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技術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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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附睪是成熟、貯存和受到保護的場所。在中完成形態分化的細胞進入附睪，在通過附睪的過程中，獲得了前向運動能力和受精能力。這些能力的獲得，是表面與附睪區域性表達的基因在管腔中造成的微環境不斷相互作用的結果。另外，各種性傳播疾病、男性不育一直是威脅人類生殖健康的、全球性問題。人口危機也對安全避孕，尤其是男性避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對男性生殖機理的研究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
近來，我們實驗室在大鼠附睪頭部先后克隆了兩個基因。其中，Bin1b的全長cDNA為385，編碼一個68個氨基酸的多肽。它是一個單拷貝基因，有一個大小約為1.3kb的內含子。在18種不同的組織中，Bin1b只在大鼠附睪頭部有表達，表達的組織專一性很高。并且它只表達在附睪頭部中段的上皮細胞中。另外，Bin1b在大鼠發育到性成熟時，表達水平最高，并在整個性成熟期維持較高的表達水平。同源性分析表明，它很有可能是哺乳動物體內的一種先天性免疫效應分子b-defein家族中的一員，在靈長類中也有同源分子存在。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利用附睪上皮細胞的體外培養及反義核酸技術證明了它的抗菌性。同時，Bin1b的表達可以被附睪炎癥上調。
Bin2a的全長cDNA為2606,編碼637個氨基酸。Bin2a的氨基酸序列中包括Glycosylhydrolasesfamily35家族中的9段相對保守的序列,其中包括210位的活性中心Glu（protondonor）,但是缺少另外一個活性中心，279位的Glu（nucleophile）。并且，Bin2a與大鼠附睪中報道的酸性b-半乳糖苷酶顯然不同。所以，Bin2a可能是b-半乳糖苷酶家族的新成員。Bin2a表達受雄激素上調，其表達的組織專一性也很高，只在大鼠附睪有表達，并主要在附睪頭部。與Bin1b不同的是，Bin2amRNA的水平在45天時，有一個表達高峰。
Bin1b和Bin2a的克隆，為研究附睪中的粘膜免疫過程以及成熟提供了線索。
關鍵詞：附睪，成熟，男性避孕，b-defein，b-半乳糖苷酶
Atract
Epididymisisreoibleforermmaturation,storageandprotection.ermatozoathatemergefromthetesteshadtotraversetheepididymistoacquiremotilityandfertility.Theacquisitionresultsfromtheinteractionbetweenermandtheoptimalmicroenvironmentcreatedbygeneswhichareregionallyexpreedandregulatedalongtheepididymaltubule.Additionally,sexuallytramitteddisease,maleinfertilityandmalecontraceptionremaiworld-widehealthproblem.Somoreattentioarepaidontheresearchofmalereproductivetract.
Ourlabhaveclonedtwogenesinthecaputofratepididymisrecently.Thefull-lengthcDNAofBin1bis385,encoding68aminoacid.Itisasingle-copygeneandhasa1.3kbintron.Of18organtiues,Bin1bmRNAwasonlyfoundintheepididymisandconfinedtoepithelialcellsinthemiddlepartofthecaputregion.Itwasdevelopmentallyregulatedanditsexpreionstartedat30daysofageandreachedamaximumduringthesexuallyactiveperiod,andthen,decreasedintheagedrats.Bysimilarityanalysis,Bin1bisprobablyanewmemberofmamalianb-defeinfamilywhichisinvolvedinhostiateimmunity.Andithashomologsinprimate.ItsantimicrobialactivitywasprovedusingprimaryculturesofepididymalepitheliaandantiseetechniqueunderthecooperationofTheChineseUniversityofHongKong.
Thefull-lengthcDNAofBin2ais2606,encoding637aminoacid.ItsaminoacidsequencehasninecoervedblocksofGlycosylhydrolasesfamily35,includinganactivesiteGlu210ofprotondonor,butlackinganotheractivesiteGlu279ofnucleophile.ItisobviousthatBin2aisdifferentfromacidb-galactosidasereportedinratepididymis.Maybeitisanewmemberofb-galactosidasefamily.Bin2amRNAisupregulatedbyandrogenandalsoepididymis-ecific,majorlyincaputepididymides.Thereisamarkedincrease(aroximatelyfourfold)ofitsmRNAlevelinratof45daysage.
