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輿情文獻定量研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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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說明

1.本文以CNKI中國學術文獻網絡出版總庫中的網絡輿情研究文獻為樣本。

2.根據文獻計量法，對年數量、著者、關鍵詞、被引頻次等方面進行數據統計分析。

3.筆者以“網絡輿情”為搜索關鍵詞，針對全文進行檢索，截止到2012年3月6日，檢索結果共有10623篇相關文獻。其中2000年之后的相關文獻為10092篇，2000年之前的文獻僅有531篇。

二、數據與分析

（一）年量分析

圖1顯示，對網絡輿情研究的階段特征特別明顯，大致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2000年之前，這期間，網絡輿情研究剛剛起步，處于萌芽階段；第二個階段：2000—2004年，網絡輿情研究平穩發展，僅僅采用單一的傳播學視角，代表人物是中國社會科學院閔大洪研究員；第三個階段：2005年之后，這期間網絡輿情研究一直呈現迅猛上升的趨勢，尤其是2009年之后，增長速度明顯，2011年網絡輿情研究的熱度更是達到了頂峰。多學科視角，多元的研究主體，使得網絡輿情研究成為“顯學”，代表人物有：喻國明、王來華、王國華、劉毅、姜勝洪等。總體而言，我國對網絡輿情研究還處于“各說各話”的階段，從長遠眼光來看，仍然處于研究的初級階段。2005年之后，網絡輿情的相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這得益于2004年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全會報告《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要“建立社會輿情匯集和分析機制，暢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黨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輿情”的概念，網絡輿情隨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200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考察《人民日報》并發表重要講話指出，“互聯網已成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會輿論的放大器”。這一論斷突出了網絡輿情研究的重要意義，必然推動對網絡輿情的深入研究。

（二）著者分析

通過對著者文章發表信息進行統計分析，經過篩選、微調得出統計結果如表1。從發文的數量來看，在網絡輿情研究領域，已經形成了一批固定的并且比較有影響力的重要學者。如喻國明、王國華、曾潤喜、王來華、姜勝洪、許鑫、劉毅等，他們都來自于高等院校以及學術研究機構，是輿情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從發文的單位來看，著者主要有三大來源：一類是理工科領域，如李弼程、方濱興、蘭月新、戴媛等，分別來自于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北京郵電大學、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等，主要側重于信息的挖掘、網絡安全等方面。另一類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根據單位性質，分成兩類：一類是來自研究所，如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的姜勝洪、王來華、劉毅等；另一類來自高等院校，輿情研究的單位多集中于高等院校，如中國人民大學的喻國明、李彪；南京大學的杜駿飛等。第三類是黨政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和具體實踐者，如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張惠新、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葉皓以及他的同事曹勁松等，他們作為一線實踐者，對于網絡輿情理論的基礎研究，特別是案例的總結、應對的經驗值得關注。其中，公安部門具體實踐者的理論總結最多，如江蘇泰州公安局的朱晉和江蘇公安廳的朱進。而最大的亮點是媒體作者的出現，如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單學剛、人民日報社副秘書長馬利等。作為我國輿情行業最早的拓荒者之一，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總結出來的理論成果，特別是在輿論引導、危機處理等方面的經驗積累值得重視，如“黃金四小時”“、大眾麥克風時代”、“打通兩個輿論場”[1]等概念的提出。總體來看，中國人民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天津社會科學院輿情研究所、解放軍信息工程大學等是研究網絡輿情的重要基地。網絡輿情研究的主體越來越多元，網絡輿情研究領域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現象，為輿情研究的蓬勃發展作出了貢獻。

（三）學科類別

學科類別統計結果如表2，僅列出前20位。大量文獻集中于新聞與傳媒，此外，從中國共產黨、行政學及國家行政管理、中國政治與國際政治、訴訟法與司法制度、高等教育、公安、互聯網技術等學科視角來研究網絡輿情的文獻也大量出現。網絡輿情研究需要充分吸取不同學科的營養成分，在研究的廣度、深度上多下功夫。

（四）內容分析

1.關鍵詞分析按文獻篇數排序，列出關鍵詞出現頻率前28位，統計結果見表3。網絡輿情、網絡輿論、網絡、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學生、對策等關鍵詞排在前列。這與華中科技大學王國華教授所做過的排序基本相同[2]。與之不同的是，微博、社會管理、網絡問政、網絡反腐等這些關鍵詞首次進入前28位。而社會管理、網絡問政、網絡反腐、微博是當前中國社會的熱點話題，這些話題很有可能會激起學者們的持續跟蹤與研究。這同時說明了輿情研究“由內而外”的特點，已經打破初期“閉門造車”“、各自為政”的局面，逐漸與現實社會接軌。2.文獻被引頻次分析被引頻次是評價該文獻的學術價值的有效手段和標準。按照文獻被引的頻次，排序如表4。該表顯示，被引頻次最高的為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的《中國公共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達到了204篇。該文從政治學視角，運用傳播學議程設置的理論，提出了六種政策議程設置的模式以及在中國實現的形式和發展趨勢。網絡輿情的交叉研究，吸引眾多領域的學者。通過對這些文獻的文本分析，網絡輿情基礎理論、輿情預警機制、輿情發展階段、思想政治教育、數據挖掘等方面的文獻引用率較高。

