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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8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對美貿易大量盈余,日美貿易磨擦日益激化。1985美日等國簽訂的“廣場協議”,直接導致日元急劇升值,東京外匯市場美元兌日元的匯率從1:240一直降到l:150。對于以出口主導型經濟發展模式崛起的日本來說,出口受到沉重打擊。為了防止國內經濟受到升值的影響,日本政府配合以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消除日元升值對國內經濟帶來的通縮效應,同時,為阻止日元繼續升值,日本銀行從1986起連續下調貼現率,由5%下調至3%,并持續數年。由于這種寬松金融貨幣政策,企業資金籌措容易,社會資金流動加快,大量低利剩余資金開始尋求回收期短、收益率高的投資對象。過量資金流入房地產開發、股票市場,導致資產價格異乎尋常地上漲,由此出現了“資產價格膨脹”現象。而且,在超低利息率的背景下,中小企業所籌資金大部分來源于金融機構,同時,金融機構自身也積極地參與股票和土地的投機活動,從而也為泡沫崩潰后金融機構形成大量的不良債權埋下了隱患。
泡沫總是要破滅的。為了防止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的發生,日本銀行從1989年中期開始緊縮銀根,于1990年8月將中央銀行貼現率提高到6%。日本銀行的決策立即反映到了市場上,從1990年9月開始,股市開始下滑。與此同時,房地產的泡沫經濟也開始崩潰,東京、大版等大城市的地價開始大幅下跌,泡沫經濟迅速崩潰。日本政府的本意是通過緊縮的貨幣政策使股價和房地產價格有秩序地回落,使經濟泡沫逐漸收縮,但由于政策實施過急過猛,導致日本經濟中的泡沫突然破裂,經濟形勢急轉直下。
從1991年開始至2001年,治療泡沫經濟留下來的后遺癥讓日本經歷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停滯期,貨幣政策力不從心。從貨幣政策效果來看,金融系統的不良債權過多導致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零利率政策基本失靈在大量不良債權,銀行為降低風險,出現了嚴重的“慎貸”或“惜貸”現象,使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間接融資困難。這些原因都使得日本銀行雖自1995年以來基本實行零利率政策,但資金仍然貸不出去的原因。當局將基礎貨幣供應增長率達很高,但商業銀行貸款卻不斷減少,也就是說,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業務等手段向商業銀行增加的貨幣供應,又通過商業銀行在中央銀行的存款等形式回流到中央銀行,形成了資金在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的循環,而生產和服務領域卻得不到需要的資金,結果是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擴張作用傳遞不到經濟部門,貨幣政策嚴重失靈。
面對我國當前經濟形勢,我們一定要吸取日本的教訓,日本當局由于懼怕日元升值而導致的錯誤的宏觀經濟政策,對經濟的危害超過了日元升值本身產生的危害。長期維持低利率,財政和貨幣“雙擴張”政策實施的時問和幅度沒有控制好,從而導致資產泡沫的產生。而在意識到經濟中的泡沫之時,采取了過于猛烈的緊縮政策,導致資產泡沫破滅,金融系統中大量的不良資產給經濟留下后遺癥,所以我國應對這一輪通脹、資產價格上升切不可采取硬著陸的措施。
首先,在治理目前通脹問題上,可以從匯率方面入手幫助我國國內解決通脹問題。在關于人民幣該不該升值的問題上存在著不同的觀點,但是就目前形勢來分析,如果不讓人民幣升值,但又要抑制通脹的話,有兩條路徑:一是通過貨幣政策回收基礎貨幣,二是通過外匯管制。就貨幣政策而言,我國目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已經高達21.5%,短期內繼續提高的空間已經很小;此外隨著外匯流入的增加,央行票據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其結果是央行需要支付的利息也隨之增加,增加央行的債務負擔,這種方法也是不可持續的,只是能控制一時,通脹壓力始終存在,隨著國債的到期,這種壓力會被釋放出來。外匯管制方面,其只能限制熱錢的流入,而不能限制通過貿易和外國直接投資這兩個渠道流入中國的外匯,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的情況下,熱錢就會以各種合法或不合法的形式流入中國,從而抵消外匯管制的效果。
