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公正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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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1．從媒體審判的內涵出發。

側重于國外與國內在這一領域研究的不同之處，通過對比二者媒體審判的差異，提出在我國當前背景下構建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和諧關系的主要措施。另外，有研究表明司法審判要堅持公正公開原則，形成媒體監督與司法公正的良性互動，并據此提出改革策略。

2．從經典個案的角度進行研究。

據不完全統計，僅針對許霆案，相關研究提出以下觀點:第一，在司法審判中強調罪刑法定的原則，從我國刑法罪刑適應的基本原則入手，對案件爭論的焦點進行了總結，并對最終量刑結果進行了辯證的評析。第二，一些學者以“許霆案”為背景提出許霆案一審判決量刑不符合實體正義，案件審理過程中程序正義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第三，還有一些學者關注法官在司法審判中的地位和處境，認為在中國法官實行行政化管理，不利于司法公正。

3．從監督體制的角度進行研究。

透過媒體審判的現象，發現媒體監督在制度方面存在的不足與缺陷之處。通過對媒體監督過程中的不端行為進行分析，學者認為應從制度安排、政府管理、社會監督、行業自律四個方面進行制度改革。同時，有研究表明，明確的新聞立法對形成媒體監督和司法審判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具有重要作用。

二、媒體審判的影響因素及其形成途徑

在現代法治社會，“法官”理應承擔“中立裁判者”的職業角色，具有獨立司法人格。但從心理學的角度對法官審判是否受到媒體審判的影響進行分析發現，法官審判過程是法官個體在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審判心理變化的一個過程，這一過程是內外兩種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審判心理學家提出其推導公式為:P(人格)*S(刺激)=D(判決)。這一公式是心理學視角下法官做出判決的程式，揭示了法官做出判決的決定因素及心理過程。在人格因素方面，法官對案件中呈現證據以及事實的判斷過程是運用專業知識、邏輯思維、推理等對事物做出認定與判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法官的個人心理素質、認知心理傾向以及個性心理特征、能力等因素均會影響法官的審判。同時，從外部刺激的角度出發，法官處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下，是社會化了的個體，具有自然和社會的雙重屬性。國家形態、司法制度、社會文化、社會輿論、地方習慣、上級影響、時間壓力等刺激因素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法官審判。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格是心理特征的整合統一體，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內在結構組織，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影響人的外顯和內隱行為模式的心理特性。因此，在特定法官個性相對穩定的前提下，外部刺激(包括刺激內容、刺激強度、刺激方式、其他刺激等)就作為法官做出判決的決定性因素之一，不可忽視地對法官的最終決斷起著重要作用。外部刺激對法官審判的影響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既是客觀存在的，又是不可避免的，其因社會制度、國家性質、司法環境、社會輿論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在我國，可能影響法官司法審判的外部因素，一是我國司法統一性、政治性，司法機構的行政化設置以及責任終身追究制度等要求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法官審判;二是在“司法為民”、“民主司法”等宏大且強勢的話語下，媒體的審前報道可能對法官的審理造成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會隨著媒體話語權的放大而不斷加深，超越法律的規定，以新聞報道干預、影響審判獨立和司法公正。其主要形成途徑包括:

第一，媒體報道形成預斷性結論。中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知情、表達、參與、監督也是公民的基本權利。”各種新聞媒介以此為依據，過渡追求時效性、曝光率、關注度，在司法機關尚未對案件結果做出最終處理時，競相跟蹤報道并通過評論形成媒體自己的預斷性結論。

第二，報道受眾出現“群體極化”現象。報道的受眾因輿論的強勢誘導出現相對一致支持或一致反對的聲音，從而形成輿論關注焦點，出現非理性、易激動、態度偏激等“群體極化”傾向，這樣極易導致群體認同的現象，出現諸如污名化被告人、糾紛定性、絕對化、未審先判等媒體審判的表現形式。

第三，法官審判權衡外界壓力。媒體報道通過預斷性結論影響受眾，在新聞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合議庭以及行政權力受到引導和影響，法官審判時受到人格和外在刺激的雙重影響，其中人格具有相對穩定性，外在刺激主要來自社會輿論和司法設置中的終身責任制。法官權衡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當社會輿論主導法官審判時，媒體審判就形成了。

