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訴訟程序的內在價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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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調解制度的功能

在現代社會中,糾紛的解決機制呈多樣化的趨勢。理性的當事人可以根據不同的偏好選擇不同的糾紛解決機制,以保障個人的權利和實現社會公正。調解是指由第三者主持，對發生糾紛的當事人進行說服教育，進行調停，排解疏導，促使當事人自愿達成協議而解決糾紛的一種活動。我國的調解制度主要有訴訟內調解和訴訟外調解兩大類。訴訟外調解主要包括人民調解，行政調解，仲裁調解。訴訟內調解只有法院調解。法院調解，是指在法院審判人員的主持下，雙方當事人通過自愿協商，達成協議，解決民事爭議的活動和結案方式。法院調解制度表現為公權力和私權力的有機結合方式:一方面,法官作為中立的第三人介入調解過程，使的調解協議具有一定的強制力;另一方面,調解協議的產生又是雙方當事人合意的結果,使的調解協議樂為雙方當事人所接受。因此,同審判相比,調解具有其獨特的司法救濟價值。

以調解為主的處理民事訴訟，能及時化解矛盾，對社會穩定有積極的作用。但由于我國曾經長期實行計劃經濟，以及對法制的相對忽視，法院調解制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計劃經濟的烙印，具有強烈的職權主義的特點。當前，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步完善，法制觀念的深入人心，法院調解制度在實踐中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諸多弊端，嚴重地阻礙了其作用的發揮。

一個制度的確立，即民事訴訟程序的制定，應體現其根本的價值，調解制度作為“類司法制度”也不例外。所謂價值在哲學上是一種關系的范疇，即客體對主體需要的滿足。調解程序價值既為參與調解的主體的內在需要所給予的滿足與實現。程序價值包括兩個方面：一為內在價值，即程序本身所具有的價值——公正，效率和自由等。其最主要者為公正與效率。二為外在價值，通過程序的運作導致的實體公正,秩序等具體形態。因此，調解程序的重構首先在根本上體現其內在價值，即公正與效益。只有體現了內在價值的程序，才能在司法運作中帶來實體的公正，進一步實現社會秩序穩定的外在價值。

法律從誕生之日起，便與正義建立了密切的聯系，正義是法律所追求的永恒的目標。盡管如博登海默所說正義就象“普洛透斯的臉”令人難以捉摸，但是，在司法運作中還是有其實現的客觀標準。羅爾斯認為正義的實現有如下兩個原則：

（1）平等原則，既程序對每一個人的適用應沒有差別。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相互妥協的基礎上形成的，而對妥協協議的公正性的內心確信，主要以當事人各方地位平等為前提，當事人雙方自由的提出自己的意見，保障其訴訟上的利益。法官在調解時對于雙方的基本權利是不容侵犯的，法官作為中立人應給予雙方當事人以平等的機會提訟中的權利。

（2）差別原則，既程序在平等的基礎上，可以使不利的一方獲得最大的利益。這就是說允許法官差別對待當事人雙方，但這種差別要對訴訟中不利的一方。這里不利的一方是指法律知識的欠缺嚴重，而導致在訴訟中個人的合法利益無法得以保障。因為，在現實中各方勢均力敵的情形并不多見，所以通過程序的規定保障當事人的對等性安排是十分必要的。

調解程序是由第三人來主持，通過斡旋解決糾紛的程序。而由第三者處理案件這一事實本身就必然包含著判斷契機，因而學理上關注的重點首先應(！)當是如何適當地防止恣意。因此作為調解程序中法官的職權應該受到一定的規制，使其只能充當中立的第三方，以保障當事人合意的純度。如果當事人或利害關系人從各自所擁有的手段確認調解法官提出的某個妥協點是能夠得到的最佳效果，這樣糾紛的解決即可獲得。法官的中立是這個妥協點能夠被當事人雙方合理接受的前提，也是保障程序正義的前提。從程序正義的角度，調解制度中應包括以下四個要素：

（1）平等。一個公平的調解程序要求每個當事人都應得到平等的對待。平等決不是程序的一個簡單的或直接的屬性，它可以成為一個嚴格的要求。

（2）準確。公正的調解程序應能夠保障當事人雙方了解爭議所涉及的實體法律的信息，在平等協商的基礎上達成的合意.

