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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全球化對政府職能轉變的新要求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新的世界性經濟運行機制的啟動,跨國公司、全球金融機構、世界性經濟組織等成為主要角色先后登場,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性日益加強。全球范圍內的組織國際聯合、控制資源流向、影響經濟生活、引導文化潮流、操縱信息媒體,深刻地影響著國家的社會生活,也對傳統的權力運作帶來了挑戰。哈貝馬斯認為,全球化的經濟超出民族國家的調控能力,迫使人們去尋找替代方案——如把迄今民族國家所承擔的社會福利職能轉讓給跨國機構。對于政府來說,全球化既是機遇,又是挑戰。
一方面,經濟全球化為政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性既有利于用規則貿易取代強權貿易,從而給予發展中國家自我保護的手段,也將為國際經濟的發展提供新的機會。由于在客觀上要求分工的深化與市場規模的擴張,全球化也推動著生產從國內區域間分工向國際分工發展,推動著銷售從國內市場向國際市場擴張。在追逐規模效益與分工效益的過程中,跨國公司通過投資活動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協調其生產與經營活動的格局,推動產業內貿易和公司內貿易的高速發展。大量的國際資本流向哪個地區,就會加速哪個地區的發展。同時,全球化也為各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平等的機會,各國都在力爭創造良好的環境,加速自身發展。因此,全球化無疑拓寬了政府活動的空間和領域。
另一方面,全球化對我國政府管理體制提出了挑戰。作為發展中國家和典型的后發型國家,中國要成功地實施跨越式發展戰略,在全球化競爭中立穩陣腳,關鍵是要建立一個得力的政府,求真務實、具有強烈責任感的政府,放眼全球、目標遠大、應急有策、精干高效、運轉靈活的政府。但現有政府管理體制仍舊存在以下缺陷:
第一,政策的可預見性和法規的透明度不高,依法行政的理念很難植入。從依法治國的理念載入憲法到有法必依成為行政主體的自覺行動,中國的歷程十分漫長。另一個嚴峻的事實是:有法不依、無法可依甚至知法犯法的情況在實踐中依然大量存在;憑經驗辦事、按首長的指示辦事、看上級的臉色辦事、搞“暗箱行政”等情況在一些地方還屢見不鮮。內部法規大于國家法律,造成壟斷經濟,即“權力經濟”,其主要表現為:市場準入,壁壘限制;長官意志,一言九鼎;行業壟斷,為所欲為;法規體系薄弱,程序性法規匱乏。這些表現都與全球化不相容。
第二,政府的實際運作方式還不夠規范。在政企關系上,我國政府還未完全從企業活動中超脫出來,權力性干預和管制依然過多,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滯后,實質性的審批范圍過大。在市場機制的培育上,我國政府的依法管理還很不完善,對經濟的干預依然過寬,缺乏現代的公共服務觀念。在管理隊伍上,我們還亟待建立一支懂得并能駕馭現代市場經濟、有效進行宏觀調控的政府人才隊伍。在管理手段上,政府對經濟的控制能力將受到挑戰:跨國公司可能通過多種途徑繞過東道國政府的控制,可能根據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投資環境、法律透明度的高低和勞動力用工制度,隨時轉移生產和投資。這決定了中國在全球化環境中深化行政改革、建立全球化高效的服務型政府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要求政府從傳統的行政命令方式轉變為行政指導方式,從剛性行政轉變為柔性行政。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職能轉變和政府管理變革
改革開放前,中國的公共行政理論研究處于空白狀態,實踐中也一直遵循政治行政一元論(政治與行政不分)和古典的官僚制度(韋伯的科層制理論)。結果,政府往往以政治的方式對待行政(如政策制定),以行政的方法對待政治(如資源分配),并由此導致了一些問題和一定程度上的制度性腐敗。更為重要的是,傳統公共行政理論認為:政府應該提供所有的公共產品,這一理念是導致政府擴大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的重要價值原則;同時,政府是外在于市場的公共權力機制,這一觀念造成了政府與市場的脫節,使得政府運作缺乏市場效率,市場運作缺乏公共支持。
相比之下,新的公共行政理論是融合了公共理念與市場理念、以追求“三E”(Economy,Efficiency,andEffectiveness,即經濟、效率和有效性)為目標的管理改革模式。它極大地突出了市場理念和公眾的重要地位。
在強化市場理念方面,新理論將政府納入整個市場體系中加以通盤考慮,詳細評估政府的社會福利、社會救濟等公共職能對市場供求的影響;認為應該將公共服務視為重要的市場領域,將政府管理看作是市場機制與公共機制的結合;討論政府在注重公平與公正的前提下提高資金運用的市場效率,把政府服務的質量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崇尚和推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社區化和社會自愿服務,強調在不同的服務機構間引入競爭機制和市場檢驗。這樣,政府就不再是單一的公共服務供給主體,其管制和審批部分的權力將大規模釋放甚至取消。而信息資源的公開程度和提高貿易政策、法規透明度的要求,使政府內部機構變革成為必然。
在政府與公眾關系方面,新理論強調顧客取向、以服務對象為中心,并通過建立企業化政府來提高政府的能力與效率,使公眾獲得更多高質量的服務。在實踐中,全球化使政府與公眾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投資來源的“非本國化”、經營活動的“非本土化”、交換的“電子信息化”以及國際民間組織力量的日益“自治化”,都使公眾和公民社會在社會生活中的自治式運作能力、承受各種風險的自主能力大大加強。這對政府管理提出的要求是:加強對社會力量的利用和公共服務的社會化,不再從管理主體的角度考慮如何管制被管理者,而是站在社會與公眾的立場上考慮政府如何為公眾服務、對部門內部的組織結構進行改革。
