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的法律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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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中圖分類號：D923；F83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2-0197-02
一、我國民間借貸的基本要素分析
（一）民間借貸的概念
1.一般認為，民間借貸是與正規借貸相區別，二者形成相互對應關系的概念。其特點是不受國家金融監管機制約束，官方數據不統計，法律不給予主動保護，是一種特殊的不正規的金融活動。很多學者稱之為地下金融。通說認為，民間借貸是指處在國家正規金融體系之外，自然人、企業及其他組織等非金融機構主體實施讓渡貨幣價值、取得本息償付，同時少有法律規制、法律保障的融資行為。
2.民間借貸是民間融資的重要手段。它的運作方式是資金借貸方把自有閑置資金作為其資金來源，采用合同方式將這部分資金借貸給資金需求方，資金需求方向借貸方支付約定利息享有資金的使用權，資金供給方承擔金融違約風險。
（二）民間借貸的特征
一是具有廣泛參與主體，包括個人、企業等社會主體。二是具有廣泛資金來源，主體廣泛性直接導致產生資金來源廣泛性的特征。三是具有靈活借貸方式，主要采用現金交易方式。四是具有多樣化借貸形式，包括傳統的企業集資、民間放貸、私人錢莊借貸，以及新興的會所借貸、互聯網借貸等形式。五是金額持續增大。六是具有長期借貸期限。七是具有市場化利率，主要是根據市場變化制定利率，往往同比高于銀行，甚至有時會出現高利貸現象。八操作性很強且簡單方便。
二、我國民間借貸需要進行法律規制的原因解析
民間借貸雖然比正規金融占有地緣、血緣和人緣等方面的優勢，但是由于民間借貸主要是依靠個人信譽和道德規范的約束，缺乏法律規制，導致民間債權債務糾紛大量出現。
1.民間借貸缺乏法律保障。我國目前尚未出臺專門成文法明確民間借貸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一旦發生糾紛，民間借貸行為很難得到法律保護。
2.民間借貸當事人法律意識和證據觀念不強。出借人往往因顧及情面不好意思索取必要的證據，糾紛產生時，出借人因證據不足很難得到法院的支持追回欠款。其次出借人對《擔保法》、《物權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學習不夠，不會保護自身權益極易受到損害。
3.盲目追求高額利息回報是民間借貸危機形成的內在原因。出借人的逐利心理和小微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面臨的資金困難成就了民間借貸。需求造就市場的同時，也成為專業放貸人和民間借貸訴訟大量出現的直接原因。
4.誠信缺失是造成民間借貸糾紛多發的社會原因，加強我國公民誠信體系建設刻不容緩。部分借貸主體道德滑坡，把樸素的“有借有還，再借不難”的基本準則拋棄了，“欠錢是大爺”的歪理卻成了這部分人的信條，這是民間借貸糾紛大量產生的重要原因。
三、我國民間借貸法律規制的建議和對策
（一）承認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將其納入正規金融管理系統
民間借貸自古產生并存在至今是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的。民間借貸利用血親地緣關系，依靠親屬、朋友和鄉親鄰里等社會關系，以簡便快捷的辦理特點，解決中小企業和個體業者、農戶的融資難題，彌補正規金融的不足。同時，民間借貸還具有合法性特征。只有承認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將其納入正規金融管理系統，在法律的規制下運行，才能有效防控和打擊地下錢莊等非法金融活動。
（二）制定完善民間借貸法律法規，使法律規制有法可依
關于民間借貸，在我國的《民法通則》、《物權法》、《合同法》、《刑法》及相關的司法解釋當中有一些規定，但過于粗放分散。筆者認為，必須制定民間金融借貸專門法，以法律的形式確立民間借貸的地位、運行規則、利率、資金來源、借貸人的資金用途、放貸人的索債方式、規制方法及懲罰措施等，切實保護正當民間借貸行為，打擊非法借貸。重點從以下5個方面進行細化和完善，構建民間借貸法律規制框架。
1.降低民間借貸主體的準入標準，實行分類監管。2015年 9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最高法院《規定》）明確了民間借貸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及其相互之間進行資金融通的行為。這意味著企業之間為了生產、經營需要簽訂的資金拆借行為是合法的，司法應當予以保護。但對生產經營型企業從事經常性放貸業務，擾亂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監管紊亂的行為作了否定性規定。