（3）公開。調解程序的運行狀態應該是在當事人對席的情況下進行，并且其運行的規則和標準對當事人雙方是透明的。

第2篇

    主題詞：民事訴訟　抗訴程序　價值重構　程序設計

    抗訴乃是民事檢察監督最重要的一條途徑。在我國現行的立法框架、司法體制以及審判實務背景下，民事抗訴制度的必要性與重要性本屬不容置疑，但就是這樣一項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近些年來卻不斷地受到非議和責難，有觀點甚至主張從根本上將其取消，[1] 故而不僅由此造成了相當程度的理論混亂，而且也使得民事抗訴工作處于一種日漸被動的“頹勢”狀態。[2]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原本不應該出現的尷尬局面？羅列起來，原因頗多，既有理論闡述不到位的問題，也有制度設計方面的缺陷，還有具體理解上的偏差與實務操作上的失當。

    但我們認為，在以上諸種原因中，民事抗訴制度現有價值取向上存在的問題乃是最主要、最關鍵的原因。因為，價值取向所反映的乃是主體實踐活動所欲追求的目的或目標，它是一項制度獲得正當性的基礎所在。因此，若某項制度所蘊涵或反映出來的價值取向出現偏差，那么不論這項制度的設置初衷多么美好，其之實施效果均會差強人意，甚至“南轅北轍”。鑒此，我們擬就民事抗訴程序價值取向的重構以及完善該項程序的大致設計略作探討。

    一、我國民事抗訴程序現有價值取向之檢討

    程序價值，通常包括內在價值與外在價值，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也不例外。

    我們認為，我國現行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取向在內、外兩個層面都存在偏差。

    但從有關抗訴規范和民事檢察監督實踐來看，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乃是在于以下兩個方面，即對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重視不夠和對該項程序價值實現的評價標準有欠科學。

    過分強調“有錯必糾”，明顯忽視內在價值

    所謂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是指其各項程序規范背后所蘊涵的“優良品質”和“抗病基因”，譬如程序的公正性、效率性、安定性等等。盡管這些“品質”和“基因”并不一定都能直接反映抗訴程序所欲追求的外在目標，但它們卻是形成該項程序制度的正當性所必須具備的特殊要素。然而遺憾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卻沒有對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給予足夠的重視。

    從現行立法來看，《民事訴訟法》關于抗訴的4 個條文（即第185 條至第188條）分別就檢察機關應當提出抗訴的諸種情形、抗訴的法律效力、抗訴的提起方式以及抗訴后法院應通知派員出席再審法庭等問題作了概要的規定，但是，我們從這些條文中基本上看不出抗訴程序在內在價值上有什么明確的斟酌取舍。2001年9 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通過的《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抗訴案件辦案規則》（以下簡稱《辦案規則》）中的有關內容，倒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檢察機關對于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已經有所考慮、有所斟酌。譬如，依照《辦案規則》第二十六條第五款的規定，原審違反法定程序，但未影響案件正確判決、裁定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作出不抗訴的決定。我們認為，《辦案規則》之所以這樣規定，應該說主要就是基于對程序效益的明智考慮。

    盡管《辦案規則》與現行《民事訴訟法》不屬同一“位階”之規范，故而無法而且也不應簡單地以《辦案規則》來取代《民事訴訟法》有關抗訴的程序規定，但若僅從這些具體規范的實質內容來看，前者已在抗訴程序內在價值的準確定位上較之后者有了一定的進步和改善。當然，客觀地講，《辦案規則》中能夠比較鮮明地體現出抗訴程序內在價值的規范也只是孤立分散的、不成體系的，而且更重要的是，這些規范充其量只能被看作是對“民事抗訴程序否定論”的一種零星“抵抗”和被動“應戰”。而且，從檢察理論層面來看，極少有學者能夠自覺地站在維護民事抗訴程序正當性的高度來深刻認識和系統闡述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相反，面對“民事抗訴程序否定論”咄咄逼人的質疑和挑戰，主流檢察理論翻來覆去一再強調的就是4 個字——“有錯必糾”，認為民事檢察監督的基本理念就在于“有錯必糾”，[3] 從而在“論戰”中將“糾錯”作為論證民事抗訴程序（制度）必要性的主要論據。我們認為，從表面上來看，這種固守“有錯必糾”理念的做法似乎“理直氣壯”，好象“一句頂一萬句”，但若仔細分析來看，則至少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有錯必糾”并非是用以證明民事抗訴程序（制度）必要性的可靠依據；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對“有錯必糾”的過分強調，才導致了立法上和訴訟實踐中對民事抗訴程序內在價值的普遍忽視。

