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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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經濟行為與其他行為一樣,受其思想觀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驅使｡人類生產勞動或經營實踐總是在一定思想觀念支配下進行,決定著勞動者其他方面素質和能力的發揮程度;勞動者總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勞動者,一個沒有任何思想的勞動者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也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思想不健康的勞動者也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是一種既非物質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識形態､價值觀､宗教､倫理道德等相互滲透的方面｡發展經濟學家揭示了思想觀念支配人的經濟行為,人的經濟行為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總路徑｡

一､人的思想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機制或路徑――基于發展經濟學家的論述

(一)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經營者素質提升理性化經濟行為經濟發展｡韋伯指出,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并非一定是物質和經濟的反映,它同樣可以成為推動社會經濟變遷的動力因素｡在每一項成功的事業背后,往往存在著一種精神氣質,它引導人們努力爭取經濟果實的行為,鼓勵人們孜孜不倦地去開拓､經營,獲取利潤,積累財富｡與資本主義理性經濟行為相配合的獨具特色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即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地有計劃地持續地追求預期利潤的思想或態度,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為什么現代資本主義恰恰產生在西歐,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資本主義精神與西歐新教倫理之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內在聯系?韋伯通過歷史考察,發現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間的生成關系,即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義和在生活消費上的節儉有利于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長,也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勤勉是價值創造的源泉;從事某種固定職業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的心態,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和資本主義生產;講究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倫理;贏利是現代企業的目的;反對特權和壟斷,有利于市場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強烈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與狂熱的宗教虔誠天衣無縫地結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提升了經營者的個人素質,引導了經營者的理性經濟行為,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韋伯認定,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西歐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始發機制”,是“養育現代經濟人的搖籃的護衛者”｡韋伯一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

厲以寧也指出,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這在荷蘭､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得到證實｡在新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十六七世紀的荷蘭和英國的新教徒們工作勤奮,生活節儉,積累財富,創造事業,以盡‘天職’,這就是行為目標的理性化｡在新教倫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甚至在非宗教倫理觀念的某種信念､某種思想､某種理想的推動下,世界上除荷蘭､英國這樣新教國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樣存在著人們要為一定的目標而努力工作､創造事業的精神動力｡一旦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動力產生了,行為目標理性化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就會被創造出來｡

(二)思想意識形態個人機會主義行為受到約束交易費用節省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諾思等認為,包括人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等在內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調節機制,其本質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意識形態的調節和約束,它影響個人行為和交易費用,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家缺乏遠見,看不到不受約束的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于是提出了意識形態理論,用以約束這種行為,并把它作為一個變量引入交易費用分析中,用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在諾思看來,一套完整的正規化制度固然對經濟發展有利,但若沒有作為非正規化制度的意識形態的補充,經濟發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頗成問題了｡因為,任何正規化制度都不是絕對完善的,尤其在一個博弈的社會里,盡管有整套不變的規則､檢查程序和懲罰措施,但在限制個人行為上仍存在相當的可變性,經濟主體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會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在制度不斷完善的今天依舊廣泛存在｡諾思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有一種欲獲得某種好處而又不付費的“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若社會成員都想成為或都等待成為“搭便車者”,那么,這個社會就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創新活動的激勵｡因此,一個社會需要通過先進思想意識形態的力量來有效克服“搭便車”行為｡因為,意識形態使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環境,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引導,而使其行為決策簡單明了,減少了社會的交易費用｡

諾思還認為,對制度公正與否的評價是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一種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狀態下運行,與人們對該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關｡如果一種意識形態對現行制度較容易理解和接受,從而就有利于現行制度更有效地運行,就會減少現行制度運行的成本｡如果制度變遷參與者對制度變遷發動者權威的合法性和現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較強的確信并能從中獲得預期收益,那么,制度變遷參與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變遷參與者對舊制度的惰性依賴､制度變遷的阻力和經濟資源在制度變遷中的投入減少,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降低｡正如諾思說:“在社會成員相信這個制度是公平的時候,由于個人不違反規則和不侵犯產權――甚至當私人的成本―收益計算不會使這樣的行為合算時――這一簡單的事實,規則和產權的執行費用就會大量減少｡”否則,制度的執行費用將上升,制度力將在各抒己見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沖突中耗散殆盡｡因此,意識形態是個人與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機制｡

意識形態正是通過影響機會主義行為及交易費用､制度執行費用及制度力等途徑來影響資源配置及經濟增長的｡“社會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是使經濟體制可行的社會穩定要素｡如果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那么,我們在說明無論是資源的現代配置,還是歷史變遷的動力上就存在著無數的困境”｡

