金融生態環境對非正規金融的行為和運行具有決定作用，非正規金融的生存和發展狀況必然反映著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狀況。

金融生態環境是由諸多要素構成的一個復雜系統，包括金融主體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社會文化和習俗、法治制度等。同時，金融生態環境如同自然生態環境一樣，對于生態系統出現的某些問題或者缺陷，具有自我調節和修復機制。

1、非正規金融存在的經濟基礎

非正規金融的服務對象主要是中小企業和個人。中小企業是非正規金融的主要資金需求者，廣大城鄉居民既是非正規金融的主要資金供給者，也是需求者，中小企業和個人獨特的融資需求偏好和特點構成了非正規金融存在的經濟基礎。

(1)中小企業的融資特點。中小企業融資有兩方面特點：一是自身天然的融資條件缺陷，如規模小、經營風險大、財務制度不健全、缺少有效抵押資產；二是融資需求頻繁、時間性強、期限短、金額有限。在金融資源短缺的約束條件下，中小企業的這些特點意味著從正規金融機構融資具有很高的交易成本。首先是貸款條件苛刻，提高了中小企業貸款的市場準入成本；其次是貸款程序復雜、貸款時間長，加大了貸款的交易成本。作為理性的經濟主體，過高的交易成本使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在正規金融中介的制度障礙面前止步不前。從另一方面來講，由于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產生的信貸配給，以及對借款人道德風險的顧慮，其結果是正規金融機構更多選擇對中小企業貸款的數量管制以回避風險。

(2)個人消費者的融資特點。無論出于生活、生產經營、投資或是家庭特殊支出(如嫁娶、買房建房、醫療教育)需要，個人向正規金融機構借貸都處于不利的境地，因為正規金融機構對個人基本上不發放信用貸款，而且貸款一般限制在生產經營性用途。而抵押或擔保對于個人尤其是廣大農民來講是一個較難逾越的障礙。從目前中國農村經濟狀況來看，多數農戶缺乏有效的符合農村信用社、商業銀行貸款的抵押品(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對于城鎮居民，其有效抵押資產只有住房，而居民中需要借貸的往往是那些收入較低無自有住房的中低收入階層。因此，無論是居民生產經營性資金需求還是非生產性資金需求的滿足都存在較大缺口。

在中小企業和個人存在融資需求缺口的同時，民間卻有大量的閑置資金供給，這為非正規金融制度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市場條件和經濟基礎。2005年中國人民銀行估算中國民間融資規模約為9500億元，占GDP的6.69％。另據中央財經大學地下金融課題組于2005年初對全國20個省份的地下金融規模的調查，非正規融資規模占正規途徑融資規模的比重平均達28.7％，農戶從非正規金融途徑獲得的借款占農戶借款規模的比重超過55％。按照制度變遷理論，對現行制度安排的變更或替代，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創造就是誘致性制度變遷。民間金融的產生就是對以正規金融制度為主導的融資格局的創新制度安排，是誘致性制度變遷。這種誘致性制度變遷內生于中小企業和個人的經濟環境。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非正規金融植根于中小企業和個人之間，即所謂“草根金融”。非正規金融是內生于某一經濟體中的一種金融形式，它的產生發展是這一經濟體本身所需要和催生的(姜旭朝，2004)。虞群娥等對杭州177家中小企業的調查問卷分析表明，民間金融與中小企業存在很強的共生性關系，這種共生性關系是一種市場自然演化的結果。

通過上述理論與實證分析可以得出，只要中小企業和個人經濟主體存在，非正規金融就有存在的經濟基礎；只要正規金融制度供給存在缺陷，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就需要創新的體制外金融制度供給來滿足。從另一角度分析，即使通過金融制度改革與完善，正規金融實現了充分供給，非正規金融也仍然可能繼續存在，因為正規金融中介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都無法涵蓋所有層次的不同特點和偏好的融資需求，尤其是廣泛存在的中小企業和居民個人的融資需求。