綜上，我國媒體審判的形成主要包括媒體報道形成預斷性結論、報道受眾出現“群體極化”現象、法官審判權衡外界壓三個階段。對其階段性特點進行分析發現，由于媒體報道來源狹窄或單一、經過多重加工形成信息失真、道德傾向性明顯、部分媒體為博得眼球進行虛假報道等原因，公眾與法官對案件進行判斷時實際信息不對稱，造成了二者“審判”的差異性，這種差異性經過媒體的再次傳播與反饋進一步加劇，形成極端的社會壓力。法官迫于社會壓力，權衡內部認知與外部刺激。若外部壓力過大，社會輿論在很大程度上就會影響法官審判，導致媒體審判的形成。

三、在媒體監督視野下實現司法公正的對策

不同的國家、民族、社會形態、文化情態以及法制狀態對司法審判的價值取向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暴露出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媒體監督也同樣處于新媒體時代的過渡時期。如何根據中國的國情來規避媒體審判，使司法機關能夠脫離媒體的控制而具有獨立性，是當前司法公平公正的應有之義。解決這一審判過程中的難題應該注重法官內部人格和外部刺激的交互作用。

(一)強化法官內在心理品質

審判心理學在法官審判中強調內部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從內部因素考慮，法官本身的內在素質是影響審判的重要因素之一。除了政治素質、專業背景、職業道德外，更應該強調法官心理素質的培養。當前，法官面臨工作、輿論、生活、職業發展等多重壓力，心理健康狀況堪憂，嚴重影響法官的身心健康和工作質量。因此，應構建法官心理壓力干預機制，提高法官心理危機承受能力。國家層面主要是建立相應的法官心理壓力源治理機制，加快心理壓力干預立法的進程，優化法官人力資源配置。同時，法官應形成自預機制，形成系統的學習機制、良好的態度機制，使自身在審判中處于中立客觀的位置，實現“法官獨立”。

(二)避免心理學效應導致公眾認知偏差

法官審判前媒體的公開報道具有雙重作用。當媒體和法官出現案件信息掌握不對稱時，會消極影響法官、嫌疑人、公眾，尤其媒體對案件進行情緒化“再創造”，對案件細節進行反復跟蹤甚至不實報道，會喚醒公眾的激情狀態，使其喪失基本的法律判斷，公眾甚至法官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忽略后續發展，重視由媒體最先輸入的、片面的報道信息，形成首因效應。另外，媒體報道的傾向性詞匯會在很大程度上聚合并形成代表性判斷，而這種自覺公正的傾向性判斷進入公眾的認知領域后，會成為其日后做出判斷的信息準備，造成案件審判錯誤，即個體易于陷入具有群體代表性的推理模式，而依據這種推理模式得到的結論往往是不可靠、不正確的。因此，需要構建媒體監督良性互動機制，保證媒體報道的規范性、客觀性、真實性，這就需要從內部運作程序和外部司法制度兩個方面入手。首先，各新聞單位應制訂較嚴格的報道規則、行為規范，明確規定采訪方式、采訪對象、報道時機、報道形式、報道角度以及稿件寫法、內容審查、責任劃分與承擔等，形成嚴格的運作程序。另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新聞媒體既是監督主體，又是監督客體，既有監督別人的權利，又有受別人監督的義務。新聞自由、言論自由，不是沒有約束的自由，同樣應受法律法規、行業規范的約束。因而加強媒體監督立法，形成媒體監督良性循環，建立健全完善的媒體監督機制，為實現司法公正提供強有力的支持。

(三)加強公眾個人責任，削弱“群體極化”的消極作用

第2篇

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都是審判工作孜孜以求的目標。世界各國概莫能外。在新世紀開始之際，我國司法機關把公正和效率這兩個目標作為工作的重點，可以說是認識到了司法工作的內在要求，抓住了當前我國司法改革的關鍵。我們曾經困惑，下一步司法改革該如何走。而公正和效率的提出，使司法改革的大目標得以確立。它的確立標志著我國的司法改革的思路已經變得更為成熟，從過去單一性的追求，比如對于抗辯制和程序正義的簡單摹仿，發展到更深層和更為全面的綜合性思考；同時也標志著我國司法改革不斷深化的趨勢。此外，公正與效率目標的確立，不僅是一個口號和觀念的提出，而是在認識到司法工作的性質和內在規律的基礎上，對司法改革和司法工作本身的深層理論問題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司法改革的各個方面和具體制度的設計。在這一意義上，對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追求，將迫使我們把司法改革作為一個系統工程來看待，從而避免過去摸著石頭過河的零打碎敲狀況。