第2篇
坎坷“克隆路”
誕生于蘇格蘭的多利是克隆成果的集大成者。回溯克隆的歷史，蘇格蘭無疑是最適合多利降生的地方，這里有歐洲最早的醫學院，也是青霉素的發現地，現在又將成為克隆技術的圣地。
早在2000多年以前，克隆就已經融入到人的生活當中。果農廣用嫁接等無性繁殖技術克隆親代的優良屬性，但直到1958年，現代意義的實驗室克隆技術才得以最終確立。這一年，英國人Steward把一塊成熟的胡蘿卜組織成功分化克隆為一棵完整植株，從而證明了植物的成熟細胞仍然具有功能的完整性。
但動物細胞也同樣具有全能性嗎?首次動物克隆實驗于1964年完成，并對這一疑問給出了肯定回答。英國人Gurdon把蝌蚪腸壁細胞的細胞核轉移到已經去核的蛙卵細胞中，成功培育出了正常的成年蛙。這個由英國人確立的核轉移克隆技術，奠定了該領域的實驗標準，以后進行的實驗只是在供核細胞方面略有不同。
雖然已經沒有理論障礙，但是技術難度卻一直難以逾越；誕生多利的種子已經播下，唯獨土壤尚未準備就緒。在克隆曙光驚現20多年后，魚、鼠、牛等克隆動物才依次登場，供體細胞都取自胚胎期。某些商業公司從中看到了商機，據悉，荷蘭公司Pharming率先進行基因改造實驗，讓轉基因動物在牛奶中產生了特殊蛋白質。此外，在延續生物反應器的生產能力方面，克隆技術也有用武之地。
多利“誕生記”
無獨有偶成立于1989年的蘇格蘭PPL公司有著同樣的野心，他與蘇格蘭羅斯林研究所合作，嘗試克隆動物。為了規避利用胚胎細胞克隆動物所可能帶來的倫理學困境，他希望從成年動物的體細胞中獲得細胞核。
1991年，科學家基思•坎貝爾加入研究所從事博士后研究，他全面負責克隆羊的技術探索；當時他的頂頭上司威爾穆特是羅斯林研究所的高級工程師，負責協調指揮工作。五年后，坎貝爾等利用前輩Gurdon創立的核轉移克隆技術，成功克隆出世界上首批克隆羊：Megan和Morag。論文于當年發表于《自然》雜志上，但這篇論文當時并沒有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因為他使用的是胚胎期細胞核。十年后再度回首這段歷史，坎貝爾始終認為該論文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多利的誕生――該論文最終奠定了克隆多利的技術基礎，而他本人卻是該論文的第一作者。
但最讓克隆專家失望的是，雖然他決心從乳腺上皮細胞中獲取細胞核在當時來說是無可厚非的(用此方法獲取的細胞核是和胚胎成纖維細胞最接近的體細胞)，但核受體仍然是卵細胞，因為他認為卵細胞內含有促進基因分化的必不可少的物質。
接下來，他首先提取懷孕多賽特母羊(白臉)乳腺細胞中的細胞核，這些細胞核內包含有多利身上幾乎所有的遺傳信息，再將細胞核轉移到蘇格蘭綿羊(黑臉)的去核卵細胞中，在微電流的刺激下，核與卵細胞融合為重建細胞。先將277個重建細胞暫時植入母羊的輸卵管中，只有29個成功發育為胚胎。最后再將這些胚胎植入13只母羊子宮內，歷經148天的艱難孕育后，一個編號為6LL3的小綿羊呱呱墜地，體重6.6千克，白臉――和它的基因母親一樣。
這一天是1996年7月5日，世界上首只體細胞克隆哺乳動物誕生；彼時威爾穆特可能不在現場，但他擁有和多利最著名的合影。雖然多利的世界第一頭銜擁有眾多限定詞，但威爾穆特明白其轟動性，技術和社會的互動史表明：當繁殖方式離人類天性越遠，克隆對象離人類越近時，公眾的興趣則會越高，更何況羊只擁有比人類更大的大腦比例。論文中威爾穆特成了第一作者，這意味著他將是“多利之父”――雖然直到十年后，他才承認克隆羊的大部分功勞應該歸于坎貝爾。
“多利”號克隆颶風
研究員知道它必將成為大明星，所以給它起名為多利，同名女歌手不僅名聲顯赫，而且胸部巨大，這也正是研究員對多利的另一個期望……和多利同期出生的還有另外7個兄弟，可是從來沒有人聽說過它的名字，因為它的基因都來自胚胎細胞核。
1997年2月，威爾穆特在《自然》雜志上刊登論文的同時，也將多利介紹給了廣大公眾。多利掀起的克隆旋風，甚至比威爾穆特的預估更強大、更持久，即使是《自然》雜志的最大對手――美國的《科學》雜志也不得不將多利的誕生評為年度最佳科技成果。隨后，醫藥大廠、野生動物保護者和疑難雜癥患者也都從中看到了希望，盡管多利克隆技術的成功率低到讓人起疑。
核轉移克隆技術仿佛空降人間，猶如重磅炸彈，激起了人對生殖前景的擔憂。既然羊只可以無性克隆，人類豈非也可以孤雌生子?倫理學的擔憂固然有著前景考慮，但人似乎忘記了一些基本事實：多利既不是首只克隆羊，也不是首只克隆哺乳動物，更不是首只克隆動物。只不過，以前的克隆技術都是從胚胎細胞中獲取細胞核，而如今卻改為取之不盡的體細胞，此時的公眾不免有了“孫悟空拔毛化身”的緊張。隨后，這種緊張情緒開始蔓延，以致于在1997年底，世界衛生組織一度要求禁止人類克隆。
正當科學家忙于驗證、公眾熱衷于激辯之時，多利則在蘇格蘭的室內羊圈中接受膜拜。女王般的(事實上，多利的確曾當選蘇格蘭反君主主義者心中最受歡迎的女王)生活固然尊貴，但卻沒有自由。所幸的是，多利兩歲時，與一只威爾士山羊“喜結連理”，“新郎”名叫戴維，不久“愛情結晶”邦尼出世，次年再產三子。多利終于不負期望，以行動證明了名字的正確性。
