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糾紛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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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摘要：國外針對中國產品“反傾銷”的摩擦不斷升溫，成為貿易糾紛中的焦點問題。本文分析了我國企業頻繁遭到反傾銷調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應的對策和建議。

論文關鍵詞：反傾銷現狀對策

目前，我國的企業遭遇反傾銷案件越來越多，涉及的面越來越廣，如：紡織、機電、眼裝、大蒜、果汁、鋼鐵、彩電、海鮮、家具、皮鞋等等，大部分都是我國出口支柱產品，出口量逐年上升，反傾銷工作任重而道遠。目前我國出口商品遭遇的反傾銷是世界上最多的，但是同時也應看到，這些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的增長也是世界上最快的。從這個角度上來看，反傾銷多也是正常的。而且，與出口額相比，反傾銷案例也不是很多。

許多出口企業一聽說國外反傾銷就緊張，其實用不著緊張。世界貿易組織的宗旨是鼓勵公平貿易，所以絕大部分的出口商品不會引發反傾銷，或者其他的貿易糾紛。比如資源性的，不可再生的產品出口，一般就不會引起反傾銷。

一、反傾銷概述

反傾銷指對外國商品在本國市場上的傾銷所采取的抵制措施。一股是對傾銷的外國商品除征收一般進口稅外，再增收附加稅，使其不能廉價出售，此種附加稅稱為“反傾銷稅”。如美國政府規定：外國商品剛到岸價低于出廠價格時被認為商品傾銷，立即采取反傾銷措施。雖然任《關稅及貿易總協定中對反傾銷問題做了明確規定，但實際上各國各行其是，仍把反傾銷作為貿易戰的主要手段之一。

自1979年8月，發達國家頻繁對華啟動反傾銷措施，到2004年6月底，世界各國對華反傾銷案累計高達584起，直接影響國內500億美元的出口。對華反傾銷所涉及的商品類別也不斷擴展，涉及產品約有4000多種，涉案金額不斷攀升，到目前為止，超過l億美元的大案共約20起。中國已成為世界上遭遇反傾銷最多的國家，連續9年成為世界頭號反傾銷目標國。

美國商務部于2008年1月初步裁定，對來自中國和阿聯酋的部分鋼釘品種征收反傾銷稅，反傾銷額度分別為20．77％至ll8．04％和4．47％。此外，對部分中國公司的反傾銷稅將追溯90天前執行。除了傳統的發起反傾銷的發達國家外，許多發展中國家也加入了對華反傾銷的行列。自l979年第一例對華反傾銷案開始后的十年中，只有美國、歐共體、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幾個發達國家和地區對我國實施反傾銷。進入20世紀90年代，對華反傾銷的國家增至26個，除歐盟、美國仍然保持對華反傾銷最高比例外，印度、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也將反傾銷的矛頭對準了中國，成為對華反傾銷的另一支需重點防范的新生力量。

中國企業遭受反傾銷調查的直接原因和我國企業在反傾銷案中勝訴率低的原因后，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企業應訴不力和應訴能力差。l997年3月我國首次頒布了《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并在同年l2月對進口新聞紙發起了首例反傾銷調查。l997—2007年十年間，我國完善了反傾銷法律制度，組建了反傾銷調查機構，并開始了反傾銷實踐。

二、中國屢遭外國反傾銷投訴的原因

(1)低價傾銷的客觀存在成為反傾銷訴訟的導火線

中國目前的經濟結構尚不合理，行業的發展缺乏長遠規劃，只注重眼前利益。一旦某個企業在國外哪個國家或地區銷售不錯，其他同類企業馬上蜂擁而上。中國企數量眾多，行業管理和協調力度不夠，經常出現自相壓價的現象，最終導致反傾銷案件的發生。市場上因而出現了大最過剩產品，企業為了生存在其國內和出口的銷售策略上競相采取低價傾銷策略。在出口價格上，香港某刊物對我國l60種出口產品的調查中發現，有l20種商品價格比應有的價格低20％。由此可見以低于正常價格向外國銷售我國產品的現象的確在一定的范圍內存在。與此同時也有不少數據顯示我國部分出口商的低價銷售給進口國的國內同類產品工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2)外國對中國的歧視性政策

