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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的理解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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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危機的理解

第1篇

1.1采取收縮性人力資源政策可在企業內部建立人力資源市場,要立足于“分流與安置并重”、“提高員工素質和優化人力資源結構并重”,做好內部人力資源市場人員的轉崗培訓和調劑。

1.1.1根據進入內部人力資源市場人員情況建立分類管理制度①對精簡富余人員、待分配人員等實行集中管理。②對經考核不能勝任崗位人員、部分喪失勞動能力人員、違反勞動紀律人員等,要按轉崗或入職要求進行針對性技能培訓,做好轉崗或入職工作。③對傷病人員要按規定提供相應服務、做好勞動能力鑒定,并按規定做好返崗、轉崗培訓及退休、退職或終止、解除勞動合同工作。④對其他不在崗人員,要以加強勞動合同梳理與管理為主,逐步按規定程序解除勞動關系。⑤積極鼓勵進入人力資源市場的人員面向社會,拓寬就業渠道,實現自主擇業就業。

1.1.2做好培訓工作要將內部人力資源市場人員培訓納入各單位整體培訓計劃,特別是對富余分流人員可分批選拔安排到各培訓中心或技校分專業進行集中培訓,做好轉崗再就業準備。

1.1.3加強就業指導①全面了解和掌握進入內部人力資源市場人員基本情況,并對其基本素質和工作技能進行考評。②結合員工專業特長和各單位崗位需求情況,做好職業生涯規劃與針對性培訓,指導員工重新上崗就業。

1.2暢通安置和分流渠道,促進內部人力資源市場人員的有序退出,及時了解員工的需求和所面臨的的問題,為員工及時提供支持,對員工的狀態要保持高度的重視,特別是要對員工的情緒給予關心,以減少員工對經濟危機的恐懼。要做好員工關系管理。要關心弱勢群體,對家庭無就業人員、有需要扶養的老人或未成年人的人員,以及低保和困難家庭人員應優先安置,應保證其生活收入。

1.2.1內部推薦就業。對專業相近、需求量大的崗位和工種,或專業相差較遠但適應能力強、接受能力較快且愿意轉崗的人員,開展針對性培訓。

1.2.2自主擇業。鼓勵員工根據自身能力和特長,向社會其他企業應聘,實現自主擇業。提供適當支持,幫助內部人力資源市場人員自謀職業。

1.2.3內部退養。對已進入內部人力資源市場人員且距法定退休年齡不足5年或工齡已滿30年、重新上崗有困難的,可實行內部退養,達到退休年齡時正式辦理退休手續。

1.2.4解除勞動合同。對自愿離開企業辭職的人員,依法解除勞動合同。對各級組織兩次安排工作崗位、拒絕上崗的人員,依法依規解除勞動合同。采取收縮性人力資源政策人力資源管理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勞資糾紛的處理工作。企業通過裁員在一定程度上能夠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在實施過程中要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和程序,做好員工離職的管理工作,避免出現用工糾紛而引發勞動訴訟。

2制定關鍵人才保留計劃實行發展性人力資源策略

經濟的變化是周期性的,發展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企業在困境中不僅要保證自己能夠走出困境,還要為經濟復蘇做好準備。在企業面臨較大的經濟壓力不能提供富有競爭力的薪水和福利的情況下,留住企業核心員工,加強企業人才建設的重要性顯得愈加重要。

2.1通過溝通提升士氣,提升員工忠誠度領導層可以采取舉措改善員工忠誠度、營造良好氛圍,避免主動流失率。關注高績效員工、展現領導層的熱情和承諾度;通過開放、誠懇的溝通,理解員工對于減薪的承受度、激勵經理層改善和優化人員管理,確保現有員工能夠勝任新的角色,重點關注核心員工的保留和傳承,并關注提升士氣和降低不安全感。

2.2重新思考和定義企業的關鍵人才具備持續創新能力的人才,是能夠快速學習,具備前瞻性和洞察力、扎實的專業能力、全面的知識結構,具備較強的適應能力的人才,是具備戰略執行能力、戰略性計劃能力、洞察力與判斷力、處理沖突的能力、熱情與信念、和諧的人際關系的人才。關鍵人才掌握著企業發展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管理經驗,而且替代成本非常高,在公司不同的發展階段,始終是公司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領導者和創始者。高績效員工、具備關鍵能力的高潛力員工,是真正幫助企業順利渡過困難期的員工,在經濟好轉時,他們也將成為推動企業進一步發展的有效動力。能否有效地保留他們,直接影響到企業戰略能否實現,決定了企業在市場上的競爭力。

2.3提高員工滿意度,保留關鍵人才企業管理層和人力資源管理者必須要根據公司的實際情況,以此認真思考制定發展戰略,也要明白發展需要人才,因此就要改善溝通消除員工焦慮和降低離職傾向,還要運用領導力保留人才,也可以通過崗位輪換、半脫產學習、崗位培訓等方式提高員工的工作技能,這既提高了員工工作能力,也為企業儲備了人才,還實現了員工的自我發展,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根據企業的業務和戰略,對關鍵人才有清晰的界定標準,并且時刻留意關鍵人才庫的人員進出變化。讓關鍵人才有機會從事重大的有影響力的工作。這對保留關鍵員工的意義在于,企業提供想要的機會,從而保持成就感;要根據關鍵人才的意愿和能力,為他們設定適合的發展方向。

