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的公共政策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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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亞經濟發展政策的范式轉型

自日本明治維新以來，東亞各國始終面臨著追趕西方世界現代化的腳步，現代化進程中的東亞模式同西方現代化的模式有著根本的不同，東亞國家和地區創造了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的發展路徑。雖然當今世界經濟的全球化主要是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推動的，但是從全球化發展到當前的狀態看，東亞國家和地區成為全球化的重要參與力量，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始終存在著呼應的關系，從早期的抄襲西方的議會制度，到威權政體確立，再到政治的民主化進程的加快，東亞走了一條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發展路徑。大致上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都走過了這樣一個歷程，或者說實現了公共政策的兩次大的范式轉型，從政府主導的經濟政策轉向自由市場的政策模式，再到對于政府政策權力的“回歸”，然而這種回歸并不是重新回到了原點，而是一種超越或者說是一種升華。

(一)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政策東亞形成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政策是有著深刻的經濟與社會根源，東亞國家和地區在面臨發展路徑和西方世界的壓力導致東亞不可能按照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路徑進行。東亞經濟發展的政策選擇往往同本國的經濟發展階段、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政策的目標取向等有著很大的關系。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在經濟發展的初期確實起到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效果，用政治權力強制推行市場經濟的方式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1．政府制定明確的經濟發展政策目標二戰以后，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的現代化具有后發性的特點，這種后發性主要是基于本國的經濟發展實際狀況的審慎思考，因此，政府制定經濟政策表現出很強烈的自主性和政府責任意識。普遍看來，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和自然資源的情況并不占很大的優勢，自發的市場經濟體制并未形成，這就給政府主導進行經濟政策規劃提供了先決的條件。通過本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積極引進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制定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政策目標適應了當時經濟發展的要求，促進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出口貿易，引進國外資本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實行全方位對外開放戰略，帶來了經濟上的快速發展的機會。政府發展經濟的政策導向目標明確，并且依靠強大的政府作為后盾來支撐政策目標的實現。東亞國家和地區雖然在政治上建立起威權主義政府，但是在威權政府統治下，發展的卻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起步階段，根據國內自發形成的市場主體不健全，很多產業需要政府介入。這樣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制定了經濟發展戰略，把發展本國和本地區的經濟作為長期以來政策的主要方向，致力于本國經濟的發展，利用發達國家進行產業轉移的有利時機，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發展外向型經濟。其中以日本、韓國和泰國的經濟發展計劃最為典型，也最能夠體現政府發展經濟政策目標明確性的特點。日本從20世紀50年代就開始制定經濟發展的戰略計劃，把經濟發展計劃制定得非常詳細和周密，1955年12月制定的經濟立國五年計劃(1956－1960)，計劃經濟增長5．0%，實際增長9．1%，經濟增長速度遠遠高于預期的速度。而且日本經濟發展計劃具有很強的時效性和靈活性，韓國由于歷史原因，經濟發展面臨的困難和問題要比日本更多，韓國政府建立詳細的經濟發展計劃，實現本國的經濟發展與工業化。泰國政府“從1961年起，第一個經濟建設六年計劃(1961－1966)目標是追求經濟高速增長，總投資額為212．6泰銖，其中國家投資138．8泰銖，占65．28%，外國援助貸款69．2億泰銖，占32．35%，重點發展基礎設施、農業多種經營、替代進口生活消費品的工業生產。”［4］通過制定明確的經濟發展目標，特別是對經濟發展計劃的實施與控制，使得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輝煌的成就。2．政府參與經濟資源配置的政策取向由于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的初始條件較差，市場主體在發展經濟中的動力和能力不足，這樣政府通過直接參與的手段介入經濟生活，直接參與到經濟資源的配置，特別是在一些涉及國計民生的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由于本國的民營資本比較弱小，基礎產業投資規模又很大，投資的資金回收周期長、風險大。這樣東亞國家和地區往往以國家的名義進行投資，“泰國政府積極推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導的進口替代戰略，使國有企業迅速發展。