這兩年是多利最幸福的年份，它以常規的婚配，回應了人對克隆動物的種種擔憂。此時的科學研究也有了很大進展：山羊、豬等動物相繼克隆成功。核轉移克隆技術正沿著樂觀主義所設定的路線高歌猛進。直到2001年科學家又成功克隆了瀕危的印度野牛，可惜不久在產后感染中死去……
接下來的兩年時間里，克隆技術持續成為科技記者的追逐熱點。“瘋狂”的科學家和組織敏銳地洞察到這一熱點，相繼宣布克隆人計劃，但這一計劃最終引起了國際政治界的激烈反彈，法國和德國甚至建議聯合國簽署禁止繁殖性克隆人的條約(后被放棄)。
然而，政治的吸引力顯然不如多利的光環耀眼，2001年度最讓人牽腸掛肚的莫過于多利罹患關節炎的消息，因為對于正處于青年期的多利來說，患上典型的老年疾病，可不是什么好跡象。人對多利早衰的擔心終于在分子生物學上有了明證，多利的染色體端粒比正常綿羊短20％，而端粒和細胞壽命密切相關。后來，另一項老年性疾病“進行性肺炎”開始襲擊多利，為了避免遭受更大的痛苦，研究所決定對多利實施安樂死。這一年是公元2003年，多利享年6歲，壽命僅為正常綿羊壽命的一半。同年，英國PPL公司也陷入困境。
反思與重生
“沉舟側畔千帆過”。多利和PPL的衰退，是對克隆技術的沉重打擊，但利好消息仍然不斷。2003年，克隆馬、鹿和騾相繼誕生，美國FDA也表示克隆動物的肉奶是安全的。在洶涌澎湃的克隆浪潮中，人似乎有些迷失方向，成體動物的克隆仍是最吸引眼球的領域，但人也將太多的精力和金錢花費于此。
無形中，科學家自己圈就了核轉移克隆技術的倫理困境。體細胞克隆雖然規避了胚胎供核的倫理問題，但科學家卻誤入歧途，將精力傾注于繁殖動物成體。多利所掀起的軒然大波清楚地說明，成體動物克隆正是人最大的憂心所在。
緬懷多利的低落情緒，很快被對克隆技術的反思所取代。克隆動物成體所形成的倫理學困境呼之欲出；早衰、非完美復制、低成功率的技術短板以及大量花費之后顯現的黯淡前景……，這一切讓很多人喪失了對核轉移克隆技術的耐心，逐漸將關注的目光轉向干細胞技術。
更讓人可喜的是，干細胞技術吸取教訓，從一開始就避免制造動物成體，這不僅減少了早衰和成功率的問題，而且免除了人造生命的困惑。但這個免除又帶來了另一個的悖論：人為地阻斷胚胎發育成為生命的機會，把可能發展為人的胚胎硬生生拆成若干份，顯然也不夠人道。
第3篇
關鍵詞：反克隆人運動；道德；治療性克隆
Abstract：At the time of the voice of human cloning on the upsurge，scientific groups launched 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Through analyzing the reason and choice of this movement，we had some new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rofession moral，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attitude of scientific research．We must develop therapeutic cloning energe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of the value of clone technology indeed．
Key words：the movement of anti-human cloning；moral；therapeutic cloning
一、反克隆人運動的源起與反對對象的確立
盡管克隆人這個可能的技術目標，早已被許多國家的政府和一些國際組織基于大同小異的理由視為科學研究的“禁區”，這仍然無法阻擋住一些人的好奇心或別有用心。從1997年12月以來，一直有人宣稱試圖進行這種“危險”的、“違背人性”的克隆人實驗。在世界各類媒體曾經大量報道過聲稱要進行克隆人實驗的“科學人物”，依次有美國物理學博士理查德希德（Richard Seed）、意大利生育專家塞韋里諾安蒂諾里（Severino Antinori）、美國男性生育學專家帕諾斯扎沃斯（Panos Zavos）和法國生物化學專家布里吉特布瓦瑟利耶（Brigitte Boisselier）等人。這些“科學人物”在部分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激進的“克隆人運動”，從而震憾了整個世界，引起了上至政府首腦、國際組織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關注。為此，希德等人一度成為世界級“風云人物”，他們持續多年的克隆人言行總會引起媒體、社會公眾、政府和科學界的廣泛爭論，并對克隆技術以及其它類別生物技術的發展產生了有待辯證分析的影響。由于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制約因素，特別是生命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復雜性以及技術難題的存在，“克隆人”至今并沒有真正出世。當我們事后觀察這場歷經六年多的轟轟烈烈的“克隆人運動”時，明顯給人一種“雷聲大雨點小”的不真實感覺。可以說，所謂的“克隆人運動”實質上則是“克隆人輿論運動”。
