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新常態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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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然而，隨著2015年國內外形勢的不確定因素加強，我國的工業經濟增長仍然面臨較大的問題。
面對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穩中求勝”成為我國工業經濟發展的首要條件，國家應該在保持工業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制定政策以確保我國工業取得較大的改革突破。基于此，本文就新常態下工業經濟的運行特征與發展對策展開探討，以期為國家工業發展提供借鑒和參考。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深度調整期，我國的工業經濟整體處于工業結構高級化、工業增速下行的情況。
為了更好地促進工業經濟發展，在維持經濟穩定的基礎上突破傳統工業發展模式，國家要加強對新常態下工業經濟運行特征的分析，積極探索工業經濟發展的新對策。
一、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運行特征
1.工業經濟增速放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然而近些年來，我國工業經濟的增速卻明顯出現了下滑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當前工業企業的經濟增長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不過盡管工業經濟增速下滑，其總體趨勢仍然較為平穩。
2.產業結構升級加快
根據數據調查顯示，2014年，造成我國工業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電力、采礦業和燃氣等生產和供應產值的下滑，而這些重工業產業的下滑正是因為我國工業經濟目前正處在轉型的階段。當前，我國能源結構正在向更加節能環保的方向發展，城市中的燃氣設施日益完善，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也開始進入市場并飛速發展，這些都表明了我國工業產業結構的升級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對策探析
1.繼續刺激市場需求
首先，國家要在保證投資效益的基礎上，加大投資的力度，促進投資平穩較快發展。投資效益可以分為經濟效益和綜合效益，經濟效益僅僅體現了企業方面的成果，而綜合效益還涉及對社會長遠發展的綜合影響，關系我國的民生穩定和社會穩定問題。
目前我國還有許多地區存在產業不平衡的問題，這些地方的設備落后，工業經濟發展緩慢。所以，國家必須加大對民生項目的投資，同時還要把控好投資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資而產生經濟急速發展的不穩定現象。其次，國家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工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干預，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實現消費者的自由購買。
同時，國家還要改變土地的出讓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給，使房地產行業朝著積極健康的市場方向發展。最后，國家要制定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降低我國進口關稅，鼓勵國內的高新技術產品、高加工度產品進行出口貿易，鼓勵中間產品進口。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能夠為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機制，避免貿易爭端，從而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競爭力，促進工業經濟發展。
2.持續引導轉型升級
為了更好地促進新常態下工業經濟的發展，國家要持續引導工業產業的轉型升級。首先，國家要鼓勵工業企業創新。企業創新能給企業和國家經濟帶來巨大的活力，能夠迅速提高整個工業行業的技術水平，為工業轉型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
其次，國家要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企業的數量多少是決定一個國家工業結構是否先進的重要標準，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可以與其他產業產生乘數效應，加快工業經濟的整體發展步伐。