3結束語

第2篇

[關鍵詞]經濟發展新常態;理解;未來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G8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4X(2017)12-0099-01

隨著時展和進步,我國經濟建設工作面臨著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挑戰,需要通過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及未來經濟發展方面內容進行分析,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產生更多的理解,進而對其進行正確引領,采取適宜的措施促進我國未來經濟建設工作的可持續發展,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一、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理解

(一)對新常態是經濟發展必然過程進行理解

過去的30多年,我國經濟呈現高速增長趨勢,年增長率甚至達到10%左右,這是過去的經濟發展常態。經濟高速增長的原因是由于對外開放、勞動力飛速增長以及儲蓄率較高的影響。而如今,受客觀因素、客觀經濟規律等方面的影響,我國勞動力數量有所減少,適齡勞動人口數量下降,并且隨著生活條件的改善,勞動參與率方面的情況和過去相比有較大的不同,種種因素導致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出現。此外,儲蓄率的緩慢回落同樣導致對經濟增長方面的支持減少,低利率、低工資以及資源產品價格較低的情況逐漸消失,知識儲蓄率逐步下降;對外開放的外溢效應、勞動力轉移效應有所削弱;我國已經逐漸步入第三產業比重增加的階段;環境及生態文明建設方面對經濟增長約束力有所提高,在這些方面因素的影響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出現便可被視為是必然的。

(二)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特征及內涵的理解

經濟發展新常態,即我國經濟已經逐步向復雜分工、結構合理以及高級形態的方向發展,從高速增長轉變為中高速的增長,并且由規模速度型的粗放增長轉變為質量效率型的集約增長;站在經濟結構的角度進行分析,發現由增量擴能轉變為做優增量及調整存量并重。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消費需求、投資需求以及出口需求的三大需求產生變化,并且生產要素、生產能力以及經濟風險等方面發展趨勢出現變化,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出現了許多新的機遇。針對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新興技術的發展及逐漸成熟、新需求及業態的出現以及環境保護工作為經濟發展帶來的新增長動力等,經濟建設工作發展趨勢良好。

(三)積極主動適應新常態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經濟增速較過去相比有所下降,國家、企業以及人民均需要對新常態進行主動適應,對自身認知及行動進行調整,把握經濟發展機遇。人們需要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產生正確而全面的理解,進而對穩中求進的基調進行把握,對穩定增長重要任務進行正確理解。目前服務行業的發展及就業形勢仍舊較為樂觀,對居民收入的提高具有一定積極影響;經濟結構方面的升級和調整使服務業提供的就業機會增加,而采掘業、化工以及冶金行業等存在產能過剩和生產變慢的問題,電子信息、醫藥等方面增長情況較好,現代物流、文化以及旅游行業等發展較好。我們需要對經濟增長效益及質量方面的問題產生更多重視,需要對生產、投資以及基礎設施建設以外的服務工作產生更多重視,對社會保障、教育以及醫療等方面公共服務水平進行提升。對企業而言,不能只盲目注重產能擴大,在新常態下必須進行相應的技術創新和轉型升級,創造出更多的市場競爭優勢。此外大學生創業、普通民眾的理財等方面的變化也應與新常態相符,最終對新常態下的機遇進行更好的把握,促進經濟發展。

二、未來經濟發展

通過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理解和認識,能夠對未來經濟發展進行更好的把握,我國經濟在發展的同時遇到了一些問題,例如環境污染、就業問題以及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問題等,因此人們需要對未來經濟發展方面的問題進行深入分析,進而對上述問題進行更好的解決。

首先,對農業、工業等方面的發展進行分析。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在未來經濟發展過程中如何使農業經濟從粗放型朝著集約型的方向轉變已經成為發展研究方面的重點,通過增加農業新技術的應用、使農民接受更多的教育并且對固有農耕觀念進行調整顯得尤為重要;就工業發展方面而言,人們最先想到的便是“中國制造”一類的字眼,制造業發展及擴張在過去較為迅速,但是達到一定峰值后,逐漸呈現下降趨勢并且陷入低谷,初級產品的制造是我國制造業的主要內容,例如某些基礎零部件的制造等。針對上述問題,企業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和改革,對產業結構進行轉變,由低級產業鏈底層向上過渡,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通過擴大內需等手段促進經濟發展可持續發展。

其次,對未來經濟可持續發展新趨勢分析。國民經濟的服務化便是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及方向之一,服務業及服務行業就業方面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較大的積極影響,并且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漸增加,我國經濟從產品型向服務型經濟的方向進行過渡;此外服務業發展信息化、科技發展的高端化、居民購物網絡化以及能源結構朝著綠色化的方向發展同樣為未來一段時間內經濟發展的趨勢。

最后,未來經濟發展前景分析。未來的一段時間內,消費便是促進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人們需要結合經濟發展新常態對經濟發展進行正確、清醒的認識,對未來金融業的增加值有所上升、貨幣流速逐漸變緩、區域經濟發展趨近于平衡等未來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解,進而采取有效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發展工作進行調整。

結束語

總結全文,近幾年我國已經將新常態定為未來經濟發展主旋律,通過對經濟發展新常態內涵的理解,對新常態之下經濟可持續發展趨勢的掌握,人們能蚨躍濟發展新常態進行更好的適應,為今后經濟建設工作及發展奠定堅實基礎,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及中國夢的實現提供更多支持。上文對新常態及未來經濟發展方面的內容進行分析,希望為我國經濟建設工作提供一定可供參考的建議。

參考文獻

[1] 賈康.把握經濟發展“新常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5(1):4-10,14.