筆者認為，對于較小數額（如一萬元以下）的借貸行為，可以不納入規制范圍。法律應對以發放貸款賺取利息為主業的放貸人進行準入規范，明確規定自有資金最低數額和主體審查方式，確定其主體資格。商業放貨主體在設立上應區別于一般公司，不適用現行的注冊資本認繳登記制度，嚴格按照實繳登記原則核準。同時應對商業放貸人進行嚴格資格審查。排除有不良社會記錄的人員從事高風險的民間借貸業務。
2.確定合理的民間借貸利率水平，使借貸雙方互利共贏，讓放貸人更加積極讓渡自有資金使用權。借貸雙方從各自角度爭取最大利益是無可厚非的。那么利率標準怎樣確定才算合理，法律界是有爭議的。筆者認為，只有本著互利共贏這個市場經濟基本價值準則，才能讓民間借貸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否則只能最終兩敗俱傷。最高法院《規定》中對民間借貸利率作了三個區間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利率未超過年利率24%，出借人有權請求借款人按照約定的利率支付利息，但如果約定利率超過年利率36%，則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應當被認定無效，借款人有權請求出借人返還已支付的超過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介于年利率24%至36%之間的利息，也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但如果借款人已經償還了這部分利息，之后又反悔要求退還，法院同樣會駁回。這個規定對利率的認定不再用四倍的模糊標準，便于操作，有其合理性一面。但筆者認為，本規定的利率仍然未脫離“四倍”利率限制，應當把36%作為一個分水嶺，36%（含36%）以下均應包含在法律保護范圍之內，利率高于36%的借貸應確定為高利貸，高利貸從民事角度應視為不當得利，出借人所得超過36%利率部分的利息應當返還借款人。對于利率高于36%且因乘人之危造成借款人企業破產、家破人亡等惡劣社會后果或嚴重社會影響的應該追究出借人放貸罪刑事責任。只要利率未超出年利率的36%，同時借款合同不違公共利益和善良風俗，那么約定的利率和利息就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理由是，近幾年民間借貸的利率隨著國家金融財政政策的收緊而逆勢上揚，通常利率遠超年利率24%的限度。借貸雙方通常采取預先扣息、訂立陰陽合同等方式來規避法律。這一現象首先說明了借鑒四倍利率設定的新標準仍然未反映出現實要求，因此，應對現行利率規定進行適當的修改，以適應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改革的進程。
3.嚴格審查放貸人的資金來源，禁止擾亂國家金融秩序行為。對于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問題，筆者認為，規定放貸的資金必須是自有資金是完全必要的，有利于更好地維護金融安全。民間借貸畢竟是國家正規金融的補充，是發揮脫離國家金融機構監管散落在民間資金作用的一種方式。雖然民間借貸手續簡便，但多數存在無抵押等低級管理的特點，如果允許放貸人吸收存款負債融資極易發生損害存款人利益的行為。另外，把從國家金融機構所貸款項轉貸他人謀利的行為會嚴重擾亂國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因此，筆者認為，民間借貸的資金必須是自有資金這道紅線不能越，除非放貸人具備了注冊正規金融企業標準。
4.強化對非法民間借貸的刑事責任追究。為規范我國的民間借貸行為，可借鑒其他國家的立法經驗，盡快將涉及民間借貸的嚴重違法行為入罪。例如，將超過規定放貸利率的行為設定為超利率放貸罪；將通過黑社會組織等非法手段逼貸、要貸的行為設定為非法逼貸、要貸罪；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惡意借貸，數額較大期滿不還或跑路的設為非法借貸罪。同時，明確民間借貸罪與非罪的界限，對于違法的民間借貸行為進行嚴厲打擊的同時，對于合法的民間借貸應予以法律支持和保護，如明確劃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與正當民間借貸的界線，保護民間借貸的正常運轉和放貸人正常的融資行為。