印尼獨立之初，政府的作用也主要表現在建立國有企業，對經濟發展進行直接控制與管理。”［5］采用國有企業等形式實現對工業化的直接投資，增強了市場經濟發展的動力，與此同時，政府積極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基礎產業投資建設等等，由于這些產業和投資對于經濟發展具有先導性的作用，但是私人資本不具備投資的條件，所以政府發揮替代作用，彌補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不利條件。在韓國、日本等國家，政府還扶持私營企業的發展，“日本和韓國政府大力扶植財閥的形成和發展，形成了以私人壟斷資本集團為核心的產業組織結構?！a和資本集中度高的重化工業部門的企業形式，主要為財閥等私人壟斷資本集團和公營企業。”［6］33－34政府通過舉辦國有企業或者采取扶植財閥等形式，興辦了很多重工業，奠定了國家工業化的基礎。政府還利用金融、貸款稅收等政策工具，參與經濟資源的配置。東亞國家和地區居民有著良好的存款習慣，國家利用居民的存款和外國的貸款來扶持重點行業和部門的發展，韓國“政府通過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并利用其金融政策，如利率管制、信貸額度限制、信貸取向以及貨幣政策等各種手段，實現社會的金融剩余由家庭向企業的轉移，使金融為其追趕型的工業化目標服務。”［7］99政府利用國有企業、政府支持的財閥等私營企業以及金融等政策工具，貫徹政府的政策意圖，把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基礎產業和關鍵領域，實現了國家工業化的快速發展。3．產業政策致力于發揮主導產業的帶動作用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致力于支持特定產業的發展來作為經濟發展的增長點和突破口。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政策取向主要有均衡發展戰略和不均衡發展戰略。東亞國家和地區針對本國和本地區的實際狀況，采取了不均衡經濟發展政策的策略，優先發展主導產業作為經濟增長的突破口來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日本政府在確定和選擇主導產業的過程中，“先后確立三組帶頭的戰略性主導產業。第一組帶頭產業是電力工業。特別是火電，帶動了石油、石油化工、鋼鐵、造船等第三組帶頭產業的發展。這些原材料工業又為加工組裝工業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特別是汽車、家用電器等機械工業的第三組帶動產業?！保?］32在韓國，為了實現出口導向政策的需要，擴大出口，增強主導產業的國際競爭力，“1973年制定了重化工業發展計劃，將造船、汽車、鋼鐵、石化及有色金屬等作為重點發展產業，對重化工業進行大規模投資。在此期間，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為11．2%，創造了該時期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率的最高紀錄。”［8］在臺灣雖然其發展是以中小企業為主，但是也形成了具有一定實力的財閥，例如力霸/東森集團，從早期的特許水泥行業開始做起，之后跨足百貨、房地產、金融、媒體等產業。東亞國家和地區，政府選擇產業的重點雖然有著很大差別，但通常做法，政府確定主導的產業，利用主導產業的帶動作用，通過工業企業之間的“聯系效應”，促進產業集群的發展，這樣形成產業之間的協同效應，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手段，以此來促進經濟發展。

(二)發揮市場機制的經濟配置政策對于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市場經濟并沒有完全建立，政府選擇替代性的發展戰略，起到了市場經濟的建立和逐漸完善的作用，建立起市場經濟的產權和基本的法律制度結構。進入20世紀80年代，東亞國家和地區市場經濟逐步完善，政府的干預性政策選擇對于逐漸成熟的市場經濟產生了一定程度的阻礙作用。隨著西方民主政治的傳播，市場經濟主體的健全和成熟，政府的政策逐漸向自由主義的政策理念轉變，突出表現就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理念的確立以及倡導政府減少干預的努力。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自由主義思想隨著經濟全球化在世界各地得到了廣泛的傳播，東亞國家和地區受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和觀念的影響都比較大，特別強調經濟生活的自由、倡導市場機制的作用，以及國際貿易的自由化，政府的主導作用逐步被市場機制的經濟配置功能所替代。1．自由主義理念主導經濟發展政策制定市場經濟的發展，經濟主體的獨立性和自由性的要求提升，政府強制性的干預市場經濟往往帶來眾多的副產品，特別是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為自由主義的政策理念在經濟發展政策倡導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席卷東亞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危機對于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模式進行重新地思考，危機造成的損失非常嚴重，有資料顯示，“金融危機打斷了東南亞新興國家15年來8%－10%的經濟高速持續增長的局面，1998年一些國家經濟出現負增長，經濟倒退5－10年，多年享受到高增長成果的廣大群眾重新陷入貧困之中，印尼1998年將有9580萬人(占印尼總人口48%)處在貧困線下。”［9］東亞國家和地區為了應對這場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機，紛紛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合作，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同各國合作的過程中，積極倡導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取向，為各國開出的醫治金融危機的藥方往往附加上希望減少政府干預，強調政府間接的管理職能，倡導金融自由化等措施，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造雖然沒有起到很好的醫治金融危機的效果，但是其倡導的自由主義的政策價值取向往往對援助國家和地區產生了不可小視的影響?！