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律思想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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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法律院系的課程設置受多種復雜因素的影響：

第一，從法律教育的性質和目標上看，如果是大學普通教育，那么除了法律專門課程以外，法律院系還要開設相當分量的人文科學，甚至自然科學方面的課程；而在法律職業訓練中，則幾乎是提供“純粹”的法律課目。在前者情形中，由于專業的不同（如公法、私法或法學、經濟法等），課程的門類及其內容的深淺也會相應地有所不同。

第二，就法律專門課程來講，課程設置是以現實的部門法體系和法學學科體系為基本依據的，它們最終決定著法律教學內容的置廢和變化。但課程體系并不簡單地等同于部門法體系和法學體系。因為有的課程不可能包括法學體系中的全部大小分科；而有的課程則可能會兼跨幾個法學分支學科。 此外，在教學實踐中，還要綜合考慮不同的教育層次和培養目標之間的協調關系以及教學的時間安排等因素。

第三，一般來說，法律課程的設置是以本國現行的法律或法學為主導的，同時考慮歷史的和國外的法律理論和實踐方面的因素。這既包括部門法方面的課目，也包括一般性較強或縱橫跨度較大的課目（如法理學、法律史、國際法等）。

第四，各法律院系之間，由于教師的結構或學術傳統方面的差異對課程的設置或教學質量也會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目前高等法律院系的課程設置是以國家教委規定的教學計劃為指導，分別結合各院系的實際情況制定出來的。下面以中國政法大學的教學計劃為例，來對其課程設置略作考察。 該計劃要求學生在4年中必須修滿196學分方可畢業。 其中，課堂教學179分，其他部分（包括社會實踐、畢業學習、畢業論文）17分。必修課與選修課的比例是7∶3.全部課程由政治理論課（20）分、文化基礎課（31分）、法律基礎課和法律主干課（兩類共83分）三部分構成。

法學專業四年的必修課程安排如下。

第一年中國革命史政治經濟學形式邏輯漢語外語（一年）體育（一年）法理學中國憲法法學論著導讀中國法制史外國法制史

第二年哲學國際政治外語（一年）體育（一年）計算機基礎民法（一年）經濟法概論中國刑法刑訴法民訴法

第三年商法國際私法行政法行政訴訟法國際公法證據刑事偵查物證技術經濟管理

第四年律師制度勞改法犯罪學法醫學

選修課比較集中地在第二、三年中開設。非專業方面的有，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政治學、行政管理、國際關系史、政治學經典著作選讀、當代西方哲學思潮、現代科學技術概論、應用數學等。法律專業選修課有中國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現代西方法理學、比較法、立法學、外國憲法、外國刑法、外國刑訴法、外國民訴法、港臺法律制度、羅馬法、合同法、財稅法、金融法、海商法、環境保護法、會計、審計、自然資源法、產品責任法、房地產、國際投資法、外貿管制法、國家賠償法、知識產權法、犯罪心理學、仲裁、公證和調解、法律文書、司法統計、法律文獻檢索等。

法學類其他專業開設的政治理論課和文化基礎課與法學專業相同； 而且主要的法律課程，如法理學、憲法、刑法、民法、訴訟法、國際法等也基本一致，僅個別課目的學時較法學專業略有縮減。它們之間的主要區別是將側重于各自專業的一類課程設為必修。如經濟法專業就將公司法、合同法、投資法、勞動法、財稅法、知識產權法等列為必修，而這些課目作為單獨的課程在法學專業中僅作選修。其他的法學專業（如國際法、國際經濟法等）課程的情況亦同此類。

（五）教學方法

法律院系采用的最主要的教學方法與大陸法系國家的教學方法沒有什么差別。它們都是由擔任某一門課程講授任務的教師在課堂上向學生系統講授該門課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識，即所謂的講授法。課堂講授的主要依據通常是在講授該課時所用的教材。