長期以來，西方一些國家將中國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或市場經濟轉型國家，對我國的出口商品在進行反傾銷調查時，不是以我國國內的價格為依據，而往往由進口國采用“替代國”標準計算傾銷幅度，并且在選擇替代國時一度故意選擇與中國實際情況相差甚巨的國家。國外對中國的歧視性反傾性政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實行“一國一稅”政策，無分別裁決。通常說來，在確定傾銷產品的反傾銷稅時，應以同一商品的不同企業的實際出口價格征收不同的反傾銷稅率。其結果是我國被認定為高幅傾銷，征收高額反傾銷稅，我國商品不得不退出該市場。值得注意的是，替代國標準的確立，不僅影響我國商品的出口，而且也制約我國外資的引進，外資企業對其出口商品無法得到市場經濟待遇，甚至被征收巨額反傾銷稅，直接影響了我國的投資環境。

(3)我國企業對國外傾銷指控的應訴不力

反傾銷法規定，在被提起反傾銷調查時，被控方有申辯權和訴訟權，如果能夠積極應訴，尚有可能挽回敗局。一個普遍現象是，我國涉訴企業大多只是消極等待，而不愿意積極應訴。從而帶來的結果是以“不合作條款”為由單方判輸，不戰自敗。

遭受反傾銷訴訟后，中國的一部分企業采取消極應訴。其主要原因如下：其一是面對國外的反傾銷沒有勝訴的信心，所以只能聽之任之；其二是高昂的應訴成本，一個企業的反傾銷應訴成本在400萬至800萬人民幣之間。比如2003年美國對中國28個省、市的253家軸承企業，提起反傾銷調查，對此我國200多家軸承企業拒絕應訴，唯有浙江慈興公司積極應訴。

三、企業應對反傾銷的對策

(1)要做好防范風險的準備

當一家企業具備了一定的實力，準備進入一個成熟的市場，又要注意哪些問題呢?這個時候就要做好防范風險的準備。對對方可能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都要做好準備。我國應盡快建立起以外經貿部我駐外經商機構——外國律師事務所——中介組織一進口商為主渠道的預警機制，駐外機構對于國外市場的供需狀況要跟蹤掌握，如有異常要及時反饋到國內，外經貿部要及時把信息傳達到各企業。對于企業自身來說，應建立專門的部門，搜集和接收與所在行業有關的進出口情況及國內外法律法規的變動情況。

(2)完善反傾銷專門立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傾銷和反補貼條例于l997年3月25日由國務院頒布實施，這是我國關于反傾銷的第一部專門法規。針對我國進口反傾銷的專門立法比較粗疏的不足，在具體制定法律條款時，應采取“宜細不宜粗”的立法原則。關于“公共利益”條款的完善、反傾銷時效的完善、“反傾銷規避”條款的完善、“司法審查”條款的完善都應予以具體的考慮。實踐表明，通過依法、公正、合理地實施反傾銷措施，遏制了境外傾銷產品對國內產業的沖擊，維護了公平競爭的貿易秩序，大部分受損害產業生產經營狀況明顯好轉，產業競爭力迅速提升。

(3)被訴企業要積極應訴

第2篇

我國農產品貿易的不斷增加導致我國農產品貿易糾紛也在不斷的增加。首先，在農產品貿易糾紛發生以后，最先影響到的就是農民的經濟收入。在只考慮經濟的直接影響時，貿易額減少一個單位，農民的經濟收入就會減少一個單位。在考慮了對外貿易促進經濟的乘數效應，可能會導致農民的收益額減少量大于一個單位，這樣就會嚴重影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致使農業的生產量減少，長此以往，就會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嚴重影響著我國農業的正常發展。