5.以書面形式明確民間借貸合同的權利義務關系。按照《合同法》民間借貸應為要式合同、實踐合同，但也可以是不要式合同。由于民間借貸客體與國家金融秩序的聯系緊密，應該從嚴規定借貸合同的形式，故而，民間借貸合同應該以要式合同為一般。本人認為對于金額在1萬元以上的民間借貸應明確規定為要式合同，這是從減少矛盾的產生，保持社會穩定的角度考慮的。同時，大部分的借貸行為發生于親緣和熟人社會中，以口頭形式訂立合同就已具有很強的可靠性，所以不要式合同可以作為補充，體現出了民間借貸形式的靈活性。對于不要式借貸合同在數額上應限定在1萬元以下為宜。
（三）加強對民間借貸的政府監管
建立民間私人借貸登記管理制度，同時強化交易行為的政府監管。加強網絡建設，構建完善的社會誠實信用體系。正確區分民間私人借貸與非法集資、金融詐騙等犯罪行為，建立健康的民間借貸秩序，進一步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參考文獻：
[1] 戴建志.民間借貸法律實務[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2] 田光偉.金融監管中的市場約束機制研究[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
第2篇
[論文關鍵詞]民間借貸利率；法律規制；建議
一、紹興市民間借貸利率的概況
民間借貸活動在紹興地區廣泛存在，當地的居民和中小企業經常通過民間借貸來滿足短期的融資需求。紹興市的民間借貸利率的水平差異很大，具有較大的浮動幅度。根據當地民間借貸利率的總體水平可分為三類：無利率或者低利率借貸、中等利率借貸和高利率借貸。其中，無利率或者低利率借貸在傳統民間借貸中比較常見，而當前紹興地區的民間借貸利率水平，則以中等利率為主，一般比金融機構的貸款利率要高出一部分乃至數倍，甚至出現高利率的借貸。
在這次調查中，總共發放了600份調查問卷，最后收回的有效問卷為536份，在536個有效受訪者中，有農民、個體戶、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職工等，其中有民間借貸經歷的有455人，占到總人數的85%。而在455位具有民間借貸經歷的受訪者中，有利率的有420人，占比為92%，無利率的受訪者有35人，僅占8%。并且對于節余現金的投資，有超過1/3比例的受訪者會將資金投入到民間借貸市場。從數據可以反映出紹興地區的民間借貸活動非常活躍，參與十分廣泛。
二、紹興市民間借貸利率的主要特征
（一）民間借貸利率的市場調節性
民間借貸屬于非正規金融體系，具有非正規金融屬性，一般不受國家和政府的監管。因此，民間借貸利率具有市場調節性特征，即民間借貸市場中的借貸不是由政府規定的，而是由民間借貸市場根據資金的供需來調節利率的，具體表現了民間借貸市場中的資本供應與需求情況，同時也反映了市場的定價規則。“市場調節性”是民間借貸利率的本質和要求。然而，市場在調節民間借貸利率時，存在兩個障礙，一是民間借貸市場的市場化程度不高；二是國家設定了民間借貸利率的嚴格上限。民間借貸市場在借貸信用上具有固有的基礎，在借貸風險的防范上也具有內控優勢，這提供了民間借貸發展的前提和空間，同時也產生了借貸市場的缺陷，導致借貸市場具有區域上的分割性與資本供給上的壟斷性等市場缺陷，實質就在于民間借貸沒有實現高度的市場化。資本具有稀缺性的特點，民間借貸信息的披露又不充分，這使得資本的供方容易獲得壟斷地位。
（二）民間借貸利率的浮動靈活性
盡管民間借貸的利率是由市場來進行調節的，但是借貸利率的浮動范圍較大。一般來說，民間借貸利率都是借貸雙方約定的結果，具有意思自治的特點，雙方可以約定沒有利息，也可以約定有利息；可以約定中低利率的利息，也可以約定高利率的利息，甚至是高利貸，只是過高的利率不被法律保護而已。可見，民間借貸利率的浮動范圍相當大。同時，民間借貸利率也具有靈活性的特點。借貸雙方之間這個月可以約定這個利率，下個月又可能換成另一個利率，具有不固定性，也就是民間借貸利率的浮動很靈活。根據調查的數據顯示，在紹興地區的有效受訪者中，不約定民間借貸年利率的有22人，占到總數的4%，約定利率的則占到96%，其中大多數集中在年利率為8%～16%之間，有6%的受訪者約定的借貸利率在24%以上。從數據可以體現紹興地區民間借貸的利率范圍從0-24%以上都有，普遍高于同期的銀行存款利率，也反映出民間借貸利率具有浮動靈活的特征。
（三）民間借貸利率的法律風險性
民間借貸利率還具有法律上的風險。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了《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的案件若干意見》，其中的第六條規定了在民間借貸市場中約定的借貸利率可高于銀行利率，各地區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地實際具體掌握，但是最高利率不能超過銀行貸款利率四倍，若超出，則超出的部分不予保護。根據調查數據發現，紹興當地的年利率普遍高于銀行同期的存款利率，一般維持在8%以上，其中以8%到16%的最多，占到62%的比重。仍然有5%的受訪者的利率在24%以上。當借款人給予比銀行利息高幾倍的利率時，還是有達到56%比例的受訪者會借給他，反映出民間借貸中的貸方追求利益且注重高利率，這就存在很大的風險，尤其是超過24%以上的利率，超過規定的利息將得不到法院的支持。法律上的風險更體現在當地借貸糾紛案件的發生頻繁上，有效受訪者中有177位與他人發生過民間借貸的糾紛，占到總數的33%。
