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利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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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哈羅德―多馬模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

大多數國家的大多數家庭物質生活水平在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里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這都來源于收入的增加，這些家庭也消費更多的商品和勞務。我國2003年的GDP是1978年的32倍多，而且，人均GDP是1978年的24倍多。在任何一個既定的年份，我們都可以看到各國之間生活水平存在著巨大差別，1997年美國以人均收入28740美元名列全球第一，而尼日利亞人均收入僅為880美元――是美國的3%左右。是什么原因引起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這種收入差距？為什么會存在經濟增長？對此，長期以來不少經濟學家做出了畢生的貢獻，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理論模型，其中三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增長模型是哈羅德―多馬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米德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這三個模型基于不同的前提假設，對同一經濟現象――經濟增長，做出了不同的分析，提出了不同的實現增長的途徑，本文試圖對這三個模型進行分析、比較與綜合。

一、經濟增長理論概述

(一)哈羅德―多馬模型

把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獨立的、專門的研究領域，是從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多馬開始的。我們這里以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為代表。

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理論是建立在凱恩斯的國民收入均衡理論基礎上的，哈羅德在建立其增長模型時做了如下假設：

1.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這種產品既可以是消費品，也可以是投資品。

2.儲蓄傾向不變，所以邊際儲蓄傾向和平均儲蓄傾向是相等的。

3.資本―勞動比率固定不變，因而資本產量比率也不變，即原有資本的生產率必然等于新投入資本的生產率。

4.社會生產過程中只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且兩種要素之間不能相互替代。

5.技術狀態既定，不存在技術進步。

哈羅德在上述假設條件下將經濟增長抽象為三個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函數關系，第一個變量是經濟增長率，用G表示；第二個變量是儲蓄率，用s表示；第三個變量為資本―產出比率，用v表示。數學表達式為：G=s/v。從式中可以看出：一國的經濟增長率與該國的儲蓄率成正比，與該國的資本―產出比率成反比。

另外，哈羅德將經濟增長率分為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實際增長率就是社會實際達到的經濟增長率，值得注意的是，在一般情況下，實際增長率不能用哈羅德模型的基本公式來計算，這是因為實際經濟狀況并不滿足哈羅德的前提假設，比如儲蓄不等于投資。均衡增長率就是哈羅德提出的有保證的增長率。它所對應的是合意的儲蓄率和合意的資本―產出比率，因此，在實現均衡增長率的情況下，由于實現了充分就業的有效需求水平，且形成的生產能力得到充分利用，所以，就各年情況而言，產量或收入達到最大值時，社會上既無失業又無通貨膨脹。自然增長率是在人口和技術都不發生變動的情況下，社會所允許達到的最大增長率。哈羅德認為，當實際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發生偏差時，會導致經濟短期波動，而當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發生偏差時，則會導致經濟長期波動，而且一旦偏差發生，就有自我加強的趨勢。因此要實現實際增長率等于均衡增長率并等于自然增長率的長期均衡增長幾乎是不可能的，常被形象地稱為“刃鋒式”的經濟增長。

（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對哈羅德―多馬模型進行了修正，它放棄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中關于資本和勞動力不可替代及不存在技術進步的假設，重新提出了自己的前提條件，并在此條件下得出結論，建立了新的經濟增長模型。由于他們的理論具有凱恩斯以前的傳統經濟學的痕跡，因而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提出該模型基本公式的是英國經濟學家J?米德（James E.Meade）。米德在分析中首先提出了與哈羅德不同的假設：

1.社會只生產一種產品，可以是消費品，也可以是投資品。

2.生產中只使用勞動和資本兩種生產要素，且兩種要素可以相互替代，因此，資本―勞動比率是一個變化的量。

3.儲蓄總能轉化為投資，即I=S。

4.規模報酬不變，且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遞減。

根據以上假設，該模型從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出發，得出在技術水平不變的條件下，人均收入增長率（GY-GL）=（1-α）?（GK-GL），其中，GK-GL表示人均資本裝備率。所以，要使人均國民收入上升，就必須使資本增長率大于勞動力增長率。而在技術進步條件下，模型為（GY-GL）=（1-α）?（GK-GL）+λ，可見，與沒有技術進步時（λ=0）情況不同，若λ>0，則即使人均裝備率不變，人均收入也仍然增加。