在人民幣不升值的情況下,又要讓中國經濟不出現通貨膨脹,在短期內有可能,但在長期卻不可能實現。總體來看,人民幣升值比不升值對我國經濟更有利,但人民幣升值的速度要取決于我國企業對人民幣升值的承受能力、我國擴大內需的能力,以及熱錢流入的速度和資產價格泡沫的大小,因此,對于我國而言,最佳選擇是人民幣緩慢升值。
其次,我們來仔細分析一下剛剛公布的五月份CPI數據。五月份的CPI增幅5.5%,統計局聲明其中食品價格漲幅占比64%,房價上漲占比20%以上,這兩項加總就占比接近90%,這說明我們目前的價格上漲一定程度上是屬于供給性的,其中食品價格上漲中最重要的是豬肉價格的上漲,但這是屬于周期性,根本上無法避免,目前的緊縮銀根政策是達不到將豬肉價格降下來的。現在的信貸規模已經跟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規模差不多,以達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我國僅使用總量控制的緊縮政策是不行的,對貨幣量進行“一刀切”,會使得中小企業貸不到資金,經營活動面臨困境,甚至導致我國滯漲的發生。央行應該將總量控制的政策變成優化結構的政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產業升級,要通過財務杠桿將社會資金引導到新型產業建設、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等發面來增加供給。其實目前中國最擔心的應該是房地產市場,食品價格有漲有落,是周期性現象,這部分不用過分擔心而且政府也無法控制,但是房地產泡沫問題如果一直存在就會導致租金的價格上漲,進而蔓延零售、服務業等流通領域使價格上漲,此外租金也會讓勞動力成本增加,會推進其演變成為一般性的通貨膨脹。從日本的教訓中也應看到資產價格泡沫膨脹的危害之大。
我在1997 年底,認為亞洲金融危機將觸發中國發展和漸進改革的深層次矛盾,中國經濟將進入長期蕭條,至少5 年。1998年我發表“危機與反危機”的長文,指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特殊潛力已經基本釋放完畢,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權力資本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將充分暴露,使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甚至爆發某種危機,危機的前兆,就是資本外流。我的建議是:必須進行社會分配關系和發展戰略的調整,努力化解危機因素。
到目前為止,政府啟動內需的政策是戰術性的,沒有包含戰略性的調整和深層次改革。多數經濟預測和研究,并沒有認識,或不愿意承認中國進入了通貨緊縮,理論界一些人甚至把深層次矛盾排除在經濟學研究之外。1998 年政府增發國債投入基礎設施,國內工業稍有增長,即有不少“名家”出來宣布“中國經濟增長到7。8%已經見底。1999 年3 月,中央貨幣當局負責人公開否認有“通貨緊縮”的存在,說僅僅價格下降不證明有通貨緊縮,必須同時出現經濟增長速度下降,但統計數字馬上就顯示出:3 月份儲蓄超常增加,不僅說明消費難以啟動,而且表明相當一部分個體戶的經營資金退出了投資領域,政府投資沒有能夠有效地帶動民間投資。
1988 年夏天,我所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經濟室,由我的博士導師光主持的宏觀經濟分析課題,指出中國經濟進入“大調整”;二是中國證券市場研究設計中心(聯辦)研究開發部主辦的《每周述評》,宋國青,任若恩等人,提出中國經濟進入了通貨緊縮。胡鞍綱亦認為中國進入嚴重的通貨緊縮。我認為,通貨緊縮直接所指,就是價格水平的持續下降。中國經濟高速增長20 年所積累的泡沫,遠遠沒有擠干凈,需要一個以通貨緊縮或者危機的形式,降低價格,工資和成本,促使企業兼并的時期,通貨緊縮不僅難以迅速擺脫,而且在向深層次發展。通貨緊縮的第一個表現,是商品價格持續下降。我國消費物價指數1994 年為最高點,同比增加21。7% 1995 年下降到14。8%,1998 年竟然下降為負3% 的水平。
1994 年4 月,通貨緊縮沒有任何緩解。零售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7%,消費價格指數環比下降0。8%。1----- 4 月,零售價格指數共下降2%,折年率為6 %,這是有記錄以來4 個月積累的空前跌幅。4 個月的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率為9。1%,但是工業生產絕對水平低于1998 年11 月的水平。貨幣數量增長率正在下降,這是一個預示短期內緊縮持續或者加劇的信號。
商品價格縮水的代表性事件,是長虹再次降價。1996 年,長虹彩電降價30%,這次,長虹從降價50----1000 元,降幅15% 左右;康佳降價100-----1500 元,降幅10% 左右;創維降價18%。
