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對思政教輔的啟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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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它解釋為“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一致性”，出發點則還是個人，無法說明政治結構對思想政治教育的影響，由其無法說明變化了的政治結構對思想政治教育的變化產生的影響。如果把這種“善”解釋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放在當下，無懈可擊，但是否放之四海而皆準呢？既然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多半以大學生作為樣本來研究，本文不妨也從大學生的角度來展開。大學生進入大學，他們在追求什么？“知識”、“工作”、“自我完善”應該都是選項之一，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大學生將趨于務實，他們非常渴望對未來發展的直接指引。學校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兩大系統———思政類任課老師和學生工作者，他們又在追求什么？先拋開個人利益不談，僅就工作而研究工作，他們追求的也一定是“個人與組織的和諧”，只有這樣，他們才能保證自己其他利益和價值的實現。無論是從“雙主體性”還是“主體間性”都把二者作為具有同樣能動性的“人”來加以分析，但我們從“善”的角度出發。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的能動性是不同的，與慣常的分析相反，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具有更大的能動性。他可以從自己“善”的追求出發，選擇“接受”或者“不接受”，而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須從組織的立場出發考慮“怎么做”而不是“做什么”的問題。“善”的概念帶來的直接啟示———從“善”出發，我們可以管窺思想政治教育的動力來源。

從政體分類的角度剖析思想政治教育

在《政治學》中亞里士多德一共分析了六類政體及其相互關系，“僭主制是君主制的變體，寡頭政體是貴族政體的變體，平民政體是共和政體的變體。”本文無意深入研究這些關系，但從中我們可以借鑒一種思想，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個系統，每一個實踐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系統都有其內部獨特的結構，我們進而可以依托這些結構對思想政治教育進行分類，以便進行深入的解理和剖析。

從思想政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入手，我們發現思想政治教育者有兩種類型：一種是由于信仰而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說的話、做的事都是發自內心，他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統是信任的，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是信仰的。另一種是由于生計而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他們的表現在工作狀態時與前者類似，或者表現的更為忠誠，但思想根源是為了“謀生”，總體而言，他們的工作是一種“表演”，在非工作時間和非工作場合，他們可以表露出對思想政治教育體制的不信任和對內容的懷疑，而這種表現哪怕有一絲一毫對整個的思想政治教育所產生的作用都將是破壞性的。同樣，從政治的角度講，我們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有兩種，一種是從經濟、人身關系都依附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依賴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的供給而生活，這種人我們不妨命名為“全天候”的思想政治教育對象；第二種則是局部時間與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發生關系，在很多的其他時間是不與思想政治教育系統發生關系的，我們可以給他們命名為“非全天候”的思想政治教育對象。

據此，我們可以看出從來就沒有脫離現實政治結構的，抽象的，單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我們可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分類為體制型思想政治教育、行政型思想政治教育和信仰型思想政治教育三個種類。所謂體制型思想政治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對象都是“全天候”的，特別是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是“全天候”的。這時，無論思想政治教育者是為信仰還是為生計而從事的這一工作，對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所產生的效果都是一樣的。因為這時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對思想政治教育系統及其背后的政治結構和政治系統有著強烈的利益訴求，同時對這一體制有著強烈的認同感。在這種模式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是很容易的，典型的例證是軍隊，無論在任何一支軍隊，由于以上所述的這種特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開展都是很有保障的。

行政型思想政治教育和體制型思想政治教育最大的不同在于教育對象是“非全天候”的，擁有很大的自由度和自我空間，體制的約束性大大降低。在這種結構里，思想政治教育者如果是信仰型的教育者，在施教過程中會發現自己的付出和結果不成比例，會產生嚴重的挫敗感。而如果思想政治教育者是為謀生計而工作的，則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產生雙方都在表演的場面，思想政治教育產生“零效果”。而“信仰型”思想政治教育則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對象都是出于對真理和信仰的追求而自動、自覺參與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動，與體制無關———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理想，也是一種“善”，思想政治教育無論所謂一個學科的研究，還是作為實踐，都是在追求這種“善”。在思想政治教育學科的研究當中，絕大多數學者都認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或者說“有效性”取決于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對象之間的實際關系。很遺憾的是很多學者把這種關系理解為一對一的關系和簡單的人與人的關系，如果按照這種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只能是“個性化”的手工勞動。而現實是思想政治教育是在社會高度發達的當今世界才顯現出其巨大價值的，可見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更多的取決于“結構”，而非是個人。

關于“陶片放逐法”

在《政治學》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陶片放逐法”———陶片放逐法（Os-tracism），也被翻譯為“陶片放逐制”、“陶片流放法”、“貝殼放逐法”或“貝殼放逐制”等。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臘雅典等城邦實施的一項政治制度，由雅典政治家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創立，約公元前487年左右陶片放逐法才首次付諸實施。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寫上那些不受歡迎人的名字，并通過投票表決將企圖威脅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亞里士多德認為“奉行平民政體的各城邦實行了‘陶片放逐法’。在這些城邦中平等被奉為至高無上的原則，所以他們過一定的時期就要放逐一批由于財富或廣受愛戴或其他因代表政治勢力而顯得能力出眾的人”，而且亞里士多德斷言“這種情況在所有形式的政體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甚至也包括正確的政體。”