有人不斷地宣稱要進行有關實驗來實現克隆人目標，就有人不斷地進行反對。在強烈的反對聲中有不少來自科學界。于是，科學界反對的聲音匯集成一場同樣聲勢浩大的“反克隆人運動”。在科學界中，這兩個運動之間的斗爭十分激烈。一些科學組織開始對克隆人運動的發起者進行排斥，視他們為科學界的“越軌者”。例如，英國皇家愛丁堡學會作出決定，禁止安蒂諾里和扎沃斯參加該學會于2001年11月舉行的一次以克隆技術為主題的科學辯論會。意大利醫師協會在2001年8月公開警告安蒂諾里，若其一意孤行地進行他的克隆人實驗，就將吊銷他的行醫執照。〔1〕在2001年8月7日，支持與反對克隆人的科學家在美國科學院進行有史以來科學界第一次就克隆問題的正面交鋒。在會場上，雙方爭執的氣氛如此濃烈，以至于這些平時非常理智的科學家在攝像機鏡頭前相互高聲叫嚷，差一點就動起手來。〔2〕這充分反映出，科學界對如何設置克隆技術研究與發展目標，以及在應用此項技術的方向問題上存在著嚴重分歧。
“反克隆人”究竟反對的是什么？人們通常所說的反對克隆人，實際上并不是去反對那個虛擬的、名詞意義的“克隆人”本身，而是在動詞意義上反對以人為實驗對象的技術操作，繼而反對從事這種實驗的研究者。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所有與克隆人相關的新聞報道是否完全屬實，但我們應該相信，與克隆人相關的技術實踐一直都在不同程度地進行著。
二、科學界的反對理由
縱觀科學界對克隆人所持的反對理由，概括而論就是：克隆人研究存在著“技術不成熟”和“有悖人類倫理道德”。這兩個理由中的任何一個就可以對克隆人行為堅決地說“不”！科學界為了尋求社會輿論和政府對生物技術、特別是克隆技術研究的支持，他們在這場反克隆人運動中扮演了積極而又重要的角色。其實，科學家們有一種擔憂：一再喧嘩的克隆人運動會嚴重擾亂社會公眾和政府對克隆技術的支持態度，從而影響其正常發展。
1．克隆人研究的風險性
目前的動物體細胞克隆技術存在著難以預測和消除的技術風險，這已經成為人們在倫理學層面反對克隆人的一個重要科學依據。
（1）存在著克隆人技術嗎
盡管“克隆人”概念早已在文學、科幻類影視作品中存在了。但現代克隆人運動的發起者顯然是受到1997年2月克隆羊“多莉”出生消息的直接啟發，才產生了克隆人的想法。同時，他們從哺乳動物克隆的成功個案中看到了實現克隆人的希望。在克隆人運動的發起者看來，人是動物，動物克隆技術也可能就是克隆人技術。然而，這兩者之間有必然性嗎？這種簡單類比的合理性如何？
動物克隆技術無疑是一種現實存在。但是，存在著現實的克隆人技術嗎？我們知道，技術是以其效用性為重要分類特征的。如果通過實施某種動物克隆技術能夠達到產生“克隆人”的技術目標，這種技術應該是“克隆人技術”。否則，如果不能夠成功地產生出“克隆人”來，即使存在著某類克隆技術，這類技術也決不應是什么“克隆人技術”。可是，以“克隆人”為目標的技術實踐又為國際社會所禁止。這使得“克隆人技術”的存在與否就成為一個難以公開檢驗的問題。因此，人們目前的許多論斷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屬于推測性的，“虛”的成份很多。
（2）克隆人將存在著較多的風險性
無論是科學家還是普通公眾，始終都是從動物克隆技術發展的現況來類比克隆人研究的發展前景，并作為進一步推論的邏輯基礎。也即是，目前的動物克隆實驗仍然處于初始階段，克隆技術還很不成熟。在動物克隆實驗中出現的高失敗率、高風險、使用了大量的重組卵細胞、大量畸形后代以及發生排斥現象等問題，將會出現在克隆人研究中。如果僅僅通過某項動物克隆的成功個案來判斷克隆技術的普遍可行性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嚴謹的。科學家認為，要將動物（如綿羊）克隆實驗得出的技術經驗，應用到人類個體身上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這種不成熟的技術“硬要”作用于人體時，克隆人的過程將充滿各式各樣的危險。例如，英國胚胎學家威爾莫特認為，有很多理由可以考慮到，由扎沃斯和安蒂諾里等人宣布的克隆人實驗將會有同樣高的失敗率，正如試圖進行動物克隆時那樣。并且，現在或者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沒有可行的技術方法去檢查動物胚胎所有基因組的發育狀態。〔3〕因而，人們無法保證最后植入子宮內的胚胎是否能夠發育正常，而不至于生下畸形兒或使代孕母體安全受到嚴重威脅。
另外，在上海召開的2002年國際人類基因組大會上，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院士指出，最早站出來反對克隆人的正是培育出克隆羊的英國科學家，因為專家們最清楚，目前的技術離克隆人還遠得很。……克隆羊“多莉”的成功，經歷了277頭克隆羊實驗失敗的波折，怪胎、畸形層出不窮，這一幕如果在克隆人時重演，誰來為277條生命的夭折負責？還有，克隆動物被發現存在早衰現象，尚無法解釋。不顧這一切而匆忙進行克隆人，很可能釀成大錯。〔4〕從陳竺院士的言論來看，他也是以動物克隆的情況來類比未來克隆人的情況。中外科學家反復以“多莉”羊的情況來觀照克隆技術的發展，這說明在此領域中沒有更多的經驗證據來說明問題的實質和技術風險的大小。