二、產生農產品貿易糾紛的原因

1.農產品貿易操作復雜、限制繁多

農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需要經過許多方面的限制，并且操作過程也非常的復雜，如市場準入、動植物的安全檢查、衛生檢查、國內的支持等，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環節都可能引起貿易糾紛，并且解決起來也比較復雜。如歐盟國家以我國動物源性食品中的抗生素含量超標，從而禁止我國動物源性食品的貿易，使我國失去動物源性食品的市場，對我國經濟造成一定的經濟損失。

2.技術差異的限制

農產品貿易中對技術的要求也比較高。我國加入WTO以來，出口貿易的直接限制減少，但是各種間接的限制卻日益突出，如衛生標準、安全標準、技術標準等。其中技術的差異已經成為農產品貿易的重要障礙。就以茶葉為例，茶葉在我國的出口貿易中占的比重比較大，它在整個市場中的競爭力也在不斷增強，但是歐盟提高了茶葉中禁止使用的農藥的種類，有原來的29種增加到了現在的62中，并且有些農藥的標準較之前提高100倍之多。

3.農產品貿易的出口市場比較集中

我國的農產品貿易出口市場相對比較集中，一般分布在亞洲的各個地區。我國農產品的貿易出口至亞洲各地的占據整個中國農產品的68.9%，日本市場就占據了亞洲市場的41%，可見我國農產品出口市場集中的程度，直接結果就是國內的各個企業之間相互競爭，降低價格，造成各國提出傾銷申訴。

4.貿易自由化中產生的必然結果

WTO在農業方面制定了《農業協定》，它對農產品的自由化貿易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這些相關協議制定不完善，造成這些協議在執行上有一定的偏差，形成各種矛盾，進而造成各種農產品貿易糾紛的產生。

三、解決農產品貿易糾紛的措施

1.我國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戰略措施和制度措施

為了保證我國農產品貿易糾紛的順利解決，我國政府要建立完善的戰略措施和制度措施，對農產品的出口貿易結構進行優化，促進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首先，要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農產品貿易戰略，保證農產品出口的產品結構和市場結構的完善。如鼓勵種植和養殖各種有機的、綠色的農產品，保證農產品出口的質量。同時還要保證市場的多元化，解決出口市場過于集中的問題，如可以不斷的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分散貿易市場，避免出現農產品的惡意競爭。其次，不斷完善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制度和技術體系，如制定農產品貿易的質量標準體系；建立動植物的衛生檢疫體系；建立完善的預警、保障以及應訴機制；嚴格按照WTO規定的規則實施，保證我國農產品貿易糾紛及時解決。

2.農產品貿易的相關企業積極處理農產品貿易糾紛

對于一個企業來說要積極的應對各種農產品貿易糾紛，充分發揮他們的主觀能動性。首先，農產品的企業要不斷提高自身的技術水平，從“以廉取勝”轉變為“以質取勝”，保證農產品的質量。其次，企業要不斷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堅持以WTO的相關規則以及現在一直倡導的綠色產品為先導，不斷吸取其他各國國的先進管理經驗，不斷規范企業的管理。第三，積極開展綠色營銷，保證農產品的環保。第四，農產品的質量要符合國家的認證標準。

3.充分利用商會、行業協會的促進作用

第3篇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其中有兩個重要支點：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逢此之際，有必要對已經走過的歷程作一階段性的總結，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對于國際經濟往來而言，無疑是先有國際貿易，爾后引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往返運輸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和時差間隔，由此引發資本輸出動機，即把資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國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資本輸出又引發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由此出現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盡管是國際貿易引發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作為一個后來者卻起來了主宰國際貿易的作用。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紀，也是金融世紀，資本運營已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