(三)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經濟機會獲得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源于經濟機會｡劉易斯反復強調經濟機會對于經濟增長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們抓住經濟機會是可能的,經濟增長就會發生”;或者“新經濟機會引起了新的富裕”;“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基本問題就是抓住機會｡因此,增長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機會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變化允許抓住業已存在的機會,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兩者兼有”｡

經濟機會又源于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導的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劉易斯認為,“思想能影響社會經濟的變化,并且是社會經濟變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進思想,就是人們對創新､冒險､新技術､新物種等新事物的認可､接受的態度,具有某種“新思想”的人即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經濟機會,在影響經濟增長變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經濟增長要求人們有冒險思想,要求有適量的創新者｡”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一旦轉變為人的行動,是人們抓住經濟機會的根本前提,“因為經濟機會和新思想的這種積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業家具有風險､創新等新思想對于企業經濟和社會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同樣,經濟增長的滑坡､“繁榮的毀滅可能僅僅由于人們接受了與經濟擴張不一致的舊習慣或舊思想”｡企業家承擔風險等新思想的情況決定了其收入差別,“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們顯然不愿意承擔開發新生產線的風險｡貨幣很容易流向土地､貿易､放債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國的資本家除非看到有獲得特殊利潤的可能,否則他們就不愿意投資于礦業､公用事業､商業性農業,或者制造業｡因此,這些領域的贏利機會留給了外國人,外國人帶來了生產和組織的新技術,而外國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為他們敢冒風險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貨幣投資于國內得到更多利潤的新思想｡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利潤與國民收入同比例增長,從而就有了儲蓄｡隨著本國企業家風險思想的增長,外國企業家被廣泛模仿,直至本國企業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國經濟不再依靠外國企業經營｡而且,本國企業家成長壯大到經濟上獨立,甚至在一定的時候開始輸出資本與企業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擔引進新思想風險的企業家,否則在以家庭規模為基礎的農業范圍之外,經濟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實業家,或者如果實業家不愿意承擔風險――無論造成這種情況的是由于他們無法增加資本,由于他們受本性膽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擔風險的報酬差別不夠大――私營企業經濟都將受到限制”｡格林菲爾德在論及低地國家荷蘭經濟崛起時,也指出,雖然初始條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數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機會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覺新的機會,善于利用舊的體制,他們不怕風險,其視線不會被約束性的集體想象力的虛幻所遮蔽,他們靠腌制鯡魚,將貨物從一個大陸運送到另一個大陸,開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劉易斯還指出,具有新思想的總是少數人,因而,只有少數人能抓住經濟機會而致富｡統治階級很少能成為抓住新經濟機會的人,他們由于傳統思想偏見,一般都滿足于現狀,不必去尋找經濟機會;傳統思想以各種方式限制經濟機會,現在有害于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就是傳統的偏見思想｡也不是下層人士,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可能受到奴隸制､農奴制或等級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經濟機會;或者,他們非常貧窮,沒有受過教育,缺乏勇氣和創新傳統,“任何一個受傳統小農思想偏見束縛的處于貧窮社會類型的小農,絕不會去尋求市場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來自于各中間社會階級,城市人就處于中間地位｡“在經濟增長的加速中總是城市人起了決定性作用,認為城市人對經濟增長的變化所作出的貢獻比住在農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是因為城市人在生物上優異,而是由于環境或機會｡由于環境不同,城市的氣氛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的態度與思想觀念的形成,城市人比農村人思想更開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從而能更好地從事引起技術改進的科學研究｡城市人奮進的態度與先進的思想觀念使得其比農村人更富有創造性,更能抓住經濟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