三、紹興市民間借貸利率所存在的問題
（一）“高利貸”的頻發擾亂了金融秩序和社會穩定
紹興地區的民間借貸利率普遍較高，逐利性也較明顯，因此，當地存在一些非法的“高利貸”放貸人，他們通過事先約定高利率或者預先扣息等方式進行高利率的放貸，高利貸的發生較為頻繁。當高利貸雙方發生借貸糾紛時，借方往往處于弱勢地位，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證據來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少數放貸人當不能通過合法的方式獲得高額利息時，往往就會通過暴力手段或者借助黑社會勢力來取得利息。此外，民間中小企業的經濟基礎較為脆弱，國家的保障措施也不夠完善，因此，民間借貸是民營中小企業的重要融資渠道。然而，民間的“高利貸”過度增加了民營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破壞了民間資本正常的運行秩序和信用機制，導致大量的民間資本遠離了實體經濟。同時，民間的“高利貸”行為逐步演化為各種非法的金融活動，引發了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和非法經營等犯罪行為，甚至是涉黑犯罪行為。綜上所述，“高利貸”的頻發嚴重擾亂了我國金融的正常秩序與社會的穩定。
（二）法定的“四倍紅線”忽視了民間借貸的人格化特征
國家有關法律與司法解釋規定了民間借貸市場中的最高借貸利率不能超過銀行貸款利率的四倍，這就是所謂的“四倍紅線”。民間借貸的利率對市場具有過濾的功能。民間借貸的發生主要以親緣和地緣特征為基礎，借貸雙方的交易信息往往是對稱的，一些民間借貸還依靠人際關系而取得隱性擔保，借貸主體是親朋好友或由中間人介紹的參與者。為了親友的利益以及個人的信譽，借款方即使在不能還款之時也不會為逃避債務而逃跑并隱匿，這在客觀上降低了民間借貸的風險。因此，民間借貸的人格化特征較為明顯，而正規金融機構的借貸主要把支付能力、經營方式等作為審查對象，兩者存在很大區別，這也是民間借貸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基礎。民間借貸具有人格化的基礎，在很多情況下通過借貸利率高低來體現風險的控制，“四倍紅線”無疑成為民間借貸發展的障礙之一，民間借貸的短期、快速和靈活的特征也不能發揮。
四、對民間借貸利率法律規制的建議
（一）推動民間借貸利率的市場化
利率的市場化是大勢所趨的，是社會與經濟的必然發展結果。央行行長周小川曾經提出了五點理由：一是利率的市場化能夠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二是利率的市場化體現了正規的金融機構在競爭的金融市場具有自主的定價權；三是利率的市場化使得金融機構的客戶具有自主的選擇權；四是利率的市場化反映了各種各樣的金融類產品的供求關系，也反映了中小企業對風險的控制；五是利率的市場化是國家宏觀調控的需要。當正規金融的借貸利率向市場化推進時，更加應該大力推進民間借貸利率的市場化。民間借貸是我國金融市場的組成部分，具有十分重要的補充作用，國家和政府必須糾正原來對民間借貸的負面評價并且充分認識到民間借貸對金融市場發展的補充作用。同時，民間借貸市場具有自由性，市場的供需決定與調節了借貸利率的高低，應對民間借貸的高利率現象進行實證上的分析和研究，而不是否定這個現象的存在，并且通過科學合理的方式將其納入到法治化發展的軌道，使其健康發展。
（二）設立不同類型的利率動態管理機制
對民間借貸的利率進行動態管制，就要求人民法院能夠根據不同的個案進行分別的具體分析，不能死板地適用現存的法律。尤其是要充分且綜合地考察借貸雙方的借貸目的、背景和用途等來認定合法、合理的利率范圍。例如，德國的法律就沒有通過具體法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率范圍。德國的法院往往適用《德國民法典》的“違背社會的善良風俗的行為無效”條款和“暴力性條款”來對民間的高利貸進行規制。英國、西班牙和瑞士等國家也采取相似的立法形式。此外，法國、荷蘭等國則采取的是折衷方式，建立在一定限制基礎上的動態化管理機制。比如：荷蘭就規定了民間借貸的利率上限處在不斷的調整之中，并根據不同的期限、不同的種類來設置借貸合同的利率上限，國家的國會每六個月可公布一次并可進行調整，而法國則規定了由法院通過使用自由的裁量權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民間借貸利率的上限。以上各國的經驗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三）建立民間借貸利率的備案與監測制度