當今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一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終究要突破國界走向世界，經濟發展已無邊界。經濟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不過是“在更高層次回到1941年以前時代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科學技術達到了高發達水平的結果：人類發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圍內選擇低成本生產和低成本交易已經成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就對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國際投資作過描述。“由于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2]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進一步強調了生產社會化必然要求國際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確定，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日益活躍，資本、技術、人力、信息等生產要素愈益跨越國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自由、全面、大量、綜合地流動和配置，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覆蓋面日益擴大，已使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規模出現空前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

二、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

單純的國際貿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國移動，只有國際投資，才有可能形成生產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國移動。在土地、資本、勞動三種生產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資本和勞動都能在國際之間自由流動。

國際投資，即國際間的資本轉移，指的是貨幣資本和貸款資金從一國流向他國。任何國家或地區要發展經濟，必須積累資本。積累資本一種方法是國內儲蓄，由儲蓄轉化為投資；另一種方法就是吸引外資，包括國際貸款和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不發達國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儲蓄能力受到限制，資本積累緊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外來商品能形成入超現象，國內資本積累才有可能不減少當前消費。但是，入超國家又必須清償入超商品的資金。由于資本積累不足，只有依賴外國貸款。而能否得到外國貸款，又取決于兩國利率之間的差異，即債務國的利息必須高于債權國的利息。所以，國際投資的驅動因素是各國之間利率的差異。至于外商直接投資，則取決于生產成本、市場需求、預期回報率、投資環境和相關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

國際間的勞動要素的轉移，主要取決于勞動價格，即取決于平均工資水平，比如某種類型的勞動在美國的工資率高于墨西哥，就成為墨西哥人跨越國界的經濟動機。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工資偏低，移民傾向尤甚。其次，勞動要素轉移還取決于勞動者擁有的數量。在一個勞動資源相對過剩的國家，很容易引發向勞動資源稀缺的國家移民的動因。當然，國際投資也會引起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要素轉移，但畢竟屬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隨著技術引進，隨同設備和資金的技術人員配套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大多帶有臨時性質。一旦投資項目完成，隨行技術人員又會回歸本土。

國際投資實現生產要素轉移的微觀載體是跨國企業。投資的始初動機是以謀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生產和經營。建立跨國企業伊始是資本運營，購進設備和技術，又實現了物質生產要素的轉移，招聘經營人員和企業員工，又實現了勞動要素轉移。可見，國際投資是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第一推動力，跨國企業的規模和數量是鑒定生產要素移動的基本尺度。

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有兩大效應：

（一）促進世界生產效率并提高實際收入水平

如果資本在美國的邊際生產率低，在資本稀少的中國邊際生產率高，若美國的資本流向中國，全世界的產值就會獲得提高，最終超于均衡。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不斷增加，就是這個原因。

實際上，直接投資并不只是一種資本移動。有時，投資方“完全是在東道國借取創辦企業的金融資本，只是加上它的商標牌號、經營準則，以及較少屬于有形資產的一些其他資產而已。這個子公司一旦成為獲利的企業，它就通過內部利潤再投資和新借入資金來發展了，同時還把一部分利潤上繳給那個很難看出其進行了投資的母公司”。[4]這種情況雖然鮮見，但仍會使雙方感受其益，最重要的是促進了世界生產效率。

勞動要素的跨國移動也是如此。例如某種類型的服務業美國每天能賺15美元，而在意大利每天只能賺3美元；于是某一勞動者移居美國，每天升值到15美元，若移居意大利每天下降到3美元。這樣移動的結果，致使意大利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自然趨向提高，而美國而相對下降。不過只要有差別，雙方就會產生移民的經濟動機，從而使實際收入水平提升。

（二）使生產要素稀少性相對差異減輕

由于資本和勞動被吸引到相對稀少的地區，隨著跨國移動，相對稀少性在國際間就會減弱。印度相對過剩的勞動者遷往美國，就會降低美國勞動稀少程度，同時降低印度勞動的豐富程度。資本從相反的方向移動，將減輕資本在美國相對豐富的程度，同時降低資本在印度相對稀少的程度。