2、非正規金融生態狀況的實證

無論在經濟發達地區還是經濟欠發達地區，活躍的非正規金融活動就充分證明非正規金融與中小企業和個人的共生性或內生性。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如浙江、廣東、福建等地非正規金融歷來就比較活躍和發達。2001年人民銀行廣東分行對轄區民間融資調查認為，民間融資非常廣泛，據保守推算，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資金運用規模約為1140億元、1080億元。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區域金融運行報告》統計調查顯示，2004年浙江、福建、河北省民間融資規模分別約在550億元、450億元和350億元，相當于各省當年貸款增量的15％－25％。浙江民營經濟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為62.9％，其中個體私營經濟占GDP的54.9％。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豐裕，非正規金融活躍。中國人民銀行杭州中心支行估計2004年浙江全省民間融資規模在1300－1500億左右。浙江溫州、臺州，以發達的中小民營企業集聚形成的產業集群為特色，非正規金融也最為活躍，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對400戶民間借貸監測點

統計顯示，僅2008年1月份發生民間借貸額就達10273萬元，2006年溫州民間借貸額高達450億元。瑞安市作為溫州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縣級市，民間借貸頗具典型，人民銀行瑞安支行2006年對200家農戶的統計調查，只有38％的農戶資金緊張時首選金融機構貸款，58％的農戶首選親朋好友借款，選擇高利貸、專業合作社或村委會借款的占13％。初步估算，瑞安民間融資規模約為35億元。浙江臺州市所轄的溫嶺市民營經濟發達，民間借貸規模龐大，僅橫峰村每年借貸量就達1000萬元，該村的經營規模較大的近百戶民營企業均有過民間借貸，一次借款50萬元是常事，另外通過標會融資的規模也有幾千萬元(人民銀行臺州中支課題組，2003)。

在某些經濟欠發達地區，非正規金融也相當活躍。中國人民銀行《2004年區域金融運行報告》顯示，江西上饒市2004年民間融資總量在14億元左右，相當于當年貸款增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蘇士儒等(2005)對寧夏農村地區的調研顯示民間金融廣泛存在于寧夏各地，其中對鹽池縣等三個縣89戶調查中，有71戶參與民間借貸，占比達到80％。中國人民銀行樂山中支對所轄犍為縣調查表明，當地民間金融日趨活躍，融資規模逐漸增大，從融資額看全縣年均增長25.9％，遠遠高于同期金融機構融資增長額度。中國人民銀行阜陽中支對當地抽樣調查結果顯示，轄區民間金融總體趨熱，并已滲透到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特別是經濟較為活躍地區，調查樣本中，企業、城鎮個體經營者和農戶中參與民間融資的占比分別為62.9％、61.6％和83.7％。泰順是溫州地區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但民間借貸仍然十分普遍。當地人民銀行支行對五個鄉鎮共200家農戶的問卷調查表明，41.1％的人認為當地民間借貸“很普遍”，31％的農戶認為“有一些”。在回答家庭是否有過民間借貸時，有67.5％的人選擇了“每年都需要向私人借貸”，有22.3％的人選擇了“偶爾需要向私人借款”，僅有10.2％的人“從不需要向私人借貸”。這一結果顯示，大部分農戶每年都有融資需求。另外，中國人民銀行相關分行對浙江、福建、河北、山西、江西、河南六省區的調研表明，非正規金融活動與民營經濟發達程度有關。

二、非正規金融的風險控制機制

(一)非正式制度約束

新制度經濟學把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社會文化和習俗等屬于非正式制度。非正規金融作為“體制外”的金融形式，內生于中小企業和個人的經濟環境中，不受國家法令、金融制度等正式規則約束，具有正規金融機構無法比擬的融資信息優勢、成本優勢、效率優勢。這種優勢的形成不僅源于其內生性表現出的自然適應性，還依賴于社會傳統和習俗等非正式制度對經營風險的有效控制。

首先，非正規金融的放貸對象一般是熟人、親友或本鄉鎮的企業，借貸雙方沒有社會關系基礎的情況很少發生。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2003年的一項問卷調查顯示，有89.4％的借貸活動雙方是朋友、親戚或同業熟人關系，另10.6％的是雙方原來不認識，而由他人介紹的。在溫州，一般而言錢莊的放貸勢力范圍在2公里之內(郭斌、劉曼路，2002)。這種交易對象的選擇就是基于對借款人信息獲得的優勢需要。非正規金融的貸款方對于借款人從事項目的風險可能認識不清，但至少對于借款人有一定的地緣、人緣或血緣關系，對其人品等有一定的認識，這樣違約的可能性、道德風險在一個較大的程度上可以避免。并且由于地緣、人緣的關系，借款人一旦違約，其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相當高昂，因此，不到萬不得已借款人不會違約(史晉川、葉敏，2001)。非正規金融這種放貸對象的選擇方式，目的就是通過基于地緣、人緣和血緣關系前提下形成的人與人之間道德約束和輿論壓力，來實現風險控制。這種依靠非正式制度進行風險控制是非正規金融能夠不斷發展的重要生態環境條件之一。