    眾所周知，民事訴訟領域中有一些獨特的原則和機制，[4] 用以體現和維系私法領域的“私權自治”以及由此出發在爭議解決方面所具有的獨特要求。在此基礎上，“有錯必糾”口號的提出和對民事抗訴實務的普遍指導，便成為一個略顯“武斷”的要求，乃至頗為“霸道”的操作。道理很簡單，一味堅持“有錯必糾”在不少場合是與民事訴訟的某些原則和機制直接沖突的。這方面一個較為典型的例證就是：某些生效民事裁判雖然在對事實的認定和（或）法律適用上存在不盡妥當之處，但這些裁判并沒有危害國家、集體以及案外其他人的合法權益，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各方當事人均對其不持異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檢察機關硬是要去“有錯必糾”，不僅不利于維護民事訴訟程序應有的安定性，有違民事訴訟程序效益原則之要求，而且顯然有侵犯當事人處分權的嫌疑；換一個角度來看，則民事抗訴程序自身的公正性與效益性也就蕩然無存了。

    事實上，籠統地就民事訴訟領域中的生效裁判而言，其之所謂“錯”，也是一個相對模糊和寬泛的概念。具體分析起來，應有以下三個層面性質截然不同的含義：（1 ）因審判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所造成的枉法裁判；（2 ）純粹因審判人員業務水平上的限制而導致的失當裁判；（3 ）因檢、法兩家認識不一致而導致的所謂“錯誤裁判”。具體來說，由于法官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故有時檢察機關與審判人員在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和（或）法律適用上會存在不同的認識，在這種情況下，法院的裁判也就有可能被檢察機關認為是一種“錯誤裁判”。

    我們認為，對以上三種有“錯”裁判應作嚴格的區分：對于第一種即枉法裁判，毫無疑問必須依法提出抗訴，對其實施嚴格的檢察監督，以便堅決地予以糾正；對于第二種即失當裁判，原則上不應提出抗訴，而應通過法院內部的自我監督機制，依法糾正該項裁判中的失當之處（也即錯誤），但若檢察機關斟酌具體情況后認為，該項裁判之內容不僅有失當之處，而且已對當事人之合法權益造成了實質性損害，且當事人對此持有異議，法院又不主動加以糾正的，此時則應作出抗訴的決定；對于第三種即完全是因檢、法兩家認識不一致而導致的所謂“錯誤裁判”，則應一概不抗訴，否則便有可能危及審判權之獨立行使。由此可見，如果對于上述三種情況不作具體區分，籠統地強調所謂“有錯必糾”，那么，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將很難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空間。

    失當追求“改判”結果，評價標準有欠科學

    所謂評價標準，是指對各種事物進行價值評判時所應遵循的尺度或準則。關于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評價標準，雖然在理論上迄今仍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5]但就目前的抗訴實踐來看，檢察機關所實際看重的主要就是抗訴以后“法院是否進行了改判”。[6] 由此可見，“是否改判”不僅反映了檢察機關對民事抗訴程序基本功能的直觀認識與普遍理解，而且構成了當前檢察機關評價民事抗訴程序自身價值的“尺度”或實際“標準”。但我們認為，這個“尺度”或“標準”本身并非十分精確，因此其之衡量結果也就并非完全科學。

    首先，“是否改判”并不足以準確地反映出民事抗訴程序的正當性。這是因為，“是否改判”（也即改判或不改判）雖然是民事抗訴最終引發的兩種不同結果，因此對于認識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具有一定的啟示作用，但是它們決不能反映出民事抗訴活動的全部。申言之，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第185 條規定了檢察機關應當提出抗訴的四種情形，這些情形的落腳點均在于“原裁判確有錯誤”。

    但實踐中反映出來的問題是，檢察機關對于原裁判（是否確有錯誤）的認識不可能總是準確的。有時候，原裁判本身實際上是正確的，但由于各種原因，某些檢察人員卻有可能會認為其存在錯誤，從而對之提出了抗訴，并導致法院進行了再審。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法院最后改變了原裁判，我們也不能據此認為檢察機關對民事抗訴程序的開啟和利用就是正當的；反過來看，法院最終沒有改判的，也未必就說明民事抗訴程序的開啟和利用本身一無是處。