薩繆爾森寫道：“物品在國際間的自由流動部分影響，就好像使生產要素在國際間自由流動一樣，衣服從歐洲流向美國、食品從美國流向歐洲趨于使每一國家的特別充足的生產要素不像過去那樣充足，并使每一國家的特別稀少的生產要素不像過去那樣稀少。”[5]生產要素在國際間的自由移動，會使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趨于均衡。

三、國際投資促使國際貿易立體擴散

國際投資直接推進的是中間產品的貿易，間接推動的是最終產品的貿易。一般說的國際貿易，指的是最終產品的貿易，即商品貿易。

國際投資實現的生產要素移動雖然減輕了商品的稀少性，從而減少了國際貿易的機會，可是從另一種意義上說，新生產場所的開辟和建立，又創造了新的貿易園地。假設有一個資本貧乏的國家，從外國進引長期貸款，用以發展本國產業。某些制造品（例如紡織品、塑料之類）原先輸入本國市場，現在國內也可以像外國一樣廉價生產，故而不需要再輸入此類商品。不過由于本國發展生產的結果提高了收入，消費數量與結構已經變化，因而創造了新的需求。所以從現象上看，進口商品減少了，但國內市場卻因生產要素的移動而擴大了。因此，一方面貿易關系是國際借貸的產物，即生產要素移動創造了新的商品需求；另一方面，國際貿易又能借助推廣市場及刺激資源更有效的利用，因而能創造投資機會，不僅吸引了本國的投資者，也吸引了國外的投資者。新的投資者的出現，又擴大了市場的商品需求。這就是國際投資引發的貿易創造。

投資和貿易的不同之處在于：貿易是一種遞增效應，投資則是一種乘數效應。按一般慣例估算，投資效應是貿易效應的5倍。盡管投資有風險，但風險越大，欲念越大，經營者依然會選擇投資。只有投資，才能使國際貿易實現立體擴散。

我們不防借助一組數據來說明這個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1978~2007年，共簽訂投資協議項目464801個，合同金額9428.77億美元，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4997.60億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協議項目數從1980年的470個上升到2007年的4萬多個，增長了近90倍，年均增長率為25.05%；合同外投資從1983年的17.32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1千多億美元，增長了近70倍，年均增長率為23.35%；實際使用外商投資從1983年的6.36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35.05億美元，增長了84.13倍，年均增長率為24.81%。中國已連續10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首位。[6]

外商在華投資對雙邊貿易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我們可以從我國和外商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來印證這個問題。

（一）我國的進出口總額的增長

我國的進出口總額從1983年的436.16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1萬多億美元，增長了19.52倍，年均增長率為16.02%。其中，出口貿易從1983年的222.26億美元增長到2007年的5千多億美元，增長了19.72倍，年均增長率為15.95%。我國出口總額在世界所占的比重同期也上升了5.86%，進口總額上升5.32%。出口總額排名由第17位上升到第3位。

（二）外商在華投資企業進出口總額的增長

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進出口總額從1980年的0.42億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5千多億美元，增長了11244.17倍，年均增長率為50.01%，其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上升55.48%。其中，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同期增長30042.63倍，年均增長率為56.56%，其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上升54.82%；進口總額增長了68213倍，年均增長率為62.24%，其占我國進口總額的比重上升56.18%。可見，外商在華投資企業的對外貿易積極地推動了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7]

國際經濟學的傳統觀念認為，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有互相抵消作用。國際投資引發的生產要素移動減輕了生產要素的稀少性。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數量越大，國際貿易的動機與賺取的利潤也就越少。極言之，生產要素的相對稀少性的懸殊情況可能因國際投資完全消除，那么，引起國際貿易的原因也不復存在。但在實際上，不論是國際投資或是國際貿易，都不可能消除各國之間要素和商品的相對稀少性狀態，所以兩種功能得以并存，并會逐步擴大。

