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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有經濟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它掌握著國家的命脈,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
2、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對于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提高我的國際地位,具有關鍵作用;
3、有利于在整體分布上的優化和經濟素質、技術素質、管理素質等方面質的提高和影響力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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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關概念概述
1.1 產權的涵義
對于產權的研究可追溯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目前就產權的定義很難求得統一,但其一般含義及特點是可以認識和取得共識的,我們認為對產權概念可從以下方面理解:
(1)產權是以財產所有權為基礎。它由生產資料所有制實現形式所決定的資產歸屬、運用的行為性權利的總稱。
(2)產權是一種權利的行為關系。在資產運營過程中,可以對其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和收益權等職權進行分割和重組,并分別界定給所有者、經營者等運營主體,以期各司其職、各盡其責的一種制度。
(3)產權是一組權利。產權既包括所有權、占有權、支配權等,也包括使用權、收益權、轉讓權等。
1.2 現代產權制度的涵義
產權制度是為調整與財產有關的經濟權利關系所做出的一系列制度性規定,是在各產權主體之間對產權關系和產權運營規則所做出的一種制度安排。它是在財產所有權的基礎上,對各產權主體在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等各項權能上所形成的責、權、利相互關系的法律制度和習慣性規則安排。現代產權制度內涵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
1.2.1 歸屬清晰
在市場經濟中,每個市場主體都有獨立的物質利益關系,只有做到產權的歸屬清晰,才能形成不同利益的主體,才能有效保障出資人的權益,企業才能擁有法人財產權,真正做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對出資者承擔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
1.2.2 權責明確
在產權歸屬清晰的前提下,產權主體自然而然地要承擔責任,無論受益或損失都應歸產權主體。
1.2.3 保護嚴格
在我國的憲法中,已明確指出要保護私有財產,應該說是一個歷史性的飛躍,這為我國現代產權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法律基礎。就現代產權制度而言,保護嚴格既包括對有形資產的保護,也包括對無形資產如知識產權的保護,而對后者的保護是有相當難度的,這也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
1.2.4 流轉順暢
產權的順暢流轉能夠帶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因為產權從低效的人手中流向高效的人手中,其價值就會大大增加,社會財富自然也就增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品的交換實際上就是一個產權轉讓的過程,必須遵循等價原則。
1.3 國有企業的涵義
國有企業是一個較寬泛的術語。國內外對國有企業有各種不同的稱謂,諸如國有企業、公營企業等。在我國的傳統經濟體制下,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作為國有經濟微觀經濟組織的國有企業是公有制的體現,國有企業也就定義為全民所有企業,即所有權完全歸國家所有的經濟組織形式。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術參考網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體制的建立,國有企業所定義的范圍已經拓展了,它包括實現了產權主體多元化但國有資本居于控股地位的國有控股公司。
2 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存在的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改革近年,從擴權讓利到承包制再到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重大的進展。然而時至今日,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依然有以下幾個問題。
2.1 舊體制觀念束縛
有的國有企業管理者改革意識不強,畏難情緒突出,“等、靠、要”思想嚴重,對產權改革難下決心,患得患失,談產權改革首先向政府擺“困難”、要“政策”,否則就死守攤子,拒不改制。一些企業的管理高層更多考慮到個人的政治前途,寧愿死守舊攤子,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而完全置企業發展和廣大職工的切身利益于不顧。