绊n國政府在與OECD進行合作的過程中，針對在韓國高度管制和政府干預的社會經濟條件下、金融和物質生產部門的運行效率低下，企業的競爭力明顯下降等情況，在OECD的幫助下，給韓國帶來了先進的專業技術，提供同其他國家交流的機會，制定了比較有特色的競爭政策，倡導國家的宏觀調控，加入OECD后，韓國與其他OECD成員一樣，專注于構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而政府負責完善制度體系的經濟模式。在高速、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基礎上，韓國較快地完成了市場經濟范式的定位，建立起市場經濟制度管治架構。政府的規模由大化小，職能由干預型向服務型轉變，減少直接行政干預，更多地運用經濟、法律等手段進行間接調控?！保?0］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時代，東亞國家和地區在面臨重大危機的過程中，往往會對原有的政府干預政策進行懷疑和否定，從西方發展的路徑中尋求解決辦法，這樣自由主義的政策范式在一定時期確實改變了原有的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范式。2．政策權威的合法性轉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東亞奇跡”創造了經濟發展史上的神話，這種模式與西方那種自下而上自發建立起的市場經濟模式有著本質的不同，有人總結的是“強人政府+市場經濟”或者威權主義政府和親市場的戰略。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創造經濟發展成就的過程中，在政府積極干預的政策推動下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政府通過政策導向，引導社會組織發育壯大，特別是加強對市場經濟主體的培養，發揮市場機制在政府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強調經濟發展政策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在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模式下，也注重對于其他政策主體的培育與發展。政府干預主義的政策取向存在的問題暴露的愈加明顯，政府在面對復雜的經濟和國際國內環境顯示出政策能力不足，不足以應對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以及市場經濟隨著經濟規模的擴大而帶來的風險等等。政府干預性政策失效，使得社會民眾對于政府的政策能力和政府自身的合法性進行重新審視，民眾的民主參與性增強也對政策權威的轉移起到了推動作用。隨著企業等社會組織自身實力的增強，他們也有信心和能力參與到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制定和其他政策領域，政府面對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不得不采用新的手段來面對這種政策的合法性危機，這樣政策權威的合法性發生了轉化，政府不再是能夠左右經濟政策的唯一力量，國際組織、公民社會等等多元利益主體的參與促成了政策權威的合法性轉移。3．經濟發展政策的時效性減弱在自由主義政策理念的指引下，東亞國家和地區往往對于經濟發展政策從最初的積極參與到逐漸淡出，這種轉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市場經濟主體進行自我決策、進行經濟活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但是長期以來的政策干預性的政策導向，使得社會組織，特別是經濟組織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瞬息萬變環境的能力不足，企業面對經濟全球化、國際金融貿易信息等所具備的條件不足。社會組織發展不健全，政府又急于從紛繁復雜的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中抽身，這樣就勢必產生經濟發展政策中的時效性問題。時效性降低一方面是與政府對于經濟部門監管的淡出，放寬市場準入，倡導市場主體的自由發展有關，另外也和政府的政策能力弱化，政府在經濟發展不同的歷史時期，不能夠有效的調整自身的功能，不能夠認清自身的能力，導致政府忽視了對于某些部門的監管，出現“政策真空”的狀態有關。這點在政府的金融政策中體現得尤為突出，在一些東亞國家，政府為了實現短期的經濟發展目標，盲目地大量引進外資，在金融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過早開放了資本市場，大量吸引外資進入，促成了大量短期資本的逐利行為，帶來了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機。經濟發展政策對于新情況和新問題的敏感性差，不適應國際金融環境的變化，難免出現政策時效性降低的情況。

(三)政策與市場兩者之間優勢互補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沒有固定的模式，也不存在兩者之間絕對的平衡。政府政策和市場的替代關系也不是一種簡單的線性關系。在東亞經濟發展政策中，政策與市場的關系也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在面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以來，東亞國家和地區積極探索適合本國和本地區實際的政策模式，對于應對金融危機也積累了寶貴的經驗，逐步形成了政策與市場互補的經濟發展政策格局，實現政策范式的轉移。1．政府的政策引導遵循市場規律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逐漸形成了這樣的共識，那就是在現代社會不存在單純的市場經濟，也不存在絕對的計劃經濟，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體都是兩者的混合物，所不同的只是兩者程度和結構方面的差異。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建立市場經濟的初始階段是由政府強制性進行的，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要求政府的政策干預讓位于市場經濟主體的自主決策。但是政府也不能夠完全采取西方早期那樣的“守夜人”式的政府。