另外，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中GK是資本的增長率，即GK=ΔK/K=I/K，由均衡條件I=S可以得到GK=s?δ，代入以上的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就可以得到在I=S均衡條件下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我們假定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權數α、儲蓄率s和勞動力增長率GL都是常數，因此，GY和GK都與δ有關，于是分別對δ求導后可以得知：GK隨δ變動的速度大于GY隨δ變動的速度。所以，對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來說，如果由于某種原因，使得GK和GY發生偏離，都不會長期維持，都會自動回到GK=GY的均衡水平，并且GY的大小取決于GL（長久在模型中，GL是既定的）的水平。

（三）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

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是由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卡爾多和意大利經濟學家帕西內蒂等人提出的。它的特點在于把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結合在一起。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假設條件是：

1.資本產量比率或者是資本生產率固定不變，也即資本―勞動比率固定不變。

2.儲蓄等于投資。

3.資本家和工人階級的平均儲蓄傾向都為常數，但資本家的平均儲蓄傾向大于工人階級的平均儲蓄傾向。

由收入或經濟增長率的定義公式出發，就可以推導出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為：G=δ?[π/Y（Sπ-SW）+SW]，其中，δ為資本生產率，π代表資本家的收入，Sπ代表資本家的平均儲蓄傾向，SW代表工人階級的平均儲蓄傾向。因為，δ、Sπ和SW都是常數，所以G只隨著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即π/Y，變化而變化，因此，新劍橋經濟學家們認為，可以采用調整資本家或工人階級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份額的辦法來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二、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對于哈羅德―多馬模型，它運用動態均衡的分析方法考察了實現穩定狀態下均衡增長的條件以及均衡值的大小。它將經濟增長率分為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并考察了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認為若實際增長率大于均衡增長率，就會由于投資大于儲蓄（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而導致通貨膨脹，而當實際增長率小于均衡增長率時，又會由于投資不足，生產能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導致有效需求不足而社會上存在失業。并且一旦實際增長率與均衡增長率稍有偏差，這種差距將變得越來越大。對于自然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認為當均衡增長率小于自然增長率時，會由于勞動力過多，而工資低廉，生產的擴大將不受限制，最終導致社會經濟出現“長期興奮”狀態，當均衡增長率大于自然增長率時，會由于生產受到勞動力不足或者技術水平的限制而出現長期停滯的趨勢。因此，按照哈羅德―多馬模型的要求，只有當實際增長率、均衡增長率和自然增長率相一致時，經濟才能穩定增長。但是，由于決定三種經濟增長率的因素各不相同，三種增長率一致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因此，哈羅德提出的長期的穩定的增長，實際上是一種不可能實現的增長。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引入了古典經濟學的經典假設：薩伊定律、儲蓄永遠等于投資和工資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生產力，利息取決于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必然得出社會不會出現失業與通貨膨脹，也即不會出現哈羅德的實際增長率偏離均衡增長率的情況，而且，由于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假設勞動和資本是可以完全相互替代的，所以，要實現經濟的穩定增長（GK=GY），只要調整資本與勞動的配合比率或者說是勞動――資本比率就可以了。我們假設GY> GK，即Y的增長大于K的增長，于是δ=Y/K會增大，這時，GK和GY都會增大，但是本文前面已經提到，GK的增大速度會大于GY，因此，最終GK=GY。這也就解決了哈羅德―多馬的“刃鋒式”問題。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的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本身也是很難實現，而且在現實中，資本和勞動也只是有條件的替代，并不能完全替代。

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反對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關于勞動和資本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設，而從儲蓄率入手，強調的是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系。假如實際增長率大于自然增長率的話，在資本產量比率固定不變的條件下，可以減少利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從而降低儲蓄率（因為資本家的儲蓄傾向要大于工人階級的儲蓄傾向，而減少利潤的份額，即等于降低了資本家儲蓄率在社會總儲蓄率中的權重，進而導致總儲蓄率的下降），最終實現實際增長率等于自然增長率的穩定的經濟增長狀態。顯然，儲蓄率的調整是通過改變利潤或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比重的辦法來實現的，可是在現實經濟環境中，要改變利潤和工資的相對份額，必然會受到某個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并不可能像模型中所描述的那樣輕松容易。

三、三種經濟增長理論的“分析、比較與綜合”