講授法是大陸法系國家傳統的法律教學方法。一方面，制定法作為主要的法律淵源，客觀上決定了在教學中必須對法律規則中的抽象概念和原理加以闡釋和分類；另外，注釋法學家在研究和傳播羅馬法活動中發展起來的一整套分析與綜合的經院主義方法為教學中進行講授提供了一個傳統。 這種教學“不在于提供解決問題的技術，而在于對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教導。法律教學所要求的內容并不是對實際情況的分析而是對法律組成部分的分析”。 相反，在美國的法學院里，教學方法卻采取了相當具體的實用主義態度，即普遍推行的“判例教學法”（case method）。 與制定法和判例法的優劣對比情形相類似，講授法自身無法避免的缺陷也正是判例教學法的優勢所在，反之亦然。

從中國近年來對法律教育改革的部分討論中看，有人提出在教學中應廣泛推行判例教學法，以改變教學中存在的重理論而輕實踐，或者理論脫離實際需要的被動狀態。然而，中國目前并不存在判例法制度，因而也就無法從根本上為法律院系實行判例教學法提供現實基礎。盡管在課堂講授中，特別是在講授部門法時，教師往往插入一些經過挑選的判例。但這實質是以舉例的方法來補充有關原理的講授。其目的是讓學生具體形象地理解并進而掌握有關的法律規定，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判例教學。當然，在一定條件下，以某種方式吸收或借鑒判例教學法的積極因素，也會成為法律院系今后教學改革的一個內容和方向。

在以課堂講授法為基本教學法的同時，為貫徹“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學校還組織學生進行模擬法庭之類的實踐活動。即由學生分別擔任審判員、原告人（或公訴人）、被告人、律師及證人等角色，來模擬（假設）法庭的審判過程。然而，法律學生在整個四年當中惟一與本專業的實際接觸最多的一次機會，就是為期二個月左右的畢業實習活動。這時，要求學生在某一法院、檢察院或律師事務所直接參加所在機構的司法業務工作。它類似于美國法學院的現場實習（clinical programs）。

（六）畢業生水平和就業選擇

法律教育的最終結果就是為國家和社會提供某種法律職業人員。但對于如何確定不同層次的法律院系畢業生的畢業水平及其任職資格，各國有著不同的實踐。

從國外的大體情況看，德國的大學一般不設法學學士和法學碩士學位而設法學博士學位。 法律系畢業生需通過第二次國家考試，成為完全的法律工作者（Volljurist）時，才能擔任法官、律師、大學教授及政府機構官員。法國的學位制度略為復雜。法律系學生在第二年結束時一般被授予法學專科畢業資格（bachelier）；第四年畢業時授予法學學士學位（licence en droit）。博士學位分國家博士學位（Doctorat d‘Etat）和大學博士學位（Doctorat de l’universite）兩種。 但攻讀法學博士學位者，又須先取得某一法學學科的“高級研究文憑”（簡稱DES）。另一方面，獲法學學士學位者若要從事司法實際工作，還須經過國家司法學院一至二年的實務訓練。日本對接受四年法律教育的畢業生授予法學學士學位。但若從事“法曹三者”之一種，還須參加相當艱難的國家司法考試， 并對通過者再進行由司法研修所組織的二年的法律實務訓練。而準備在大學從事法律教學或研究的那些人，則可進入大學研究院攻讀碩士學位（一般為二年）或進而攻讀博士學位（三年）。美國法學院的入學條件是世界各國中最為特殊的一個，即它要求學生在進入法學院之前已取得文學士（B.A.）或理學士（B.S.）學位。因此，學生在完成三年初級法律教育后被授予J.D.學位以取代原來的L.L.B.（法學學士）學位。 有的法學院為準備從事法律教學或研究工作的學生開設了L.L.M.（法學碩士）以及S.J.D.（法律科學博士）學位。但為從事律師職業所須通過的律師資格考試（Bar Examination）僅要求具有J.D.學位。

從學位制度方面看，中國與日本的學位制度類似，與德、法兩國不盡一致，與美國的學位等級相同，但學位層次的含義完全不同。

根據中國的學位條例等有關規定，法學學位也像其他門類學科的學位一樣，分學士、碩士和博士三級。其中，碩士又包括研究生和研究生班兩個層次。 法律院系的本科畢業生，符合一定條件的即授予法學學士學位。然后，畢業生就要在繼續攻讀法學研究生和從事實際工作這兩者之間作出選擇。