[2] 張俊山.用社會再生產理論分析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及結構調整方向[J].當代經濟研究,2016(7):5-13.

第3篇

關鍵詞:內涵不變性;外延無關性;完全可替代性;關系論轉向;描述性轉向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176X(2006)04-0003-08

在正統經濟學選擇理論對選擇行為的分析中,決策者基于給定的心理法則――偏好關系公理假設――進行判斷和選擇,在資源約束下追求效用最大化。正統經濟學理論范式隱含了三個基礎性假設:

1.偏好或主觀效用的內涵不變性假設。決策者有預先得到完備界定的選擇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關系。在行為過程中,這些偏好關系只是被顯現出來,但內涵不會發生變化。

2.偏好或主觀效用的外延無關性假設[1-14-21]。當決策者追求主觀效用的最大化時,他是在基于預先給定的選擇集和選擇集上的偏好關系進行理性計算。這意味著,決策者在面臨具體的選擇時,偏好關系與選擇的描述方式無關,也與選擇的引出方式無關。

3.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設。決策者把給定的資源配置到各種商品組合的過程中,用于購買各種商品的資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無差異曲線給出了資源完全可替代性的形象說明。

在行為經濟學推進的心理現實化過程中,價值載體從狀態量轉為變化量,正統經濟分析中隱含的絕對價值判斷被相對價值判斷所替代,而這一隱含的技術假設既適用于決定性世界的效用理論,也適用于非決定性世界的預期效用理論[5]。這個基本原則的轉變,使得行為經濟學對正統經濟學的反對迅速從非決定性世界擴展到了決定性世界,從技術層面擴展到了基礎層面。正統經濟學選擇理論隱含的基礎性假設――偏好的內涵不變性假設、外延無關性假設與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假設――與現實的嚴重背離逐漸凸現出來。

一、結構化效應與相對價值判斷

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正統經濟學的理性選擇理論存在一系列與心理現實背離的假設,包括:偏好關系的基準無關性,即財富總量的微幅波動對偏好關系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偏好關系不受選擇問題表述方式變化的影響(描述不變性假設)。預期效用理論對風險選擇行為的描述功能的缺陷被系統揭示后,在與人類感知系統的類比中,行為經濟學完成了相對價值判斷的系統建構[5-10]。對相對價值判斷更加系統而深入的研究,構成了結構化效應[11]的實質性內容。

我們先看看幾個結構化效應的行為實驗。

1.亞洲疾病案例[8]。設想美國準備應付將要爆發的一場不同尋常的亞洲疾病,預計將殺死600人。決策者面臨A、B兩個應付該疾病的方案。

(1)積極框架下的方案表述及相關試驗結果如下:

如果方案A被采用,200人將獲救;如果方案B被采用,有1/3的可能,600人都獲救,2/3的可能沒有人獲救。你將選擇哪種方案?實驗表明,絕大多數被試會選擇方案A,表現出風險厭惡。

(2)消極框架下方案表述及相關試驗結果如下(在兩種表述中被試不同):

如果方案A被采用,400人將死去;如果方案B被采用,1/3的可能沒有人會死,2/3的可能600人會死。實驗表明,大多數被試選擇方案B,表現出風險追逐。

注意,僅僅改變對同一個問題的陳述方式,卻引起了偏好逆轉。

2.背景效應(context effct)。在Tversky(1969)的試驗中,許多被試選擇(06,$8)①(03, $18),(1,$4)>(0.6,$8),但是卻選擇了(03,$8)>(1,$4),出現了偏好循環。實驗表明,在第一次、第二次比較中,人們更加關注概率比較;而在第三次比較中,人們更加關注彩頭。就理性選擇而言,被試應該充分利用概率與彩頭的信息,實現概率與彩頭的平衡。但從試驗結果來看,被試在試驗中大多基于單一屬性進行比較,而忽略了其他屬性的影響,由此導致多維屬性選擇的偏好關系循環②。SimonsonandTversky[13]指出,對某一特定選擇子集的偏好順序常常受選擇子集被置于什么樣的選擇集中的影響,這違背了標準偏好理論的假設――對特定選擇的偏好獨立于不相關選擇的假設。

3.錨定效應(anchoringeffect)。在ArieLy,LovewensteinandPrelec(2003)的試驗中,對被試提出是否 愿意接受以他們的社會安全號后兩位作為購買價格的問題后(無論回答是或否),在對無線鍵盤的定價中,社會安全號后處于00-20的被試的平均定價為016.09,而處于80-99的被試的平均定價為855.64。行為實驗表明,由于被試對無線鍵盤的價格信息了解不充分,在與無線鍵盤定價不直接相關的陳述中,被試會形成賴以進行判斷或選擇的基準――就像拋錨形成的基準位置,從而影響了價值判斷。