盡管各派經濟增長理論各執一詞、意見相左，但其實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某種內在的互補性。首先，就前提假設來看，哈羅德―多馬模型是假設儲蓄率和資本――勞動比率都不可變，因此，我們可以稱它為儲蓄率和資本――勞動比率不可變的模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是假設儲蓄率是既定的，資本――勞動比率可以變動，通過市場自身調節來改變資本――勞動比率，以便與任一給定的儲蓄率相結合，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因此，我們可以稱其為資本――勞動比率可變的模型；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則是假定儲蓄率可以變動，而資本――勞動比率不可以改變，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儲蓄率可變的模型。

實際上，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都可以說是對哈羅德―多馬模型的修正和補充，通過數學處理，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的基本公式都可以最終化為G=s/v或者是G= s?δ的形式，而只是模型所描述的實現經濟增長的途徑不同而已。對于已經實現了的長期的穩定的增長，哈羅德經濟增長模型要求實際增長率等于均衡增長率等于自然增長率，而米德經濟增長模型則只要求GK=GY，并且它們的增長水平由GL決定，其實，這兩個模型所描述的情況是一樣的（見表一），這時的經濟增長速度都是人口的增長速度。

所不同的是在發生偏離之后，當哈羅德的實際增長率與均衡增長率發生偏離，經濟中就會出現“累積性”投資不足或投資過度，從而導致各年收入變化產生連鎖反應，使得實際增長率與均衡增長率差別越來越大。而米德則認為這種偏離是不會出現的，在他看來，實際增長率和均衡增長率實際上是一個東西（基于他的古典經濟學的假設）。而當哈羅德的均衡增長率與自然增長率偏離時，或者說是米德的GY偏離了GL時，哈羅德認為要么出現長期停滯，要么出現長期興奮，而米德則認為即使不用政府干預也可以自動（市場的力量）恢復到人口增長決定的增長率水平。所以說米德經濟增長模型描述了一條比哈羅德增長模型寬得多的經濟增長途徑。而新劍橋提出通過儲蓄率來實現穩定增長，如上文所說由于必然受到某個階級的阻撓，所以并不如米德的通過市場調整資本-勞動比率那樣容易，因此，我們可以說對于實現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哈羅德-多馬模型難于新劍橋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

綜上所述，雖然各種經濟增長理論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或缺陷，但各種經濟增長理論都對經濟增長這一“總使經濟學者著迷和神往的問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貢獻。哈羅德-多馬模型雖然提出的是一種“刃鋒式”增長途徑，但它為我們實現長期穩定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參照，新古典和新劍橋模型分別從資本-勞動比率和儲蓄率為我們展示了實現經濟增長的不同的方法。除此之外，其它的經濟增長理論，如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經濟成長階段理論以及索洛中性技術理論等等，也都從不同的角度對經濟增長做了科學的分析。因此，如果本著“分析、比較與綜合”的態度和方法，把各派的經濟增長理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必然會得到一個更加完整和全面的經濟增長理論，從而避免盲目排斥或者盲目追捧某一理論而陷于困惑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第三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格里高利?曼昆,宏觀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第2篇

【關鍵詞】互聯網經濟；工商管理；必要性分析

一、前言

互聯網經濟已經發展滲透到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并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部分。在互聯網經濟增長環境下，企業能大大節約人力、物力的投入，減少人工銷售的環節，進而，使得企業利潤得到較大幅度的提升。同時，互聯網經濟也能給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極大的便利。在經濟發展形勢利好的情形下，工商管理作為企業與執法部門之間的協調部門，則更應積極的發揮其效用。

二、工商管理的必要性分析

（一）設定企業進入市場的準入條件

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穩定需要秩序維系，而維持秩序的前提是設立統一的市場準入機制，阻擋不合格商品進入市場。工商管理作為市場的監督、查處部門，能夠有效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維護市場經濟發展秩序。我國不斷完善工商管理準入機制，企業、個體工商戶必須到工商管理部門進行登記注冊，才能獲得營業許可和審批資格，以此保障市場經濟發展的質量。并且，工商管理部門在監管過程中，還會對企業、商戶進行培訓，使其能夠在互聯網經濟市場中，創造出更大價值。在新興的互聯網經濟增長環境下，工商管理為企業進入市場設定準入條件，有效促進市場準入制度規范化，更好地保障市場經濟穩定發展，減少企業之間的不合理競爭行為，促進了市場公平競爭。同時，工商管理部門對市場經營主體進行合理的監督，嚴格審批準入準則，有利于構建開放型經濟體制，使企業能夠參與高水平的國際競爭。因此，設立工商管理是確定市場準入的首要條件。