報考碩士學位研究生的畢業生應參加每年初舉行的考試（當然，符合條件的其他在職人員也可以通過考試攻讀研究生學位）。考生分筆試和口試兩部分。筆試通常包括政治理論、外語、兩門所報專業的主干課和相關的法學綜合課共五門。其中，前兩門為全國統考課目。口試在筆試通過后進行。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1983年核準試行的草案，法學學科可以招收以下13個專業的研究生，即法學理論、法律思想史、法制史、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訴訟法、經濟法、勞動法、環境法、國際經濟法、國際法。 研究生的培養任務由有碩士學位授予權的法律院系和科學研究機構（目前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上海社會科學院）來承擔。學制一般為二至三年。

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也需通過入學考試。目前，上述的13個法學學科基本都已招收博士研究生，僅個別專業除外。培養單位分別不同地集中在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吉林大學、廈門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八個機構中。博士研究生的學習期限一般也是三年。

除上述學位教育外，還應提到的是近年來出現的法學第二學士學位教育（通稱法學雙學士）。它旨在培養國家急需的知識面寬、跨學科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它在層次上屬于大學本科后教育。 報考的主要條件是已經獲得除法學類專業的任何其他學科門類的學士學位。目前開設法學第二學士學位的專業主要是一般法學專業和前文提到的知識產權和環境法專業，學制為二年，取得學位的學生在待遇上相當于研究生班。顯然，法學雙學士教育接近美國的法律教育方式，但兩者的出發點仍有區別。法學雙學士教育尚不是中國法律教育的主要途徑。

法學研究生教育是培養各類高級法律職業人員的一個主要途徑。并不像日、美等國那樣僅培養法學教學或研究人員。實際上，除了從事法律教學和科研工作，他們也和法學本科生一樣，在就業選擇中，面對著一個比較廣闊的職業領域，甚至有可能進入一個與法律職業的關系相去甚遠的領域，而不僅限于法律教育的職業目標所意旨的那些領域。

就目前主要的幾個法律職業領域而言，惟一規定必須通過考試才能取得任職資格的職業就是律師。根據法律規定，從事律師工作，必須通過全國律師資格統一考試。 至于從事法官、檢察官等職業，目前尚無專門的任職資格規定。因為基于歷史的和現實的條件限制，對于那些為數不多的、受過專門正規法律教育的本科生或者研究生來說，那種經歷本身就意味著具有從事法律職業的資格。但是，近年來中國已開始重視并正在探索建立法律職業任職資格的專門制度。假如所建立的任職資格規定能與法律教育結合起來的話，那么這將會成為建立較完善的法律教育體系的一個重要環節。

四、結論

從中國法律教育一百多年的歷史發展中可以看到，作為一個國家法律制度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法律教育的存廢興衰同國家的政治、社會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系，特別是法律在一個國家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對法律教育有著更為直接的影響。也就是說，當法律的作用受到重視的時候，這無疑就為法律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有效保障；但若相反，法律教育就只能走向衰退。同時，我們又不能不看到，法律教育作用的成效還遠不能夠像立法那樣較快地得到實現。法律人才的培養客觀上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法學家的水平也有一個逐步提高的過程，而且法律思想、法學知識以及各種法律經驗材料也必須要有一定程度的積累。因此，連續性就成為法律教育進步和成長的一個內在要求。

如果說在過去的近四十年中主要圍繞著有沒有法律教育這個問題的話，那么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所應給予關注和考慮的問題就是，中國應當有一個什么樣的法律教育-一個比較完善的、富有效率的、能夠培養出適應21世紀需要的法律人才的法律教育體系。在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這一時代背景下，中國的法學家、法官和律師不僅要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發揮出重要作用，也還應當為維護世界的和平和推進人類的進步事業做出積極的貢獻。因此，中國法律教育的前景是廣闊的，而任務又是十分艱巨的。