2.2 產權改制過程不規范
(1)改制過程透明度不高,產權沒有進場交易,存在暗箱操作;
(2)改制的過程不夠規范,審計不嚴、資產評估不實,國有資產被低估賤賣;
(3)內外勾結、隱匿轉移、侵占私吞國有資產。
2.3 相關配套改革滯后
我國傳統的社會保障制度是建國以來至改革開放初期數十年中形成的社會保障制度,這種社會保障制度由于存在社保資金短缺、覆蓋面還不寬、保障程度比較低等明顯的缺陷,越來越不適應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成為阻礙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程的重要因素。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進程由于“企業保障”的歷史包袱和社會保障等配套改革滯后問題的存在而無法順利推進,配套改革何時改、如何改,怎么完成與歷史上的“企業保障”的順利對接,成為產權制度改革攻堅戰的瓶頸。
3 我國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發展趨向
3.1 進一步解放思想,強化產權理念
國有企業在產權改革過程中,針對企業資本結構,公有產權要承認、融合個人產權,即在企業的所有權結構中,要切入或引進以自然人為主體的所有者或最終能層層分解到自然人的法人所有者,由他們作為新的積極所有者來執掌企業控制權。
國有企業和其他現代企業一樣,應該通過契約關系將這些生產要素組織起來。為此,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國有資產以外的這些要素都是個人所有的,個人對他們擁有完全的產權,他們必須具有排他權、收益權、使用權學術參考網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決策權,并且其產權得到制度的保障,只有在國有企業中的各種私有產權得到承認和保護的基礎上,私有產權才可能有效率。同時,國有企業才能營造效率機制,必須形成一種利益互動又相互制約的機制,使各方面利益與整體利益協調統一起來。
3.2 加強有關產權的立法建設,優化法律環境
在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過程中,應盡量做到法律上的所有權與實際的所有權或稱為經濟上的所有權的統一。產權是以法律形式表現出來的現實財產關系和經濟關系。這就要求在企業改革過程中要盡量做到法律法規的同步建設,用法律手段來保證正常的產權關系,保障產權改革的順利進行。應通過有關法律法規的 完善來確立產權的法律基礎,進而保證企業的健康、持續發展。
在企業資本構成中的國有資本,應視為相對獨立的“企業財產”。政府、行政主管作為積極所有者應放棄企業控制權轉變為消極所有者。政府、行政主管雖然還是最大所有者,但已不是惟一的所有者,這個最大所有者開始已與企業之間劃出了清晰的財產界限,兩者的利益開始明確、分離,而且新進入的所有者、持大股的經營者、職工所有者、公眾所有者等以自然人為基礎的多元資本結構大大提高了對企業資產關切度,積極參與經營決策,對政府、行政主管企業控制權有一定的制約作用。授予企業全部法人財產權,企業對其經營的全部資產有充分的經營權,并承擔風險、破產、清償責任。擁有法人財產權,才能使國有企業走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和自我約束之路。
3.3 建立科學激勵機制,提高產權所有者的積極性
企業的生產力總是屬于一定生產關系下的生產力,企業的資本循環機制總是在一定的資本所有權控制和支配下進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定所有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要經過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途徑,才能真正實現其經濟價值,這全部過程就是所有制的實現。
當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建立和健全有效的國有企業經營者激勵約束機制勢在必行,可以根學術參考網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寫作論文的服務,歡迎光臨dylw.net據實際情況,按照《公司法》的規定,建立由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構成的法人治理結構,提倡制度創新、大膽嘗試,推行經營者年薪制、持股制、股票期權制等分配制度,形成激勵和約束機制,逐步建立起責權分明、管理科學、激勵與約束相結合的、適應市場競爭要求的內部管理機制。
綜上所述,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革,是一項系統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盡管改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當前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中型企業面臨的困難還有很多,其中也折射出產權制度的改革滯后性。所以,我們必須加大產權改革的步伐,進一步調整產權關系,理性收縮國有企業的戰線,不斷優化國有經濟的布局實現國有企業產權結構的多樣化,推進經濟機制的實質性轉變。只有不斷地完善產權制度改革,才能建立起真正的市場主體,增強國家對國民經濟的調控能力,同時有利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使我國經濟運行進入一個良性的運行軌道。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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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需要大量的國有經濟,首先是因為中國的經濟發展需要專門的機構來引導技術進步,需要有許多規模巨大的大企業作支柱;更重要的是因為,由于中國千年以來積存的文化特征,中國的私營企業難以擺脫家族主義的束縛,不同家族的人互不信任,私營部門無法有效地學習和開發現代化的生產技術,也無力發展私營大企業,使得技術進步和大企業的發展必須借助國有經濟。
