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情境理論的危機管理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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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數(shù)據(jù)統(tǒng)計分析

1.1總體情況從表1可看出，除PR外，在從潛伏期到爆發(fā)期再到后遺癥期的危機演化過程中，各個項目從絕對值上來說均呈現(xiàn)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模式。在各個階段，信息處理意圖均高于信息搜尋意圖。在表2中將樣本分為教師和學生兩個子群體時，仍舊呈現(xiàn)出這個模式。

1.2教師和學生群體信息處理意圖和信息搜尋意圖的差異檢驗的主要目的是要了解學校師生在甲流疫情危機情境中的信息處理和信息搜尋意圖。因此，高校情境中最自然的兩個群體，即教師和學生，他們之間在這兩方面意圖上是否存在水平的差異就成為首先要加以考察的問題。如表3和表4所示，教師與學生這兩個子群體在各個階段的信息處理與信息搜尋意圖從統(tǒng)計上說并無顯著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教師群體在潛伏期的兩項意圖均弱于學生，但到爆發(fā)期則有較大上升，在平均水平上超過學生群體。而從爆發(fā)期到后遺癥期，教師群體的兩項意圖水平又再次回落。相對而言，學生群體在整個危機中意圖水平則較為穩(wěn)定。

2對Grunig理論的檢驗

2.1Grunig理論在甲流危機情境下的待檢驗假設H1:認為甲流是一種危機的人，更關注關于甲流的信息，也更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H2:越是認為甲流的防范存在條件障礙的人，越不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不會積極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H3:越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機的人，越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會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作為對Grunig理論在甲流疫情危機情境中的特殊應用，則提出另一條待檢驗的假設，即H4:積極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執(zhí)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

2.2對假設H1、H2及H3的檢驗為檢驗假設H1、H2及H3，本文建立以下回歸模型。其中，IP即(被動的)信息處理意圖，IS即(主動的)信息搜尋意圖，PR即問題認知，CR即約束條件認知，LI即牽涉度認知。在對全部樣本做回歸的基礎上再對教師和學生兩個子群體進行了回歸分析，以期找到屬于這兩個子群體的不同特點?；貧w分析的結果中，各項系數(shù)的正負符號是否顯著可以說明在各時期，各人群中H1、H2、H3假設是否成立。以下分別為危機三個階段的回歸結果。常數(shù)項的估計不涉及理論檢驗的結果，故略去。根據(jù)實證結果，在顯著的系數(shù)中，所有系數(shù)的正負符號均符合理論預期。越是認識到危機的存在，越是覺得危機能造成影響，就越會導致信息處理或信息搜尋行為，而越是認為存在條件約束的，其信息處理或信息搜尋行為就越少。具體地，從實證結果中發(fā)現(xiàn):(1)H1部分通過檢驗。在危機的三個階段中，PR這一因素基本上只影響到公眾的信息處理意圖，而不影響信息搜尋意圖。這說明，認識到危機的存在雖然不足以驅動人們去主動搜尋信息，但足以使人們關注信息，即使這種關注是被動的。針對這一特點，應在加強人們對危機的存在感的同時，加大防疫知識的信息傳播力度。而在危機的爆發(fā)期，由于危機在事實上已經存在，因此，無論是否認識到危機存在與否，公眾的信息獲取行為意圖并沒有受到太多影響。在爆發(fā)期，無論從現(xiàn)實意義上看還是從統(tǒng)計意義上看，PR僅對總體的信息處理意圖有微弱的影響。在這一階段，宣傳措施的重點顯然應從潛伏期重點提高人們警覺性轉移到其他方面去。(2)H2基本通過檢驗。在爆發(fā)期，CR項的系數(shù)在絕對值上大于潛伏期，從中可看出防疫條件對人們行為意圖的影響。如果人們覺得無法抵御，就會放棄“抵抗”。在潛伏期應加強宣傳，增強師生的對危機存在的認識，而在爆發(fā)期則不需要繼續(xù)采取這一宣傳措施，相反，應加強防疫條件，并向學校師生展示學校有足夠的條件應對疫情，增強師生面對疫情的信心，從而積極采取行動。(3)H3的假設通過了統(tǒng)計檢驗，越是認為自己有可能卷入甲流危機的人，會越關注這方面的信息，也越會積極地搜集關于甲流的信息。但從三階段的演變情況看，從潛伏期到爆發(fā)期，牽涉度認知對于信息搜尋意圖的影響下降了，并且此下降在教師與學生子群體中都可以觀察到。