2．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社會倫理
對于來自社會的對克隆人行為在倫理層面的指責，科學界不可能無動于衷。受此影響的科學家就發表了類似觀點，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恩里克阿科爾西在2001年8月8日發表聲明指出，把克隆技術用于人類自己“有悖于人類價值、倫理和道德原則”。他代表世界醫學協會堅決反對克隆人實驗計劃。〔5〕從另外一個角度，威爾莫特對媒體說：“試想我的妻子與我和一個復制的‘我’三人生活在一起，那就會產生一個極不尋常的關系，對我們三個人中的每個人，尤其那個復制的‘我’都將十分尷尬。因此，必須堅決反對克隆人。”〔6〕
當然，科學家不是倫理學家、社會學家和法學家，他們不可能從倫理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層面對克隆人問題展開系統的、溯根求源式的學理分析。但是，他們作為現實的社會成員，他們在“克隆人”問題上就必然有著與其他社會成員相似的感覺。這樣，科學界從社會倫理層面來反對克隆人研究就很正常了。
3．克隆人行為違背了科學道德
（1）科學道德與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職責
道德屬于一種社會意識，它是在一定社會條件下調整人們之間行為的規范和準則的總和。恩格斯曾經指出：“每個階段，甚至每個行業，都各有各的道德。”〔7〕我們知道，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the Hippocratic Oath）作為醫師團體的職業誓約書就要求從業者：應盡自己的知識與能力醫治病人，不得有越分的醫療行為，并堅守品性與道德規范。那么，在科學技術的研究、開發和應用過程中，同樣要求人們遵守一定的道德原則。
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越來越強大，對社會的滲透越來越廣泛，也就越有可能引起更多的社會、倫理和法律等問題。科技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比以前顯得更加突出和重要。“為科學而科學”、“科學不考慮效用或利益” 等說法已經不合時宜，科技工作者必須對“應該追求何種知識”、“所追求的知識應置于何種地位”以及“如何應用這些知識”等一系列問題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斷。這些問題早就引起科學界的重視了。在1955年7月15日，包括玻恩、海森堡和居里夫人在內的5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在《邁瑙宣言》中，針對科學技術的社會價值反思說：“我們愉快地貢獻我們的一切為科學服務。我們相信科學是通向人類幸福之路。但是，我們懷著驚恐的心情看到：也正是這個科學向人類提供了自殺的手段。”〔8〕
科技工作者有創新的自由和權利。但是，科學研究的自由永遠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肆意行事，科技工作者應對這種創新擔負起相應的社會責任。科技工作者不能只關心自己的研究興趣，更要關心科學技術的社會功能和社會影響。這既是現代社會對科技工作者的一種強烈要求，也是科技工作者應該擔負的一項歷史使命。其實，在1997年“多莉”羊出生之后，兩大著名學術期刊Nature和Science除了報道與克隆技術研究有關的科學論文外，還連續發表大量出自科學家之手的評論文章，如“克隆：人將成為下一個”、“不要克隆人”、“風險與不確定性”、“‘多莉’的考證”以及“什么是克隆？并非你所想的那樣”等。這充分表現出科學界對克隆技術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風險問題的關注。今天，關心人類前途的科學家應該關注與克隆有關的倫理、法律和社會問題，保證克隆知識和技術服務于社會，而不是傷害人類社會。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著名分子生物學家J. D. 沃森所說：“可以期待，許多生物學家，特別是那些從事無性繁殖研究的科學家，將會嚴肅地考慮它的含意，并展開科學討論，用以教育世界人民。”〔9〕
在科學界已經形成如下一個規范：當一項技術在社會上有爭議時，科技工作者要把社會利益放在首位來評價這項技術。還要求科技工作者在從事科學研究時要更多地考慮選題的社會價值，而不能僅僅在某種好奇心或興趣的作用下隨心所欲地從事研究，更不能從事旨在“嘩眾取寵”或“怪異”的研究目標，如為了“復活”死人而去克隆人或進行“人畜細胞融合”等。在2002年，威爾莫特強調指出，自從進行動物克隆試驗之后，他從未考慮過進行克隆人試驗，克隆人試驗不僅會使被試驗者冒著很大的風險，而且這種實驗結果沒有什么科學意義，不管從倫理道德上還是從醫學上講，都沒有理由這樣做。〔10〕