在這種背景下,政府管理的變革要立足于國際化競爭,以建立現代公共管理的思維模式為理念,動員全社會力量,建立以政府為核心的開放主體體系,從而最大限度地謀取社會公共利益。這要求政府具備:(1)全球意識,即開放的公共管理理念;(2)服務和效率意識,即提供高效、公平的服務,更多地吸引外資;(3)風險意識和責任能力,正確地把握參與國際分工與競爭的主動權;(4)應變和整合能力,及時調整管理戰略,有效地整合各種因素及利益多元化引起的沖突與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而參與全球競爭。(5)現代化的管理手段,即推進“電子政府”建設,實現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高科技行政。
三、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政府管理變革的取向
在全球一體化的趨勢下,如何進一步發揮政府在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政府如何運用市場法則來進行公共事務管理、提高公共行政服務的質量和效率,實現政府職能的轉變,乃是目前面臨的現實而又緊迫的問題。借鑒西方國家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理論與實踐,中國政府管理應當著眼于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
(一)從以權力為中心向以規則為中心的轉變
以權力為中心的運作方式,隨意性和無序性較大、公開度低,容易導致暗箱操作、違法行政。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行政權力是凌駕于一般公民權力之上的,行政權力支配一切。而在全球化時代,社會環境瞬息萬變,社會需求多元化,政府難以繼續試圖向社會提供壟斷。政府應該“轉向一種把政策制定(掌舵)同服務提供(劃槳)分開的體制”,“選擇把自己局限于政策和指導從而把‘實干’讓給他人去做”,從而有所為、有所不為。這要求政府必須嚴格依法行政,政府運作的基本規則應從以往運用行政權力進行強制性干預,轉變為通過制度供給引導服務對象按照政府規范實施行為,即由權力行政轉向規則行政。
(二)從管制行政向服務行政轉變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政府將不再單純地限制市場主體的活動,而應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參與和干預經濟生活。它在理論上也不再僅僅采取單純的管理性行政,更應當實施滿足社會和公眾需求的服務性行政。
在西方,各國經過長期的實踐探索,最終選擇了服務職能,實現了由過去重管理輕服務、“以政府為中心”,到開始注重公共服務、“以滿足公眾需求為中心”的轉變。在中國,政府管理變革離不開國際公共行政發展的宏觀背景和時代的特殊性,特別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中國入世的特殊要求。它們預示著政府職能結構的中心將由行政管制的職能逐步轉向公共服務的職能,意味著政府施政需要符合公眾的意志和愿望、重新設定政府與公眾的地位和關系,也表明了政府行為的公眾取向和“顧客”中心。
(三)從全能行政向有限行政轉變
全能主義政府實際上就是無限政府。并且,政府取代了社會自治,通過計劃手段操縱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這不僅在理論上缺乏科學性,而且在實踐上也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從公共行政科學化的角度來說,政府職能應該從“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轉變,從原有的“包攬一切”轉換到“做市場不能做的事情”,彌補市場的不足。也只有從無限政府轉向有限政府,由直接管理轉向間接管理,由微觀管理轉向宏觀管理,由單一的行政手段轉向經濟、法律、行政手段綜合并用,才有可能實現政府職能的根本轉變。
(四)從暗箱行政向透明行政轉變
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使傳統財務管理的思想、手段和方法,都面臨新挑戰。本文僅就知識經濟對財務管理所產生的影響及其發展思路,作一探討。
一、知識經濟對傳統財務管理的沖擊
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而且經濟的發展,也出現巨大變化,如商標、專利等無形資產,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和作用,大大增大;電算技術在各個領域的普遍應用,使會計信息處理與傳遞的速度愈來愈快;企業員工以高智力的人材為主體;高科技含量的產品正在加速占領市場。傳統財務管理,難以適應這種新形勢的要求。針對傳統財務管理存在的不足,一些發達國家已采取了相應對策,這些對策很值得我們借鑒。
二、財務管理發展的新思路
(一)知識資產將成為財務管理的重要對象工業經濟依靠資本和生產型人才,而知識經濟則依靠知識和知識型人才。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已成為企業最主要的資源,知識和掌握知識的員工,將成為企業的主要資產,而企業的創新能力,將成為評價知識資產的主要依據。有人將知識資產定義為:“知識、實用經驗、組織技術、顧客關系和專業技能的擁有,這使公司在市場上有競爭優勢。”可見,知識資產涉及企業的競爭力,如商標、專利、商譽、企業文化、經營管理方法等。
無形資產在企業總資產中的比重,明顯提高。如美國許多高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已超過50%。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籌劃小組,早在1995年3月公布的“財務報表編制”原則說明書中,就將資產負債表的項目排列改為:無形資產、固定資產、流動資產。這充分表明知識資產的加入,使無形資產的重要性,超過了固定資產和流動資產,使知識資產成為財務管理的重要對象。因此,必須對傳統資產計價方法,進行創新。
(二)建立網絡財務