國家在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時不能僅僅專注于高端技術企業，而是更多的從要素結構升級的角度出發，主動承接跨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轉移，促進國內具有發展潛力的低、中端知識密集型產業取得發展。
最后，國家還要積極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努力將信息消費培養成市場新的經濟增長點，并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和發展。
3.改革體制機制，實現配置優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體制機制是影響其工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體制機制的優化能夠更好地促進工業煥發活力，催生更強的發展動力。對此，國家應該加快對工業經濟的體制改革，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首先，國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動國有企業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國企股權結構方面的優化，實現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優勢互補，促進雙方共贏發展，進而提高工業產業的經濟發展水平。
其次，國家要積極促進壟斷行業的改革，在工業行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同時一些壟斷行業的供給無法進一步保障，難以滿足市場需求。
對此，國家應該以宏觀調控為手段，將一些資源從產能過剩的行業轉移到供給不足的壟斷行業，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工業產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階段，國家應該積極發揮宏觀調控的力量來刺激市場需求，為工業產業轉型升級創造良好條件。同時，要改革工業發展體制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工業經濟內涵式增長。
第2篇
關鍵詞：經濟發展新常態；土地經營權流轉；思路調適
中圖分類號：F32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5）05-0048-06
我國經濟發展已進入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由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益型集約增長、由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的新常態。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必然表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征，既蘊含著非短期、非偶然、非臨時的新機遇，也面臨著突出的新矛盾、新問題、新挑戰，必然深入滲透和廣泛影響國民經濟的各領域、各部門，同樣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速度、規模、形式、流向等產生重要影響，并可能產生一些新的值得注意的傾向和問題。目前學術界對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基本情況和特征、土地流轉的意愿、參與土地流轉的行為和動因、土地流轉市場、土地流轉存在的問題和影響因素、土地流轉績效及土地經營權流轉與土地產權制度、糧食安全、勞動力轉移、適度規模經營、農民權益保護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然而，由于“經濟發展新常態”這一重要論斷提出的時間不長，目前學術界關于新常態下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新特征、新趨勢以及需要重視的問題，新常態下有序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新思路和政策舉措的研究成果還不多，而這方面研究無疑更具現實指導意義。
一、新常態下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新特征、新趨勢
關于土地經營權流轉的特征，許多學者經過研究認為：總體上表現出流轉速度加快、流轉類型多樣、流轉主體多元化、以短期流轉為主、由市場決定價格、租金支付方式多樣等特點。①郜亮亮借助全國6省1200戶在2000年和2009年兩輪農地流轉的追蹤調查數據，分析了中國農地流轉的4個特征：區域差異明顯、流轉多為口頭合同、流轉多發生在親屬之間、流轉合同期限不固定或較短。②截至2013年底，我國家庭承包耕地流轉總面積達34億畝，是2008年底的31倍，耕地流轉比率達到26%，比2008年提高了171個百分點。新常態下我國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的規模和速度呈加速趨勢，表現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顯著特征。