（二）正確引導市場體系完善

工商管理部門以其自身的監管職能，在互聯網經濟增長的環境下，對市場體系的完善起到了極大的引導作用，并推動經濟的發展。一是工商管理在互聯網經濟發展中能夠促進資源合理配置。我國具有地域遼闊，資源分布不均衡的發展特點，在資源利用時，常常出現資源短缺、資源浪費等問題。但通過工商管理部門的引導，使大部分市場資源得到了合理分配與利用，一些重要稀缺資源，也開始被引導流向高效率經濟部門，對資源實際運行效率有很大提升作用。二是工商管理在互聯網經濟發展中能推動宏觀調控政策落實。由于市場調節具有盲目性與滯后性的缺點，不具備全面引導能力。而工商管理部門本身具有信息來源渠道廣泛的優勢，可以獲取到其它市場主體和管理部門不能直接獲得的重要信息。再加上其自身職能作用，工商管理部門能夠引導企業明確國家宏觀調控目標，并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制定相應方案，從而落實宏觀調控政策。三是工商管理在互聯網經濟發展中能引導企業改革和轉型。企業改革與轉型是提升企業社會價值，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但是在當前互聯網經濟環境下，企業的改革與轉型艱難。工商管理在企業發展轉型中，可以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對危害企業發展的因素要予以限制，使企業能集中力量進行轉型升級工作。另外，工商管理部門還會對企業內部的人事管理、技能研發和成本管理等進行監督核查。引導企業改革與轉型，使其更加適應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環境。

（三）合理監管市場經濟秩序

在互聯網經濟發展、自由貿易主導下，雖然設立了市場準入條件作為約束，但仍有不良企業在市場中進行非法操作。而工商管理部門最重要的職責，就是監督審查企業的市場行為，監管市場秩序，維系穩定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其中工商管理的最主要的監管范圍包括三方面。首先是打擊虛假廣告與宣傳。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環境下，企業往往夸大宣傳，影響正常的交易競爭。工商管理部門通過發揮其監管作用，對虛假宣傳的企業進行處罰，保證經濟局面的穩定。2016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下屬的廣告監督管理司，查處虛假廣告宣傳案件共計362起，有效打擊了企業的虛假廣告與宣傳行為，對凈化市場環境，維持市場秩序起到了關鍵作用。其次是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當前由于不良企業進入市場，導致產品質量出現參差不齊現象，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工商管理部門通過規范企業和個體商家的經營行為，嚴格審核與把控商品質量，控制商品流通環節，查處假冒偽劣產品。尤其在食品安全領域和公共服務領域，工商管理部門更是嚴格審查，并大力度的懲罰侵權主體，保證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最后是反壟斷、反不正當競爭。互聯網經濟發展的環境下，企業具有自由發展的特征，但過度的自由發展空間，往往會造成行業中不正當競爭和壟斷現象出現，制約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針對這些經濟現象，工商管理部門通過打擊各種擾亂市場秩序的經營行為和價格壟斷行為，實現了市場價格平衡。維系正常的市場交易秩序，激發互聯網經濟發展優勢與潛力。

第3篇

關鍵詞：集約邊際 貿易擴張 經濟增長 消費福利

引言

貿易作為一個完整的生產過程四大環節中交換環節的重要內容，它不僅制約著交換效率的提高，也直接影響到居民最終對貿易商品和服務的消費福利感知，同時還影響到下一階段生產過程是否順利進行。而國際貿易的產生和發展更是關系到貿易國居民消費福利和經濟增長等方面的問題，當前針對國際貿易為何增長、貿易增長對貿易國經濟的影響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發揮各國比較優勢制定適當的貿易政策來促進貿易增長等問題，國內外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沒有取得一致共識，Irving B. Kravis （1970）認為一國內部因素是經濟增長主要推動要素，而對外貿易作為外部因素只能刺激經濟增長。但D.H. Robertson和R. Nurkse分別在20世紀30、50年代指出國際貿易已經成為一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盡管現有的關于貿易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并沒有取得共識，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貿易尤其是國際貿易對制約貿易國居民對商品和服務消費的福利這方面的研究更缺乏共識。鑒于此，本文不僅是在新的國際貿易背景下對貿易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量化分析，更為重要是嘗試給出國際貿易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影響的直接經驗證據。