（五）文獻來源分析

1.文獻出版來源2010年，華中科技大學王國華教授曾對文獻出版來源進行過分析，當時網絡輿情文獻的來源絕大多數是來自新聞傳播學方面的學術刊物，而沒有一家傳統媒體[3]。僅僅過去一年多，一些黨政部門越來越重視網絡輿情工作。表5顯示，排在前兩位的是《檢察日報》、《中國紀檢監察報》，都是中文報刊。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專門設置“新興媒體”版，并兩次聚焦網絡輿情[4]。這些傳統媒體的關注，說明網絡輿情研究已經進入到“深水區”，“打通兩個輿論場”已經成為學界、體制內媒體的普遍共識。2.研究資助來源通過檢索發現，據不完全統計，共有60個基金資助過網絡輿情研究。按文獻篇數排序，選取前15位的基金類別，如表6所示。我們可以發現，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對網絡輿情研究的資助力度較大，文獻篇數分別為186、118篇。此外，還有數量可觀的其他國家級、省部級基金項目，網絡輿情研究的興起受益于這些基金項目的支持。

三、研究結論

（一）我國網絡輿情研究現狀

如今已是“大眾麥克風時代”，“人人皆是記者”。隨著傳播手段、傳播方式的不斷革新，黨政部門、企業輿論引導的難度加大，來自網絡輿論的壓力對于政府執政能力建設更是一種考驗和契機。另外，網絡輿情行業井噴式的發展，亂象環生。[5]為了助力黨政部門社會管理創新，促進輿情行業的健康發展，分析網絡輿情研究現狀很有必要。由于學科的多元化，不同的視角給網絡輿情研究帶來了新鮮血液。研究輿情的維度不一，但大致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是輿情監測系統；二是輿情應對，前者是理工科研究領域，側重于語義挖掘、信息采集、網絡安全等；后者往往是人文社會科學開拓的領域，側重于研究輿情主客體關系、網民的心理、輿情發展規律、輿論引導等。通過對文獻關鍵詞的分析，我們發現，網絡輿情研究越來越關注社會話題，如網絡反腐、微博等，這說明研究的與時俱進。另外，中央提出“社會管理創新”，同時國家級、省部級的基金中與網絡輿情相關的課題明顯增多，加大了對輿情研究的力度。筆者通過對年文獻發表量的統計分析，大致將網絡輿情研究分成三個階段，應該指出的是，從學科發展的長遠角度去看，目前仍然處于學科建設的初級階段。這主要基于三個方面的判斷，一是仍然處于“各說各話”的階段，新聞傳播學、社會學、信息技術等學科的參與豐富了研究的視角，但學科之間并未形成有效互動；二是學術研究對現實貢獻仍然有限，對政府管理方面所提出的應對與引導操作性不夠，采納率較低，規律性總結有所欠缺；三是對輿情行業的發展關注度不夠。應該注意的是，輿情行業的主體，如人民網輿情監測室、艾利艾咨詢等的理論成果紛紛出爐，促進了我國網絡輿情研究的深入。

（二）對我國網絡輿情研究的建議

1.在網絡輿情的兩大方面不斷深入網絡輿情研究有兩大方面，即輿情監測系統平臺的構建和輿情發展規律、研判、應對的總結。這就要求各自研究須更加“專業化”。理工科重在輿情監測系統平臺的完善，特別是在信息采集、挖掘的準確性、全面性上下功夫。現在輿情研究的難度有兩個，一是研判機制，二是預測的方法論。這些需要社科領域的學者去不斷突破。2.注重案例的積累與規律的總結黨政部門具體實踐者以及業界已經積累了許多的輿情事件案例，相關的圖書已經出版上市。應該說，案例是學者進行理論抽象的基礎。通過占有案例，對輿情事件共性、個性的地方進行總結，以更好地指導現實的危機應對和輿論引導。3.輿情監測技術的創新與輿情理論技術有利于內容的完善，而內容反過來會推動技術的進步。網絡輿情分析師以及黨政部門相關工作人員，通過輿情監測系統可以第一時間抓取到負面信息，并撰寫輿情報告和應對建議。反過來，在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又可以促進技術的不斷創新。比如一線人員想獲得網民對某個事件的觀點、情緒，這又能夠促進輿情監測技術的進步和完善。4.學界、業界、黨政部門應該進行有效互動當前，業界與學界、黨政部門的互動是非常活躍的，與之相比，學界處于較為尷尬的地位。輿情的研判、應對，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網絡輿情行業方興未艾。這就要求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者、學者與業界、黨政相關部門之間需要進行有效互動。在互動中，了解一線人員的困惑以及網絡輿情行業的現狀，并提出有針對性的建議。時機成熟時，可以考慮成立由國新辦、工信部主管和指導的中國網絡輿情行業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