對上述案例的分析表明,選擇問題被呈現于決策者的方式,將影響決策者對選擇賴以評價的參照系的選擇。在亞洲疾病案例中,兩種陳述給出了不同的參照系:在救人的表述中,隱含地假設了以現有人口減去600以后的人口總數作為基準,將兩個方案的結果轉化為收益;而在死人的表述中,隱含地假設了以現有人口總數為基準,將兩個方案的結果轉化為損失。在背景效應中,不同的選擇背景突出了價值評價的不同維度,實際上改變了選擇被評價的參照系的結構,有的以概率為主,而有的以回報為主。而在錨定效應中,隨機的錨定卻實質性地影響了評價基準的選擇,引起了決策者偏好關系的系統偏移。

結構化效應揭示了偏好對選擇問題呈現方式的依賴性。選擇問題的呈現和決策者認識選擇問題的結構隱含了一個重大的事實,決策者評估和選擇的對象并不是現實世界中自在的客體,而是經由我們的智力轉化并呈現的客體③。因此,決策者在選擇的時候并不同時產生一個關于選擇問題的客觀的、中立的陳述。決策者和選擇問題呈現方式之間的相互影響決定了決策者對選擇問題進行陳述的基本框架。而這個基本框架永遠都不可能是絕對的,它可以將收益結構化為損失,也可以把損失結構化為收益,甚至改變各種因素的相對關系。結構化效應揭示了一個對正統經濟分析的基礎構成重大挑戰的事實,不同的問題呈現方式將為選擇者提供不同的參照系,從而將選擇問題映射為不同的問題。選擇行為與選擇問題的形式、背景高度相關,離開決策者所處的背景,離開選擇問題呈現的具體形式,是無法討論偏好關系和選擇評價的。

由于選擇問題的不同陳述隱含地假設了不同的參照系,決策者在分析選擇問題時,應該首先解決參照系的選擇和轉換問題,才能進行比較。就正如在地球上稱重量與在月亮上稱重量或者在水中與真空中稱重

注解:

① (0.6,$8;0.4,$3)表示結果集為{$8,$3},各結果的發生概率對應為{0.6,0.4}的選擇。當結果。時,簡記為(06.$8)。

② 這與Tversdy(1967a,t967b)對概率與效用的獨立性研究結果相吻合。研究表明,概率與效用的獨立性得到溯支持。作為判斷和選擇的兩個核心變量,概率和效用滿足獨立性,隱含了一層不可忽略的含義:決策者進行概率判斷時,不進行效用判斷,也不考慮效用判斷;反之亦然。這為在不同的背景下突出不同的決策維度提供了可能。

③ 這與古希臘智者普羅泰戈拉的觀點完全一致。普羅察戈拉由于看到感覺世界不存在永恒性、普遍性而轉向了懷疑論,而行為經濟學家則從沒有一對敵的心理世界轉向了描述性。

量,在對兩個重量進行比較時,必須首先進行引力參數或浮力參數的調整。忽略隱含的參照系假設問題,勢必導致正統經濟分析與行為現實發生系統偏差,在考慮參照系問題后,無論決策者是否采用同樣的參照系,這種偏差都會不復存在,決策者需要討論的是他們該選擇何種參照系,然后才是做何選擇。

二、偏好關系的程序依賴――偏好的引出效應

在早期關于偏好逆轉的研究中,SlovicandLichtensteint[15]較早注意到偏好引出方式對偏好順序的影響,揭示了人們在比較選擇(makinschoice)和匹配定價(settingprice)過程中價值判斷和偏好順序的矛盾:在比較選擇中被偏好的選擇卻在匹配定價過程中被給予了更低的價格。此后,行為經濟學家陸續進行了一系列的行為實驗研究確認了偏好關系對偏好引出過程的依賴性①。

在中東高速公路方案民意測驗案例12中,方案A(投入1100萬美元,交通事故人員傷亡從每年的600人減少到570人),方案B(投入5500萬美元,交通事故人員傷亡從每年的600人減少到500人)被兩種不同的民調方式進行比較。第一種民調方式是進行直接比較,結果2/3以上的人更加偏好D;第二種民調方式是價值匹配,方案B的投入被隱去了,要求被調查者在方案A基礎上對減少100人員傷亡的方案B所需要的投入進行評價,結果90%以上人的投入估價低于5500萬美元。按照價值匹配的方式,將會有更多的人偏好A。

在隨機世界②的選擇情形中,正統經濟學家遭遇了同樣的偏好逆轉。將P賭局(8/9,4$)和$ 賭局(1/9,$40)按照兩種方式進行比較。采用比較選擇時,71%的被試選擇了P賭局;而在要求被試作為賭局的提供者對兩個賭局進行匹配定價時,67%的被試對S賭局的定價高于P賭局[36]。Tversky,Slovic,andKahneman(1990)提供了涉及時間的選擇情形:L(2500$,在5年之后兌現)與S(1600S,在1.5年之后兌現)。當進行比較選擇時,74%的被試選擇了S;而在進行匹配定價時,75%的被試就L給出了更高的現值。

上述案例中的偏好逆轉可能被歸于三種原因:標準經濟分析的偏好傳遞性假設,或者標準經濟分析對程序不變性的隱含假設,或者回報安排獨立性假設。為了確定導致發生偏好逆轉的主要原因,Tversky,Slovic,andKahneman[20]進行了實驗研究,研究表明,程序不變性假設是導致偏好逆轉的主要原因③。這樣,選擇問題的引出過程對偏好順序就有實質性的影響。人們在比較選擇(好比用天平比較兩個物體的重量)時做出的選擇卻在匹配定價(好比用彈簧秤分別稱重)中被賦予更低的價值。這些偏好逆轉對標準的經濟學理論隱含的程序不變性假設提出了嚴重質疑。