其次，非正規金融債務主體的個人化，使債權債務關系更加清晰明確。民間借貸一般多用于企業或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但借貸主體往往不是企業，而是業主個人。從償債角度來講，個人對債務負有無限責任，加之雙方有一定的社會關系基礎，償債安全性大于企業，即使出現債務糾紛需要通過法律解決，也由于債務主體明確而易于斷案和執行。

第三，民間借貸的風險防范機制不依賴抵押或擔保，而注重借款人的個人信用和償還能力。2003年溫州人民銀行的問卷調查顯示87.9％的借貸活動既無財產抵押也無他人擔保，2007年的調查顯示80.2％的民間借貸采用信用借款方式，擔保方式占17.8％，這與正規金融機構主要依賴抵押和擔保的風險控制方式截然不同。民間借貸不依賴第二還款來源的風險控制機制，表明放款人對資金使用風險更具敏感性，也說明民間借貸更多依賴個人誠信、依賴社會關系減少信息不對稱等非正式規則進行風險控制的事實。

第四，由于中小企業自身融資條件的天然缺陷，從正規金融機構融資受到信貸配給的對待和高信貸門檻的約束，能從非正規金融渠道獲得融資對它們來說彌足珍貴，必然激勵其倍加珍惜自身信用。另外，要想獲得非正規金融的長期支持，中小企業需要長期、反復證明自己擁有良好的信用記錄和相當硬的預算約束。因此，對中小企業來講，長期的民間融資經歷，使它們深深懂得誠信品質和自律意識對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對理性的個人來說也必然如此。非正規金融能夠在政策夾縫中頑強生存并長期發展，除了其內生于中小企業和個人經濟之中的特性外，依賴社會誠信和自律意識等非正式制度的約束進行風險控制是關鍵因素。基于社會誠信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約束是非正規金融生存發展的重要生態環境條件之一。這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溫州地區得到了很好的驗證。溫州民營中小企業在創業初期大多依賴民間借貸，由于民營企業從各類金融機構獲得融資的前提都要有良好的誠信記錄，因此溫州的企業誠信文化已經成為重要的區域經濟特色，逐漸形成了一種全社會珍惜自身信用的良好氛圍。例如有的企業或個人貸款到期，一時資金緊張，即使通過民間借貸(如擔保公司)融資，也要先還給銀行，避免產生貸款拖欠影響企業信用記錄，這種做法在溫州比較普遍。在溫州不僅民間借貸的違約率低，銀行、農村信用社等正規金融機構不良貸款率也非常低(見表1－溫州銀行業歷年不良貸款率狀況)。溫州市2002年全市民間借貸規模約為300－350億元，真正出現債務問題的資金只有2.87億元，占比不到1％，而同期全市銀行業不良貸款率為4.35％。調查顯示法院受理民間借貸糾紛和詐騙金額占民間借貸資金的比率遠遠低于正規金融機構的不良貸款率。山西省臨汾市2003年法院受理民間借貸資金詐騙金額370萬元，相當于當地民間借貸資金的0.0325％。另據江西省抽樣調查，民間借貸的償債率在95％以上。濟南市歷城區神武村放貸戶李石程連續12年放貸無壞帳(秦奮，2007)。