而是在政府政策的干預的過程中要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進行，政府的政策不能夠違背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政策條件不僅要促進經濟的增長，而且要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政府要通過政策導向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注重科學技術在經濟產業中的應用，還要重視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促進政府政策的預見性與前瞻性。按照產業發展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策略，實現政府的政策真正與市場經濟結合，發揮政府政策與市場機制兩者之間的合力。針對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市場經濟發展中早期的不均衡發展戰略，在經濟規模和發展程度達到一定程度以后，政府的政策要考慮經濟和地區的均衡發展，“泰國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主要是按照政策引導遵循市場規律的思路進行的，經過1997年嚴重的金融危機，泰國采取了新的經濟發展政策，整頓金融機構的呆壞賬，減少人民負擔，恢復個人信用，鞏固農業基礎，實現農民復興，建立農村和城市周轉基金，提高農業部門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保持謹慎的財政政策以促進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將政府借款限定在主要用于經濟和社會發展及增加收入的項目上。”［11］一些經歷金融危機的國家和地區都在反思政府的政策與市場之間的關系，致力于在兩者之間尋求恰當的均衡，而政府的政策則更多依賴市場機制發揮作用。2．市場經濟的法規制度逐步完善市場經濟從初始條件并不占優勢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取得了經濟發展的巨大成就，市場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始終伴隨著政府的政策干預與扶持。在市場主體的不斷完善，市場經濟不斷發展，需要政府減少對經濟活動的直接的、強制性的干預性政策，政府對于經濟發展政策也需要根據時展的需要不斷進行調整，更好地發展經濟。通過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需求，激勵企業等市場主體進行政策誘導，達到實現政策目標的目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在市場經濟逐步完善的情況下，越來越扮演著制度的供給者而非市場經濟的直接參與者，通過制定適應本國經濟發展規律的政策法規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特別是針對金融危機以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管理體制上的漏洞，提出了針對性的措施，彌補市場經濟的制度供給匱乏。20世紀90年代的金融危機以后，韓國政府致力于改善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政府由此轉向旨在減少干預、建立自由公正的市場秩序、創造穩定的市場環境上。政府這種由主導經濟向重點規劃經濟的角色轉變?！保?］市場經濟是法治的經濟形態，經濟交往活動需要進行合理的預期，這樣市場經濟的參與者和市場主體才能夠積極性進行擴大再生產，進行投資和技術改造等活動，東亞地區各國政府通過規范經濟活動的基本秩序，逐步完善了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經濟調控的手段日益多元化和間接化，政府的政策調節越來越具有規范性的特點。3．經濟發展政策參與主體的多元化在政府的政策活動中，特別是經濟發展政策對于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則是有著深遠影響的公共政策。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影響著國家和地區未來的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和未來的經濟發展走向。在市場經濟逐步完善的過程中，東亞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的同時，市場經濟主體也獲得了充分發展的時機，經濟主體的政策參與意識與能力增強，促成了在政府制定經濟發展政策中的多元參與性。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東亞國家或地區對于經濟資源的控制能力有所削弱。經濟增長的一個較為顯著的結果是市場主體的多元化，經濟發展政策的多元參與機制逐步形成，一些有影響力的企業集團或者社會組織在政策制定中的影響更為突出。政府往往以降低政府的干預性政策為主，而其主要政策工具和方式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政治上的威權主義長期統治所帶來的負面效應越發明顯，而中產階級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對于自身權利的訴求凸顯，這樣在國家的政策層面政府的政策權力發生了轉移。經濟發展政策也要獲得社會組織的認可、普通社會公眾的支持，這樣在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中，各種利益群體必然要對政府的政策施加影響。日益強大的市場經濟和蓬勃發展的中產階級迫使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部門進行權力的讓渡，不斷擴大地方政府和社會組織的權利，“人們已經認識到，僅靠國家已越來越不能滿足人們隨經濟增長而多元化和增大的各種需求，而是要更多地通過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團體來加以滿足，這就需要把更多的權利和責任下放給他們，并使他們發展和成熟起來?！保?］283－284隨著政府政策過程中社會組織參與的多元化，正在對原有的政府組織結構和政策輸出方式產生著影響，一些社會組織往往通過向政府施壓等形式，倡導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要以人為本，不僅要重視經濟增長，更要重視政策中的公平，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生態環境保護等問題。