為什么人們會高估低概率、高回報的$賭局,而在進行比較選擇時卻選擇高概率、低回報的P賭局呢?Slovic,Craffin,andTversky[16]基于刺激一反應相容性④概念的擴展提供了解釋,即度量相容性假設⑤:外部刺激對人們判斷選擇的影響力受到其與人們反應模式的相容性的實質影響。當外部刺激與反應模式不相容時,建立對應關系的額外思維操作將削弱其影響力;而人們特有的反應模式則提 供了結構化外部刺激的框架,這使得具有相容性的刺激被突出。我們可以在SmithandWdker(1993)提出的認知勞動理論⑥中看到類似的分析:思維活動就像體力勞動,而人們好逸惡勞,因此不喜歡努

注解:

①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偏好引出方式導致系統偏差的研究――通過正統經濟學預期效用理論內蘊的確定性等值技術確定效用函數。根據預期效用理論,可以采用鏈式確定性等值技術導出效用函數。但是Kannarker(1974;quoted from Camerer,1995)、MeCord andde Neufville(1983;quoted from Camem,1995)、Hersjey and Sehoemake,(1985)發現,使用概率p和確定性等值所導出的效用函數存在系統偏差。

② 中東高速公路案例屑于決策性世界的選擇問題。關于決策世界的分類,參見(馮燮剛、李子奈,005)。

③ 在Tversky,slovic,abd Kahneman(1990)的實驗研究中,不可逆轉性能夠解釋10%的偏好逆轉,而程序不變性則能解釋66%。 Loomes,Starmer,and sugden(1991)則表明,不可逆轉性能夠解釋20%的偏好逆轉,如Loomes and Taylor(1992)則得到了25%的 偏好循環。這樣,不可逆轉性或過程依賴性在偏好逆轉的解釋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④ 比如一個具有四個燃燒器的爐子,若四個燃燒器按照方陣排列,那么按照方陣對應排列控制按鈕要比按照直線排列控制按鈕要便 于控制(Tveeaky and Thaler,1990)。

⑤ Tverky,Sattath,mdSlovic[21]對比較選擇和價值匹配兩種過程的比較研究中,揭示了比較選擇的字典排序特點:即兩維選擇中更 突出的維度在比較選擇過程中比在匹配過程中產生更大的影響。顯著性效應實際上是度量相容性原理的一個推論:某一維度的權 重將由該維度與反應模式的心理相容性決定。

⑥ 值得注意的是,Camerer對認知勞動理論持謹慎態度。在他看來,把所有的認知過程細節都壓縮到高度概括的“努力”(effort), 是從認知心理學范式(將大腦比作計算機的信息處理范式,是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主導心理學范式)向行為主義心理學范式 (將人比作一個刺激一行為反應器,主要研究人對各種刺激的反應,人的大腦被比喻為黑箱,而認知過程的細節則被忽略了)的 倒退(1995)。

力思考。更多的思維努力總是服務于更強的刺激,更大的思維投入將降低反應的可變性。在上述賭局 選擇的案例中,當進行賭局定價時,由于需要確定賭局的現金價值,按照反應模式相容性原理,賭局 的回報維度被突出,而概率維度被弱化,因此低概率、高回報的$賭局被突出。而在進行賭局選擇 時,獲得的可能性則由于同樣的原因被強化,因此高概率、低回報的P賭局被選擇。同樣的原理可 以解釋高速公路建設方案與延時回報選擇案例。

總的來看,這些偏好逆轉以及其背后的反應模式相容性機制是標準經濟分析無法面對,也是無法忽視 的。選擇問題的啟發程序會改變選擇各個維度屬性的權重,這使得“決策者有一個固定的偏好順序”的傳 統假設受到了嚴重質疑。正統經濟分析中程序不變性假設的取消,直接產生了值得深思的結果:偏好的程 序依賴性意味著決策者并沒有事先確定的偏好關系,偏好關系是在問題展開過程中被塑造的。

三、動態演進的偏好――占有效應

行為經濟學對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系統分析,取消了正統經濟分析中關于偏好關系外延無關 性的假定。偏好關系對于選擇問題被呈現的背景框架和呈現過程的依賴,正是偏好關系在特定背景 下、特定過程中被塑造的間接表述。這取消了正統經濟分析的邏輯起點――有一個預先界定好的選擇 集和基于其上的偏好關系。行為經濟學對占有效應(Endowmenteffect)的研究,則從另一個角度取 消了偏好關系事先得到完備界定的可能性。

在正統經濟學理論中,對給定的商品,決策者的買價和賣價應是同一的。但許多實驗研究表明,在買 價和賣價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環境經濟學家HammackandBrown[6]在上個世紀70年現了買賣價格差 距。他們發現,獵鴨者愿意支付2478以保持某一濕地適于鴨子生存,但卻要求1044$作為放棄該濕地的 補償。Thaler[17]給出了著名的例子:一個消費者以$5單價購買了一箱葡萄酒,幾年后,葡萄酒商愿意以 $100單價回購但被其拒絕了,盡管他現在決不會以高于$35的單價購入新的葡萄酒。