（2）盲目進行生物學實驗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
人們經常談及的一個與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相關的生物技術研究案例是：在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伯格教授人工構成了第一個重組DNA雜交分子。不久，他的科學同行提醒他要注意重組DNA分子可能具有致癌性，帶有重組分子的細菌大量增殖也有可能成為傳播人類腫瘤的媒介，會在社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后果。伯格教授就接受了同行建議，停止了自己的基因重組研究。他還在Nature上向全世界的科學家發出呼吁：在重組DNA分子潛在危害尚未弄清或在找到適當的防護措施之前，應自動停止有可能致癌的基因擴增實驗。這些討論導致美國政府在1976年頒布了“關于重組DNA分子研究的準則”，對轉基因技術的研究、應用進行嚴格管制。后續的科學實踐證明，伯格等人對轉基因技術的危險性估計過高。只要人們在研究和實驗過程中嚴加控制，妥善管理，認真對待，采取嚴密的防范措施，這些潛在危害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美國政府在1979年就恢復了基因重組研究。〔11〕這種涉及生物技術社會利益與風險的科學爭論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這既是科技工作者社會責任感的自覺體現，也開創了一種應對新技術未知風險的合理程序。為避免新技術可能引起的禍害，應該制定出必要的管理計劃與倫理規范，以暫時阻止那些后果尚未得到確切了解的實驗。這種從人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選擇科研課題的主張，既是一種科學選擇，更是一種道德選擇。
不少科學家認為，為了某種正當目的而進行生物學實驗是沒有過錯的，但安蒂諾里等人的克隆人行為是不負責任的。只要體細胞核移植技術的安全性還不確定，只要人們還未充分探討與克隆人體相關的道德問題以及不育夫婦是否還能夠找到其它妊娠的方法，在明知會對當事人造成某種“傷害”和“風險”的情況下，而執意去從事這類技術活動，就是一種不負責任的行為，甚至是一種犯罪行為。
（3）與嚴謹的科學精神不符
人們應該如何看待克隆人研究以及有關報道呢？很多科學家批評說，安蒂諾里等人的研究，不僅無視目前動物克隆研究中出現的各種風險，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也沒有解釋其所用的具體技術是什么，以供科學界評議。安蒂諾里等人的克隆人言行只是通過大眾傳媒來宣布，這與嚴謹、求實的科學精神是不相符的，卻給人以“作秀”的感覺。美國《醫學倫理通報》的編輯理查德尼科爾森說：“我認為安蒂諾里從來沒有考慮過后代的利益，他的所作所為只是為了贏得個人的聲望，是為了出名才一意孤行要進行這項極有爭議的實驗的。”〔12〕一些科學家強烈要求安蒂諾里等人對有關消息是否屬實給予切實的澄清。
事實上，在科學界有不少人對克隆人運動提出嚴重質疑。例如，從邏輯上講，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阿瑟卡普蘭教授說：“那些科學家們聲稱有200多對夫妻排著隊，等候被帶到某個偏僻的地方用克隆細胞進行人工受孕，然后他們會照料每一個成功懷孕的婦女，這一切聽起來根本就不可信。”從技術上講，紐約一家醫療中心生殖內分泌學主任馬克索爾曾針對希德要克隆人一事說道：“很難想象在門診所那樣的條件下做這件事，除了引起轟動效應還能有什么別的。”〔13〕對于最近的“克隆人”新聞而言，身為“克隆援助”公司的“首席科學家”，布瓦瑟利耶卻沒有醫學和生物學方面的學術背景，也從來沒有發表過與克隆技術相關的研究論文。此種情況下，她又該如何開展克隆人研究呢？試問，他們的“克隆人”出生消息的可信度又在哪里呢？〔14〕在此，我們贊同我國知名學者周國平先生說過的一席話：“我對一切太喧囂的事業和一切太張揚的感情都心存懷疑，它們總是使我想起莎士比亞對生命的嘲諷：‘充滿了聲音和狂熱，里面空無一物’”。〔15〕科學研究不應只是一種外表非常熱鬧的事業，它更需要的是寂寞、孤獨和寧靜。
（4）反對以克隆人牟利
克隆人運動的一個重要動力，也就是一些人想象的有關克隆人的商業化企圖和潛在的巨額利潤空間。目前，我們不排除那些從事克隆人實驗者試圖從中謀利的可能。正如世界醫學協會主席阿科爾西針對安蒂諾里宣稱的克隆人計劃所指，現在世界上準備實驗的克隆人計劃涉及到許多“經濟利益”，這些計劃企圖將克隆技術變成“大筆交易”，通過實驗追求“簡單的商品成果”。因此，對于打算以違背科學道德的克隆人行為作為牟利的手段，則應該予以堅決反對。
三、克隆技術研究目標的理性選擇
對克隆技術和“克隆人”的論爭一直在提醒著科學界，有必要對克隆技術研究目標進行理性的選擇。
1．克隆技術的研究禁區
（1）人為設定克隆技術“禁區”的軟弱性