民間借貸利率需要進行備案，也需要政府對其進行監測。建立備案與檢測制度可以對民間借貸的信息不對稱進行一定程度的解決，使得民間借貸的利率能夠陽光化發展，而且有利于對市場利率的變化情況進行及時的掌握，以便及時采取相應的有效措施來防范金融市場的利率風險。對此，浙江省溫州市已經先行一步，開始了相關方面的實踐。溫州市政府已于2012年3月頒布了《關于開展民間借貸的登記服務中心的實施意見》，同年4月，溫州市的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成立并開業。該服務中心主要進行民間借貸雙方資金供求情況的登記和，并且嚴格審核借方的資產、信用狀況和借款的用途，安排借貸雙方進行洽談和聯系各種社會機構，最終撮合借貸雙方達成交易，并進行備案和登記。民間借貸的登記服務中心通過人民政府的引導，在民間借貸市場中進行運作，不僅能及時地了解、掌握民間借貸資金的需求與動向，有利于對民間的金融風險進行防范與化解，促進民間借貸活動公開和規范的發展，而且能夠緩解個人、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以及發揮當地的民間活躍資本的優勢。該登記服務中心的試點取得的成果值得紹興市借鑒， 但是該成果必須得到進一步的總結，逐步完善登記服務中心，使其為民間借貸市場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第3篇
論文關鍵詞 民間借貸 風險 公證
一、民間借貸的含義和主要法律特征
（一）含義
所謂民間借貸是指相對于金融機構借貸來說的，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法人之間、自然人與其它組織之間，依照約定進行資金借貸的一種民事行為。
（二）主要法律特征
第一，民間借貸是一種民事法律行為。借貸雙方通過簽訂書面借貸協議或達成口頭協議形成特定的債權債務關系，從而產生相應的權利和義務。
第二，民間借貸是一種合約行為。民間借貸是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合約行為，借貸雙方是否形成借貸關系以及借貸數額、借貸標的、借貸期限等取決于借貸雙方的書面或口頭協議。只要協議內容合法，都是允許的，受到法律的保護。
第三，民間借貸關系成立的前提是借貸物的實際支付。借貸雙方間是否形成借貸關系，除對借款標的、數額、償還期限等內容意思表示一致外，還要求出借人將貨幣或其他有價證券交付給借款人，這樣借貸關系才算正式成立。《合同法》第210條：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
二、民間借貸活躍的原因
（一）理論原因
依據凱恩斯主義貨幣理論，民間借貸屬于貨幣的投資需求。貨幣投機需求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貨幣投機需求難以預測。因為人們出于投機動機而產生的貨幣需求，注重的是貨幣的流動性，但人們的流動性偏好隨著他們對未來情況所估計的變化而變化，并且各人對未來的估計也不盡相同，甚至大相徑庭。這種心理現象是變化莫測的，加上市場行情的變化影響，導致貨幣投機需求變幻莫測，難以預測。
第二，貨幣主要作為財富貯藏的手段。凱恩斯從繁雜的經濟現象中抽象出一種簡單的經濟假設：經濟體系中只有兩種金融資產，即貨幣和債券。他認為由于貨幣的特征，使其不僅具備極好的流動性可執行交換媒介的職能，還具有積累性，充當貯藏手段。一般來說，持有貨幣的目的首先是使自己的資產價值至少得到保存，然后才進行投機，盡力使其增值，對于不確定的未來，保存貨幣本身就會帶來靈活升值。所以，貨幣投機需求強調的是貨幣作為貯藏手段的職能。
第三，對利率極為敏感。出于投機動機而在手中保持貨幣量的多少，主要取決于利率的高低，并對利率的變動極為敏感，現行利率的微小變動都會引起人們預測的變更，從而引起貨幣投機需求的較大變動。
第四，是現行利率的遞減函數。這是因為現行利率越高，未來下降的可能性越大，到那時債券價格就會上升，因此人們寧愿在目前購入債券而不愿手持貨幣，并且現行利率越高，手持貨幣的機會成本就越大，人們就會盡力壓縮手持貨幣量。所以，利率越高，貨幣的投機需求越小；反之，利率越低，貨幣的投機需求越大。
（二）實際原因
第一，社會傳統的淵源。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強的家族血緣意識，加上親朋好友之間互相了解，交易成本低，從而為民間借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第二，盈利思想的引動。從經濟利益角度考慮，民間借貸可以獲得比在金融機構存款高得多的收益。放貸者既能較快獲取暴利，又能逃避工商、稅收等部門的監督，這是其存在并迅速發展的根本動力。