一、低信任度國家的兩難處境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誠、信任并結成團體合作的精神簡稱作“信任”,認為它是對高度發達的現代經濟最重要的一種“社會資本”。他認為,一個國家有了這樣的“人力資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經營現代的大公司,才會以現代式的廣泛分工來進行生產。
依據一個國家的人民內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區別了兩類國家兩類文化:一種以德國和日本為代表,社會內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們能夠相互信任、相互合作。這樣的國家就很容易從民間自發地發展起巨型的企業和生產上的廣泛分工,因而在20世紀成為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另一種則以中國文化為代表。在這種文化中信任度低,人們普遍地不信任與自己沒有親屬關系的人,因而民間的私營部門很難發展起強有力的巨型企業,這種國家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勢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語族的歐洲國家――法國和意大利都算做與中國一樣的低信任度國家,把英國和美國的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算做中間類型,美國比較接近德日類型,英國則更接近意大利類型。福山的這種假說可以對經濟發展的歷史作出極為令人信服的解釋。
被福山歸入“低信任度”一類的國家,都在發展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上碰到了極大的困難。對自己親屬以外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進行有組織的合作,使這些國家的私營部門無法集聚足夠的資金和技術人才來發展現代科學技術,更無法建立和經營需要大量資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業。資本主義私有制在這些國家越發達,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的這些障礙反倒顯得越嚴重。
低信任度國家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難,首先導致了它們在單純依賴私營經濟時現代工業化經濟發展緩慢。18世紀末,法國的經濟實力和工業都居歐美第二位。而在此后的產業革命和工業化時代,法國的經濟增長遠遠慢于美國、德國和英國,以致到20世紀初經濟實力已經落到歐美國家中的第四位。另一個例子是文化上類似于法國的拉丁美洲各國。同樣實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發達國家,而拉丁美洲各國則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為了克服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所遇到的困難,并保持民族獨立,低信任度的國家就走上了發展國營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國有經濟融入到實行指導性計劃的有系統的產業政策之中。法國在二戰后大力發展國有經濟,最終使國有企業占到整個GDP的20%,并且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福山指出,“法國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預經濟,原因就是法國的私營經濟一直沒有活力,缺乏創造性和創業精神”。與法國類似,二戰后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系統的指導性計劃,組建了大批巨型國有企業,出現了二戰后的經濟奇跡,真正實現了工業化。
在法、意和拉丁美洲國家的對比中,可以看到,社會低信任度國家只有兩條路可走:要么單純依賴私營企業而永遠處于不發達的狀態,要么以國有經濟、國有企業帶動經濟發展而變為發達國家。
二、中國的文化環境:香港與臺灣的事實
福山認為中國是社會內信任度低的典型,經濟生活中充滿了家族主義。這樣的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下,只有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術人才和資金,學習、研究、開發和應用先進技術,才能建立和經營大企業。
二戰后,香港和臺灣曾經實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從它們的發展特點中可以得到許多啟示。