注釋：

[1] 近代法治國家，對法律教育給予必要的關注基本上是法學家們的一個自覺意識。這不同程度地體現在國際或國內的學術會議議題、一般法學著作或法律期刊以及有關的學會或機構等方面。但在中國，至少就目前法學家的學術活動范圍而言，該領域的情形并不令人滿意。除少數有素的學者對此問題較為重視外，很少有關于法律教育的論文或著作出版。

[2] 《史記·老子韓非子列傳·五蠹》，《史記·商君列傳》。

[3] 在中國法律史上，律博士之創設，有其歷史背景。《三國志·魏書·衛凱傳》載，“《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法，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

[4] 《法學詞典》（增訂版），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89頁。

[5] 《唐六典》卷二十一。

[6] 《新唐書四四·選舉志一》。

[7] 《舊唐書·選舉志一》。

[8] 《宋史·百官志》。

[9] 中國古代的考試制度，自唐朝即有“明法”一科，專門用以選拔法律人才。到了宋朝，法律考試更進入鼎盛時期。有“書判拔萃”、“試判”、“試身言書判”、“明法”、“新明法”、“試刑法”、“銓試”、“呈試”、各色各樣。參見徐道鄰《宋朝的法律考試》，載《中國法制史論集》，（臺）志文出版社，1975年初版，第188頁。

第2篇

關鍵詞：主觀主義；儒禮；君主意志；春秋斷獄；八議

一、中國古代法治中主觀主義的思想根源

中國古代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法律制度的演進亦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一個過程。儒學中提倡的“禮”，是一種秩序，它既符合宇宙天地的規律，也是人的自然感情的延伸。此外，由宗法父權演化而來的君主專制在我國古代占據了重要位置，對整個社會產生影響。

（一）儒學中的“禮”

“禮”的根本是“仁”，“仁”即愛人之心，這種愛人之心首先是從血緣中體現出的。孔子認為在所有的感情中，血緣親情是無可置疑的，也是符合道德的。這種出自本性的愛是一切善的根源，將血緣親情的愛往外推，把這種愛運用到處理與他人的關系上就是“仁”。因此，孔子斷定，“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1]用這種思維方式來判斷一個人的道德品行并不是全無道理，但是把這種觀念作為一種法律評判依據，確實欠妥。

孔子所謂的“禮”更重要的職能是樹立一種等級有序的觀念，從而確保社會秩序的井然有序，每個階層的人心中都有“禮”，那世間的秩序也就得以確定。那么確定下來的這種等級分明的秩序是否合理？他的標準又是什么呢？孔子對于這兩個問題的解答只用了一個字“仁”，從中國社會最基本的血緣宗法談起，進而擴展到與他人關系的處理。“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zz如也。君在，qe如也，與與如也。”[2]這種對于不同的人所持有的不同態度，對于社會秩序的穩定極其有利。但是，當我們把這種觀念注入到法律系統的之后，其所應有的公正性就受到了動搖。

（二）君主意志

貫穿于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對中國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君主擁有無限的權利，他的意志就是國家的法律，并且依靠龐大的軍事官僚體系來維護其統治，國家最高權實際上掌握在君主個人手中，因此古代法律的制訂是為了保護皇權，而且皇帝的詔和誥等同樣具有法律效應。

二、漢朝“春秋決獄”

西漢初期，吸取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訓，開始對法家和儒家的思想進行深刻的反思，認為統治者要以民為本，禮法結合，德主刑輔。西漢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得到漢武帝的采納，儒家思想的地位不斷提高，同時將儒家“禮”的觀念納入到了法律審判當中，禮法結合的最初嘗試就是“春秋決獄”。

春秋決獄是指把《春秋》等儒家經典的基本精神和內容作為審判和定罪量刑的依據，其中最基本的思想就是原心論罪。在審判定罪時，著重強調人的主觀動機，而將客觀事實放到次要的地位，即上文提到的孔子對于“禮”和“仁”的闡釋。除此之外，儒家所提倡的尊卑有序、等級有差觀念也在審判中體現。