通貨緊縮的第二個表現,是資產縮水。
1.股票市場持續下跌。
自1997 年5 月最高點以后,中國股票市場就一路下跌。四川長虹的股票價格,竟然從46 元下跌到了12 元。從1998 年12 月到1999 年春節,討論證券法,和連續不斷的新股發行,都給股市雪上加霜,與直線飚升的美國股市,日趨恢復的香港股市,形成鮮明的對比。1999 年5 月17 日,當兩只新基金跌破發行價以后,政府出面托市,股市過度飚升,但上市公司卻在下滑。
2.豪宅大幅度降價。
海南豪宅降價出售,是第二項資產縮水。全國積壓的8000 萬平方米豪宅,已經數年,房地產公司的利益,和各項中間環節的費用,已經打入房產成本,豪宅積壓,資金是壓在銀行,損失早晚由存款人或者納稅人承擔。海南豪宅的成本至少每平方米數千元,此次降價出售,每平方米在1000 元左右,降價幅度超過60%,簡直是虧血本大甩賣,這難道不是一次嚴重的資產縮水嗎?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徹底改造房地產供給體制,不清除中間環節的情況下,大量增加住宅建設投資,仍舊可能出現價格過高,居民難以承受的問題。到明年再出現積壓,降價處理,資產縮水將更加嚴重。
3.正在縮水的另一項資產,是人民幣自身。人民幣對內價值是利率,已經連續降低,對外價值是匯率,在資本外流和未來國際收支的壓力下,縮水亦在所難免。
即使按照廣義的通貨緊縮定義,將經濟增長率的下降考慮在內,未來數年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亦在所難免。一個重要的信號是,1999 年5 月份,凈出口將出現負數,國際貿易收支的逆差,進口的上升與國內經濟增長并不同步,絕非好事。一是由于去年打擊走私,將前幾年已經存在的走私進口正式記入進口,擴大了貿易收支逆差,這正是一種縮水效應。二是國內啟動內需所增加的收入,沒有擴大內部需求,反而擴大了外部需求,如大量進口手機,經濟學稱為收入的“漏出效應”。4 類國內需求,消費,投資均為疲軟,凈出口由正變為負,正是緊縮效應,只剩下一個政府開支。擴大國債發行的擴張效應被增加稅收的收縮效應所抵消。資本外流使國家外匯儲備不再增加,阻礙了中央銀行基礎貨幣發行渠道;另一條渠道是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由于多年積累的不良貸款需要清理,自動產生貸款緊縮;最后一條渠道是財政赤字在銀行透支,已經被法律明文禁止。
目前就宏觀經濟政策而言,余地不大。短期可以貶值人民幣并強制結匯,同時促進基礎貨幣發行。中期可采取結構調整政策,包括第一進入WTO,以未來國內市場換取目前外資的大量流入,以緩和國際收支的逆差趨勢;第二,出售國有資產;第三,提高低收入階層的工資。長期則必須進行根本性的體制改革和戰略轉換,我已經提出8 條措施,主要包括:采取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堅決清除腐敗;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建立信譽記錄;以國債帶動勞動積累,提高農民收入,進行國土整治和農村城市化;繼續以開放促進改革,改變過分的縱向一體化,政府集中權力強化壟斷的傾向,發展社會橫向組織;將部分國有資產存量轉化為社會保障基金,進入股票市場;改變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和西方高消費的戰略,發展獨立的高科技和國防;采取有力措施降低教育,司法,管理和工程項目的成本,等等。
總之,我們必須從歷史階段的變遷,把中國目前的通貨緊縮看成是戰略轉換的不可避免的“變盤時的滑坡”,抓緊時機解決中國改革的深層次矛盾,為未來中國數十年的經濟持續穩定有效益增長,創造條件。
二.需求主體轉換與利益結構調整
1999 年6 月份,通貨緊縮已成事實,政府和學術界在認識上有重要的深化,就是各方面才逐步達成了共識,我國需求和供給結構都出現結構性斷層,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越來越多的改革成本要居民承擔,居民預期收入降低而支出增加,影響了消費和投資,不進行利益結構的調整,經濟難以啟動。目前的政策限于以政府財政力量承擔改革成本,在增量上調整社會分配關系。擴大總需求,關鍵是調整需求結構,進行需求主體的轉換。過去20 年帶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是3部分人的需求:
第一,外國人的需求。這是中國的出口。
第二,國內單位購買力。
第三,暴富階層的需求。后兩部分包括相當比例的進口轎車和手機,這是對外國商品的需求;在國內是豪華別墅,高檔消費品,貴族教育,高速公路,都是一些高成本,高附加價值,高價格的東西,這就決定了中國的供給結構,過度追求高利潤,高資本技術密集,依靠進口原材料,高工資,低就業。這樣的由少數單位和富人帶動的需求結構,和為他們服務的供給結構不能帶動大眾消費,社會的需求和供給出現斷層。當少數人的需求飽和以后,那些高成本豪華產品與大眾無緣,相對生產過剩必然出現,而且靠經濟總量的擴張,難以擺脫。