第三，信貸政策的影響。因國家宏觀調控的影響，銀根緊縮，銀行貸款難度增加，尤其是房地產企業資金供需矛盾較為突出。
第四，資金供求的失衡。資金作為經濟持續發展的戰略性資源，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處于短缺狀態，并且長期以來資金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處，導致了民間借貸的快速膨脹。
第五，手續簡便的驅動。而我國民間借貸手續簡便、操作靈活、方便快捷與銀行信貸相比，是一種更為有效的融資方式。
第六，金融監管的薄弱。一方面民間借貸又大都十分隱蔽；另一方面，有關民間借貸管理尚無明確的規定，令基層銀監部門監管無章可循。
三、民間借貸風險的新特點
隨著民間借貸主體、地域范圍和借貸規模的擴大，特別是中介組織的出現，民間借貸呈現出與以往明顯不同的特點，其隱藏的風險點也開始增。主要體現在如下四個方面：
（一）借貸范圍擴大、利率過高
2011年，民間借貸規模繼續擴張。中國人民銀行7月15日公告稱，據初步統計，2011年上半年社會融資規模為7.76萬億元。2011年以來，受銀行信貸緊縮政策的影響，中國民間借貸市場供需兩旺，借貸利率平均年利率超過20%，根據中國人民銀行的檢測數據，鄂爾多斯的民間借貸利率一般在月息3%，最高可達4%-5%。
（二）民間借貸的不規范行為導致的操作性風險
主要包括：（1）借據書寫規范無法成為法院判案的證據；（2）抵押物不規范，無法有效保全債權；（3）大額現金交易為“洗錢”提供隱瞞、掩飾犯罪收益的機會。
（三）變相轉借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導致的轉移性風險
目前，民間借貸的資金來源已發生明顯變化，自然人、企業法人、上市公司、商業銀行等都參與其中，根據上市公司公布的半年報等材料，截至2011年8月31日，有64家上市公司涉及委托貸款業務，貸款總計170億元，其中大多流向中小制造企業和房地產企業。商業銀行主要通過承接委托貸款，開展表外業務，部分資金直接或間接流向民間借貸市場。
（四）盲目追逐投資熱點導致的市場風險
由于民間借貸成本較高，其貸款投向大都集中在高風險行業（如房地產行業、礦產業），以獲得高額回報，這種盲目追逐投資熱點的行為容易引發市場風險。
四、公證制度介入民間借貸的合法性和必要性
（一）法律依據
目前我國在一些部門法或是行政規章從不同角度分別對民間融資進行了調整，使其有法可依。具體來看，《民法通則》第九十條規定“合法的借貸關系受法律保護”，這一規定確定了只要出借人與借款人在實施訂立、變更和終止借貸行為時，在形式和內容上符合法律規定，國家就對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予以法律保護；《合同法》第211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的規定”；1991年7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規定：“公民之間的借貨糾紛，公民與法人之間的借貸糾紛以及公民與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糾紛，應作為借貸案件受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法釋（99）第3號]規定：“公民與非金融企業（以下簡稱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真實即可認定有效”；國務院于二〇一〇年五月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13號]提出“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金融服務領域”，并明確“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此外，司法部《關于辦理民間借貸合同公證的意見》中明確規定，為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活動，公證機關可以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政策和當事人的要求，辦理民間借貸合同公證；《關于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執行有關問題的聯合通知》明確規定“公證機關賦予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的范圍包括有借款合同、借用合同、無財產擔保的租賃合同…各種借據、欠單”。
（二）公證對民間借貸風險的防范有著積極的作用