新世紀的財務與會計,面臨信息日益集成的嚴峻考驗。企業各信息子系統的分工,正變得越來越模糊。企業應建立網絡財務的技術構架,將各個分立的信息子系統,集合為一個有機整體。網絡財務的特點在于:其一,財務與業務的協同。為使企業的業務活動同財務資源相結合,達到資源配置的最優化,需要運用網絡技術。其二,在線管理。為加強對下屬機構的財務管理與監控,及時部署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并作出財務安排,通過快捷、準確的在線管理,可達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其三,電子商務。這預示著企業財務管理從思想觀念到方式手段,發生了革命性的突破。網絡財務使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與信息的關系,變得更緊密,如產品開發活動將會把市場機會與技術可能性,結合為一個商業化過程。有了網絡財務,就可以根據瞬息變化的市場狀況,重構與分合會計主體,在互聯網上及時出具“虛擬公司”的實時報告。
(三)推行財務資源計劃
制造資源計劃,是工業發達國家制造業管理技術的精華。它把企業管理信息,按生產過程的客觀規律高度集成和快速處理,為企業的生產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應借鑒發達國家制造業的這一管理經驗,在制造資源計劃構架的基礎上,把與企業管理有密切聯系的財務、銷售和經營規劃等功能,包括進來,才能更及時、準確地反映企業的生產成本、銷售收入及財務狀況,進而達到企業系統的整體優化。
財務資源計劃系統是MRPII系統與財務系統的集成。它包括企業資源合理配置、供應鏈統籌和全面流程管理等內容。這一系統的運行,能保證以最快的速度,提供生產所需的各種物料,并進行加工制造,準時將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用戶,以滿足用戶消費的需要。同時,它除編制產銷流程中各個環節的計劃外,還能把每日的營運資源數據,及時進行歸類整理,使管理者隨時掌握企業的營運狀況,以便采取相應對策。
(四)改進財務報告的模式
傳統的財務報表,是以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和現金流量表為主的報告模式。財務人員通過這三張報表,對企業的資產狀況、已獲收益、資金營運等財務信息,進行確認、表述和披露。只能定時對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予以反映與監督。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各方面對會計信息的需求,發生了質的變化,信息的使用者,不但要了解企業過去的財力信息,更需了解企業未來的以及非財務方面的信息。尤其是對知識和技術給企業創造的未來收益,更為關注。為適應知識經濟條件下,信息使用者對信息的新需求,傳統財務報告模式應進行相應調整:1.增設無形資產等重要項目的報表。無形資產是今后財務報告披露的重點,它包括各類無形資產的數量與成本、其科技含量、預期收益及使用年限等內容。另外,還需增加非財務信息,包括企業經營業績及其前瞻性與背景方面的信息。這些項目所提供的信息,均是信息使用者判斷企業未來收益多少與承擔風險大小的重要依據。2.增設人力資源信息表。通過編制人力資源信息表,披露企業人力資源的結構、年齡層次、文化程度、技術創新能力、對人力資源的投資、人力資源收益、成本、費用等方面的信息。3.披露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企業要步入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在消耗資源創造財富的同時,保護好環境,把近期利益與長遠利益有機結合起來。通過披露企業有關資源消耗、土地利用及環境污染等方面的信息,了解該企業應為其行為負多大的社會責任,讓信息使用者更正確地認識企業。
一、社會管理在我國的發展
長期以來我國進行了具有社會管理性質的工作,但并未形成與之相應的理論。解放初期,為穩定全國社會生活秩序,我國政府結合社會的發展曾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政府調動一切資源完成了工業化體系的建設。1979年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促使整個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為形成有序的社會管理局面,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國從教育、醫療、就業、收入分配、住房、城鄉關系等領域,先后進行了一系列涉及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管理體系。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管理在我國具體而言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優點: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的政府“全能”的一種社會管理體制,改變了以前舊中國社會分散的狀況;在從業人員管理方面是以國體為單位的經濟基礎體制;城市人員社會管理是以街道為主體的管理體制;四基礎管理體制是以單位制度、戶籍制度、職業身份制度和檔案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流動管理。社會管理體制的建立為我國在非常薄弱的經濟基礎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極大地增強了國家對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這種社會管理體制也存在固有的缺點,一是所有就業社會人員都由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單位所管理與控制,不利于社會的正常流動,使社會缺乏活力和創造力。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制度的不斷變遷。二是政府直接管理經濟和社會,成為包辦一切社會事務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權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時,也把一切責任都集中到政府,社會自身缺乏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巨大社會變遷的規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廣、影響之深、勢頭之猛,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是罕見的。在新的形勢下,我國的社會管理體制,在許多方面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社會變化的挑戰,為此對于社會管理的研究受到了全社會的廣泛重視,社會管理的概念和理論正在逐步的發展和完善。