文獻述評

現有的相關文獻在分析貿易擴張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時，基本上從貿易廣度擴張、價格擴張及數量擴張三個層面進行解析。其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貿易廣度擴張也即是貿易的集約邊際擴張對經濟增長及國民福利的影響。

（一）貿易擴張與經濟增長

現有的關于貿易擴張和經濟增長關系的代表性文獻更多的體現在國外研究層面。Armington（1969）通過構建貿易理論模型對貿易擴張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其認為經濟體系規模的擴張會導致對外貿易的擴張，如果貿易商品或服務的同質程度較高，那么就會導致貿易商品或服務價格下降，就此意義而言經濟體系迅速擴張一般會導致貿易狀況的惡化。但在實際經濟增長和貿易擴張實踐進程中，這一關系并沒有得到顯著驗證，其中一個可能關鍵原因在于經濟增長會擴充貿易商品或服務的廣度，會增加更多的可貿易新型商品或服務進而導致貿易進一步擴張（Gagnon，2004）。同時這一結論也得到Krugman（1989）的研究支持。Ghosh，Ostry（1994）；Bleaney，Greenaway（2002）通過對貿易擴張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研究揭示，貿易擴張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通過貿易擴張導致出口商品或服務多樣化，而貿易產品多樣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經濟增長。其研究進一步指出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可以實現貿易增長的穩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弱國外市場需求擾動的沖擊，最終促進經濟穩定增長。Hauman，Rodrik（2003）研究認為，貿易擴張導致的貿易商品或服務種類的擴張，進而形成貿易商品的規模經濟效應并降低貿易商品或服務成本，最終實現經濟穩定增長（Marin，1992）。Heiko，Hesse（2008）通過構建實證分析框架認為，貿易集約邊際擴張與一國經濟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以上代表性文獻顯示，一國對外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貿易商品或服務同質性所造成的價格下降而導致的經濟增長不利影響，因此我們給出第一個研究假設H1：在其他條件既定情況下，貿易集約邊際擴張與我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

（二）貿易擴張與居民消費

綜合現有的關于貿易和居民消費福利之間關系的研究文獻，我們發現對于二者之間直接關系的研究較少。徐璐（2010）對我國居民消費和對外貿易之間關系進行實證檢驗，其研究認為，我國居民人均消費與進出口貿易之間存在正向相關關系，并討論了改變消費理念和消費環境對于促進我國對外貿易擴張的意義。趙應宗（2000）研究認為對外貿易擴張進程中消費品進口的擴張會導致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的擴張，進而導致對外貿易乘數的擴大（趙應宗，2001）。林永生、張生玲（2006）通過考察我國1991-2005年間對外貿易和居民消費實際數據并進行實證分析，其研究認為增加進口會導致國內消費水平的提高，樣本期內消費品進口增加1個百分點，國內居民消費水平就會上升0.7左右的百分點。胡延平（2009）結合二元經濟特征對我國國際貿易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其研究認為以進出口為代表的國際貿易波動是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不可忽視的誘因，而進口對居民消費尤其是農業居民消費波動的影響要小于同等條件下出口對居民消費波動的影響，而對于城鎮居民消費而言，進口波動對其影響更為顯著。劉德學、陳必偉等（2011）通過構建計量實證模型對我國居民消費結構與國家貿易之間關系進行探討，其研究表明出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國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與此對應的是進口促進我國城鎮居民消費的升級，但國際貿易對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影響并不顯著。基于已有的關于貿易擴張和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研究文獻，可以看出二者關系存在但并不顯著。因此，給出本文第二個研究假設H2：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存在直接性影響。但是這種影響性質需要下文中的經驗驗證。同時，既有的諸多關于經濟增長與居民消費之間關系的研究顯示，居民消費與經濟增長存在緊密關聯，而由上文關于貿易擴張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研究文獻可以看出，貿易擴張與經濟增長之間同樣存在緊密關聯。基于這種內生邏輯傳導路徑，給出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命題H3：貿易集約邊際擴張通過影響經濟增長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影響存在并且顯著。

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及變量選取的經濟學解釋

結合本文的研究思想，為了更好的捕捉貿易集約邊際擴張與經濟增長及居民消費福利波動之間的關系，延續一般相關實證研究選取C.Cobb-P.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作為基本分析框架，并結合本文實際研究需要對其進行合理擴展。C.Cobb-P.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基本形式為：