香港經濟的崛起,得益于在中國大陸與西方經濟往來中的壟斷性中介地位,而不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東亞,香港是唯一真正堅持自由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自由放任式資本主義私有制對香港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嚴重的阻礙。幾十年的經濟繁榮和高速發展幾乎沒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營制造業和商業大企業,社會內部的信任度低,對沒有親屬關系的人不真誠、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態導致經理人員腐敗行為盛行,資本家實行家族式管理,把企業規模保持在家族小企業的水平上,無法促進技術進步。香港經濟制造業技術水平的落后已經到了與其人均收入極不相稱的程度。人均收入達兩萬美元的香港,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只相當人均收入僅幾千美元的馬來西亞的水平。在壟斷性中介地位逐漸喪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無力維持人均兩萬美元的高收入,經濟發展面臨困境。
臺灣也因社會內部信任度低很難形成私營的巨型企業。但由于臺灣當局強有力的經濟干預,臺灣出現了高速的經濟增長并接近經濟發達的邊緣。臺灣的經濟是一種“計劃指導的市場經濟”,“行政市場體制”。臺灣當局制定指導性的經濟計劃,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彌補私營企業的不足。臺灣當局的經濟政策,形成了“臺積電”和“臺電聯”這樣的巨型集成電路制造廠商。靠著成熟的產業升級政策,臺灣發展起了極具國際競爭力的半導體產業,使半導體產業成了臺灣經濟的最新增長點。
臺灣和香港的經驗事實都從正反兩方面證明,在中國式的文化環境中,要想取得足夠的技術進步和企業規模,取得真正的發展,是不能依賴私有經濟的。
三、中國大陸更需要國有經濟
中國大陸與香港和臺灣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相似,在經濟發展上也存在私營企業無力成為社會所必需的巨型企業的問題。這一內在原因促使百年來的中國政府都通過興辦國有經濟甚至國有企業來促進經濟發展。
中國在發展現代工業化經濟上的困境,從一千年前的宋代就開始了。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始終沒能導致中國自主地發展起現代的工業化經濟。之后,中國私營企業在技術和籌資上的先天困難日益暴露。由于當時紳商地主之間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著名實業家張謇等人在籌資擴大企業時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信人唯親的心態使私營企業做大非常困難,更無法產生真正的現代股份制企業。以鐵路投資為例,清末民間資本要求“商辦”鐵路,卻難以解決資金問題,進展緩慢。1911年清政府鑒于多省商辦鐵路毫無成效,宣布實行鐵路國有。雖然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激起了民間的“”,但必須清楚的是,其矛盾的雙方是中國民族資本與外資,“川人之極端反對者,不在路歸國有,而在名則國有,實則為外國所有”。歷史的結局是,以后在中國興建和經營的鐵路,如果不歸外國所有幾乎一開始就為國有。中國的私營企業一直沒有能力為鐵路這樣大的投資項目進行籌資和經營管理。
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有計劃地推行工業化政策,使中國能在半個多世紀中一直保持著比印度高得多的經濟增長率。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經濟增長。普遍的論調是認為這來源于私營企業的發展,特別是來源于外商投資企業。這其實是誤解。這些年中國的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取得了顯著發展,甚至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迅猛發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國有經濟。外商在中國投資的企業大量使用了中國國有部門提供的技術人才甚至管理人才,否則外商投資企業絕不可能在中國取得那樣多的利潤,中國也絕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資。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勁的地區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當地的私營企業取得了快速的經濟增長。而廣東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蘇的蘇南地區,除了外商投資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甚至國有企業帶動了工業和整個經濟的增長。這兩個地方鄉鎮企業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國有企業溢出的技術(通過聘請技術人員和其他方式),同時也靠當地國有銀行的信貸支持。
四、中國的私營企業也依賴于國有經濟
浙江的私營企業以溫州的家族小企業和臺州等地的規模較大的私營企業為代表。浙江私營企業的高速發展,離不開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