所謂啟動內需,就是要讓另外3 部分需求成為主體:
一是以政府為主體的社會投資需求,即基礎設施,環境保護,教育科技,社會保障,國土整治,醫療衛生,國防公安,農村城市化等8 個方面,應該由政府進行基本投資,提高民間投資的邊際收益率,吸引民間投資進入。投資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組織動員能力,必須以低成本的反腐敗措施,迅速有效地解決腐敗和暴富階層沒有合法性的問題。
二是農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農用汽車和家用電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轎車和住宅。但是城鄉居民的需求似乎難以啟動。大家奇怪,老百姓為什么有錢不愿意花?銀行里不是有60000 億居民存款嗎?中國經濟的研究者們長期忽視和忌諱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有人根據公開的統計數字,說中國沒有兩極分化,他們沒有計算隱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為缺乏數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有少數人以非常不正當的手段實現了暴富,大多數居民手頭仍舊比較緊張,這樣一個基本事實,一直被忽視,或被掩蓋,似乎誰去研究,就沒有“實證性”,就有“否定改革開放”之嫌疑。
許多人估計,目前中國80 % 的銀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里,其余80%的居民,只掌握大約20%的存款------ 這個“20 :80”格局,是一個兩極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們警惕。
關鍵詞:綠色壁壘;SWOT;礦產品貿易;策略
中圖分類號:F71 文獻標識碼:A
我國礦產資源種類較豐富,資源總量也較大,但是從目前國內人口現狀來看,中國礦產資源儲量仍然相當地缺乏,對保障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十分有限。為促進國內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需要進口更多的礦產資源。因此,我國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礦產品生產國以及第三大礦產品進口國。但自2008年后,由于金融危機導致許多國家出現經濟危機、財政赤字,于是各國實施包括進口禁令、貿易許可等非關稅貿易壁壘和提高關稅的關稅貿易壁壘,這些貿易壁壘嚴重阻礙了我國礦產品的出口。
1 我國礦產品進出口貿易概況
礦產品貿易是我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統計數據表明,礦產品進出口貿易總額已經超過全國所有商品進出口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正因為如此,國內礦產品進出口貿易的數量、結構、金額、效益、成本、政策等均在逐漸地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礦產品進出口貿易逆差程度進一步加深。近年來,由于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對礦產品的需求劇增,礦產品貿易由順差向逆差轉變。我國政府已經認識到礦產品貿易不單以出口創匯為手段,更重視國內的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等因素,國內逐漸地增加了短缺能源、金屬礦產原料等的國外進口量,中國開始從礦產品生產大國逐漸轉型為消費大國。
從目前來看,我國已經對某些礦產品產生了很大的進口依存度。隨著國內礦產品進口量的陡增,國內主要礦產品對外依存度增加,我國開始過分依賴外國資源。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石油產品進口量已達到45.2%,鐵礦石55%,銅金屬70%。盡管國內鉀鹽生產技術促進了鉀鹽增長,但是從目前來看,國內鉀鹽的對外依存度仍然很高,達到77%。
礦產品進出口貿易伙伴向多元化方向發展。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國經濟逐漸與世界經濟融合,礦產品貿易在全球范圍拓展,并且有多元化發展趨勢。現階段,國內有多大二十多種主要礦產資源依賴進口,例如煤、鐵礦砂、原油等,其中涉及的進口國或者地區數量多達200多個。出口國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多元化的貿易伙伴關系,為出口礦產品市場及礦產品貨源穩定均提供了重要保障。