    其次，將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衡量標準及其最終把握系之于法院的“是否改判”，直接使得檢察機關及其民事抗訴工作“自慚形穢”、“自陷被動”。這是因為，雖然我國憲法和有關法律明確將人民檢察院界定為法律監督機關，故其“有權對（法院的）民事審判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但是與人大和黨委不同的是，檢察院與法院相比，目前在實際法律地位上沒有任何優勢可言；另外，在長期的監督實踐中，法、檢兩家在民事抗訴問題上相互“溝通”的效果也并不理想。因此，將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衡量標準及其最終把握系之于法院的“是否改判”，無疑會導致民事抗訴工作陷入“看法院臉色行事”、“由法院評判優劣”的尷尬境地，并使得檢察人員普遍在監督“底氣”和抗訴的決心上均明顯不足。

    最后，片面地以法院“是否改判”作為民事抗訴質量好壞的衡量標準，并將這一標準的最終把握“拱手”送交法院“獨攬”，極易使檢察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忽略民事抗訴程序的固有價值。也就是說，在以上所述之背景下，不少檢察機關往往將“改判率”的高低作為衡量、考核從事民事檢察監督工作的檢察人員業績好壞的重要指標，從而進一步誘發了檢察人員在民事抗訴工作中一味追求改判的“蔓延性”效果。我們認為，這種片面追求“改判率”的做法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危害：一方面，為了達到改判的目的，并借以體現自身工作上的較佳業績，檢察人員“難免”會在民事抗訴工作中形成對某方當事人“一邊倒”的錯誤傾向，以致抗訴程序的開啟和監督機制的利用在各方當事人之間失去公正性；另一方面，片面追求改判的偏頗意識一旦在監督實踐中“受挫”，便有可能會“情緒化”地演變成一種“偏執”，從而使得民事抗訴“淪落”、異化為“專門與法院過不去”的意氣用事和賭氣活動，這樣也就使得民事抗訴從根本上失去了維護司法公正的本來意蘊。

    上面我們粗略地分析了以“是否改判”作為民事抗訴工作質量之評價標準的諸種不足。客觀地講，對于這些不足，檢察機關并非全然沒有認識。但迄今為止的監督實踐表明，檢察機關似乎并沒有能夠在“是否改判”之外找到更好的評價標準。鑒此，我們認為，要想使這一問題得到相對徹底的合理解決，根本的途徑還在于轉換思路，即：檢察機關應該努力從民事檢察監督程序的開啟和運作本身之角度去規范、評價抗訴活動，而不是象目前這樣單純從抗訴的結果出發來“反推”民事抗訴工作質量的評價標準。

    二、民事抗訴程序的應然價值取向

    民事抗訴程序如欲獲得充分的正當性，就應使其價值取向在總體上與民事訴訟程序的價值取向相契合，而不是與之相背離，這也是我們重新構建民事抗訴程序的價值取向所應遵循的基本思路。

    民事抗訴程序的外在價值

    所謂民事抗訴程序的外在價值，是指檢察機關通過抗訴程序的開啟和利用所要達到的社會目標，毫無疑問，這個目標就是司法公正。當然，司法公正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的范疇，從不同的視角可以給出不盡相同的界定。我們認為，作為民事抗訴程序的外在價值，司法公正的特定含義應該是指法官的公正廉明，亦即法官不存私心、不謀私利，忠誠于案件事實和國家法律。

    之所以應將此一層面的司法公正界定為“法官的公正廉明”，是因為法官本身公正廉明與否與其所作裁判的公正與否有著異常密切的聯系，在相當意義上，它甚至是決定裁判是否公正的最關鍵因素。申言之，在訴訟實踐中，法院裁判的顯失公正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法官受業務水平的限制所致，但若法官不能做到公正廉明，而是存有私心、謀求私利、貪污受賄、徇私舞弊，則必然有違司法公正，而且必然導致枉法裁判。[7] 鑒此，我們認為，民事抗訴程序的著眼點應該放在對審判人員貪污受賄、徇私舞弊之枉法裁判的監督與糾正上。