二、東亞經濟發展政策范式轉型的成效評估

東亞經濟發展政策經歷了多次調整與轉型，大致與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問題與挑戰有很大的關系，當新問題的出現依靠原有的政策范式無法得到很好解決，這就需要對于政策范式進行轉型，以適應政策問題的挑戰。促成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政策轉型的動力主要有政策系絡的變化、政策參與的多元性和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邏輯，表現出來的主要是異變性事件的推動。東亞國家和地區普遍由于國力比較小，國內市場狹小，因此國際環境對其出口政策影響很大，特別是主導產業受到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更加明顯，這樣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策制定必須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做出調整，而國內市場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組織的經濟關系日益復雜，政府的政策導向對于市場主體的影響缺少敏感性，這樣政策系絡的變化導致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也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以彌補國際和國內因素的不確定性。從東亞經濟發展政策轉型變遷的過程看，一般來說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政策具有很強的創新精神，政策對于推動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而在市場經濟發展以后，政府由于自身的創新能力不足，沒有完全適應經濟社會的變化，顯得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政策具有一定的僵化和“鎖定效應”，因此，出現了對于金融體系政策的真空，政府干預的成效則大打折扣。然而政府在強烈的危機事件中，比如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全球經濟的蕭條中具有很強的學習能力，針對自身金融政策領域的真空，也在積極探索維護國家和地區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一)經濟發展政策范式轉型的積極成效1．政府主導型經濟發展政策彌補了經濟發展初始條件的弱勢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起到了彌補市場機制不足的弱點，對于東亞國家和地區來說，面臨的問題不是市場失靈的現實，而是在市場機制不健全或者殘缺的情況下，如何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的問題。所以，對于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不同發展階段，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東亞模式不同于西方經濟發展的模式，東亞的經濟發展政策也不同于西方那種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范式。在經濟發展的初期，政府的投資政策和經濟發展政策導向和市場之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一方面對于政府的投資項目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也對私營資本的投資取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政府主導型的經濟發展政策一方面促成了政府對于基礎性行業和產業的投資，比如交通、能源、通信等等具有投資大、資本收益時間長等，彌補了私人資本物力投資的行業和領域;另一方面政府也通過經濟發展政策對于私人投資進行鼓勵，通過金融、信貸、稅收等政策工具來對重點行業和領域的私人投資進行政策性傾斜。同時在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市場經濟的發展對于制度的需求應該是最迫切的，因此具有特色的是東亞國家和地區一方面致力于經濟的快速發展的推動力，對于市場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同時也在制度層面上，不斷建立和健全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制度，政府成為制度的有效供給者。把誘致性制度變遷同強制性制度變遷結合，有些學者把這一個過程看成是政府替代的過程，“從戰后東亞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看，政府替代的手段、途徑和程度盡管各有不同，但總的來看，都是政府通過對資源配置的直接或間接控制，推動與工業化相適應的壟斷競爭市場的形成、發育和發展，因而都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以行政力量強制扭曲某些市場價格的辦法，培育主導產業及其主要企業組織的形成和發展?！闭慕洕l展政策目標明確，工具得當，并且執行有效，所以起到了政策應有的效果。2．經濟追趕政策促進了經濟騰飛東亞各國和各地區的經濟發展，在經濟發展政策中往往具有經濟發展的“追趕性”的政策導向。利用國際的有利時機，發達國家把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外轉移，東亞國家和地區積極吸納美國等國家的過剩產業，通過對于國內資源的有效整合，“大力培育生產要素市場，促進有關改善資本、勞動、技術、信息等市場的制度和設施的發展，建立起多層次、多種類、多功能的市場網絡體系?！保?2］通過國內市場經濟要素的有效整合和配置，與此同時制定并實施了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政策，利用外國的先進的生產技術，發展外向型的經濟，政府大力鼓勵出口貿易，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吸引和利用外資，改善國內的投資環境，極大地刺激了經濟的發展，創造了著名的“東亞奇跡”。