1.土地流轉由經濟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擴散式加快
許多研究表明，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區域差異十分明顯，經濟發達地區、城郊地區由于土地的區位價值高、市場需求大、勞動力非農就業比重高而比不發達地區、邊遠地區的土地流轉程度更高、規模更大。但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由于邊遠地區、不發達地區農業特色資源豐富、生態環境好、開發程度低、土地流轉價格較低等原因，外來或本地業主流轉農地進行規模化發展特色農業的現象大大增加，土地流轉速度明顯加快。以江蘇省為例，雖然仍是經濟發展水平最高的蘇南地區土地流轉比例最高，然而在2000―2012年期間蘇北地區的農地流轉年增長率（4621%）顯著大于蘇中地區（2939%）和蘇南地區（2108%），而且2008年后蘇北地區的農地流轉比例已經超過蘇中地區。③又如，四川省經濟不發達的巴中市2013年農村耕地流轉面積達4107萬畝，較上年增長106%，耕地流轉率達179%。同時，隨著新常態下新型城鎮化的持續發展和勞動力轉移，土地流轉的區域覆蓋面還會更廣。
2.土地流轉以出租為主的多種方式加快
過去土地流轉的方式比較單一，主要是轉包，新常態下土地流轉是出租、轉包、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多種方式并存，雖然轉包仍占很大比重，但出租已經超過轉包。四川省2014年土地流轉中出租占457%、轉包占370%、轉讓占47%、股份合作占48%、互換占27%。出租這種方式由2010年的384%提高到2014年的457%，已經替代以前的轉包位居第一位，這是由于出租這種方式比較簡單，交易成本低，利益關系比較直接，土地轉出方承擔的風險比較小。值得一提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目前雖不占主流，但在一些地方已經快速成長。四川省崇州通過“土地股份合作社+農業職業經理人+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經營模式，回答了大城市郊區能不能種糧、如何種糧的問題，短短3年多時間規模經營面積由101畝擴大到21萬畝，避免了規模經營中容易出現的非農化和非糧化問題。土地股份合作社與一般的土地流轉相比，內化了土地集中的成本，既保留了農民的土地承包權，又使農民通過租金、薪金、入股分紅等多種形式增加了農民收入，還推進了農業的規模經營，具有較強的生命力。
3.土地流轉向以大戶為主的多元化去向加快
過去土地流轉主要是發生在農戶之間、親戚之間的自發流轉，非正式流轉居多。近年來，龍頭企業、外來業主、科技創業人員、返鄉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流轉土地增多，土地流轉的受讓主體日益多元化。據統計，四川省2014年土地流轉流向農戶的占流轉總面積的516%、流向龍頭企業的占188%、流向農民合作社的占165%；與2010年相比，流向農戶的比重降低了75個百分點，流向專業合作社和企業的比重分別提高了61個和24個百分點。雖然土地流轉流向農戶的比重下降，但仍占一半以上居主導地位，流轉面積2014年則比2010年增加了327%。目前，四川省30畝以上種糧大戶增至13391戶、養殖大戶8532戶、家庭農場6267家。全國的情況則是，截至2014年6月，全國農村各類專業大戶達到317萬戶、家庭農場87萬個、農民合作社124萬家、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12萬家。
4.土地流轉區域開放性和主體開放性加快
過去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范圍窄、封閉性強，土地的租賃、承包、轉包基本局限在本社區內，受讓主體比較單一。在新常態下土地流轉的范圍已經大為拓展，跨區域突破了行政村界限；轉入土地的經營者已經不局限于本村農戶，外來業主、個體工商戶、龍頭企業增多，尤其是城市居民也加入到這個行業流轉農民土地。隨著農村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深化，各種阻礙土地流轉的制度性因素被破除，土地流轉的開放性會進一步增強，城里人到農村流轉土地的趨勢會增強。
5.土地流轉以價格攀升的方式加快