二、司法效率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雖然公正和效率都是司法工作追求的目標，但它們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不可簡單地視為一體。我認為：公正是司法的最終和最高目標；效率是通過司法實現公正的最佳狀態。在保證公正的前提下，效率是司法的內在追求之一。如果失去公正，效率也就沒有意義。在這一意義上，公正是第一位的。當然，在司法效率普遍低下的時期和地區，效率作為第一位的追求，也是應該的。

公正和效率之間的相互依存和補充的密切關系是主導方面，也就是說，兩者密不可分。我們不會認為僅僅追求正義而不顧效率會真正實現法治；反過來，也不會認為僅僅追求效率而不顧正義與否是正常狀態。可見，沒有效率的正義是延誤或虛幻的正義，而沒有正義的效率則是恣意的效率。

公正和效率這對“孿生子”也會產生爭執。在建立這一矛盾最佳結合的過程中，我們既要設立公正和效率的統一標準和原則，尋求兩者的結合點，也要認識到，上述標準和結合點并非一種僵死不變的公式，而是一種辯證的、因時因事而異的、需要創造性的裁量權靈活處置的原則指引。在不同類型的案件中，在不同的情況下，司法對于公正和效率的側重也有不同。因此公正和效率說起來容易，真正從理論上論述清楚，從實踐上建立各種保障制度，以求實現公正和效率的完美結合，則是一項艱苦細致的長期任務。

三、實現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保障

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實現必須要有具體制度和程序的保障。在這一意義上，公正和效率可以成為司法改革這一系統工程的統領原則，可以用來檢驗各種具體制度和程序的改革和設立。只有在各項制度建立和完善的情況下，司法公正和效率才能真正實現。

此外，運用制度和程序的人也是實現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雖然我國法官的素質已經在一定程序上得到了提高，但從新時期的要求和與國際接軌的要求看，其素質水平仍然亟待提高，素質參差不齊的狀況亟需通過人員分類分層分責的方式得到改良。

第3篇

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其性質、地位和任務決定了檢察機關的執法思想要立足于法律監督，并緊緊圍繞法律監督去維護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這是檢察機關執法思想的根本所在。

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必須保障在全社會實現公正和正義，強調要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推進依法行政，維護司法公正，確保法律的嚴格實施，懲治司法領域中的腐敗。2003年6月份開始，全國檢察機關廣泛開展了“強化法律監督，維護公平正義”教育活動。在這種新的執法思想指導下，加強法律監督，維護司法公正必然成為檢察機關在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履行憲法、法律賦予職責的主要體現，符合懲治司法腐敗、推進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因此，強化刑事訴訟監督，強化對批準逮捕決定執行的監督、偵查活動的監督、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刑罰執行活動的監督以及強化民事行政的法律監督自然成為檢察機關的核心工作。

一、明確監督職權，強化權力觀念。

檢察權實質就是監督權，是憲法和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的重要職權，是國家權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一，檢察權所具有的獨立性，代表了權力的國家性，接受的是黨的領導和人大監督，不隸屬于任何一級政府，檢察權這一特殊地位，標志了國家權力的性質；其二，從領導體制上也體現了檢察權的國家性，憲法規定，各級檢察院和專門檢察屬于上下級領導關系，說明檢察權是統一的國家的權力；其三，法律是統一的，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法律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沒有特殊性和地域性。因此，法律的這種統一性，決定了檢察權的國家性。