小型的私營家族企業一直是溫州經濟的主體。20世紀80年代,溫州經濟增長的支柱是發展日用品的制造和電器開關的制造;90年代,產品的技術含量有所升高,標志性的“拳頭產品”已經變為低檔的鞋和一美元一個的一次性打火機。這些產品的制造技術基本來自國營企業甚至是集體鄉鎮企業,或者是外商投資企業,但都是比較簡單的技術。靠著私營家族小企業克勤克儉、艱苦經營,溫州人有了較高的人均收入并積累了巨額資金。據可靠的估算,溫州的民間資金有3000億元。可進入21世紀,溫州的經濟增長率一度降為浙江全省最低,投資不振。溫州人的大量資金流向全國各地的房地產市場,還有許多投向山西煤礦。溫州人投資方向的轉變,暴露出溫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點。社會文化和倫理習俗必然導致他們自發地抵制英美式的現代股份制企業,而一直以家族為單位經營和運作資金,找不到私人自發投入足夠資金進行技術研發的途徑。
溫州發展目前面臨的問題是對私營企業的迷信造成的。沒有國有的技術研發、不搞國有經濟使溫州經濟喪失了發展后勁。如果由溫州政府主導技術研發,開發溫州產業升級的必要技術,并向私營企業擴散,則會帶動溫州經濟走上產業升級的健康發展之路。
浙江的另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地區――臺州,更顯示出國有部門的技術溢出對私營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臺州的私營企業規模比溫州大得多,生產的產品也更重型化。臺州最有名的產品是縫紉機和摩托車。有名的“飛躍縫紉機”最初源自上海的國有企業。私營摩托車企業也不例外。摩托車制造技術從國有企業“重慶嘉陵”開始,擴散到重慶的私營摩托車制造廠,再擴散到浙江臺州的私營企業。
不僅浙江的私營企業依靠國有經濟向其“溢出”技術、提供技術人才,全國的私營企業也都顯示出這樣的依賴關系。在東北,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不僅是當地經濟支柱,甚至也是東北城市中的私營企業賴以生存的支柱。據介紹,沈陽從事真空技術行業的從業人員已經有近萬人,幾乎全都在私營企業中就業。這些私營企業的技術骨干幾乎全都來自原來的國有企業和研究所,有些私營企業還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職員工經營。顯然,國有企業和研究單位成了私營企業技術知識和技術力量的來源。但尷尬的是,如此多的私營真空技術企業竟然不能培養出合格的新一代技術工人。沒有了國有企業,中國人的“人力資本”面臨著不能增加反而減少的威脅。
最近幾十年的事實證明,中國的私營企業并沒有克服其與生俱來的老毛病――無力研究、開發甚至率先引進現代的先進技術,無法有效地聚集足夠的資金來經營為整個社會所必要的巨型企業。要實現中國的經濟發展,必須依靠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
五、中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并不低
許多人認為發展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會降低經濟效率,這是完全錯誤的偏見。這個偏見主要是將“利潤低”與“效率低”混為一談。許多國有企業的人均利潤遠低于私營企業,但人均產出并不一定低于私營企業。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凈產值的內部分配比私營企業更偏向于企業員工。這種單純由于凈產值內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潤,并不能算做國有企業的無效率。即使只考慮對企業經營者的激勵,設計了適當激勵機制的國有企業也不一定比主要資金不是由經營者投入的那種私營企業利潤率低。
許多人相信國有企業沒有效率,是因為他們看到了20世紀90年代60%多的國有企業虧損的現象。但是這并不能證明國有企業沒有效率。全國工商聯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內破產,85%在10年內消亡。從這個角度看,20世紀90年代中期,那時的國有企業絕大部分運營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虧損率足以說明國有企業比私營企業有效率。
近三十多年中的國有企業中,則存在許許多多經營狀況在很長時期中一直良好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既有屬于壟斷行業的,也有屬于競爭性行業的。例如,鋼鐵行業中的寶鋼、鞍鋼和首鋼,新興的家用電器制造業中的安陽彩玻、大連華錄,以及謀求MBO之前的四川長虹,等等。
根據前面的分析,通常在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不能由一個人提供的領域內,國有企業的經營效率不低于私營企業。而在經營者一個人就能夠提供企業經營所需的資金的領域內,私營企業的經營效率應當高于國有企業。可是在中小企業有效率的典型行業――商業零售行業內,也有不少經營很有效率的國有企業。像北京市 “萬方”集團下的“福綏源”小副食店,還有大連的玉華商場和民勇商店。它們同為國有,同樣相當興旺。這些曾經欣欣向榮的小型國有商業企業展現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企業下級員工的積極性的重要性。
當然,要搞好國有企業,使國有企業真正發揮積極作用,政府就必須對國有企業實行有效的監管,使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們真正按照規則行事。當前特別要加強對國有企業經營者的監督,嚴格清查和懲處一切盜竊和侵占國有財產的腐敗犯罪行為,清除目前國有企業經營者中普遍存在的腐敗甚至侵占國有財產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