近幾年，人們對科學技術的“禁區”問題談論得比較多。在不少人（包括科學家）看來，克隆人研究應該在科學技術的研究禁區內。例如，出席2002年上海國際人類基因組大會的國際生命科學巨子們呼吁，要盡快為克隆研究立法，讓克隆怪胎“胎死腹中”，還認為科學無禁區，但對“克隆人”實驗行為應有禁區。〔16〕其實，在科學研究中，所謂的“禁區”往往是針對某項技術目標及其應用而設定的，并且“禁區”的設定往往要由道德和法律來配合。
但是，正如在道德、法律層面上有許多被禁止的事情，而現實社會中“傷風敗俗”、違規、犯罪的情況卻不斷發生。從長遠來看，克隆人技術目標是道德、法律所絕對禁止不了的。一方面，世界各國對待克隆人的態度并不盡相同，想實現克隆人技術目標者，完全可以找到規避法律的地點。禁止克隆人的法律會驅使那些執意克隆人的人士將實驗室搬到現在遠離這場爭論的國家去。另一方面，只禁止“克隆人”實驗，而沒辦法停止克隆技術的一切研究，這就使設定的克隆人“禁區”呈現出很大的軟弱性和易突破性。如果動物體細胞克隆技術發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克隆人”可能就會出現，人類社會遲早要面對這個挑戰。即使視克隆人研究為嚴厲的刑事犯罪，最終也擋不住“克隆人”的出生。
（2）克隆技術自身發展的限制是克隆人強大的“禁區”
隨著時間的流逝，人們的思想觀念無疑會發生一定的變化。將來，人們也許對克隆人的主意顯得泰然處之，也許會對“克隆人”的出生表現出一種寬容態度。從表面上看，克隆人技術過程并不十分復雜，只是用成年人的細胞核替換卵細胞核，再把培育好的融合細胞移植入人體子宮，慢慢地發育而成。但是，實際的技術操作過程相當復雜，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的事情。正如許多專家所言，即使社會允許克隆人，但目前仍有許多重大的技術問題尚待克服和解決。因此，對于“克隆人”問題的現狀，更確切地說是技術上“能不能做”的問題，而不是“應不應做”的問題。克隆技術自身發展的局限性是克隆人研究強大的“禁區”。
2．極力發展治療性克隆的技術目標
任何一項技術都可用于不同的目標或領域，這是人們爭議技術價值和技術倫理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克隆技術在其技術效用范圍內，也可以用于不同的方向，有著不同的技術目標。但是，“克隆人”的設想并不是動物體細胞克隆技術研究與開發者的原初目的。對于英國羅斯林研究所的動物克隆研究人員來講，他們從事“克隆羊”研究并不在于去促成“克隆人”的出生。正如這項實驗的參與者坎貝爾所說，這項研究成果的最大價值在于使改善動物品種成為可能，克隆人則違背了他們的本意。
為了減少克隆技術的社會倫理紛爭，科學界早就主張把以人體為研究對象的動物克隆技術按照最終的應用目標進行分類，區分應持的態度。科學界希望政府的有關禁令只適用于禁止旨在以產生“克隆人”為技術目標的實驗，而不包括有重要價值和發展前景的“治療性克隆”。治療性克隆是以人體為實驗對象的克隆技術的一個重要發展方向，它是以治療人類疾病和有效進行器官移植為目標，與以克隆出一個完整的人為目標的生殖性克隆有嚴格的不同。目前，許多科學家、科學組織以及一些國家的政府都發表聲明，支持治療性克隆的研究與開發。例如，威爾莫特等人指出，該研究正在導向編程胚胎干細胞變成特化的組織類型。這樣能夠用來再生神經細胞和心肌細胞，使患帕金森氏癥、阿爾茨海默氏癥和心臟病等疾病的病人受益。治療性細胞克隆的潛在益處是巨大的，這種研究不應該同克隆人研究聯系在一起。但是，社會公眾對克隆人的過激反應可能會妨礙用胚胎干細胞來修補器官和組織的研究。〔17〕
另外，美國科學促進協會曾發表鄭重聲明，支持包括治療性克隆在內的干細胞研究。還指出這些益處可能要在多年后才能顯現出來，要真正實現它們，必須通過謹慎的研究，并且這種研究應該接受同行評議。目前，由于社會對于治療性或研究性克隆，仍有很多宗教、倫理等方面的擔憂。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部門開展的相關研究，都應該在嚴密的審查下才可以進行。在美國，反對治療性克隆的聲音比較強烈，因而大多數美國科學家對此現象深感憂慮。如果禁止治療性克隆研究，美國的科學事業將遭遇寒流，國家利益會嚴重受損。在2001年4月10日，在布什總統發表講話催促參議院批準全面禁止人類克隆法案后，美國40位諾貝爾科學獎獲得者聯名上書政府，要求立法支持治療性克隆。正如Nature雜志在2001年5月發表的文章所指，美國一些反對治療性克隆的人正在利用公眾對生物技術的恐慌，但對待治療性克隆研究的態度應該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之上。〔18〕
3．克隆技術的理性研究態度
（1）去除克隆技術研究中的浮躁情結