1.公證在民間借貸風險中具有審查預防的作用：第一，公證對民間借貸債權發生前具有審查的作用，民間借貸債權關系發生之前，公證機關就要介入借貸雙方，對其具有法律效應的合同等進行審查和完善，嚴格把關；一方面，要對出借人的資金來源是否做好審查，另一方面，要對借款人的個人信息的真實性進行審查。第二，公證在民間借貸債權發生中具有審查作用，公證主要對民間借貸合同內容合法性進行審查。
2.公證在防范民間借貸債權風險中具有重要的法律作用。公證可以為借貸雙方實現一定的證據效力，為民間借貸關系中相關的法律行為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證據，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出借人債權風險；同時也保障了借款人的利益。
3.公證在民間借貸債權風險中具有保護各方利益的作用。在公證的作用下，當事人的行為順利納入法律的監督之下，在法律的約束下，當事人的行為得到了強有力的制約和規范，有效減少了當事人信息的虛假性，提高了民間借貸債權關系的可靠性，這樣不僅降低了風險；同時，國家的金融秩序也得到了良好的維護。
（三）運用公證法律手段規范和引導民間借貸行為是公證機構發揮職能作用的有效體現
民間借貸行為，因為處在政策及律法監管的真空地帶，且相當一部分當事人金融知識、法律知識匱乏，自我維權方式也不恰當，導致有關民間借貸產生的糾紛時有發生，如不及時疏導，極易使矛盾激化，影響社會和諧穩定。而通過公證的方式，一方面可以通過法律手段對民間融資借貸行為進行規范、引導，消除非法民間借貸的負面作用，使其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另一方面可以發揮公證普及法律知識，宣傳社會主義法制，維護社會秩序的積極作用。
五、辦理民間借貸公證應注意的問題
在民間借貸具體公證實務中，公證員需盡到勤勉謹慎的審查義務，并著重注意以下方面的問題：
（一）注意審查借貸雙方當事人的主體資格
民間借貸發生在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非金融企業之間。除小額貸款公司以外的企業之間不得進行借貸業務。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自然人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屬于民間借貸，只要不屬于該批復中列舉的四種無效行為即應認定有效。因此，民間借貸的當事人是自然人與非金融企業。對于企業之間借貸合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規定：“企業借貸合同違反有關金融法規，屬無效合同。”中國人民銀行頒布的《貸款通則》第61條規定：“企業之間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對企業間借貸問題的答復（銀條法[1998]13號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第四條的規定，禁止非金融機構經營金融業務。借貸屬于金融業務，因此非金融機構的企業之間不得相互借貸。
（二）注意審查關于借款利率的約定條款
《合同法》第211條：“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約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限制借款利率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的第6條規定：“民間借貸的利息可適當高于銀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護。”
（三）注意審查民間借貸合同中利息、罰息、違約金并存問題
在借款合同約定利息、罰息條款并存或是利息和違約金條款并存均不矛盾。罰息和違約金均屬承擔違約責任的一種方式，罰息實質上是違約責任承擔的一種方式。《合同法》第207條規定：“借款人未按照約定的期限返還借款的，應當按照約定或者國家有關規定支付逾期利息。筆者認為可以同時約定并計算罰息和違約金，因為兩者實質上都是違約金，對于二者相加的違約金數額，不管是高是低，若當事人沒有提出調整的，尊重當事人合同意思自治原則。
（四）有關公證告知書和談話筆錄制作問題
1.民間借貸可能涉及中的非法集資罪、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高利轉貸罪、洗錢罪，我們應將《刑法》中有關這四個罪名的法律規定，和相關解釋以及與民間借貸資金進出的聯系和可能的法律風險，以特別告知的方式進行告知說明，并在談話筆錄中進行詢問，由當事人自查自我約束自我保證的方式進行處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