過去，農村土地流轉的支付水平不足以調動農戶出讓其承包土地使用權的意愿④，導致農地流轉的供給動力機制缺乏，即便是具有農地流轉的欲望也難以轉變成為現實的農地流轉行為。⑤但是，在新常態下，受農民財產意識增強、土地價值預期上升、工商資本流轉土地增多、政府規模偏好等影響，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價格在不斷攀升。一些地方兩三年內土地租金已經翻了一番，土地租金成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尤其是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的主要成本。從對四川種植業家庭農場的調查來看，土地租金占經營總成本的比重高達537%。與土地流轉價格過高相伴的另一種現象就是耕地閑置在一些邊遠地區仍然突出，這些地區農村外出勞動力多，農村老齡化、空心化問題嚴重，加之區位條件差、基礎設施薄弱、信息不靈，導致農民既無力耕種而又很少有外來業主來流轉土地的現象。
6.土地流轉向適度規模經營加快
近年來，土地流轉以家庭農場、種養大戶為主，流轉幾十畝地的適度規模經營發展較快。據調查統計，目前四川省在規模流轉中，流轉50―99畝土地的比重最大，增速最快，2014年比重達到231%，增速達到154%，表現出較強的生命力。我國人多地少，地貌類型多樣，并且許多地方土地細碎化、小塊化十分突出，集中連片幾千畝十分困難。在這種現實條件約束下，土地流轉的結果是多元化的適度規模經營的形成。
二、新常態下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機遇
及需要重視的問題1.新常態下土地經營權流轉面臨的機遇
第一，新型城鎮化持續發展為土地流轉不斷提供拉力。勞動力轉移和非農收入比例增加是農地流轉的主要動因，提供非農就業機會可以促進農地流轉市場的發育。⑥2014年我國城鎮化率達到5477%，但鄉村常住人口仍有6億多人，尤其是在目前城鎮常住人口75億中，還有2億多戶籍、土地均在農村的“農民工”，我國的城鎮化遠未完成。在經濟新常態下新型城鎮化將穩步推進，尤其是將人口的城鎮化擺在更為突出的位置，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速度將進一步加快，這必然為土地流轉不斷提供新的拉力。同時，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將在3―5年內完成確權頒證，農民土地財產權益未來受到侵害的可能性因物權保護強化而大為降低，具有穩定就業的外出務工農民可以更放心地流轉土地。
第二，農業農村巨大的投資潛力為土地流轉提供新的動力。農村不僅具有大量的資源尚未開發，并且還具有良好的景觀和生態環境。新常態下消費結構的升級，人們對優質、生態、安全農產品需求的提高和對自然、景觀、環境、休閑度假的更高追求，使農村的生態農業資源、生態環境優勢更為凸顯，必然為農業和農村發展帶來巨大的投資潛力。在此吸引下，不僅工商資本進入農村開發建設越來越多，而且市民下鄉成為新農人也越來越多。
第三，國家政策仍大力支持農業和農村發展為土地流轉提供良好的環境。經濟新常態下，盡管有許多過剩行業面臨調整轉型和政府投資減速，但農業和農村仍是國家的重點投資領域，將進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大力支持農村一、二、三產業互動融合，發展休閑農業、觀光農業和鄉村旅游業。另一方面，國家擴大“綠箱”支持政策實施規模和范圍、調整改進“黃箱”支持政策和更向主產區、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傾斜，將為土地流轉創造有利條件。
第四，可預期的改革為土地流轉提供新的制度基礎。近年來，土地產權不清、農村土地缺乏抵押擔保權能等制度因素嚴重阻礙了土地流轉。一旦這一關鍵性制度障礙被突破，將會擴大城市資本下鄉的規模，從而提升土地集中水平。已有研究表明，土地確權頒證可以提高農地承包經營權的安全性，農地使用權越明確越充分，土地供需雙方流轉土地后的預期收益越穩定，從而農地需求和供給的意愿也越高。⑦新常態下土地確權登記工作已全面展開、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制度逐步建立，集體資產股份化改革向前邁進，承包地、宅基地退出機制逐步推行，將使阻礙土地流轉和城鄉要素對流的制度因素被打破，從而為土地流轉迎來新的活力。
2.新常態下我國土地經營權流轉需重視的問題
對于土地流轉中存在的問題，目前學者研究總結出的問題主要有：不尊重農民意愿，損害農民利益；流轉程序不規范，市場機制缺乏；農地使用權流轉范圍狹窄，經濟發展好的地區比落后地區流轉規模高；土地產權不清；土地流轉市場放開后，可能帶來農民階層分化加劇的矛盾及新的土地合作組織監管的風險；土地流轉可能導致農地非農化、非糧化，危及糧食安全。在新常態這樣一個新時期、新階段，我國土地經營權流轉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強勢群體和工商資本介入與農民長期利益保護的挑戰。近年來，隨著土地流轉制度的不斷完善，以及企業交風險金、農民與業主直接交易、保底分紅、租金幾年一漲等讓農民有了多重選擇方式，農民利益得到維護，但是，在土地流轉過程中的預、被流轉現象仍然存在，有些工商資本經營不善“一走了之”的現象仍有發生。已有研究表明，多數企業的租地經營農業行為只是短期的投機行為，不僅對當前中國農業發展無多大益處，而且未來可能會使中國農業發展出現衰退。⑧經濟新常態下，傳統產業產能普遍過剩、銷售不暢，一些工商企業敏銳觀察到社會公眾對食品安全意識不斷增強，對農產品品質要求不斷提高所帶來的商機，進入農業和農村領域的勢頭增加。這些工商資本長時間、大規模直接租賃農地對農民的擠出效應明顯，經營不善的風險最后可能還是由農民承擔。同時，隨著阻礙城鄉要素流動的制度逐步被打破，城市各種強勢群體可能把農村土地資源作為爭奪的重點對象，這在給農民帶來先進要素的同時，如果控制不好，也將給農民長期利益保護形成激烈挑戰。