董仲舒是第一個把儒家經義應用于法律當中的人。“君子原心，赦而不誅”是董仲舒“原心論罪”的理論來源。他認為“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輕。是故逢丑父當伲而轅濤涂不宜執……”[3]。“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強調在審判中重視犯罪者的主觀動機，相比那些僅以客觀事實來定罪的審判更加以人為本，但是隨著引經決獄的風氣不斷興盛，這種注重主觀動機的方式開始走向極端化。完全依靠人的主觀動機來審案量刑，必然會有很大的隨意性，一個人善惡好壞的評定并沒有完全一致的標準，而且從審判者的角度來看，也沒有具體的條例來束縛，主觀的善惡標準也就都取決于審判官員，這給官員枉法徇私打開了方便之門。

審判原則上除了依靠犯罪者的主觀動機，還強調整個案件中各方的關系。最突出的便是確定了“親親相隱”的合法性，即不得告發親屬，不為犯罪親屬作證這一系列的法律規定。當然這種親屬關系也是有范圍的，包括三代之內的男系親的直系血親、夫妻及兄弟姐妹。

三、唐朝法律中的“八議”

“八議”即在我國古代法律制度中，有八類人犯罪后，不由法官審理判罪，而是直接交給皇帝來裁決。很顯然，這是一項凌駕于普通百姓之上的特權制度，而賦予這八類人特權的是君主個人的意志。“八議”起源于西周時期的“八辟”，“刑不上士大夫”；到三國時期正式編入曹魏律，到唐朝得以完善并且成為后世法律中一項重要的法律制度。

唐朝的“八議”大部分繼承了魏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補充和完善。《唐律疏議》“八議”條記載：“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二曰議故，謂故舊。三曰議賢，謂有大德行。四曰議能，謂有大才藝。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勛。六曰議貴，謂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七曰議勤。謂有大勤勞。八曰議賓，謂承先代之后為國賓者。”[4]從這些具體的法律條文中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八種人因為身份特殊或者為國家做出特殊貢獻而受到皇帝的重視，因而在法律上享有一定的特權。如果犯“十惡”，則不進入“八議”之中；如果犯流刑以下罪者，減一等；如果犯了死罪則由皇上親自裁決，一般均可免除死罪。其實不論是哪種判決，都是由皇帝的意志決定的，而且法律制度最終的實行情況如何也是由當時的皇帝決定的，與當時君主的個人素質密切相關。

西漢時期確定的“春秋決獄”運用儒家經典來審理案件，關注犯罪人內心的真實想法，這是對于人情感的一種尊重，但是也是對于客觀事物真實性的否定，而且在法律的實際運行中，存在這極大的漏洞，讓不法之人有機可乘。唐朝時期的“八議”制度更是一種君主個人意志的體現，雖然可以利用這種特權制度維護王朝根基的穩定，但是法律的公正性遭到破壞，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們思想的進步，必然會引發民怨，威脅到社會的安定。

（作者單位：1.河北大學；2.河北省遷安市大五里鄉政府）

注解：

① 主要成果有：趙波：《淺析“原心論罪”》，《安陽師范學院院報》，2001年；方慶淼：《春秋決獄與原心定罪新辯》，[碩士學位論文]，西南政法大學，2013年。；趙進華、牟瑞瑾：《“原心定罪”司法原則初辨》，《蘭臺世界》2015年5月下旬；鄒瑞華：《刑事主觀事實的認定方法初探―從辨析原心定罪切入》，《法律博覽》，2014年6月中旬等。

參考文獻：

[1] （清）阮元校刻：《論語.學而》.《十三經注疏》2457頁.

[2] 《論語.鄉黨》，《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卷五.

[3]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

[4] 《故唐律疏議.名例篇》卷一.

[5] 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6] 張晉藩.《中國法律史論》.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

[7] 曾憲義.《中國法制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2000年.