2 我國礦產品貿易SWOT分析模型
2.1 優勢分析(S)
第一,在經濟全球化的推動下,區域經濟發展的勢頭看好,區域聯系日益密切,在貿易、投資、金融以及產業結構分工等方面,在全球范圍內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我國與其他各國礦產資源領域的合作具有較好的基礎。
第二,礦產資源多樣性較豐富,中國是世界上礦種種類齊全,資源總量豐富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目前已發現的礦種共有171種,已探明礦產資源總量的有158種,礦產地包括沒有開采的共有18000多處,其中大中型礦產地以上的有7000多處,特別是中國的煤、稀土、鎢、矽、鉬、銻、鈦、石膏、芒硝、磷鎂礦、銀石、滑石和石墨等礦產資源,在世界上具有明顯的優勢。中國的煤、鋼、10種有色金屬和水泥產量,都占世界首位。
2.2 劣勢分析(W)
第一,與之相關的進出口政策有很大的隨意性。由于進出口政策還不完善,礦產進出口政策很容易收到行政指令以及人為地干擾。也正因為礦產品的資源形勢不能從全局角度加以考慮,因此,也無法在世界范圍內獲得較好的固定地位。
第二,貿易觀念落后,交易方式單一,無法在國際上形成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由于貿易觀念欠缺,國內在很長一段時間均采用單純的“進口替代”、“調劑余缺”等平衡策略加以解決,而交易方式上則采取較為單一的現貨交易方式,這直接造成國際市場發展動力不足。
第三,“高進低出”現象在非金屬礦產品進出口貿易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最近幾年,國內非金屬礦產制品的出口額逐漸攀升,但是,出口的非金屬礦產資源的深加工程度較低,尤其是出口中占有很大優勢的石墨、水泥等礦產。而我國從國外進口的非金屬產品大多為精加工的化肥,高級家用陶瓷等礦產。
第四,礦產品出口的創匯效益呈下降趨勢。盡管從數量上來看,國內最近幾年的礦產品出口創匯額逐漸增加,但是不得不面對的是,出口創匯額僅僅是礦產品出口增量的結果,所付出的代價很大。從最近幾年的單位產品創匯效益來看,礦產品出口創匯效益呈不斷下降趨勢,如原油、鎢、錫、鋁、銻的情況均是如此。
2.3 機遇分析(O)
第一,悄然變化的國外礦業投資環境為礦業實現國際化合作提供了條件。
雖然國內的礦產資源較為短缺,但是在世界范圍內,礦產資源還是較為豐富的。這與我國礦業現狀實現了很好的互補,也為礦產資源實現國際化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另外,由于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很多實體經濟均收到了影響,礦業也不例外。一方面,礦產品價格大幅度下降,很多礦企債務增加;另一方面,礦業企業融資途徑少,融資成功率低,很容易造成資金鏈斷裂。目前,許多國外企業均出現了現金鏈斷裂的情況,直接導致礦業經濟轉向了低迷。尤其是一些資源型國家,面對驟變的礦業經濟,國內經濟形式也是急劇下滑。為有效應對這種情況,某些資源大國考慮到金融危機以及引資等因素,逐漸開始對礦業政策進行調整,以更好地適應和應對目前的經濟形式。例如,俄羅斯國內經濟很大上程度上依賴于石油和天然氣價格,一旦金融危機引起國際油價下跌,則可能會引發俄政府財政收入的降低,造成當局政府地擔憂。俄羅斯對此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例如向油氣領域承諾資金援助,支援油氣公司幫助其盡快償還外債,從而保證整個國內經濟動脈的安全。除此之外,俄羅斯政府還強化了與國際礦業之間的合作,其陸續地與中國以及委內瑞拉等在多方面簽訂了相關合同或協議。在金融危機環境下,很多國家均采取了保證礦業領域正常運轉的有利政策,這也為我國礦業企業參與國際競爭以及實現全球資源分配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遇。因此,我們必須盡快適應環境,努力抓住機遇,與周邊國家實現共同的共贏局面。
第二,金融危機促進了“買方市場”出現,這為我國獲得境外礦產資源主動權創造了條件。
金融危機導致礦產品價格持續下降,很多對于礦產品依賴性很高的國家,如俄羅斯、巴西和澳大利亞等由于出口額大減,經濟收入受到了很大影響;特別是一些重要的石油國,這種情況更為突出。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占有重要資源的發達國家,例如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均希望借助資源開發利用以增加社會的福利,并且積極地為礦產資源尋找新的市場。如此背景之下,礦產品已經從原來的“賣方市場”逐漸演變為如今的“買方市場”。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國是國際市場大宗礦產品的主要消費國,是世界上礦產品生產的主要目標市場。所以,在金融危機促進形成的“買方市場”背景下,中國毫無疑問地獲得了境外礦產資源的主動選擇權,這也為中國獲取價格談判話語權創造了機遇。