檢察機關行使檢察權，主要目的就是保證國家法律在全國范圍內統一和正確實施。具體講就是檢察權即法律監督權的核心是通過行使國家權力，由法定的具有司法監督權的檢察機關依法對各種行使國家權力的行為和執法、司法活動進行監視、察看、約束、制約、控制、檢查和督促，以保障憲法和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維護法律的尊嚴。這種權力，是一種以國家權力作后盾，人民利益為根本，公正司法，維護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為目的的國家權力。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實質就是一種法律權威，她的國家性、公信力及人們對她的信仰決定這種權威性質，亦即通過法律監督控制權力，這是與個人權威的根本區別，也是法治與人治的根本區別。

二、突出監督重點，強化辦案監督。

檢察機關對訴訟活動實施法律監督，重要的是通過辦案來實現，辦案是實施法律監督最有效的手段。古人云：天下之高，不難于無法，而難于法之必行。完備的法律，只有通過正確有效地實施，才能發揮其作用。當前，一些司法機關辦關系案、金錢案、條子案、油水案的現象時有發生，官吏腐敗、司法腐敗已嚴重地防礙了法律的正確實施。所以，在法律實施地整體運作機制中，通過依法辦案，達到監督職能的有效發揮，特別是通過刑事及民事法律監督，達到清除司法腐敗，保障司法機關正確適用法律的目的，已成為當務之急。

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職責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一是偵查監督，對公安機關偵查的案件進行審查，決定是否逮捕、，或者不訴，同時進行立案監督，對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二是審判監督，對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訴，支持公訴，對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是否合法實行監督。三是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活動實行監督，主要是偵查貪污、瀆職犯罪行為。四是監所監督，即對刑罰執行活動的監督。五是民事、行政監督。這五大職責，重點是對從事司法活動人員的監督，這是法律賦予檢察機關司法監督權的核心內容。刑事訴訟第18條規定：“貪污賄賂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報復陷害、非法搜查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边@一規定表明，檢察機關直接查辦上術職務犯罪案件，既是法律監督的重點，也是檢察機關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司法監督權的具體表現。

既然法律監督的重點是司法監督，那么強化監督力度則是勢所必然的人。強化司法監督必須通過辦案來體現，只有通過強化刑事訴訟監督強化對批準逮捕決定執行的監督、偵查活動的監督、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刑罰執行活動的監督、偵查活動的監督、刑事審判活動的監督、刑罰執行活動的監督等五個具體環節，同時強化民事行政的法律監督，從中發現問題，進而發現違法犯罪案件，依法該立則立，該訴則訴，該抗就抗，力爭通過辦案，把司法監督落到實處。

三、完善法律規則，強化程序監督

程序法的正確實施是實體法得以正確施行的先決條件和基本保障。所謂司法監督，既包括對實體法的監督，也包括對訴訟程序的監督，二者缺一不可。這里強調的注重程序，就是通過程序公正促進實體公正，程序的意義不僅僅在于保證實體法的適用，而且還在于它通過科學的程序防止、制約司法權被濫用，賦予訴訟主體應有的權利并提供相應的保障，程序決定了法治和人治這間的界限。法律賦予檢察機關立案監督權、偵查監督權、審判監督權、執行監督權和民事行政審判監督權。這些權力構成了檢察機關對整個刑事及民事訴訟活動及法律監督。因此，要想全面、正確、及時、有效地履行監督職責，就必須做到程序與實體并重。

強化程序監督，一方面要強化訴訟監督，即：加強立案監督，糾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罰代刑等問題；對審判活動包括一審、二審、再審、死刑復核中違反訴訟程序問題的發現和糾正；對執行刑罰監督著重依法糾正判決生效后不交付執行和不依法執行問題，依法糾正違法適用保外就醫、減刑、假釋的，特別是以錢抵刑的問題。另一方面，檢察機關自身亦應嚴格按程序行使職權，以往不按程序辦案引出的教訓是沉痛的，當時刻記取。