第3篇

偶然看到走廊處有巨大的展板，

展出北大文史哲等名家為所上的通識課程開的閱讀書目。

這十二名教授每人推薦2～4本書。

推薦人：孫慶偉教授

所授課程：考古學與古史重建

孫慶偉是北大考古文博學院的副院長、教授，早年參與了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挖掘工作，后來多年在周原遺址奮戰。孫老師推薦的兩本書，一本是中國最早的考古學報告――李濟先生撰寫的《安陽》，此書在外研社曾經出版中英文對照版。另外一本是中國最早的上古史課程講義――《中國上古史研究講義》，此書被多家出版社再版多次，是顧頡剛先生為首的疑古學派最初開宗明義的講義，有著諸多的開創意義。

我個人認為，孫慶偉先生撰寫的《追跡三代》一書，系統論述了夏、商、周三代考古的研究史與學術史的歷程，是目前最全面的中國考古學術史著作之一。

推薦人：吳國武副教授

所授課程：國學經典講論

吳國武老師是古籍文獻研究的專家，他推薦了三部著作，不少主流學者認為《老子》思想應為中華文化最原始、最本真的思想來源，吳老師推薦的樓宇烈的注本是對傳世《老子》的精研本，而高明先生的《帛書老子校注》是對出土文獻中老子文獻的詮釋。樓宇烈與高明都是北大出身的文史名家，此處將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對讀的方式，也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潮流。

吳國武老師推薦的另外兩本書的配圖與原書并不匹配，或許這也是中國古籍的一個常見問題，當我們閱讀古代經典的時候，由于時代的分隔，造成了語言的隔膜，需要借助古今中外名家的注釋版本來閱讀。像吳老師推薦的《韓愈集》在別的出版社出過單行本，但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馬其昶先生校注、馬茂元整理的《韓昌黎文集校注》這個版本最為經典。

許慎的《說文解字》是學習古漢語的學生入門必讀書目，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早的字典。現在，《說文解字》最權威的版本是中華書局的影印本，最近中華書局又出了注音版，但是頁碼發生變化。岳麓書社曾經按照中華書局的版本重新修訂，以同樣的頁碼注音，非常實用。

推薦人：鄧小南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

“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作為北大歷史系出品的精品課程，由閻步克與鄧小南兩位權威學者講授，可見北大對于本科生通識教育的確是盡心盡力的。鄧小南先生的父親是現當代宋史研究的奠基人鄧廣銘先生，父女先后擔任宋史研究會的會長。鄧小南先生的學術成就主要在北宋政治史領域。此處的推薦書目，她卻能跳出自己的研究，推薦其他名家的作品，可見其深厚的功力。

她推薦的第一本書是祝總斌先生的書。祝總斌先生是一位非常低調的學者，一輩子的學術成就都在《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一書中。雖然本書絕版多年，但無論是中國古代宰相制度研究，還是中古時期任何政治史領域的研究，都無法逾越祝先生的“這座大山”。在北大諸位魏晉史研究的學者閻步克、羅新、陳蘇鎮，或是葉煒的課堂上，你都能聽到他們講祝先生與田余慶先生之間有趣的掌故。

《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是北大歷史系榮新江教授有關其研究的唐代西域文化的最新論文合集，榮新江教授是目前中國唐史研究領域數一數二的學者，其學術著眼點主要在絲綢之路唐代中亞、西域與唐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如今，這無疑與“一帶一路”的治國理念完美契合。其代表作《中古中國與中外文明》一文，2011年三聯書店再版，值得一讀。

《朱熹的歷史世界》的作者是余英時，話說當年余英時應邀為臺灣一位宋史研究領域的學者寫序，一不小心序言寫了18萬字，后來干脆擴充，成了這本皇皇巨著。想要研究一個思想家，應對其身后的歷史世界有詳實的理解，才能對其思想成就有著明確的認知。