(二)非正規金融的法制環境

非正規金融發自民間，植根民間，在政策真空地帶生存，長期以來國家沒有相關的法令制度約束。只要民間借貸不發生大規模的集資詐騙、倒

會風潮，政府一般對其采取默認態度。正是由于受政府管制很少，非正規金融在制度供給上表現出了很好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得以在廣大城鄉普遍存在。然而，法律制度的真空，也為非正規金融留下了金融風險隱患。非正規金融交易是通過各種非正式契約來完成，而非正式契約常常是不完備的，例如有的民間借貸甚至沒有書面形式，僅是口頭協議，出現糾紛難以受到法律保護。也有的民間借貸常常以暴力形式催收借款，導致某些違法行為出現；有些非法集資的“會首”卷款潛逃使大量“會角”的資金血本無歸。以非正規金融活躍的溫州為例，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民間個人集資泛濫，“會案”頻繁爆發。據不完全統計，僅倒會、破產在100萬元以上的“銀背”人員就達數十人，金額在6000萬元以上100萬元以下的則不計其數，涉及資金多達1億元以上(張震宇等，2002)。20世紀90年代初，溫州又出現了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亂辦金融業務的“三亂”現象。許多私營企業、個人、鄉鎮企業由地方政府審批或未經審批組建各類農村合作基金會、資金調劑服務部、個體協會服務部、投資公司、典當行等組織，從事借貸活動。這些機構普遍資本金嚴重不足，綜合費率高達18％－22％，具有很大的金融風險隱患，一度使溫州金融環境混亂不堪。隨后，人民銀行在1996年《關于取締私人錢莊的通知》，1998年頒布《整頓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和亂辦金融業務的實施方案》，依法取締和整頓，才使非正規金融的秩序趨于正常，但溫州民間借貸活動始終很活躍。

2007年下半年后，由于國家連續實施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正規金融機構的信貸規模受到較大制約，溫州民間借貸活動又進一步活躍。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的民間借貸利率觀測顯示，2007年8月份最高監測月利率達40‰，加權平均月利率9.7615‰，9月份突破1分到10.32‰，12月份已升高到11.64‰。由于缺乏合法身份，近年來非正規金融活動出現了一種隱蔽的形式，如溫州的許多擔保公司、投資咨詢公司，名義是為中小企業貸款擔保，實質是從事高息放貸活動。尤其是一些小規模的擔保公司從事的業務就是替人墊資還貸、驗資、增資、貼現、保證金等短期周轉資金貸款業務，當地俗稱之為“倒款”。在高利誘惑下，許多不具備條件的擔保公司紛紛出現，有的根本沒有經過工商部門審批，有的資本金很少，根本不足以從事擔保業務，由此導致的借貸糾風也日漸增多，如在民間借貸相對活躍的溫州市甌海區，2007年5月至9月甌海區法院即已受理民間借貸訴訟76起，總額達600多萬元。杭州也出現了以實業公司名義從事隱蔽放貸業務的非正規金融機構。

其次，非正規金融的經營活動比較隱蔽，不受金融監管和稅收的約束，可以免去許多的成本費用，因此，其利潤空間非常巨大。一個規模較大的地下錢莊每年經手的資金可達幾億元甚至十幾億元人民幣，即使按照5％0的較低收益率計算，一個地下錢莊每年的收益可高達幾百萬甚至上千萬元人民幣(趙曉紅、解春雷，2003)。一方面受高利誘惑，另一方面非正規金融活動缺乏合法的組織形式，導致地下錢莊屢禁不止，這不僅使正規金融機構業務受到干擾，而且破壞了金融業公平競爭的環境。此外，近年來我國對外開放不斷深化，地下經濟日益猖獗，各種走私、逃稅、騙匯、販毒以及洗錢、資本外逃等違法犯罪行為屢禁不止。這些地下經濟往往會利用在金融法規和監管之外的民間非正規金融(如地下錢莊)來融資和結算，使部分非正規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地下經濟的助推器，擾亂了正常的經濟秩序。非正規金融具有存在和發展的客觀經濟基礎與制度環境，但缺乏法律認可的組織形式和地位，導致其發展中出現一些金融異化的現象，是非正規金融生態的法治環境存在缺陷的體現。

第三，非正規金融實際上發揮著對正規金融重要的補充作用，但其地位不被法律承認，處于不明不暗的灰色狀態。從金融生態角度講，人為地限制非正規金融發展會影響到完善的金融生態鏈的形成，導致金融生態體系結構缺陷，生態功能不健全，生態主體行為扭曲。此外，還導致市場競爭的優勝劣汰法則無法有效發揮，不僅會降低金融業的整體效率，也不利于金融風險的化解。

(三)非正規金融生態的自我調節機制

金融生態如同自然生態一樣具有自我調節機制。非正規金融、正規金融由于二者生存和發展的制度空間不同，自我調節機制具有不同的特征。非正規金融的利率能夠按市場資金供求狀況發揮調節作用，比正規金融機構受到管制的利率機制更為有效，但也具有一些負面效應。