第二，片面追求流轉規模和速度的傾向。近年來我國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規模和速度不斷加快，但是在這一過程中，也存在一些非理性、非市場的傾向。有的地方盲目定指標、下任務，甚至把土地流轉列入目標考核以行政手段強迫農民流轉土地，盲目追求土地流轉的規模和速度；有的地方把土地流轉作為增加鄉村收入的手段，與民爭利；有的地方為追求現代農業產業基地集中連片的規模效應，在土地流轉中傾向于把土地轉租給企業經營而忽視本地適度規模的專業大戶的成長。
第三，近年來我國土地經營權流轉加快的同時，雖然非糧化、非農化傾向得到初步遏制，但隨著土地規模化流轉的比重提高，非糧化、非農化面積增大的風險可能越來越突出。經濟新常態下國內農產品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系日益緊密，在農產品生產成本上升與農產品價格“封頂”的“雙重擠壓”作用下，即便是工商資本、龍頭企業、外來業主，如果單純經營第一產業尤其是糧食生產，也難以獲得與二、三產業同等的平均利潤，而農地一旦轉為非農用途又具有很大的增值空間。資本的逐利性決定了工商資本、業主進入農業，非糧化、非農化的沖動始終存在，如果監管機制失靈，這種沖動將轉化為現實行為。
第四，土地流轉價格上漲要求與遵守土地流轉合同不夠的矛盾。近幾年來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價格在土地流轉速度加快和工商資本的助推下不斷攀升。未來土地流轉的價格還可能受已有價格剛性、當地習慣、農民對土地升值的預期、關鍵性制度因素突破帶來的城市資本下鄉規模擴大等影響而繼續上漲。土地流轉價格的上漲有利于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促進農民土地流轉，但是將進一步壓縮規模經營主體的收益空間，給糧食規模經營主體成長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形成明顯制約。土地轉入和轉出雙方通過簽訂土地流轉合同確定土地流轉價格、期限、用途、雙方的權利和義務等，有利于給土地流轉雙方提供長期穩定的預期。但是，土地流轉合同也限制了雙方隨意更改合同內容的靈活性。對于轉出土地的農戶來說，具有“想收回土地經營權隨時收回”“希望土地租金年年上漲”“不承擔經營者任何經營風險”的意愿和動機，因此并不希望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流轉合同，更意愿口頭承諾，給之后的土地流轉糾紛埋下了風險。即使是簽訂了土地流轉合同，有的合同還確定了租金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長，但是土地流轉租金的合同價格與市場價格不一致是普遍現象，一旦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十分明顯，不遵守合同的現象就時有發生。2013年全國農經部門受理土地流轉糾紛超過7萬件，呈逐年上升趨勢。
第五，土地利用短期化與環境質量的矛盾。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流轉土地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最大的產出價值，存在短期內利用土地價值的動機和行為。已有實踐表明，有些規模化業主對土地短期化利用的現象明顯，造成了土地屬性變化、耕地質量下降等問題，而這種變化還往往不可逆，一旦破壞要恢復十分困難。新常態下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的比重必將越來越高，土地短期化過度利用的問題將可能更為突出。另外，隨著規模化種養殖逐步成為主導模式，因糞便、薄膜、廢水、農藥殘留等造成的農村面源污染問題可能更為嚴峻，如何處理由規模化經營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是一個突出挑戰。
第六，基礎設施建設與土地變化的矛盾。土地規模化流轉后，為了發展規模化的特色產業，必然要打破原有的一家一戶承包地的界限進行統一土地整理和基礎設施建設，但田間道路、灌溉溝渠等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要占用土地流轉戶的承包地，而且還要占用未流轉農戶的承包地。今后農民的土地權屬更為明晰，占有農民承包地進行田間道路、灌溉溝渠等基礎設施建設越來越困難。同時，現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方式是以行政村組為單位的，與規模化種植的布局不相協調，土地規模化流轉后如何與基礎設施建設進行有效對接也是個突出問題。
三、新常態下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思路調適
適應新常態下土地經營權流轉的新特征、新趨勢，在推進土地流轉宏觀思路上必須要做適度的調適，才能使其更為有序和健康，為確保糧食安全、現代農業發展和農民增收服務。
1.必須更加注重以放活土地經營權為核心