通過對近六年來“克隆熱”的思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范圍內的生命科學界，特別是在動物克隆技術研究領域中，表現出一種普遍的浮躁情結。接連不斷地有新的“克隆成果”通過媒體向社會宣布，并引起人們進一步地爭論。在這種喧嘩現象的背后，其實是一些研究者科學精神缺失、急功近利思想的一種表現。這種研究態度不利于克隆技術的健康發展與完善。例如，早在1998年年初，美國人希德就對媒體宣稱他要準備克隆人。2001年，安蒂諾里和扎沃斯宣布要去克隆人，他們都沒有做成。在2002年12月27日，歸屬“雷爾教”的布瓦瑟利耶在美國宣布世界首位克隆嬰兒“夏娃”誕生，但她沒有提供任何科學證據，還拒絕通過DNA測試來證實“夏娃”身份的真實性。正如《時代》周刊發文指出的那樣，雷爾教派認為人類是外星人克隆的，與這樣一個組織辯論科學、倫理、道德問題，簡直是太荒謬了。在科學界無人為他們喝彩沒有關系，他們要的只是“轟動效應”，從而募集到更多的金錢和追隨者。但在針對克隆技術的嚴肅政策討論中，他們卻產生了“攪渾水”的效果。〔19〕時間推移到2004年1月17日，扎沃斯在新聞會上再次宣布：他所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兩個星期前已經把一個克隆人類胚胎成功地植入一名35歲的婦女體內，如果進展順利，世界上第一個“克隆人”母親有望在數周內正式懷孕。由于扎沃斯此前曾多次過類似的“克隆狂言”，世界各地權威生育專家對他的“重大突破”是眾口一詞地質疑。扎沃斯卻自詡自己的“驚人成就”堪與“人類登月”相媲美。當記者問扎沃斯為何不出示任何科學證據就急著宣布克隆成果時，他顯得有些惱火。〔20〕不知他們這樣做到底是為什么？但不能不說這是一種浮躁心態的表現。
對此現象，美國康涅狄格大學的再生生物學研究中心主任楊向中教授指出：“學術成果應該以論文形式，經過嚴格審稿，在同行評審的雜志上發表，特別是國際認可的一流雜志（并不只限于《科學》、《自然》、《細胞》等）。此后，才應該考慮必要的新聞媒體報道。我們看到，由于胚胎生物技術，尤其是克隆技術的巨大社會影響力，一些科學家熱衷于媒體的報道，甚至本末倒置以媒體報道代替了學術論文的發表。”〔21〕這就是說，科學家不能僅僅滿足于通過大眾傳媒來宣布所謂的重大“科學成果”。例如，克隆綿羊“多莉”、克隆鼠等都是通過科學期刊宣布的，這也是媒體報道科技成果所應掌握的標準。
（2）去除克隆技術研究中的過分功利性
當科學研究工作不是在默默無聞地艱難探索著，而是整日暴露在媒體的鏡頭下時，科學研究就決不成其為科學研究了。這不過是少數研究人員科研動機不純正、過分追名逐利的思想表現。對此，北京大學的潘文石先生曾經指出，他感到科學的觀念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是不一樣的。一些人不知道科學是為人類創造、爭取一個更美好的未來，為使人類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的一項事業。在今天，科學在很多地方、很多人眼里已經降低到一種謀生手段，只要拿到錢，發表更多的論文，去換取更多的名利地位就行。在這種情況下，就可以拿到更多的錢。于是，有人要組織更多的研究，而那種研究說實在的只是以作為目標，而不是以解決科學的一個實質問題或是對人類有真正造福為目標。最后，潘先生總結說：“這種科學，我覺得并不是真正的科學。”〔22〕可見，過分的功利性無疑會阻礙科學技術的研究與發展，而作為一名嚴肅、嚴謹的科技工作者，應該切實地樹立起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踏踏實實地做好各項研究工作，并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
（3）重視生命科學基礎研究
盡管人們期望著克隆技術能很快得到實際應用，為人們創造出奇跡。但是，在許多基本問題沒有弄清之前，科學家們還必須繼續探討克隆技術的可行性。克隆技術的進步無疑要取決于生命科學基礎研究的深入發展。沒有對生命的本質及其運動機理進行長期的探索性研究而獲得的更多知識，是不可能對生命個體進行正確操縱或改變的。例如，曾溢滔院士指出，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克隆羊“多莉”的研究人員，關鍵在于他們的基礎研究很扎實，搞清了一些理論問題，掌握了不少規律。這些雖然只是技術上的突破，卻離不開基礎理論研究的支撐。現在大家都很看重科研成果，特別是那些出產品的應用性研究成果。但是，如果忽視基礎研究，不掌握其中的規律，是很難成功的。基礎研究帶出許多技術上的革命，而技術上的革命又提出很多新的研究課題，使得基礎研究再深入一步。〔23〕在科學研究中，我們不能指望“跳躍式”的一下達到世界最高水平。
至2003年，DNA雙螺旋結構已經發現了50周年。這50年間，生命的很多秘密已經被破譯，但剩下的秘密更多，一切只不過是剛剛開始。因此，著名分子生物學家沃森在接受美國《時代》周刊采訪時曾表示，今天比我們起步的時候有更多的新疆域，未來幾百年中，還會有足夠多的問題需要人們去應對。〔24〕只有在對生命充分認識的基礎上，才可能使生物技術（包括克隆技術）的許多益人性目標成為現實。我們必須以一種“持重而平靜的心情”，一項“熱切而有秩序的工作”來迎接現代生物技術輝煌發展的明天。這正是科學界中的反克隆人運動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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