（1）

在（1）式基礎上，我們對其兩端同時取對數可得一般線性模型形式，如下：

Ln（Y）=Ln（A）+a1*Ln（x1）+a2*Ln（x2） （2）

其中，Y為產出要素，x1和x2為投入要素，A、a1、a2分別為正常數，并且滿足0

則可以得出該生產函數也是a1+a2次齊次函數，也即是說對于任意非0常數λ，若a1+a2=1，則投入要素對于產出要素而言具有規模不變性態，同時該模型也刻畫了非嚴格凹函數的生產特性；若a1+a21，則投入要素對于產出要素而言具有規模遞增性態，此時生產函數刻畫的生產特性既不是凹函數也不是凸函數。由此可見，采取C.Cobb-P.Douglas生產函數模型可以避免先驗決定投入要素對產出要素影響性態而造成主觀性偏誤。

在理論模型設定的基礎上，依據已有的相關研究文獻和變量自身的經濟學意義對本文變量進行篩選和解釋。首先，結合已有研究文獻定義貿易集約邊際擴張（Intensive Expansion）一國出口商品或服務的總體規模和數量的增加（龔向明，2012）。由此，本文選取我國出口商品或服務總量的增長率（EXIE）表征我國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因素；其次，繼承已有研究，選取我國GDP增長率（g）表征我國經濟增長因素；最后，針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因素，還選取城鎮和農村家庭消費性支出（CS）來反映我國居民實際消費狀況，在此基礎上，我們利用Hodrick-Prescott濾波分別得出居民消費循環項（CSC）和趨勢項（CST），并依據公式：得出我國居民消費缺口量，其實質就是我國居民消費支出圍繞消費支出趨勢（CST）上下波動序列，也即是本文用于反映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因素的變量。同時，根據經典計量經濟學相關理論，為了避免遺漏變量所導致的可能擬合偏誤，我們結合已有相關研究對相關變量進行控制。控制變量有：政府支出增長率（RGE）、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RDI）及通貨膨脹（CPI）。

（二）本文經驗論證模型設定的經濟學分析

在上文理論模型分析的基礎上，結合本文的研究假設H1，在基本理論模型（2）的基礎上我們給出假設H1的線性經驗論證模型：

Ln（gt）=c3+α1*Ln（EXIEt）+α2*Ln（RGEt）+α3*Ln（RDIt）+α4*Ln（CPIt）+μt （3）

可知模型（3）捕捉的是在控制其他因素情況下，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對經濟增長的直接影響性態。同樣，結合本文研究假設H2，我們給出假設H2的線性經驗論證模型：

Ln（GaCSt）=c4+β1*Ln（EXIEt）+β2*Ln（gt）+β3*Ln（RGEt）+β4*Ln（RDLt）+β5*Ln（CPIt）+μt （4）

在基本假設H1和H2得到經驗論證的基礎上，我們結合其論證模型（3）和（4）可知，將（3）式中Ln（gt）代入到經驗論證模型（4）中即可得到本文第三個研究假設H3的經驗表達式，也即是我國貿易集約邊際擴張通過對經濟增長影響而最終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影響的性態。

在本文具體經驗論證模型設定的基礎上，進一步給出貿易集約邊際擴張、經濟增長對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影響的比較靜態分析框架。首先，給出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直接影響的比較靜態等式（5）和（6）： （5）

（6）

在此基礎上，給出貿易集約邊際擴張通過經濟增長因素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間接影響的比較靜態等式（7）和（8） ： （7）

（8）

最后，結合我國經濟運行實際和數據的可獲得性，本文選取2001-2013年度期間變量數據，同時為了增加樣本觀測容量選取的數據頻率為季度數據。本文數據均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和EPS全球統計數據庫。

實證分析

（一） 基本單變量統計分析和相關檢驗

單變量的基本統計描述分析作為實證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變量序列的基本統計分布規律，更重要的是通過合理的基本統計分析可以避免變量序列中可能存在的異常值對擬合結果的干擾。基于此，文章對原始變量序列的單變量分析如表1。表1顯示，除去政府財政支出增長率分布呈現尖峰厚尾的金融時間序列分布特征外，其余變量均呈現近似正態分布性態。同時，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缺口在樣本期內呈現出了顯著的波動性狀，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幅度較大，我國居民消費并不穩定。而對應實際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率和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呈現穩健上升的性狀，而政府支出增長率也表現出較為顯著的波動上升態勢，其增加的幅度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和貿易集約邊際擴張的速度。整體來看，變量序列并不存在異常值，其變量序列分布具有良好的經驗分析性狀。