30多年前，以為主的農村改革，使土地所有權與承包權經營權進行分離，實現了農業改革發展的第一次飛躍。30多年后穩定土地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推進土地承包權與經營權分置，是農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創新，是新一輪農村生產關系調整的核心。我國人多地少、勞動生產率低下和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的現實，決定了放活土地經營權，推進“三權分置”的特殊意義和作用。適應農地“三權分置”的新形勢，必須抓緊研究探索集體所有權、農戶承包權、土地經營權在土地流轉中的相互權利關系和具體實現形式，以放活土地經營權為突破口，創新土地經營權多種流轉方式，鼓勵承包農戶依法采取轉包、出租、互換、轉讓、入股等方式流轉土地經營權，尤其要支持農民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并以此為載體規模化流轉土地；必須深化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制度，建立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收益評估、登記辦證辦法及后續流轉制度，鼓勵金融機構參與土地經營權抵押貸款業務，積極探索建立抵押資產處置機制，完善風險分擔補償機制，保障土地經營權抵押擔保功能的完全實現。
2.必須更加注重以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業生產能力為前提
新常態下土地流轉規模將會繼續加大，非糧化、非農化及大規模流轉所帶來的土地利用短期化問題和對環境的破壞必須引起高度重視。非糧化會加大我國保障糧食安全的壓力，非農化會影響農產品有效供給，土地利用短期化一旦使土壤和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恢復將會十分漫長，嚴重影響到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當前，我國推進土地流轉不僅要顯著提高規模經營水平，還必須注意保障糧食安全、農產品有效供給和生態環境保護。在實踐中要強化土地流轉中的用途管制，增強剛性約束，嚴禁借土地流轉之名在流轉農用地上違規搞非農建設，嚴禁破壞、污染、圈占閑置耕地和損毀農田基礎設施，決不容忍在大規模土地流轉中對土地和生態環境的破壞。要結合土地流轉加強土地綜合整治，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民圍繞適度規模經營改造提升基本農田，繼續實施高標準農田建設工程，集中連片新建高標準基本農田。采取更為有力的監管手段，配套以環境治理措施，最大限度地遏制各種規模化經營主體破壞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生態環境的行為。
3.必須更加注重以適度規模經營為指向
我國人多地少，地形復雜，農業人口比重仍然較高，就業問題仍然突出。新常態下我國通過土地流轉實現規模經營應符合人多地少、地形多樣、土地零散等特點，充分考慮農村勞動力轉移程度、農業機械化和社會化服務水平，反映土地節約型、勞動節約型等不同農業類型。在實踐中要防止土地過度向工商資本大規模集中現象的進一步蔓延，鼓勵土地流轉在適度的規模經營范圍內獲得最佳的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要根據我國不同區域、不同地形地貌、不同種養業、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農業機械化水平等因素，研究確定不同區域適度規模經營的適宜區間，防止農業企業主導的求大求多的單一規模偏好傾向的不合理發展。調整部分地區對土地流轉補貼和政策支持按照以流轉主體流轉土地面積為依據的計算方式，重點支持在適度規模經營適宜區間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對于勞動力轉出多、區位條件較差、外來業主少的地區，應更加注重對本土化特征突出的適度規模農戶給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以提高適度規模經營的區域覆蓋面。
4.必須更加注重以保護農民利益為根本
土地經營權流轉是政府、企業、集體經濟組織、農戶之間的博弈行為，在這種博弈中農民也是理性經濟人，能夠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判斷。但是，由于農民自身認知水平的局限性、獲取信息的有限性、組織力量的單薄性、經濟實力的脆弱性，在強大的政府實力和資本實力面前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今后博弈關系將更為復雜，農民利益最容易受到損害。徹底實現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還有一個過程，家庭經營收入仍占重要地位，土地問題更涉及農民的切身利益，土地流轉的過程不能演變為對農民土地權益剝奪和排擠的過程。土地流轉必須要尊重農民意愿，強化其土地流轉的主體地位，沒有農戶的書面委托，農村基層組織無權以任何方式決定流轉農戶的承包地，更不能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名義，將整村整組農戶承包地集中對外招商經營。堅決防止定任務、下指標、將流轉面積和比例納入績效考核。支持農戶以土地經營權、資金等方式入股農民合作社，支持龍頭企業與農民合作社加強合作和聯合，推廣“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農戶”模式。