Thaler利用局部選擇理論[10]對此現象進行了解釋:購入新的葡萄酒的價格在經濟學上被解釋為 葡萄酒的機會成本,而出讓自己收藏的葡萄酒的價格卻不是機會成本,而是讓渡成本(out-of- pocketcost)。前者對應葡萄酒的獲得,后者對應葡萄酒的損失。根據局部選擇理論,消費者將是損失 厭惡的。因此,由于消費者購進葡萄酒后,改變了消費者資源配置的初始狀態,將葡萄酒的增加或減 少轉化為收益或損失的基準發生了變化。與獲得的機會成本相比,放棄的讓渡成本必然被賦予更高的 價值,即放棄帶來的痛苦要大于獲得帶來的快樂,此即占有效應。換句話說,人們對自己擁有的東西 的估值要高于他們不擁有的東西,占有效應將改變人們的喜好。由于讓渡成本和機會成本的不同,占 有效應取消了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無差異曲線的可逆性,這同時意味著兩條無差異曲線可能相交[9]。 Tversky and Kahneman[19]的研究揭示了由于占有效應的影響形成的基準依賴的偏好結構,并對科斯定 理提出了質疑:即使交易成本為零,由于占有效應,相對其它沒有獲得的物品,人們提高對已經獲得 的物品的評估價值。這樣,資源的最初配置狀態引起經濟主體內在喜好的變化,引起無差異曲線的系 統移動,對資源最終配置產生實質性影響。

在上述案例中,占有效應主要通過改變消費者對占有物的價值評估,而改變了對占有物的偏好, 從而引起消費者對特定商品空間相對偏好關系的變化。

LoewensteinandAdlerL[19]進一步對人們是否能夠預知占有效應對他們自己喜好的影響進行了研究。 研究發現,由于兩方面的原因,人們在預知自己的喜好變化上存在系統偏差。第一,占有效應引起的 喜好變化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人們無法預期,這阻礙人們從長期的獲得、占有、放棄實踐中了解喜好 是如何變化的;第二,僅當面臨放棄占有物的情形時,人們才會表現出對占有物的迷戀,而獲得和放 棄通常具有時間間隔,人們一般無法獲得迷戀占有物的反饋。對最初評價的遺忘進一步對這種反饋產 生了干擾。這樣,人們在無意識中受到占有效應的影響,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自己選擇的陷阱,對自 己選擇的可逆性存在不切實際的想法。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們看到,選擇問題呈現的特定背景(結構化效應)和特定過程(引出效應) 的不同會引起決策者的偏好關系發生逆轉,這就好像具有特定面貌的人在不同的哈哈鏡中看到了不同 的影像。決策者經過學習、訓練后,可以讓選擇問題背景隱含的參照系、讓不同的引出過程透明化, 確認哈哈鏡之間的轉化關系,外部環境對決策者偏好關系的影響可以因此被削弱直至消除。但是占有 效應的影響卻是實質性的,它通過改變決策者的資源邊界條件,對決策者選擇用以感知收益和損失、 痛苦和歡樂的參照系產生了實質性影響,從而改變了決策者的偏好關系。占有效應不像外在的哈哈 鏡,而更像生物體的生長過程,對特定商品的選擇和放棄,就好像生物體的消化吸收和排泄活動一 樣,對消費者的內在的偏好關系結構產生了實質性影響。這樣,預先界定的偏好關系被顯現的內涵不 變性假設遭到了行為現實的根本消解。

這樣,在決策者與其所在的環境的互動過程中,隨機性的選擇背景和引出過程使決策者暴露在一 個高度不確定的選擇環境中。在隨機性的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作用之下,決策者的現實行為是高 度隨機的。但隨機性的選擇行為卻會產生實際的選擇結果,而實際選擇結果將進一步因占有效應對決 策者的喜好產生實質性影響。這樣,偏好關系不僅是動態演進的,而且完全是一個隨機過程。我們既 沒有預先給定的偏好關系,也無法對動態演進的偏好關系進行預測,人類喜好或偏好并不是人們主動 選擇或理性計算的結果,而是在與環境之間的高度隨機的獲得、占有、放棄實踐中被塑造。這樣,占 有效應、結構化效應和引出效應的結合,完全取消了正統經濟學的內涵不變性和外延無關性假設,正 統經濟學分析的前提和基礎受到了致命的質疑。

四、經濟資源的不可替代性――思維會計

在正統經濟分析中,用于購買各種商品的資源是完全可以替代的。這意味著,就決策者千差萬別 的選擇評價或行為描述而言,盡管每一個決策者的主觀感受不同,但卻可以由中性的經濟資源去客觀 度量,完全可替代的經濟資源提供了一個客觀度量主觀感受的經驗框架。在這個經驗框架下,我們只 需要關注經濟資源的配置情況。描述性轉向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發現,在于揭示了決策者在處理各種交 易活動時的思維會計原理,對經濟資源的完全可替代性提出了無可辯駁的質疑。