    除此以外，是否應將純粹因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所導致的不當裁判納入檢察機關民事抗訴的范圍之內，顯然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認真研究和慎重對待的問題。限于篇幅，這里只能粗略地談一下我們的觀點：首先，從審判實踐來看，僅僅因為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而導致裁判失當的案件確實存在，但此類案件在全部“錯案”中所占的比例并不高，至于僅僅是因為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而導致裁判顯失公正的案件，在所有“錯案”中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其次，對于僅僅因為審判人員業務水平的限制而導致裁判失當乃至顯失公正的案件，一般通過法院系統的內部監督機制通常即能達到彌補或糾正的目的。當然，我們應當承認，中國法官的整體素質確實令人擔憂，但同樣不容否認的是，我國法官的法律素質和審判業務水平近些年來已經開始有了明顯而普遍的提高，故不應以法官素質不高為由來全盤否定法院系統的“自我糾錯能力”。最后，與法院相比，檢察機關在民事審判業務上并不具備令人信服的優勢，故對生效裁判是否確有錯誤而言，檢察機關所作的判斷未必就比審判人員更加高明。因此，基于維護民事抗訴程序正當性的考慮，我們認為，原則上不宜將此類案件納入檢察機關民事抗訴的范圍，至少不宜將其作為民事抗訴的重點。

    至于對審判人員因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權而導致法、檢兩家對生效裁判正確與否有不同認識的案件，檢察機關顯然應該尊重法院的裁判，不應對之提出抗訴。

    由以上分析可見，檢察機關的民事抗訴主要應該針對審判人員的“枉法裁判”。

    其實，《民事訴訟法》及《辦案規則》的有關條文均已規定，審判人員在審理該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的，檢察機關應當提出抗訴。

    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并沒有能夠為這類案件的抗訴過程提供具體而有力的程序保障，這也使得諸如《辦案規則》第18條第三款關于“人民檢察院可以進行調查”的相關規定因無所依托而形同虛設。

    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

    我們認為，民事抗訴程序的內在價值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程序公正；二是程序效益。

    1 、一般意義上的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設計和運作的過程中所應當實現的公正價值目標。從民事抗訴程序的特有結構來看，其公正性主要應該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必須嚴守中立。民事抗訴之程序公正，首先要求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必須處于完全中立的地位。而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之嚴守中立具體又包括以下幾項要求：（1 ）在抗訴程序的啟動上，除非“確有錯誤”的生效裁判涉及重大的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案外其他人的合法權益，否則未經一方當事人提出抗訴之申請，[8] 檢察機關不得主動提出抗訴；（2 ）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均須與案件沒有利害關系。檢察機關之整體也好，檢察官之個體也罷，他們均不得接受和辦理與自己存在利害關系的抗訴案件，這是他們保持中立的前提和基礎；（3 ）檢察官須在情感上公平正直而毫無偏私。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民事檢察監督之抗訴權所特有的運作模式所致，很容易使檢察人員自覺不自覺地將自己置身于一方當事人的立場上，無形中成了該方當事人的“代言人”或“人”。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發生，一方面，立法上有必要進一步規范和改良抗訴權的運作模式，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也應該擯棄片面追求“改判率”的偏頗做法。

    其次，當事人平等。此處所謂之當事人平等，主要有兩層含義：（1 ）各方當事人應該享有平等地參與抗訴程序的權利，且在抗訴程序中，不論是申訴人還是被申訴人，都應該享有充分表達自己意見的機會；（2 ）檢察機關及其檢察官必須平等地對待各方當事人，并在抗訴程序中切實保障各方當事人平等參與和充分表達的權利和機會。

    最后，程序公開。為了確保民事抗訴之程序公正，除極個別環節外，應該將抗訴程序的基本過程盡量向各方當事人公開，并避免檢察人員與當事人單方、私下的非程序性接觸。

    2 、程序效益與程序公正一道被并稱為現代司法程序的兩大價值目標。通常來講，程序公正是司法程序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但是程序公正的這種基礎性地位并不意味著它天然地具有優先于程序效益而獲得實現的必然性。事實上，在司法實踐中，程序公正與程序效益總是相互依存、不可分離的，既沒有脫離程序公正的程序效益，也沒有不講程序效益的程序公正。具體來講，民事抗訴程序對于“效益性”的追求主要包括以下幾項：