1、不同特征的利率機制導致正規金融的流動性風險加劇。正規金融的利率水平具有導向作用，也影響著非正規金融的利率水平，但是受到管制的正規金融利率調整往往滯后于市場利率，不能靈活反映市場資金供求，而非正規金融的利率機制可以快速反映資金供求狀況。當市場資金供求趨緊時，非正規金融利率迅速上升，但正規金融利率在管制條件下要滯后一些，導致大量的資金需求涌向正規金融機構，而一部分資金供給流向民間借貸市場，加劇了金融“脫媒”現象，使正規金融機構資金來源受到較大影響，流動性風險積聚。同時，在信貸配給和逆向激勵行為存在前提下，正規金融機構還會減少對中小企業信貸。

2、非正規金融不同于正規金融的利率調節機制，還會對貨幣政策的效果產生影響。非正規金融不受央行貨幣政策的約束，溫州等地的民間借貸監測數據表明，當央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正規金融機構收緊銀根時，非正規金融利率往往快速上升，在利率機制驅動下，社會資金大量轉向民間借貸，借貸利率迅速上升，放貸規模也快速擴張。如2004年國家金融宏觀調控從第二季度開始銀根緊縮，市場資金趨緊，溫州儲蓄存款曾出現連續9個月負增長，民間借貸利率從當年6月份開始顯著上升并維持在12‰左右，比2003年上升了36％(2003年民間借貸利率月均為8.86‰)，300戶抽樣調查的借貸總規模也比2003年增長17％。2007年下半年以來的從緊貨幣政策，民間借貸利率和規模也同樣大幅上漲。銀根緊縮時民間借貸規模擴張當然有助于緩解中小企業的融資難狀況，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央行貨幣政策的預期效果。

3、非正規金融的市場化利率調節機制，對于區域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政策實施帶來不利影響。非正規金融不受產業政策和信貸政策制約，完全以利潤為目標，使其資金投向具有自發性和分散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規金融信貸的產業結構調整功能。目前國家對房地產、化工等重污染、高能耗行業實施較嚴格的信貸調控，但非正規金融對于這些投資回報率高、投資回收期短的項目卻情有獨鐘。例如溫州當地龐大的民間資本，借助發達的非正規金融積聚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動員起上千萬甚至幾億元的民間資金，投向房地產、煤礦等暴利項目，近年來聞名全國的溫州“炒房團”、“炒煤團”主導著局部地區房地產交易價格和小煤礦承包價格，都與當地的民間借貸有關。溫州以服裝、制鞋、低壓電器等傳統輕工產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正面臨著“低、小、散”的發展瓶頸，如何改造和提升傳統產業，實現產業升級和調整是溫州政府正在努力推動的政策導向，而大量民間資本的投向以及本地資本外流正成為令地方政

府擔憂的問題。因為對于溫州這樣以民營資本投資為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民間資本投向不能與政府產業政策導向配合，產業升級與結構調整可能只會成為政府部門的一廂情愿。

三、結論和建議

(一)從金融生態和金融生態環境視角觀察非正規金融，把非正規金融看作是一個具有生命力的生態主體，其產生和發展受到內生性決定條件和外部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這有利于更加客觀地看待民間金融的存在實現及其市場主體地位及現實功能。從非正規金融發展的生態狀況能夠折射出當前金融生態和金融生態環境的客觀現實及某些缺陷。

(二)從非正規金融的生態環境構成要素分析，中小企業和個人經濟體是決定非正規金融產生和發展的客觀經濟基礎，或者說非正規金融內生于中小企業和個人經濟體中。從現實作用來看，非正規金融是對正規金融的一種補充，兩者在一定條件下具有此消彼長的關系，但并不能就此得出正規金融一定會替代非正規金融。只要中小企業和個人經濟存在，非正規金融就有存在的經濟基礎。非正規金融在各地發展的現實表明，非正規金融、正規金融各有其服務邊界，兩者將會，協同運作。無視客觀需求企圖替代或者限制非正規金融發展的做法是不現實的。應該給非正規金融發展必要的制度空間，以制度引導和規范其發展，少堵，多疏。在我國“金融二元結構”仍然非常明顯的現實下，首先，應該將非正規金融從地下狀態引導到統一金融監管體系之中，承認既有的各種非正規金融形式，鼓勵和引導發自民間的各種金融組織創新，形成一個處于公開監管之下非正規的中小企業融資服務金融網絡，從而激活金融生態體系的市場競爭動力。其次，提出統一的非正規金融機構準入標準和監管要求。將市場準入與市場退出標準同時推出；將風險監管與合規監管提到同樣高度；通過嚴格的監管制度促使其建立市場化的風險預算約束機制，出現風險只能退出不予救助。在對待非正規金融的負面問題上，關鍵是如何監管及監管水平問題，這樣有利于建立公平的金融生態競爭環境，從而提高金融業整體效率，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各種非法的地下經濟蔓延。