(四)企業家創新精神企業家創新行為經濟機遇到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佩雷菲特認為經濟奇跡的產生,除了資本和勞動兩個要素外,還有一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種精神氣質因素,“這是一種質量型的看不見的標志,它將激發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殺前兩種要素,即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看得見的數量型的物質因素)｡能夠改變一切的,或各種派別的經濟學家們長期忽略的――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馬克思或凱恩斯,正是這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因為這個因素看不見,抓不著｡以往論述經濟增長問題的各種模型都是建立在僅僅把資本與勞動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基礎上,顯示出其弱點,精神是創造經濟奇跡的關鍵”｡劉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來就是“創新精神”,熊彼特用企業家創新精神很好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他指出,企業家創新精神就是一種非物質的精神力量,它總會給企業家帶來一種“戰斗的沖動”,激發企業家為社會不斷地創造財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企業家創新精神指導的企業家創新實踐是企業家精神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機制｡熊彼特認為,“經濟機遇”(即劉易斯的“經濟機會”)永遠只屬于那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現實性的前提,企業家之所以崇尚創新,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創新可能為自己帶來潛在的贏利機會,進而將潛在的贏利機會變成為現實的利潤;“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實質就是對外部經濟機遇的一種能動的創造性的反映”,企業家“為了他的成功(即獲取利潤),更主要地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他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別的”｡因此,創新是企業家職能的實現,是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業家創新精神｡熊彼特進而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實現生產方法的新組合,從而充分利用生產要素的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尤其是創新先發生于個別企業,可以產生壟斷利潤或超額利潤｡因此,創新就是贏利經濟機會的獲得,就是經濟發展｡創新行為包括以下情況:采用了一種新的產品及其生產方法,開辟了一個從未進入過的新的市場,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產原料和半成品的供應來源,實現了一種新的工業組織形式｡熊彼特認為,“每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一旦他建立了企業,同常人一樣地經營,他就會失去企業家的資格｡因此,一個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總是一個企業家｡因為,在靜態經濟社會里,業主們因循守舊､不思進取,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企業的運營總是局限于陳舊觀念的軌道之內,不會遇到嶄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業家的經營能力｡因此,企業家要將創新推向成功,僅有淵博的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擁有堅強的精神意志,有先見之明,能在社會傳統思想習慣普遍持懷疑､反對態度的情況下,頂住傳統思想習慣等方面的壓力,并反過來說服大眾,解放大眾思想,使其支持創新｡

二､結論與啟示

一切導致家庭貧困和社會經濟不發展的勞動力素質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勞動力思想觀念素質低下那里找到終極原因,在現代人的諸多素質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區別于傳統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我們可以找出太多的貧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觀念素質是貧困之總根源｡“減少或消除貧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種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樣”｡但思想扶貧或思想反貧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顯著的一種扶貧方法｡“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時期的反貧困實踐,應注重各種反貧困手段的綜合運用｡不僅要注重物資､資金､技術､教育､文化等反貧困,更要通過農民自身思想觀念素質的現代化,重視思想反貧困或思想扶貧,這也是建設“鄉風文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2] 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第2篇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對于金融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如Patrick認為，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供給主導”的作用。金融發展在動員儲蓄、管理風險、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對于金融發展究竟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卻存在許多爭論。以Goldsmith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認為，金融發展以金融資產的形式直接增加儲蓄，從而促進了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關文獻均對這一假說提供了經驗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與Shaw為代表的金融壓抑主義者卻認為，現金余額的實際收益率是資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經濟增長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根據這一觀點，經濟增長基礎上的金融發展績效取決于利率的發展績效。因此金融壓抑主義者認為，實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為重要。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新古典學派同樣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什么關系。如RobertLucas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分析，認為經濟學家過分強調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理性的人們往往可能會在貨幣供給量變化之前就已調整了自己的行為，故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即使在短期內也是垂直的。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Arestis等(2001)使用來自5個發達國家的數據，采取時間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場易變性和銀行體系效應的基礎上，檢驗了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結果也表明盡管銀行和股票市場都可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銀行的效應更大。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賓國強(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分析了我國實際利率、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驗證了麥金農的理論，實際利率、金融深化確實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對金融深化有促進作用，得出結論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隨機邊界模型以及中國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數據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之間的關系,間接度量我國金融發展的資源配置效率。研究發現，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的關系具有明顯的時空特征；金融發展只是通過資本積累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并未促進我國技術效率的全面提升。

隨著現實的經濟金融狀況不斷發展，二者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復雜，雖然諸多的學者基于各種理論試圖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分析，但仍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通過對以往成果的研讀，可以使后來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有更深層面的了解，從而在路徑的選擇上更好的決策，以指導中國經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所以，筆者認為進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標和數據方面，隨著理論上“金融”這一概念的不斷發展，隨著現實經濟與金融創新的發展，著力尋找更全面準確和易于衡量的指標，以及質量更高的數據。

2.學科基礎方面，經濟計量學的發展應該引起科研工作者相關機構足夠的重視，要從制度上引導和促進其發展，以期更好服務于該課題和相關課題的研究。

總之，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亦是永無止境的。

參考文獻：

[1]吳敬璉:借助金融創新.實現經濟增長[J].農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2]王亮:中國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paneldata分析[D]，2007

[3]張倩:陜西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D]，2007

摘要：本文從理論和實證研究兩個角度出發，對近年來國內外諸多學者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研究的文章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綜述過程中筆者給出了適當的述評，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第3篇

論文摘要：本文從理論和實證研究兩個角度出發，對近年來國內外諸多學者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研究的文章進行了歸納和總結，綜述過程中筆者給出了適當的述評，并在文章末尾提出了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

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參考文獻：

[1]吳敬璉:借助金融創新.實現經濟增長[J].農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