二、社會管理的定義
如對于什么是“社會管理”,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看法。從不同的角度學者對社會管理提出了不同的定義,學界對上述四個問題進行了不同解答,對社會管理概念形成了不同的定義,總體而言,國內學者主要從三個層面對社會管理做出了界定,第一種界定從國家管理角度看,有學者將社會管理定義為:國家通過自己的權力機關或授權部門依據一定的規則,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預、協調、調節、控制等行為,它是政府以調整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為目的管理行為。第二種界定從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界定社會管理的內涵,認為它實際上是指政府通過制定專門的、系統的、規范的社會政策和法規,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杜會穩定,孕育理性、寬容、和諧、文明的社會氛圍,建設經濟、社會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社會環境的過程。以上兩種對社會管理的定義突出了國家、政府作為社會管理的主體地位,但從社會實踐角度看,其定義有十分明顯的局限性,首先社會管理涉及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實施社會管理的主體也不應局限于國家和政府層面,其次在這種概念定義下國家作為唯一主體凸顯的是國家、政府行政管理式的“硬”管理模式,而忽視了國家及各社會管理主體的引導作用。第三類社會管理的定義區分了廣義的社會管理和狹義的社會管理,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籌管理;在狹義上僅指在特定條件下,由權力部門授權對不能劃歸已有經濟、政治和文化部門管理的公共事務進行的專門管理,較前兩種定義,第三種定義中社會管理的主體包括了社會成員組成的專門機構,但與前兩類定義相同的是,該類定義依然強調社會管理的管理監督方面,而忽視了社會管理中的引導、調節等“軟”管理,而且廣義和狹義之分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實際上,二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第三種定義突出價值訴求和管理目標但沒有指出社會管理的內容。基于以上對社會管理概念的分析和目前我國社會發展現狀考量,我們可以把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即規范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控制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平衡社會公正、對應社會風險、促進社會穩定。這七條既是我們所理解的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也是現階段社會管理所應包括的主要內容。社會管理的核心是保護、維護群眾的權益,促進社會公正,這是一個價值尺度,沒有社會公正,協調利益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就談不上。沒有社會公正,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就難以化解。只有在規范行為、協調關系、化解矛盾、處理問題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保持和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的目的。基于以上考量,我們可以把社會管理界定為:在一定的共同價值和規章制度下,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內,政府、社會、企業和公眾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防范社會風險,維護公共利益,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管理活動。通過這個界定試圖回答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社會管理的概念和范圍,二是社會管理的主體,三是社會管理的目標。
三、社會管理與公共管理、經濟管理的概念區分
我國正處于蓬勃發展階段,但缺乏相對獨立的概念和明確的研究范圍,通過上述三種社會管理的概念分析,不難看出其與公共管理的概念是十分相似的,而社會管理未來必將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甚至成為一門專業的學科,這就勢必應與其他相似學科進行區分,在現階段社會管理與公共管理概念相區分是十分必要的,公共管理從產生意義上講是公共組織的一種職能,包括以政府為主導的公共組織和以公共利益為指向的非政府組織為實現公共利益,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活動。與社會管理具有很強的相似性,二者的相似性在于:(1)公共管理不僅為社會提供高效優質服務,而且更強調社會公平,同樣社會管理的最終目標也是在維護社會公平的基礎上消除社會不和諧因素,實現社會和諧發展。(2)公共管理的主體不只限于政府也包含了各類社會組織,同樣社會管理的主體也應是多元化的,既包括國家、各級政府、各類社會組織也應包含各類民間組織,市民團體等各類組織參與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