第3篇

1河北省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現狀分析

生態環境補償機制是為促進補償活動、調動生態保護積極性的各種規則、激勵和協調的制度安排，是實現和諧社會生態的途徑。基于此，筆者設計了河北省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問卷，調查問卷500份，其中有效問卷481份，有效率為96.2%。此次調查范圍廣，河北省11個地區市都有不同程度的樣本分布；調查對象廣泛，能較好地反映出不同經濟發展狀況地區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現狀，問卷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制約河北省農民生產的自然風險種類較多，具體而言，由氣候異常產生的干旱、洪澇、冰雹、霜凍等氣象災害與病蟲害對農業生產的危害最為嚴重，旱災、水害尤甚；對農業生產可持續發展的潛在威脅較大的自然災害主要有水土流失、泥石流等生態災害；由環境污染帶來的環境災害正逐漸成為農民生產過程中的主要災種；地質災害對河北省農業生產的影響則相對較小。制約河北省農業生產的因素除了自然因素還有人為因素與之交織。由于人口不斷增長，大面積的毀林開荒、亂砍濫伐、過度放牧，加速了生態環境的惡化，形成了“經濟社會落后———破壞性開發———生態環境惡化———自然災害頻繁———經濟社會落后”的惡性循環，造成了河北省生態環境的惡化；另外，隨著河北省城鎮化速度的加快，城鎮建設擠占耕地現象十分嚴重，過度開發土地資源等，也加劇了自然災害暴發的頻度、范圍和強度。

正因為河北省存在自然災害和人為因素影響的災害，對農戶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必須對農戶進行農業生態環境補償。調查中發現，農戶認為應該補償的主要領域如表1。通過表1可以看出，農戶認為政府補償的領域大部分在土壤（61.09%），農戶主要以耕作為主，所以希望政府在之前給予補貼，在受災之后通過政府財政、保險公司、金融機構等途徑得到一些補償。從目前河北省實施的生態環境補償相關政策來看,很多都是短期性的，缺乏一種持續和有效的生態環境補償政策和完善的生態環境補償機制。

2農業生態環境補償存在的問題

2.1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政策宣傳不到位

許多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這個概念還不熟悉、不了解，在調查中關于“您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了解程度”的調查中發現，很了解的農戶有25戶，占調查農戶的5.19%，一般了解的農戶有239戶，占調查農戶的49.59%，不了解的農戶有218戶，占調查農戶的45.23%。通過上述數據可以看出，一般了解和不了解的比例均未達到50%，這就表明現在了解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農戶存在但是數量還不大，說明政府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宣傳力度和補償力度不夠大，以至于農戶對這個概念不了解。

在“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意愿”調查中可以看出，“很強烈”的農戶占27.18%，“比較強烈”的農戶占28.01%，“一般”的農戶占32.99%，“不大強烈”的農戶占8.51%，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沒感覺”的占3.32%。如圖1。由圖1可見，居于首位的是農戶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意愿“一般”，其次是“比較強烈”，然后是“很強烈”，可見政府對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宣傳力度不大，大家沒有看到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益處。因此，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政策宣傳與農民的意愿是息息相關的。

2.2農業生態環境的補償力度不到位

在“是否享受過政府的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調查中發現，認為接受到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農戶占到了20.68%，沒有接受到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農戶占50.00%，不知道的農戶占29.32%，通過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出，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力度不到位，甚至有29.32%的農戶不知道農業生態環境補貼的存在，沒有接受到補貼的農戶竟然占到一半，可見政府應該加大宏觀調控，加大補償的力度和規模。

在“農業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后互助補償的作用”的調查中發現，認為沒有作用的農戶占到了10.60%，認為有一定作用、作用一般和有作用的農戶分別占30.15%、30.56%、20.17%，認為作用很大的農戶占8.52%，通過以上數據我們可以看出，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沒有作用”和“一般”大約占到一半比例，可見，農業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后互助補償的作用有待于提高，農業生態環境的補償力度不到位這種狀況應該改善。