在現時代，也有類似的政治制度，如主動放逐“驅逐出境”，被動放逐“政治避難”等。這種制度在思想政治教育體系中的體現應該有以下兩點：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有無法說服的教育對象，并且要有將這些無法說服的對象清除出“共同體”的政治手段；第二，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個系統和共同體要保持系統各要素的和諧和平衡。

作為思想政治教育對象，在接觸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關信息之前或者同時，必定還會接觸和接收到其他的信息，比如“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滲透”等等。在某些人的人生觀、世界觀的核心組成部分當中就會有一些東西是思想政治教育所無法說服的。出生不久就進行了洗禮的基督教教徒在大學生當中雖然不多，但比例還是有的，這一部分人就無法接受唯物主義世界觀。所以，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是可以研究的真命題，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在某些方面針對某些特殊群體的“無效”也應該是可以接受的真命題。那么針對這樣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本文認為有必要進行某種方式的“陶片放逐”。在現實中，港澳臺僑學生不用上思想政治類課程應該就可以認為是某種形式的“陶片放逐”。那么對于不容易直接進行身份識別的人，怎樣甄別和判斷，應該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

在張耀燦等老師編著的《現代思想政治教育學》中對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構成要素是這樣定義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一個包括主體、客體、介體、環體等基本要素的系統”。在沈壯海老師所著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一文中則認為“可將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對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內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情境作為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無論哪一種說法都是認為思想政治教育是由彼此關聯的系統組成的。各個系統必須密切配合、和諧發展。這都印證了“陶片放逐法”對于政治系統必須按比例和諧發展的論斷。

關于“教育”本身的解讀

關于教育本身，亞里士多德用“應該教育公民適應他生活于其中的政體”一句深刻說明了教育本身的政治性。只要是教育，無論是哪一方面的教育，其中都包含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元素，而“適應”二字更加深刻的論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屬性。亞里士多德認為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一定是在政治上掌握統治權的階層所控制的，目的在于讓未來的“公民”適應現有的政治體制———思想政治教育的出發點和目的都是“現有的政治體制”。關于道德教育，亞里士多德說“所有的觀點都有人稱是，一旦涉及德性問題，依然各執一詞。因為不同的人崇尚的德性不會直接相同，從而他們關于修養德性的觀點理所當然的要彼此相異。”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很明顯，道德標準是相對標準。道德標準的相對性其實從另外一方面指出了“適應”現有政治體制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的最大的“善”。這樣一來觀點又回到了全文的出發點———“共同體”。

亞里士多德還應用大量的篇幅論證了體育教育、音樂教育在兒童成長過程中的作用。關于體育教育，《政治學》中論證了“野蠻與勇敢”的關系，提出了“真正有德行的人才會無所畏懼”的觀點。他還論證了競技體育對身體發育帶來的傷害，他不主張過早在青少年當中引入競技體育。關于音樂教育，他旗幟鮮明的反對將演奏技巧作為音樂教育的目的。他認為這二者都對“德性”的教育有害，有損于一個兒童成長為“高尚之人”。這一觀點對于思想政治教育學科也非常實用，如果學生在學習知識的過程當中關心的不是知識本身，而是考試成績的排名。那么，這種過于關注考試技巧和競爭結果的思想本質上是實用主義思想，就和亞里士多德所反對的教育形勢在本質上是一樣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須盡量避免這種教育思想對學生的侵蝕。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無論是出發點“善”、“共同體”，還是最終的教育的目的“德性”、“高尚”，都是在討論如何追求人與政治體制的和諧，有些學者也認為是在回歸“靈魂”。無論怎樣解讀，都可以為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踐和研究給出直接的啟示。

避免“亞里士多德式”的武斷

亞里士多德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學者，其局限性自不必多言。他在《政治學》中的斷言“奴隸是會說話的工具”并用大量的篇幅來加以論證，多年來飽受非議。除此之外，實際上在《政治學》以及他的其他作品中充斥著極具其個人色彩的“亞里士多德式”的武斷。關于男性和女性結婚的最佳年齡的論述，“婦女的出嫁年齡應規定在十八歲，男子的成婚年齡則應該是三十七歲前后。倘使男女都能謹守這樣的規定而按時成為眷屬，則兩方媾配的開始既同在人生健壯的歲月，他們生殖能力的消失也不致有多大參差。”用當今的觀點來看，既沒有考慮感情基礎的因素，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也毫無科學依據。某些學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中動輒進行概念建構、體系建構，盲目的提出很多專有名詞，做出很多不加分析的論斷，引發了很多看似熱鬧，實則無意義的爭論，核心內容與亞里士多德的武斷頗有幾分相似，本文認為無論在任何情境下亞里士多德式的武斷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和研究者應該予以避免的。

作者：趙健單位：中共宜昌市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