2.3對假設H4的檢驗運用相關分析的方法來檢驗假設H4，即:積極搜集信息的人更愿意執(zhí)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從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在危機的三個階段中，受訪者執(zhí)行官方建議的甲流防控措施的意愿與信息搜尋意圖之間都存在正相關關系。其中，在潛伏期和爆發(fā)期的相關系數(shù)都大于0．5。后遺癥期的相關系數(shù)雖然下降較多，但仍超出通常所認為的弱相關(小于0．3)范圍。同時，在危機的三個階段，反映被動關注信息的信息處理意圖與執(zhí)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雖然存在，但除了爆發(fā)期系數(shù)大于0．3，其他兩個階段都是弱相關。因此，假設H4是成立的。此外，從上表還可發(fā)現(xiàn)，爆發(fā)期的信息搜尋意圖與執(zhí)行防控措施的意愿之間的相關程度較潛伏期更強，而進入后遺癥期后，兩者之間的相關程度卻有大幅度下降，這說明是否身處危機之中對于學校師生的主觀能動性方面有很大的影響。

3基于Hallahan(2000)的擴展分析

Hallahan對Grunig公眾情境理論進行了擴展，將危機中的公眾劃分為不活躍的、有意識的、覺醒的和活躍的四種類型。劃分標準如下:根據(jù)這一框架，觀察不同類型公眾采取行動的積極程度存在著差異。與此相對應，針對不同類型的公眾也應采取不同的溝通交流策略。

3.1調查對象的類型劃分及其意圖差異把對甲流疫情了解程度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為對問題的了解程度低，高于3分的界定為了解程度高。同時，牽涉度認知小于等于3分的界定為牽涉程度低，牽涉度認知高于3分的界定為牽涉程度高。據(jù)此將所有樣本進行分類。單因素方差分析顯示，公眾情境理論中用以衡量行為水平的信息處理和信息搜尋意圖均存在顯著差異。從表10和表11可看出，不同類型的人群在三個階段的信息處理意圖和信息搜尋意圖都存在顯著差異。因此，進一步綜合采用Scheffe和LSD事后比較法進行分析顯示:(1)在潛伏期，活躍的人群信息處理意圖最強，有意識的人群次之，覺醒的人群再次之，不活躍的人群信息處理意圖最弱。但其中，“活躍的”與“有意識的”以及“覺醒的”這三種類型人群之間的信息處理意圖沒有顯著差異，而“不活躍”的人群其信息處理意圖較其他人群顯著為低。在這一階段，信息搜尋意圖由高到低則依次是“活躍的”、“覺醒的”、“有意識的”以及“不活躍的”。在這一主動意圖方面，“活躍的”人群顯著強于其他人群。其余的三種人群的意圖則彼此間沒有顯著差異，可視為同一集群。(2)在爆發(fā)期，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由高到低依次是“有意識的”、“活躍的”、“覺醒的”和“不活躍的”。其中，“有意識的”的信息處理意圖雖高于“活躍的”，但兩者間的差異幾乎不存在(p=0．998)。在信息搜尋意圖方面，則由高到低依次是“活躍的”、“有意識的”、“覺醒的”和“不活躍的”。(3)在后遺癥期，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活躍的”與“不活躍的”依舊處于由高到低的兩端，處于中間的“有意識的”與“覺醒的”兩類人群的意圖則較接近，彼此之間無顯著差異。在信息搜尋意圖方面，“活躍的”人群顯著高于其他人群，而其他三種類型人群之間無顯著差異。在各個階段，不活躍的人群的信息獲得意圖幾乎總是顯著地低于其他人群，而活躍的人群的信息獲得意圖也幾乎總是顯著地高于其他人群。“有意識的”和“覺醒的”這兩類人群則基本始終介于兩者之間。這一點是符合理論預期的。此外，在信息處理意圖方面，“覺醒的”始終低于“有意識的”，這反映了“有意識的”人群更多地是被動地關注信息。