2.3基層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意識淡薄

農戶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意識淡薄，在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必要性調查中也發現，認為有必要的59.58%，認為還可以的占31.46%，認為沒有必要的占2.50%，不清楚的占6.46%，這表明雖然多于半數的人認為很有必要進行農業生態環境補償，但是意識還是較為淡薄的。

2.4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尚未完善

在“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減少生產成本方面”的調查中，認為“沒有好處”的農戶占7.71%，認為“好處很少”的農戶占18.33%，認為“好處一般”的農戶占47.50%，認為“好處較大”的占20.42%，認為“好處很大”的占6.04%，這表明少于半數的人認為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減少生產成本方面好處較大或者很大，河北省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尚未完善，在這種未完善的機制下減少農業生產成本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在某種情況下，完善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能節約生產成本，給農戶帶來效益的提高。

在“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提高農業產量方面”的調查中，認為“沒有好處”的農戶占11.92%，認為“好處很少”的農戶占16.95%，認為“好處一般”的農戶占40.79%，認為“好處較大”的占24.27%，認為“好處很大”的占6.07%，這表明多于半數的人認為建立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在提高農業產量方面好處一般、很少或者沒有好處，這就表明這種補償機制在提高產量方面作用不是很大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機制不要完善。

2.5農戶得到過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形式單一

調查中發現，農戶接受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形式較為單一，接受政府補貼的農戶有278人次，占62.61%；得到種植業災害保險的農戶有72人次，占16.22%；得到養殖業災害保險的農戶僅有19人次，占4.28%；接受政府征地補償的農戶有63人次，占14.19%；接受企業污染補貼的農戶有12人次，占12%。這表明現在農業生態環境的補償主要是政府的財政補貼，其他的補償形式比例較小。

此外，農戶得到過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補償標準過低。調查中發現，對補償服務非常滿意的占2.34%，滿意的占23.57%，一般的占38.85%，不滿意的占29.94%，非常不滿意的占5.31%。對補償方式非常滿意的占3.19%，滿意的占22.13%，一般的占48.72%，不滿意的占21.28%，非常不滿意的占4.68%。這些數據充分說明了河北省農戶得到的農業生態環境補償標準過低，滿意度不高。

3農業生態環境補償的對策建議

3.1積極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整體框架

鑒于現行生態環境補償政策不完整,還沒有一項真正以生態補償為目的的政策設計,要有效地克服部門分割引起的矛盾和脫節,真正對環境降壓,可以建立生態補償整體框架，通過上級對下級、國家對地方的縱向公益補償，區域之間、上下游之間橫向利益補償和對資源要素管理進行部門補償等3種方式，制定相關政策，以便為地方生態補償進行導向，逐步實現全方位、全覆蓋、全過程的生態補償。從我們調研的情況來看，地方對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政策的需求非常強烈，因此，應上升到國家政策層面進行整體考慮。

3.2制定統一的生態環境補償標準

河北省在補償標準的制定上，沒有能充分考慮農民、牧民、企業團體和各級地方政府的意愿和希望，造成補償的標準過低，如果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生態補償機制就難以發揮其應有的效應。另外，資金使用未完全體現生態補償。因此，要制定統一的生態環境補償標準。

3.3形成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的資金格局

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全社會支持生態環境建設的投資融資體制。建立健全生態補償投融資體制,既要堅持政府主導，努力增加公共財政對生態補償的投入，又要積極引導社會各方的參與，探索多渠道多形式的生態補償方式，拓寬生態補償市場化、社會化運作的渠道，形成多方并舉，合力推進。逐步建立政府引導、市場推進、社會參與的生態補償和生態建設投融資機制,積極引導國內外資金投向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3.4積極探索有效的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實踐模式

河北省政府應該在轄區范圍內進行適度的探索。當然,這些探索成功的一個前提是有法律和政策的支持,應通過農業生態補償立法，將補償范圍、補償對象、補償方式以及補償標準等的制定和實施以法律形式確立下來，促使農業生態補償工作走上法制化、規范化、科學化的軌道，以適應科學發展觀、建設環境友好型新農村的需要。根據制定好的法律和政策，積極探索適合河北省的有效的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實踐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