經濟追趕政策之所以能夠起到發展經濟的良好效果，主要得益于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后發優勢，可以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發展經濟的經驗，可以利用發達國家和地區有效的技術和管理經驗，為經濟的發展增強強勁的動力，政府的政策能力比較強，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各種矛盾和問題體現得還不明顯，這樣往往能夠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和發揮產業的集群效應，政府的經濟追趕政策起到了經濟發展的作用，強國家的政策能力和政府決策的科學性使得經濟獲得了快速發展的時機。3．社會穩定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外部環境東亞國家和地區，在二戰以后，嘗試進行西方代議制民主的實踐，但是先后都以失敗而告終，紛紛建立起威權主義政體，產生了一些具有威權主義色彩的政治領導人，但是這些具有遠見卓識的領導人雖然在政治上建立起來強權統治，對于個人自由以及政治參與進行嚴格的限制和控制。但在這一時期的領導人往往致力于國內經濟的發展，積極發展市場經濟，通過經濟的發展來為政治統治提供合法性。東亞國家和地區往往被認為是儒家思想影響頗多的地區，儒家思想強調社會的整體性和國家利益高于個人權利的思想對于社會的穩定實際上起到了正面的效應，同時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一直致力于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國民整體的教育和科學文化水平，為廣大勞動者提供受教育的機會和技能，以使他們更好地適應工業化對于技術工人等的需求。在進行威權主義統治的過程中，統治者有目的地宣傳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利用意識形態等工具為服從現存的威權主義政治秩序和發展現代化的市場經濟提供了強制性措施的補充性條件。宣傳國家主義、集體主義價值取向為早期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利益受損者的相對剝奪感降低，社會成員為了整個國家和地區的整體性的目標而努力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市場經濟的培育、發展與完善的過程需要良好的社會環境，政治上的穩定為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由于經濟的發展，社會成員都享受到了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成果，這樣進一步鞏固了社會穩定的現實狀況。

(二)經濟發展政策范式轉型消極影響1．經濟發展目標定位于“追趕”而非“趕超”在肯定東亞國家和地區政府制定的經濟發展政策促進快速發展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值得我們關注，那就是政府長期以來的經濟發展政策中政策的能力呈現出邊際效應遞減的問題，在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主導的政策模式對于經濟發展確實功不可沒，但是在市場經濟建立并逐步完善的過程中，政府的政策導向卻往往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進入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經濟發展政策頻頻出現問題，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政策往往不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的持續增長，與此同時，政府干預的負效應更加明顯，政府對市場經濟部門的干預在這一時期往往造成了市場價格的扭曲，市場主體的發育受到很大的影響，這樣政府的替代效應呈現下降的趨勢，而面對著經濟發展政策中的對于政府的能力需求更為增加，政府面臨社會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和市場決策主體的多元化傾向，導致政府的政策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時期，政府的政策往往出現保守主義的傾向，經濟發展定位于追趕，而非趕超戰略，這樣難免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就會出現政府的政策前瞻性不足，不足以應對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促成政府發展經濟的動力不足，因此導致了政府的很多經濟政策出現問題，最為嚴重的是金融政策領域中的問題，西方自由化思想的侵襲，導致東亞各國和地區過早地開放了國內的金融市場，長期的經濟繁榮的背后被掩蓋的問題隨之出現，東亞金融危機促成了政府全面危機的爆發。2．政策范式轉型滯后于經濟環境的變化縱觀東亞國家和地區政策范式轉型的過程，存在著政策變遷的主動性不足，政府的社會學習能力相對于所需知識的復雜程度來說顯得力不從心，不足以應對經濟生活的復雜情況。隨著威權主義政治上的合法性程度的降低，東亞國家和地區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日益壯大的中產階級的發展和社會大眾政治參與性的提高，使得威權主義政治出現了合法性危機，各國和地區紛紛進行民主化的改革。雖然這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內在邏輯使然，但是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明顯地帶來這樣一種傾向，那就是政治上民主化改革帶來了社會生活的一定程度的不穩定，政府對于市場經濟的干預程度降低。但是政府干預的手段和方式依然陳舊，政府政策能力相對弱化的后果可能帶來了政府的政策學習積極性和有效性降低，這樣政府在面臨新的政策問題的前提下，出現了所面臨的問題不知從何入手解決的困境，迫切需要公共政策范式的轉型，以增強政府適應能力。然而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社會的多元化利益需求與政府的政策能力形成鮮明的對比，而且政府自身的保守性和惰性日趨明顯，這樣導致了政策范式的轉型落后于經濟發展。