其實恰恰相反，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更多地表現為互補作用。國際投資能夠創造和擴大國際貿易，國際貿易也可以創造國際直接投資。這種關系分為四種情況：（1）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本國出口貿易具有促進作用，如設備、技術和軟件可跟隨資本；（2）本投資國的出口貿易對本國的直接投資具有促進作用，如通過貿易出口可以引發直接投資就地銷售跨國企業的產品；（3）投資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可以促進東道國的進口貿易，東道國引進了外資，相應地就會進口生產要素及技術軟件；（4）東道國的進口貿易會促進投資國的直接投資，既然有了進口貿易，就會致使投資國實行直接投資，以創造更簡便、更有利的貿易機會。

根據國際貿易的實踐經驗，建立各種經濟共同體撤銷關稅壁壘，實現自由貿易，更能實現比較利益。由此獲得的經濟利益，西方經濟學稱之為“貿易創造”。但是，這種情況只適用于經濟一體化組織內部，對外卻設置一個共同的關稅壁壘，可能導致“貿易轉向”。當經濟共同體的國家較低成本的供給來源代替了共同體內較高成本的來源，即會出現“貿易轉向”，即轉向低成本的國家。[8]令人遺憾的是，這種機會并不顯見，太多的機會往往會消失在經濟共同體內。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這種情況更為顯著，國際貿易在WTO之內，成員國更多地表現為“貿易創造”。未進入世貿組織的國家積極申請入圍，其中原因就在于要享受組織內的“國民待遇”。它們需要的是直接的“貿易創造”，而不是消極等待“轉移轉向”。

伴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不斷擴大，“貿易創造”的功效會逐步消失，因為國家越來越少。如果所有國家都加入WTO，“貿易創造”就會完全消失。隨之而來的將是“資本創造”，或稱“投資創造”。國際投資力度的增強，會實現更為廣闊的貿易空間。國際投資引發的貿易效應必將大大超越單純國際貿易的效應。

四、國際投資推進傳統貿易方式改變

世界經濟早期的歷史格局，國際投資主要是發達國家對殖民地國家和落后國家的投資，俗稱資本輸出。這種投資雖然有資本入侵的含義，但在客觀上卻推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也推動了傳統貿易方式的改變。

（一）促進出口商品換代升級

從出口商品的結構，可以反映出一國的經濟技術發展水平。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出口以初級產品為主，亦即資源性產品為主。資源只有經過開發和利用，才能成為商品，才能實現商品流通。“所以，對于人類，所謂‘資源’，是社會經濟結構和人類素質的函數。對應不同的經營方式和開發手段，資源的含義不同。”[9]對于多種經營、綜合利用、深度加工和專業化、商品化生產的立體開發方式，就可以構成發展的良好基礎；而對于倒山種地、單一經營、自給自足的平面墾殖生產方式，那就只能陷入“低水平陷阱”，那就只能是“富饒的貧困”。

資源開發固然要靠人的智力，但智力必須凝聚為技術，才能形成現實的生產力。依靠自身經營的積累，社會也會有進步，但那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世界競爭的格局下，很可能會出現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開放，無疑會縮短這個歷程。國際投資、技術引進，會不斷使資源性產品升級，增加科學技術含量，從而使商品換代升級。

（二）從“進口替代”到“出口替代”

發展中國家的開放經濟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基本的內向經濟，但又是有進出口貿易；二是外向經濟，有大量的進出口貿易。與之相適應，發展中國家的進出口戰略也可分為兩種：“進口替代”和“出口替代”。

進口替代，指的是過去以進口工業制成品為主，現在改為本國工業制成品代替同類進口商品，為此，這些國家需要在國內建立面向國內市場的工業，以減少對國外市場的依賴。但進口替代需要進口用于發展本國工業品的設備和某些原料，因此又需要出口初級產品以換取外匯，彌補國際收支逆差。在這種情況下，進口替代往往以初級產品的出口作為前提。