推薦人：孫玉文教授

所授課程：大學國文

北大中文系古漢語方向現有的一批老師是出身于湖北大學的，其中的佼佼者是孫玉文先生，以古漢語語法詞例見長，他推薦了三本書。欽立先生的《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這是以一己之力編寫的，可以媲美《全唐詩》《全唐文》的浩瀚巨著。本部書籍是中國上古、中古時期文學研究，乃至是文史研究的參考必備書目，研究漢樂府、魏晉文學、玄學研究等都是必讀書目。不過，逯欽立先生此套書目由于篇幅宏大并不利于通讀，在此我推薦兩部魏晉文學研究的經典書，一本是黃節先生的《黃節注漢魏六朝詩六種》，另一本是黃節先生的學生蕭滌非先生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語言問題》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學四大導師”之一的趙元任先生，（如今清華大學文科圖書館一層大廳擺放的鋼琴，就是趙元任先生的女兒捐贈的趙先生生前珍愛的鋼琴）本書是作者1950年代在臺灣的講座合集。趙元任先生是語言天才，在美國讀了博士之后，回國結合中外語言特點，開創了中國語言學的研究。語言學的知識難度很高，并不好懂，近年來上海中西書局推出《中西學術名篇精讀系列》的第2卷《趙元任、李方桂卷》，選取了趙元任先生的經典論文――《音位標音法的多能性》，由北京大學中文系的王洪君教授詳細解析，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找來閱讀，入門趙先生精深的學術要義。

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暢銷近半個世紀，也是今天《論語》研究最為經典的入門讀本。大家仍以初學入門讀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注》，深入研究讀程樹德先生的《論語集釋》為治學法門。

推薦人：閻步克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

閻步克教授是當今兩漢魏晉政治史研究的大牌學者，先生研究的最高成就在中國古代官僚制度與官階制度兩個層面，他面向北大本科生開設的通識課程“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一直是北大的明星課程，場場爆滿，我當年也聽過全程，經常看到兩三百人的大教室最后有一排站著聽完全程的同學。

先生推薦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是其早年研究漢代官僚政治結構的三大著作《察舉制度變遷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和《樂師與史官》中的代表作，首版于1996年，再版于2015年。后來，“中國古代政治與文化”這門課程的講義被編輯出版為《波峰與波谷――秦漢魏晉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書。

閻步克先生推薦的另一本書是北大魏晉文學研究宗師級人物――王瑤先生代表作《中古文學史論》，以此足見文史不分家，想要做好魏晉史學研究，對于魏晉文學研究的經典著作必須有所了解。

推薦人：干春松教授

所授課程：現代中國的建立――制度、思潮與人物

干春松教授早年任教于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是近現代中國哲學的研究者，近年來有諸多著作問世，自己是康有為思想研究的名家。故而在此推薦的蕭公權先生的這本《康有為思想研究》，或許我們可以從中看出干春松老師的思想著眼點之所在。

李劍農先生也是一名學術成就卓越的學者，其在政治史領域與經濟史研究領域均有極其豐碩的開創性成就，《中國近百年政治史》是研究中國近現代繁復多變的風云際會必讀書目，另外他的作品《中國古代經濟史稿》也是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中任何一個斷代部分的必讀參考。

汪暉教授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是其被再版過無數次的代表作，該書以中外對比的角度，看待中國近現代思想萌發和轉變的背景與歷史。汪暉老師早年致力于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本書是其核心思想的闡發。

推薦人：劉勇強教授

所授課程：古代小說名著導讀

劉勇強教授是北大中文系明清小說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他在這里推薦的三部著作均是海內外名家有關明清小說研究的代表作。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是其少有的學術專著，也是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開山之作，是魯迅當年在廈門大學國學院短暫的教書生涯中的課程講義。

《中國古典小說》的作者是前兩年才去世的夏志清先生，先生是北美漢學領域研究中國小說的扛鼎級人物，無論是研究中國傳統小說，還是現代小說，都無出其右。其代表作《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必讀經典，也是香港中文大學最為暢銷的學術著作之一。

《中國小說研究論集》的作者吳組緗先生是劉勇強教授的導師，也是明清小說研究的大師級人物。自己有諸多的小說作品創作，作家和研究者的雙重身份，為其提供了研究作品的多重視角。以經典文本出發，以寫作經驗入手，獨具匠心。

推薦人：張帆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古代史（下）

張帆教授是現任北京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是國內元史研究領域的名家，在此他一共推薦了四部著作，基本囊括了其講授的這一階段歷史。北大的中國古代史課程分為上、下兩部分講授，上從上古講到唐代，是閻步克先生講授，下便是由張帆教授授課了。