承接上文單變量分析，結合本文變量序列具有時間序列特征，我們有必要對變量序列平穩性進行檢驗，借以避免非平穩序列回歸產生的經驗分析偏誤。則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2。表2單位根檢驗進程中，我們不僅給出當前檢驗功效最強的DF-GLS單位根檢驗結果，同時也給出左單側檢驗PP單位根檢驗結果進行對照。表格還分別給出兩種單位根檢驗tau值和Z（t）值，及其對應的5%置信水平上閥值。由表2檢驗結果來看，除去ln（CPI）在10%的顯著水平上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外，其余變量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也即是說本文變量序列至少在10%的顯著水平不能拒絕變量序列為平穩序列的假設。

（二）經驗擬合分析

承接上文分析，我們對本文經驗論證模型（3）和（4）進行擬合回歸，同時為了對目標回歸結果的穩健性進行分析，文章繼承已有相關文獻中穩健性回歸的檢驗方法，對模型（3）和（4）進行穩健性檢驗回歸，選取樣本期間內2004-2013年間樣本進行擬合檢驗，借以捕捉擬合結果穩健性。鑒于此，文章將目標擬合和穩健性檢驗回歸結果同時摘錄到表3。

表3中經驗擬合結果表明，貿易集約邊際擴張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但在控制經濟增長因素的情形下，貿易集約邊際擴張與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波動呈現顯著負向相關關系，直接經驗分析顯示貿易集約邊際每擴張1個百分點，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就會降低1.02個百分點，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出口為代表的貿易集約邊際擴張有利于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穩定。同樣經濟增長因素與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存在顯著負向相關關系，表明經濟增長有利于抑制我國居民消費的波動進而促進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提高。同時，政府財政支出因素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因素與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呈現正向相關關系，表明了財政支出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不利于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穩定，但財政支出和可支配收入對居民消費福利影響程度小于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和經濟增長對其的影響程度。在直接經驗分析的基礎上，我們結合上文比較靜態分析等式進一步對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因素對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直接和間接影響進行比較靜態分析。則我們將直接經驗分析結果分別代入到比較靜態等式（5）、（6）、（7）和（8）中整理為 ： （9）

（10）

（11）

（12）

由（9）和（10）比較靜態等式可以看出，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對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的邊際影響主要受到集約邊際因素的影響，如果當期貿易集約邊際呈現擴張現狀，那么其對居民消費福利波動邊際影響為負并呈現非穩態的上升性態，表明出口集約邊際擴張有利于抑制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從而穩定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狀態；反之，如果當期我國貿易集約邊際呈現收縮狀況，那么其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邊際影響呈現正向助推作用，并且這種影響呈現持續上升的非穩態趨勢，表明出口收縮表征貿易集約邊際因素不利于確保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穩定。進而結合（11）和（12）比較靜態等式可以看出，貿易集約邊際因素通過經濟增長因素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的間接影響呈現出與直接影響同質的性態，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而言這種間接影響的程度略大于其直接影響的程度，也就是說，當我國貿易集約邊際收縮時，如果考慮到對經濟增長影響情形下這種貿易集約邊際收縮更進一步的加劇了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反之，當貿易集約邊際擴張時，如果考慮到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那么這種擴張會更有利于穩定居民消費福利狀態。而貿易集約邊際因素對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的直接和間接邊際影響趨勢同樣呈現非穩態上升性狀，同時這種非穩態的上升性狀也受到政府財政支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等因素的制約。

研究結論與啟示

在合理擴展C.Cobb-P.Douglas函數模型基礎上，文章系統地構建了貿易集約邊際擴張和經濟增長因素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影響的比較靜態分析框架。直接實證分析和比較靜態分析結論顯示，以出口規模為代表的我國貿易集約邊際的擴張有利于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穩定，與之對應是貿易集約邊際的收縮在一定程度上加劇我國居民消費福利的波動。而在考慮經濟增長因素情形下，這種貿易集約邊際的收縮或擴張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的影響更為顯著并且同質，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因素會深化我國貿易集約邊際波動對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的影響。而經濟增長因素本身對我國居民消費福利波動的影響與貿易集約邊際因素對居民消費福利波動影響呈現同質性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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