東亞國家和地區，由于自然資源匱乏，國內市場狹小，必然要選擇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因此，不論從經濟發展的資源還是從產品的出口來說對國際市場的依存度都比較高，相對來說對國際環境的變化敏感性高，特別與美國的經濟聯系比較緊密，其經濟發展往往受制于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的體系，這樣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變化直接影響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出口，也對本國或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形成很大的制約關系。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影響，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日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這種挑戰既有來自美國等發達國家的，也有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和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擴散效應，使得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勞動力資源的比較優勢不突出，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受到跨國企業和國際組織的影響，政府的政策自主性和能動性越來越受到制約。東亞國家和地區地理面積狹小，國內統一的市場對于全球資本主義的影響能力有限，而地區之間的合作和聯合的態勢不明顯，這樣一個國家的政府進行政策范式的轉型往往收效甚微。因此，面臨著強大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態勢，東亞國家和地區不論從經濟結構，經濟總量上都存在很大的問題，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轉型同經濟環境的變化相比顯得比較乏力。3．政策創新能力的持續性和創新性不足政府的公共政策對于時間和空間都非常敏感，需要針對當時的經濟發展問題，及時地制定并實施，才能夠起到良好的作用。與此同時，政策作用與經濟發展并非一次簡單的過程，需要有持續性，這樣才能夠收到良好的效果?，F代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創新，作為現代社會中市場經濟活動中的重要參與者，政府需要面對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的環境變化來提出應對性的經濟發展政策，使得經濟發展過程中盡量減少不確定性，給市場主體進行經濟活動提供基本的制度環境和未來發展的合理預期。這樣經濟發展政策就對政府各個部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往往政府面對這種紛繁復雜的經濟活動顯得政策創新性不足，這樣不僅不利于本國和本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也影響社會生活的穩定。在東亞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中，經濟狀況的變化成為影響政治穩定的重要因素，代議民主制形成的委托———關系往往造成政府行為的短視效應，政府的政策缺少戰略性的思維方式和預見力。政府的政策創新力不足，政策的時效性又很差，這樣在國際經濟環境變幻莫測的情況下則體現得更為突出，政府忙于應付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問題，缺少政策的持續性與創造性，與此同時對于政府部門而言，創新能力的培養與獲得也不是一勞永逸的，需要政府部門的學習能力的提升。

三、結語

東亞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如今東亞國家和地區已經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一顆新星，雖然對于東亞模式的討論仍在繼續，西方學者更是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態來審視東亞經濟的發展。東亞經濟發展面臨的境遇和環境使得我們不得不思考如何通過政策層面的努力獲得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這一過程是一個艱難的摸索和蛻變。與此同時，根據東亞各國和各地區的特點，東亞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將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雖然對于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是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兩者之間關系的爭論依然在繼續，但東亞國家和地區要走自己的路，積極探索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新范式。在這一摸索中，雖然西方國家可以提供一些經驗，但要發展一種積極有效的政府與市場關系的模式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在未來的東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政策中，政府要加強區內的合作，形成地區內部的協同方能顯示出巨大的力量，在同西方國家的交往中，更要注重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與經濟安全，克服經濟發展政策中的“真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東亞地區的政府的政策范式轉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以取得更好的轉型效果。

作者：李明杜雁軍張喧單位：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上海師范大學法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