四、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經濟發展新常態必然對土地經營權流轉和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產生重要影響，總體上會呈加速流轉、加速形成適度規模經營之勢，但是新常態下土地經營權流轉需要高度重視強勢群體和工商資本介入對農民長期利益保護帶來的影響，片面追求土地流轉規模和速度的傾向，土地大規模流轉產生的非糧化、非農化風險，土地利用短期化與環境質量、基礎設施建設方式與土地變化的矛盾。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土地流轉的新趨勢，推進土地經營權流轉必須要更加注重以放活土地經營權為核心、以保障糧食安全和農業生產能力為前提、以適度規模經營為指向、以高度重視農民利益保護為根本。為此，提出以下幾點政策建議。
1.加快土地確權登記頒證
地權穩定有利于土地流轉。基于目前農民經營權已有相當部分流轉的現實，可在嚴格尊重農民自愿的前提下采取確權確股不確地的方式。針對有些地方農民承包地十分細碎、小塊化的情況，在農民自愿協商的基礎上可以把確權與承包地互換結合起來進行，經農戶協商互換承包地后再確權。為提高確權效率、降低確權成本，應統籌協調開展農村承包地、宅基地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三者聯動、多權同確、整體推進的方式。要建立農村產權數據庫和管理信息系統，實現土地承包與流轉管理網絡化、信息化。為保證“確實權、頒鐵證”的高質量，應加大財政對地方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補助力度。
2.加快健全土地經營權流轉市場
適應新常態下土地承包經營權加快流轉的新需要，必須進一步加強土地流轉市場建設。農村產權流轉市場的發展應突出公益性，鼓勵各地探索符合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實際需要的多種市場形式，培育和發展土地流轉各種市場中介組織。現階段應重點依托農村經營管理機構健全土地流轉服務平臺，完善縣鄉村三級服務和管理網絡，建立土地流轉監測制度，為流轉雙方提供信息、政策咨詢等服務。要加強土地流轉合同管理，引導承包農戶與流入方簽訂書面流轉合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機構要指導流轉雙方在充分自主協商的基礎上，依法建立合理的流轉關系和利益聯結機制。加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糾紛調解仲裁體系建設，妥善化解土地承包經營流轉糾紛。
3.加快培育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既有利于克服土地流轉的非糧化、非農化傾向，又能提高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水平，促進農民就業創業。應重點改變原有的偏向農業企業、偏向低效率普惠式小農戶的政策支持方式，今后的政策支持要更加注重精準導向，更多地向適度規模經營的家庭農場、種養大戶和專業合作社傾斜，對其流轉土地給予更直接的租金補貼等政策支持。加大對家庭農場、種養大戶、專業合作社建設生產性基礎設施的政策扶持力度，對其所需的糧食晾曬、大中型農業機械停放場（庫、棚）等項目所需設施農用地的用地指標適當放寬。鼓勵由地方整合的涉農資金建設的連片高標準農田優先流向家庭農場、專業大戶等規模經營農戶。鼓勵抵押方式多樣化，破解家庭農場、種養大戶、專業合作社的融資瓶頸。加大農業保險多元化力度，提高風險抵御能力。
4.強化對工商企業租賃農戶承包地的監管和風險防范
對工商企業流轉土地要建立健全資格審查、項目審核、風險保障金制度，對租地條件、經營范圍和違規處罰等作出規定；對工商企業長時間、大面積租賃農戶承包地要有明確的上限控制，對租賃土地企業的農業經營能力、土地用途和風險防范能力等定期開展監督檢查。同時，要支持和規范一批具有科學文化素質、掌握現代農業生產技能、具備一定經營管理能力，以農業生產、經營或服務作為主要職業，居住在城市的科技人才、企業家、城市居民、大學生、返鄉人員等成為新農人。
第3篇
當前，中國經濟正處在從“舊常態”向“新常態”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深度調整期，我國的工業經濟整體處于工業結構高級化、工業增速下行的情況。為了更好地促進工業經濟發展，在維持經濟穩定的基礎上突破傳統工業發展模式，國家要加強對新常態下工業經濟運行特征的分析，積極探索工業經濟發展的新對策。
一、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運行特征