    首先，合理利用司法資源。從檢察機關的民事檢察監督實踐來看，自接受、處理當事人的申訴時起，經過必要的調查、核實與抗訴之提出，以及因為抗訴的提出而由法院進行的再審，均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也即調動、投入大量的司法資源（檢察資源與審判資源）。因此，在抗訴案件所需列支的高額成本面前，檢察機關顯然有必要在考慮是否提出抗訴時作一番大致的“利益衡量”，既要考慮抗訴結果對當事人權益的影響，也要考慮抗訴的社會效應，如果在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當事人合法權益均影響不大的情況下，檢察機關仍然機械地提出抗訴，則很有可“得不償失”。

    其次，科學控制審結周期。這是因為，抗訴案件的懸而不決，不僅不利于對當事人權益的保護，同時也是對檢察機關抗訴效力的變相削弱。在此問題上，雖然《民事訴訟法》關于抗訴案件的再審期限已經作了較為明確的規定，但在實踐中，法院對檢察機關提出抗訴的案件久拖不決的現象仍然司空見慣。[9] 為了妥善解決這一問題，立法上有必要就抗訴案件的審結期限作出更加明確的限定，并應為之配備相關的保障措施。

    最后，努力提高整體效應。此處所謂之整體效應，即指應該將民事抗訴程序及其具體運作放置到整個社會治理的宏觀框架中，而不是僅僅在民事審判與檢察監督相互關系的微觀考察下，來衡量其對維護司法公正之實際效應的大小。從目前情況來看，這一效應并不理想。就現階段民事審判領域中的裁判不公乃至司法腐敗而言，其直接原因固然在于審判機關自身存在的種種問題，但外部監督疲軟乏力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這其中，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作為維護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檢察機關在對自己所擔負的社會責任的實際履行效果方面，與社會的預期和要求相比，還有相當的距離。鑒此，為了提高民事檢察監督的實效性，檢察機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進一步科學地確定民事抗訴所應針對的重點，將裁判不公和司法腐敗作為民事檢察監督的主要對象，以盡快提高此項工作的整體效應。

    三、關于進一步完善民事抗訴程序的大致設計

    眾所周知，程序設計乃是一項相當復雜的系統工程，不僅要考慮到某項程序在相關理論層面上的自圓其說（也即所謂“理論自治”），而且更要注意到其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基于上述對民事抗訴程序價值取向的認識，同時兼顧我國民事檢察監督的工作實踐，我們對進一步完善民事抗訴程序，提出以下幾點大致的設計思路：

第3篇

我國現行民事再審程序構筑的價值是基于“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意在使每一個案件都能得到正確處理，使每一個錯案都能得到徹底糾正。但縱觀我國民事再審制度的實踐，卻并不盡如人意，究其原因是立法者觀念及價值取向的偏頗造成的，具體表現為：

1.偏重糾錯與裁判的穩定性的矛盾。即過分強調錯誤裁判的救濟性，忽視了訴訟程序的安定性和民事法律關系的穩定性。

2.絕對的客觀真實與訴訟公正的相對性的矛盾。即過分強調裁判的絕對正確性，“有錯必糾”，忽視了訴訟公正的相對性。訴訟程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可以保障訴訟公正，另一方面程序自身的局限性又會帶來訴訟公正的相對性。

3.側重實體正義與程序正義欠缺保護的矛盾。即過分強調追求實體權利的實現，忽視了程序正義的應有價值。再審程序是特殊程序，其設立目的應當是在保障程序公正的基礎上實現實體正義。筆者認為，再審程序的提起不應以事實問題為理由，而應限于法定的程序瑕疵。

筆者認為，再審程序作為保障司法公正的特殊救濟程序，其設計必須注意制度價值整合，重新確立訴訟價值。首先，民事訴訟目的應當追求“當事人目的”，在這個意義上民事訴訟所要發現的真實，應當是當事人所依賴的事實，是當事人所選擇的真實。其次，民事訴訟再審價值，應是確保當事人程序利益的實現，確保程序內在價值的完全實現，確保當事人在公正的氛圍中行使其權利，這樣是比較符合客觀實際的，也是真正有利于實體的客觀公正的。再次，樹立兼顧糾正錯誤裁判與保持生效裁判穩定的指導思想，找準兩者之間的平衡點，在再審程序中，程序安定應優于法對正義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