出口替代，指的是過去以出口初級產品為主，現在改為以本國工業制成品的出口代替初級產品的出口。為此，這些國家應在國內建立起面向國外市場為主的工業部門，并要使這類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能力。

當代經濟發展理論普遍認為，進口替代是較低級的出口模式，出口替代是較高級的出口模式。

新加坡和韓國是兩個比較成功的實現“出口替代”的典型例證。

新加坡1965年宣布獨立，當時只有橡膠園，地勢坎坷不平。沒有什么基礎。通過引進外資和引進技術，使本國經濟在短期內改變了面貌。當時，新加坡政府積極支持和鼓勵工業界實現生產自動化，重點放在推廣和使用機器人上。新加坡自造的第一名“燒焊工”機器人于1983年誕生，另一臺“噴漆工”機器人也相繼問世。新加坡推行了電腦教育“五年計劃”，使20%的中學生成為電腦俱樂部成員。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開始出口電子計算機，駛向國際市場的驚濤駭浪。

韓國在過去30年里，利用美、日等發達國家改變經濟結構的機會，將外國資本、技術同國內的廉價勞動力結合起來，20世紀60年展了輕紡工業。70年代又突出發展了重化工業，用出口推動了經濟發展，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地區一躍成為新興工業化地區。韓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實行“科技興國”方針。為了跟上新技術革命的步伐，韓國制定了“1984-2000年科技發展戰略”，提出兩項主要任務：一是開發尖端技術，將產業結構改造為“發達國家型”產業結構；二是根本上解決糧食、能源、環境污染、疾病、住宅、城市過密等問題。韓國的學者、實業家、官員都認為21世紀將成為“太平洋世紀”，強調“不要錯過時機”，要積極地迎接“太平洋時代”。

（三）從“單向投資”到“雙向投資”

單純的國際貿易，很容易因襲原有的方式。只有通過國際投資的沖擊，才能推進貿易方式的改變。

國際投資的始初行為是資本過剩的發達國家向資本稀少的落后國家的單向投資，落后國家在很長時期內幾乎沒有什么對外投資能力。但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一樣，基本上屬于雙邊行為，落后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沖出國界，走向對外投資的行列。從單向投資轉向雙向投資，是世界歷史的巨大進步。

我們試以中國為例來說明這個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大量外國商品進入中國市場，大量外資企業落戶中國，國內市場競爭激烈。因此，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開始把視角轉向海外市場。可以肯定地說，尋求市場是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直接動機。

1979年8月13日，國務院提出“出國辦企業”的經濟改革措施，第一次把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國家政策，從而拉開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序幕。

中國對外投資包括三種類型：（1）為支持進出口貿易而進行的投資；（2）為支援第三世界國家而進行的投資；（3）為承包工程和勞務輸出而進行的投資。

1990年，我國已開辦801個世界境外企業，分布在93個國家和地區。在美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加拿大、俄羅斯、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和港澳地區就集中了我國非貿易性企業的2/3。

1999年，我國境外投資擴展到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投資相對集中于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排在前10位的是獨聯體國家、美國、港澳地區、泰國、澳大利亞、日本、加拿大、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德國。截止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分布在全球已達149個國家和地區，投資存量已達5百多億美元。[10]

中國對外投資在發展中國家雖然不是首開先例，但其雄健的腳步卻有后發奪人之勢。盡管我國目前對外投資的比重還比較微少，風險投資領域尚未涉足，但這卻是一個光輝的起點。可以肯定，中國對外投資終究要躍居世界前列，并將對國際貿易發生更為積極的影響。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必將成為我國步入世界經濟舞臺的“雙子星座”。

參考文獻

[1]陳勝昌，經濟全球化：趨勢和影響，透過互聯經濟體系創造財富[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