3.2針對性策略的實施基于Hallahan框架的分類，在了解人群特征的基礎上，有助于危機管理者有針對性地實施危機溝通策略。不同類型群體應采取不同的策略，而同時，對于教師和學生這兩個群體也應采取不同的策略。因此，再考慮教師和學生中各類型人群所占比例，以期通過這些比例的變化，來找出各個階段宣傳策略的重點。分析發(fā)現(xiàn):(1)“活躍的”類型所占比例呈先上升，后下降趨勢，符合危機發(fā)展規(guī)律。值得注意的是，教師群體中“活躍的”這一類型所占比例在潛伏期相對于學生群體來說要低很多，但是到爆發(fā)期才迅速提高。(2)“有意識的”類型所占比例較低。從潛伏期到爆發(fā)期，部分“有意識的”人群由于牽涉度的提高而轉變?yōu)椤盎钴S的”類型。而進入后遺癥期之后，隨著部分“活躍的”人群的牽涉度下降，“有意識的”類型所占比例又有所提高。(3)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子群體，“覺醒的”類型所占比例在三個階段都逐漸減少。對于“覺醒的”這一類型人群而言，由于其牽涉程度高而對問題的了解程度低，因此既可以通過提高對問題的了解程度而轉變?yōu)椤盎钴S的”類型，也可以通過牽涉程度的降低而轉變?yōu)椤安换钴S的”類型。從潛伏期到爆發(fā)期，主要遵循第一條路徑，而從爆發(fā)期到后遺癥期，則主要遵循第二條路徑。(4)根據(jù)預想，“不活躍”類型所占比例從潛伏期到爆發(fā)期應下降，而從爆發(fā)期到后遺癥期則可能回升。教師群體符合這一預想，但學生群體不符合。進一步探索發(fā)現(xiàn)，以牽涉度小于等于3統(tǒng)計，潛伏期有38人，爆發(fā)期有43人，后遺癥期有59人。從爆發(fā)期到后遺癥期的增加是正常的，因為隨著危機的結束，牽涉度下降。但從潛伏期到爆發(fā)期的增加是異常的。教師子群體中，牽涉度小于等于3的人在潛伏期是15人，到爆發(fā)期下降為10人，符合預期。問題主要出在學生子群體上，從潛伏期的23人增加到了33人。學生子群體在危機爆發(fā)時反而變得不活躍。

4研究結論與局限

在危機潛伏期，教師的信息獲得意圖較低。同時，另一方面從公眾構成比例來看，教師中“活躍的”人群比例也偏低。這說明，在危機潛伏期，學校應對危機的重點宣傳對象應是教師群體。要切實提高教師的積極性和警惕性。而在危機的爆發(fā)期，學生群體中的一部分反而變得不活躍，這一點也值得注意。在甲流疫情危機爆發(fā)后，不能放松對學生的宣傳動員工作。學校師生中的各類型人群的構成會隨著危機的進程而發(fā)生變化。對此，學校的危機溝通策略必須加以調整。在潛伏期，教師內“活躍的”人群較少，學校應進行有針對性的動員。而在爆發(fā)期，“活躍的”人群比例較大，應加強疏導和安撫。對于某些活躍的公眾，如果有走向失控的傾向，則需要加強對話和協(xié)商，在必要的時候，要尋求政府等第三方的介入。Grunig的公眾情境理論的三個基本假設在高校甲流疫情危機這一情境中是成立的。但是，在危機進程的三個時期中，在不同的人群中，這一理論中各個影響因素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危機管理者必須根據(jù)不同階段、不同人群的特點，有側重地實施不同策略。而在高校甲流疫情危機這一情境中，可以按照Hallahan(2000)的方法分離出四類公眾。對于這四類公眾需采取有區(qū)別的策略。從Grunig理論的回歸分析檢驗中知道，對于IS來說，在三個解釋變量中，CR項的系數(shù)在爆發(fā)期和后遺癥期都是絕對值最大的一項。防控條件的缺乏，將嚴重打擊人們的主動性。而從訪談中發(fā)現(xiàn)，高校公共衛(wèi)生防疫條件確實是一個大問題。地區(qū)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領導對學校食品衛(wèi)生、傳染病預防與控制等衛(wèi)生安全工作重視不夠，因此在高校管理中應該增強醫(yī)療防疫條件。本研究的取樣僅以某高校為樣本，無法做更大范圍的推廣和評估，采用的量化研究是以問卷為工具實施測量，在橫斷面透過母群體來搜集資料，加上受測試者主觀因素的影響都對研究結論有不同程度的影響，是為文章的研究不足和缺憾。

作者：許文君單位：黎明職業(yè)大學信息與電子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