2.4 威脅分析(T)
從目前來看,傳統貿易壁壘慢慢走向分化。關稅、配額以及許可證等各項壁壘逐漸減弱,而反傾銷等傳統貿易壁壘盡管會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存在,但技術性貿易壁壘為主要的新貿易壁壘將形成并不斷發展,并將會逐漸取代傳統貿易壁壘,從而形成國際貿易壁壘中的主體。這也是較為主要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和形式。占有優勢的仍然是實施技術壁壘的發達國家,中國屬發展中國家,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的手段和形式均占不到優勢。
3 發展礦產品出口貿易的相關策略
我國資源匱乏,支持經濟增長的石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和鋁等主要礦產資源,國內人均儲量僅分別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79%、42%、18%、7.3%。礦產品國際化貿易過程中,不但要對國內稀缺以及基礎性礦產資源進行有效保護,同時又要增加進口,以緩解礦產品生產對環境的破壞并有效減少能耗,實現經濟的可持續化發展。筆者認為可從如下幾點措施進行考慮。
(1)鼓勵企業走出去,走合作勘探開發及加工之路。為有效增加國內資源經濟的增長點,國家鼓勵企業“走出去”。企業走出去是緩解和解決我國資源短缺矛盾的重要途徑。許多發達國家均在積極地探索和開拓海外市場,并將此轉化為基本國策,海外市場開拓往往通過跨國公司形式進行國際經營。通常,合作開發可采用如下兩種:一是就地加工非能源型礦產品。為增加礦產品的附加值,可在目的國建立礦產品加工企業。礦產品就地加工不僅可以很大程度上增加跨國礦業公司的贏利,而且還可以有效減少初級礦產品及加工這些初級礦產品所用能源的進口,從而降低該類產品加工、冶煉對國內環境形成的巨大壓力;二是選擇合作勘探、共同開發、為我所用的方法使用能源類產品,并最大程度地進口能源類礦產品。
(2)提升科技水平,提高礦產品的綜合利用能力。科技水平是礦產品的綜合利用能力提升的關鍵。具體而言,礦產資源綜合利用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綜合開發、合理利用共生、伴生礦;二是合理回收利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渣、廢液、廢氣、余熱、余壓等。有關數據顯示,國內礦產資源總回收率比國外先進水平低20%左右;而對于共伴生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率僅為35%左右,并且很多礦產幾乎沒有利用。從目前來看,國內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方式仍然顯得過于粗放,致使高資源消耗、高能耗的產業發展很快,但是能源、資源的利用效率卻較低,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
(3)利用技術壁壘措施對進口礦產品進行合理調節。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是世界貿易組織的重要內容,其主要是消除因技術法規和標準的適用而產生的貿易技術壁壘。然而,我們不得不清楚地知道,各國的某些技術壁壘仍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應該允許各國結合自身情況,設置與別國不同的技術標準等限制措施。
(4)利用出口限制措施保護本國基礎和稀缺礦產資源。基礎性礦產資源以及稀缺礦產資源均是國家的戰略性資源,例如稀土資源。因此,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安全,各個國家均需要提高對重要戰略資源認識,制定合理的出口限制措施,如出口稅、許可證、出口配額等。
結語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源也必然向全球化的方向前進,這已是大勢所趨,因此,在分析資源問題時,必須站在全球的角度來觀察,以全球共同進步的目標來思考,否則就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就像國際上對中國礦產資源的認識一樣,僅從進口量一個數字來分析,這是一種“斷章取義”的分析方法,是不可取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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