根據Thaler(1999),思維會計(mental accounting)是指個人或家庭為了跟蹤資金流向,控制支 出,而像財務或管理會計那樣,在思維中將個人的財務活動進行記錄、總結、分析和報告的會計活 動。思維會計由三個部分組成:思維會計系統為決策者知覺或經驗事件結果、進行事前或事后的成本 一收益分析提供基礎;像真實的會計系統一樣,思維會計會將資金的來源和使用進行分類,歸入不同 的思維賬戶;思維會計系統會以不同的頻率評估各種賬戶,使賬戶每天、每周、每月、每年或以其他 頻率,在較寬或較窄的范圍內進行平衡。對各種交易活動而言,把交易行為歸入思維賬戶的過程,實 際上就是確定該交易行為賴以進行評價的參照系的過程,從而決定了決策者如何把交易行為結構化為 損失或收益,對實際的選擇行為產生實質性影響,

我們看看兩個行為試驗:

1.驅車購物案例[11]

情形1:你打算在附近某個商店購買一件價值125$的襯衣和價值15$的計算器。你被計算器銷 售員告知,在車程20分鐘以外的分店,計算器價格為10$。你是選擇在附近商店買,還是驅車去分 店買?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去分店購買。

情形2;你打算在附近某個商店購買一件價值15$的襯衣和價值125$的計算器。你被計算器銷 售員告知,在車程20分鐘以外的分店,計算器價格為120$。你是選擇在附近商店買,還是驅車去 分店買?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就地購買。

2.看戲案例[11]

情形1:你購票以后前去看戲,但在快動身前,你發現票丟了。你是重新購票前去,還是放棄? 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了放棄。

情形2:你打算前去看戲,但在快動身前,你發現丟了部分錢(恰好可以買一張戲票)。你是購 票前去,還是放棄?試驗結果表明,大多數人選擇購票前去。

在看戲案例中,人們在丟失了票的情況下,比在丟失了同樣數額的錢的情況下,更不愿意重新買 票。思維會計原理給出了這樣的解釋,購票支出被歸入看戲思維賬戶之下,丟失票的損失記入了該賬 戶,而丟失同等數額的錢則沒有歸入相應的賬戶。因此,戲票丟失后,重新買票,則使看戲變得非常 昂貴;而丟失同等數額的錢,則與看戲無關。在驅車購物案例中,購買計算器和襯衣的支出以及驅車 前往成本被分別記人了不同的思維會計賬戶,在第一種情形中,在計算器的思維會計賬戶中,就近購 買計算器價格要高出33%,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交易①;而在第二種情形中,就近購買計算器價格僅僅 高出4%,是可以接受的。

在上述案例中,消費者的行為與正統經濟分析的結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正統經濟學范式中,預算 內各種賬戶的錢是完全可替代的,時間也是可以完全替代的,也就是說在任何活動上的時間投入的邊 際價值都應該是相等的。在思維會計分析中,人們可以發現這兩種替代性都是站不住腳的。在看戲案 例中,人們丟失了票與丟失了同等數額的錢,卻產生了差異很大的選擇行為,前者不愿意再購票,后 者則愿意。在驅車購物案例中,人們可以為了一件小商品驅車20分鐘以節約5$,但卻不愿意為了 大宗商品驅車20分鐘節約5$。

Camemreld.[3]則在對出租車司機工作時間的研究中發現,正統經濟學關于工作時間和薪酬的替代性假設是存在問題的。研究發現,司機們一般根據租車費等設定每天的工作目標,一旦達到目標, 就停止工作,這直接導致他們在生意好的日子里工作時間短,而在生意不好的日子工作時間長。這違 背了正統經濟學關于工作時間和薪酬關系的標準解釋:薪酬越高,工作時間越長,人們愿意放棄更多 的閑暇。從思維會計的角度來看,出租車司機每日確定目標的工作方式,實際上是一天進行一次思維 會計賬戶的評估。

就思維會計而言,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決策者何時啟用某個賬戶,何時關閉它,即選擇歸并問 題:決策者何時把某一思維會計賬戶中的交易活動進行歸并。經過歸并后的思維會計賬戶的狀態將為 后續交易活動的評價提供參照系,先行選擇的結果由此才會對后續的選擇行為施加影響。與選擇歸并 相關的著名案例來自于股票投資之謎(Mehra,Prescott,1988)。從美國的數據來看,股票投資和國債 投資之間的收益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從1926-1998年的70年間,股票投資的年收益率約為6%, 1926年的10股票投資到1998年變成了1800$;而與此對應,1G的國債投資只能得到15$(一半 被通貨膨脹吃掉了)。風險厭惡并不足以解釋股票投資之謎;BenartziandThaler[3]利用思維會計原理提供了說明。人的風險態度將取決于他們重新設置評價基準的頻率,即他們多么頻繁地重新評估他們 的資產組合②。他們的研究發現,投資者一般每13個月評估:―次他們的資產組合③。這樣,股票投資與債券投資在長期中的巨大差距被忽略掉了,這正是行為經濟學家對股票投資之謎的解答④;

綜合來看,思維會計原理反映了決策者在進行選擇評價時的幾個重要特點:(1)決策者進行選擇評價的參照系是多維參照系,同一個選擇問題的不同方面補歸入了參照系的不同維度,在參照性的不同維度上被結構化為收益和損失。由于參照基準的不同,結構化后的結果不同,不同思維會計賬戶中的經濟資源失去了可替代性。(2)決策者以某種頻率不斷地進行思維會計賬戶的選擇歸并,從而不斷地調整參照系,選擇問題的評價基準因而發生持續的變動。(3)決策者參照系的調整周期是不定的,被特定的情形決定。