1.工業經濟增速放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經濟一直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然而近些年來，我國工業經濟的增速卻明顯出現了下滑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當前工業企業的經濟增長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不過盡管工業經濟增速下滑，其總體趨勢仍然較為平穩。
2.產業結構升級加快
根據數據調查顯示，2014年，造成我國工業經濟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是電力、采礦業和燃氣等生產和供應產值的下滑，而這些重工業產業的下滑正是因為我國工業經濟目前正處在轉型的階段。當前，我國能源結構正在向更加節能環保的方向發展，城市中的燃氣設施日益完善，廢棄資源綜合利用業也開始進入市場并飛速發展，這些都表明了我國工業產業結構的升級速度正逐步加快。
二、新常態下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對策探析
1.繼續刺激市場需求
首先，國家要在保證投資效益的基礎上，加大投資的力度，促進投資平穩較快發展。投資效益可以分為經濟效益和綜合效益，經濟效益僅僅體現了企業方面的成果，而綜合效益還涉及對社會長遠發展的綜合影響，關系我國的民生穩定和社會穩定問題。目前我國還有許多地區存在產業不平衡的問題，這些地方的設備落后，工業經濟發展緩慢。所以，國家必須加大對民生項目的投資，同時還要把控好投資的步伐，避免因集中投資而產生經濟急速發展的不穩定現象。其次，國家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工業發展和資源配置上的作用，減少對房地產行業的干預，并且取消限房令等制度，實現消費者的自由購買。同時，國家還要改變土地的出讓方式，增加公共土地的供給，使房地產行業朝著積極健康的市場方向發展。最后，國家要制定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降低我國進口關稅，鼓勵國內的高新技術產品、高加工度產品進行出口貿易，鼓勵中間產品進口。積極的進出口貿易政策能夠為我國工業經濟的發展提供良好的保障機制，避免貿易爭端，從而提高我國工業企業競爭力，促進工業經濟發展。
2.持續引導轉型升級
為了更好地促進新常態下工業經濟的發展，國家要持續引導工業產業的轉型升級。首先，國家要鼓勵工業企業創新。企業創新能給企業和國家經濟帶來巨大的活力，能夠迅速提高整個工業行業的技術水平，為工業轉型奠定堅實的技術基礎。其次，國家要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知識密集型企業的數量多少是決定一個國家工業結構是否先進的重要標準，知識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可以與其他產業產生乘數效應，加快工業經濟的整體發展步伐。國家在發展知識密集型企業時不能僅僅專注于高端技術企業，而是更多的從要素結構升級的角度出發，主動承接跨國高新技術產業的轉移，促進國內具有發展潛力的低、中端知識密集型產業取得發展。最后，國家還要積極培育和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努力將信息消費培養成市場新的經濟增長點，并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和發展。
3.改革體制機制，實現配置優化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體制機制是影響其工業生產效率的重要因素，體制機制的優化能夠更好地促進工業煥發活力，催生更強的發展動力。對此，國家應該加快對工業經濟的體制改革，促進資源優化配置。首先，國家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快速推動國有企業在股份制、公司制和國企股權結構方面的優化，實現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的優勢互補，促進雙方共贏發展，進而提高工業產業的經濟發展水平。其次，國家要積極促進壟斷行業的改革，在工業行業發展過程中存在許多供給不足和產能過剩的問題，這些問題導致我國的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同時一些壟斷行業的供給無法進一步保障，難以滿足市場需求。對此，國家應該以宏觀調控為手段，將一些資源從產能過剩的行業轉移到供給不足的壟斷行業，以實現資源優化配置。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工業產業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階段，國家應該積極發揮宏觀調控的力量來刺激市場需求，為工業產業轉型升級創造良好條件。同時，要改革工業發展體制機制，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工業經濟內涵式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