蒙思明先生是經史名家蒙文通的長兄，《元代社會階級制度》是其1938年在燕京大學歷史學部的碩士畢業論文，200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世紀文庫”系列曾經再版收錄，本書載譽史壇七十載，值得閱讀。

《遼金史論》是前兩年英年早逝的北大歷史系劉浦江教授的代表作，劉浦江教授是遼金史研究的旗幟性人物，他的去世給遼金史學界帶來了巨大打擊。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是鄧小南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北宋政治史研究的必讀書。

《清代地方政府》的作者瞿同祖先生是學貫中西的學術大師，其在法律史、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成就，很難有人企及，其學術研究從兩漢一直貫穿到明清，其代表作《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一書中提及的“法律儒家化”問題，至今仍舊是中國法制研究反復探討的議題。

推薦人：吳曉東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現代文學經典選講

吳曉東教授是當今中外現代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其授課態度之認真，授課內容之詳實為北大學子稱道，這從其有關西方文論研究的講義――《從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紀的小說和小說家》就可見一斑。

近年來，吳曉東教授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多有造詣，此份書單當中的《圍城》與《野草》兩部，基本上是所有閱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耳熟能詳的必讀書目。金介甫先生的《沈從文傳》，應該是其近年來在北大講授沈從文研究課程時的重點參考書目。沈從文先生的《邊城》也是可與魯迅先生的《野草》、錢鐘書先生的《圍城》等并肩的中國現代文學經典，而沈從文先生非凡經歷的一生，更值得學者去研究。

這份書單的第一本書卻是獨具匠心，亦如之前點評閻步克、鄧小南時指出的那樣，做出卓越貢獻的學者一般所涉獵的書目都不僅限于自己研究的領域。理查德羅蒂的《筑就我們的國家》是探討美國經典研讀意義的著作。

推薦人：朱孝遠教授

所授課程：文藝復興經典名著選讀

朱孝遠先生是當代歐洲中世紀史、文藝復興史研究的名家。《歐洲文藝復興史政治卷》是朱先生在其最重要的學術領域的研究性通論，便于學生更快更方便地了解歐洲文藝復興史的全貌。

The Waning of the Renaissance是本次書單唯一涉及的英文原著。作者鮑斯瑪（William Bouwsma）先生是朱孝遠先生的恩師，近年來鮑斯瑪先生的諸多藏書捐贈給了北大圖書館，或許朱先生希望借此機會推薦不為人知的好書，傳承學術精神。

丹納的《藝術哲學》是藝術學研究領域的必讀經典，早年我在北大藝術研究院的朱青生教授和翁劍青教授的課上都曾被要求必須閱讀，丹納的著作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地概括了歐洲文藝復興在藝術理論與哲學文化層面的成就。

另外，早年我精讀過朱孝遠先生編著的《如何學習研究世界史》，它是國內少有的系統介紹入門世界史的書目。該書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孝遠老師在推薦西方學術經典的同時，推薦了許多中國歷史研究的經典書目。所謂學貫中西、貫通古今的深厚功力大致如此。

推薦人：吳國盛教授

所授課程：科學通史

吳國盛教授是當代科技哲學領域的學術名家。其代表作《科學的歷程》是國內暢銷多年的科學史入門書目，也是清華大學本科生精品課程《學術之道》的推薦必讀書。

在這份書單中，《技術與文明》的作者芒福德是西方現代城市規劃研究、考古類型學研究領域的開山鼻祖，其有關技術與文化的討論是研究傳統文化與技術革新的沖突與發展的必讀書目。

優秀的學者善于挖掘并不常見的好書，善于打破固有的學術偏見。人們常說“黑暗的中世紀”是科學的黑暗，但是格蘭特的《近代科學在中世紀的基礎》讓人更加客觀地看待歷史，看待科學技術的變革。

吳國盛先生推薦的最后一本是“牛津通識讀本系列”中的《科術革命》。“牛津通識讀本”是牛津大學出版社面對大學生出版的一系列由歐美名家寫作的通識讀本系列，在國內由外研社和譯林社先后出版過一部分，廣受好評，中文版兼有中英對照，對于學子入門西方學術，可以一窺門徑。

推薦人：姚洋教授

所授課程：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