在局部選擇理論[16]中,價值載體從正統經濟學的財富狀態量改變為財富變化量,由此引入了一維的參照系。作為行為經濟學的進一步發展,思維會計研究表明,不同背景、不同過程、不同形式的財富變化量

注解:

① Thaler(1999)引入了交易效用(tramactionutility,被定義為實際支付價格與參考價格(通常價格)的差距)概念,來解釋人們對交易公平性的偏好。對同一物品(比如價值10的啤酒),人們可以接受在高級酒店中的高價(4$),但不會接受在雜貨店中超過2$的高價。

② 注意在局部選擇理論中,由于人們基于一定基準確認收益或損失。與此相伴的必然還有財富狀況評估的頻率,或者決策者評估富狀況的周期。每一次新的評估都將確定新的基準。另外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基準本身的相對性。按照Thaler(1999)對歸并行為的研究,賭博贏家不會在一天之內根據當天的輸贏調整基準。

③ Benartzi and Thaler關于資關組合評估周期的研究說明什么呢?不是投資者的思維會計法則決定了人們一般會以年為評估周期,而是地球季節變化的周期性,與此相關的人類活動的周期性決定了年度的評估周期。

④ 這種思維會計行為被他們稱為短視的損失厭惡(myopic loss aversion)。Kahneman and Lovallo(1993)給出了一個更加一般化的解釋――狹隘的結構化(narrow framing):決策者一次只處理一個問題,而不是把該問題作為一部分納入一個全面的、完整的分析框架。這樣,由于基準置頻率的影響,在長期來看可行的投資策略在短期內卻被忽略了。

所承載的價值并不相同。思維會計實際上是多元的結構化過程①。多元結構化效應對正統經濟學分析是破壞性的,一向被視為中性的、可以相互替代的貨幣或時間等經濟資源的可替代性被取消了。

五、結 語

在行為經濟學家看來,現代風險決策理論是從賭局的邏輯分析上發展起來的,而不是從風險和價值的心理分析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此,現代決策理論所建構的是理想決策者的規范模型,而不是對真實決策者行為的描述[19]。行為經濟學研究在心理現實化方向的深入,逐漸觸及到了正統經濟學的基礎性假設,為我們揭示了偏好關系的動態演進圖像――偏好關系在決策者與其身處的環境之間高度隨機的互動過程中被塑造,取消了偏好關系預先得到完備界定并在行為過程中保持一致的可能性。行為經濟學由此跳出了正統經濟學設定的基本框架,放棄了正統經濟學先入為主的規范性理想。

從經濟學及心理學創建以來,學者們關于實體意義的心理基礎一直處于永無休止的爭議之中。在單極化的本質主義思想傳統[5]之下,行為經濟學與正統經濟學及心理學一樣,試圖通過心理現實化在決策者一極確定普遍永恒的行為依據。這樣建立的理論,要為決策者和其身處的環境之間關聯互動的行為現實提供說明,理論解釋與行為現實之間必然產生系統偏差。事實證明,行為經濟學家心理現實化后建立的理論并沒有取得比預期效用理論更加好的行為解釋力[7]。也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行為經濟學放棄了先入為主的規范性理想,在描述性轉向的形成過程中,開始遠離不可觀察的心理世界,越來越接近我們生活經驗的現實世界。

雖然行為經濟學放棄了找到永恒普遍的心理法則框架――完全理性的自我――作為選擇行為終極依據的規范性理想,但他們并沒有真正放棄規范性理想,他們追尋的仍然是某個具備描述的心理法則框架――有限理性的自我。只是在描述性轉向后,行為經濟學放棄了完全理性,而轉向了有限理性[12];放棄了事先完備界定心理法則的先驗玄想,而在決策的背景中、過程中去確定。描述性也好,規范性也罷,一顆觀察、判斷、選擇的心,仍然是經濟學微觀理論的基礎。在行為經濟學的研究成果中已經清楚地看到,心理現實化和描述性轉向真正指向的并不是心理,而是現實,即行為現實化。經濟學理論在向現實世界開放的過程中,逐漸融入了現實世界,更加深遠的經濟學理論范式變革――關系論轉向[5]已經非常清晰地展現出來:在決策者和其身處的環境互動過程中發生的行為的依據,既不可能單一地來自于自我(無論是完全理性的自我還是有限理性的自我),也不可能單一地來自于自我所處的現實世界,更與自我和現實世界之外的第三者(某種結構的本質實體,比如意志、直覺、潛意識、心靈、靈魂、上帝等)無關,而必然在自我和現實世界的關聯互動過程中被確定。 決策者不是設計者,也不是觀察者或自動機或理解者,而是參與者,決策者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聯互動構成其行為的全部。在關系論轉向后,正統經濟學的微觀心理基礎問題乃是在根深蒂固的單極化本質主義思維模式下提出的虛假問題,既無法界定,也無須界定,更不必回答[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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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 根據Kahneman and Tversky[17],當面對多屬性的選擇時,決策者會基于多個維度的參照系(multiattribute reference state), 建立多個思維 賬戶(mental account)對選擇的利弊進行多個維度的分析。

62:125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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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Foundation of Orthodox Microeconomics

FENG Xie - gang, LI Zi - nai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jing 100084,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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