強化程序監督，還需要以立法上完善法律監督的程序，應當增加監督的硬性規定，由于立法的缺陷，已造成了監督上的軟弱乏力，影響了檢察機關監督職能作用的發揮。刑事訴訟第87條、129條、137條、169條、181條、212條、215條、223條、224條的規定，對刑事訴訟各個環節的監督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從實踐中看，一些規定仍顯硬性不足，糾正違法缺乏強制力保證，如在立案監督上，由于法律未對檢察機關通知公安立案而公安機關不立案時如何采取法律措施作出硬性規定，從客觀上制約了立案監督工作的開展，再如《糾正違法通知書》雖然是一種監督手段，但由于缺乏強制力的保證，監督效力顯得不夠。變更強制措施也帶有隨意性，雖然刑訴法第73條有規定，但在實踐中，公安機關自行變更強制措施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法律監督機制上乏力，導致監督乏力。如民事、行政審判監督，雖然也有規定，但由于規定的不具體，抗訴僅僅是一種事后監督，一些必要的實質性的監督手段和保障措施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在監督程序上也不盡完善，由于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在監督程序上規定對于原則，使實際操作缺乏依據，尤其是在調卷、審級、期限、執行等重要環節上，檢、法兩家沒有可供共同執行的具體而又合理的法律規定，雖然高檢院制定了一些有關規則，但也是一家之意，審判機關只按審判機關的規定辦，也影響了監督工作的開展。目前，一些基層院在開展民事行政審判監督時，大多采取協調的方法，這有違立法之本意，使監督陷入討價還價的尷尬境地。

四、理順執法關系，強制制約監督。

檢察機關與公安、法院同屬于國家權力機關，均依據憲法和法律行使職權，但由于分工的不同，就自然出現了既有配合，又有制約和依法監督的關系。在過去的司法實踐中，由于人們對這種關系認識不足，往往“重配合輕制約，重關系輕職責，重效率輕監督，”甚至一些個別領導也以“大局為重，要加強配合，注意關系”為由強調配合，把搞好關系視為公檢法三家的共同要求，及至在交付審查工作報告中，涉及檢察院如何監督糾正公、示一些問題的文字也被一筆勾掉，唯恐因此引起不滿，影響關系，致使互相制約形同走過場，互相配合形同“合署辦公”。這種以重配合重關系的執法關系，顯然削弱了檢察機關的職能作用，并嚴重影響著司法公正。

在司法實踐中，有的基層院根據當時的社會治安和執法形勢，創造了不少有利于工作開展的執法方法，但在依法治國的今天，在實施新法時期，仍沿用舊的方法顯然已不合時宜，且有違法法律規定，如提前介入制度等。

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的規定，確定了檢察機關在三大訴訟中的地位和職能，依法監督已成為依法治國、維護司法公正的法律要求。因此，那種以配合代制約、以協調統制約、以關系妨礙監督的做法應當拋棄，代之以制約監督新觀念，即：制約、監督也是一種配合，而且是更積極的配合，監督不僅是發現問題，更是解決問題的新觀念，配合是在制約前提下的配合，是不妨礙履行監督職權的配合，而制約也是在相互依據職權基礎上的制約，這是獨立行使檢察權的法律原則所決定的。

五、拓寬監督方式，強化預防監督

預防監督在整個司法監督中，占據著重要的位置，做好預防監督，對于減少司法機關工作人員、徇私枉法，促進公正司法和依法治國具有重要的意義。

古人云：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亂；至人未起人患，治未病之疾。這兩句古語，均說明一個道理，即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檢察機關在履行法律監督職責中，不能獨立地看待和處理案件，應堅持打擊、保護、促進、服務的統一，在嚴格依法監督的同時，講求監督的政策和策略，堅持社會、政治、法律效果的有機統一，預防監督就是這種執法思想的具體體現。筆者所在院，在預防監督上即取得較好成果，如在轄區的監獄開展的監督崗、管教崗雙崗達標聯手預防活動；把對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的監督工作前移，變事后監督為事前監督，變被動監督為主動監督，變靜態監督為動態監督。在刑事立案監督中，與公安機關聯合制定刑事立案監督制度，規定檢察院可以到派出所了解立案和未立案情況，通知立案的案件必須在規定時間內立案，未抓捕的犯罪嫌疑人必須說明真正理由等。在民事、行政審判監督中，與法院聯合制定了民行辦案規范化制度，各司其職，解決了閱卷難和久拖不辦的問題。同時在監獄、街道、鄉村、學校、軍隊廣泛開展了檢務公開活動，形成了聲勢。這樣就有效預防了司法不公等問題。

六、完善內約機制，強化自我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