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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雪瑩單位: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在網絡時代里,我們會經常看到各類虛擬場景,如虛擬家庭、虛擬戰爭、網絡購物、視頻會話等,甚至出現多種虛擬錢幣的流通。在這一階段里,圖像不再用來表征現實,甚至跟現實無關,圖像符號的傳輸有自己的規律、渠道和模式,且符號交換的目的就是符號本身。圖像在這一領域里已經占據領先地位。
藝術與生活的互文性
藝術生產技術走進“圖像時代”,使得藝術家與藝術、藝術家與觀眾、藝術家與機器之間的關系發生轉變,還產生藝術家自我異化現象。生產者與消費者的關系變得模糊,特別是在網絡時代里,每個消費者也都可以簡易地轉變為生產者,“博客、飛客、微博、微群”等的出現,讓每個人都可以是讀者,也可以成為作家,擁有超越國界的讀者。“網絡店鋪、虛擬二手市場”的出現,也讓每個人可以足不出戶而實現便捷的消費,亦可以輕松地成為賣家。這些都節省了資源、經濟成本,還能起到環保效益。在“影像世界”里,人和機器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改變。“演員在鏡頭前那種陌生的感覺同一個人在鏡子前對自身形象的疏離感基本上是一樣的。”
此外,影視作品還是剪輯的產物,不帶有敘事的連續性。演員在攝影機前的表演是碎片式、斷裂式的。在這種狀態下,演員也成為了藝術的道具,而“在人被機械的再現中,人的自我異化經歷了一種高級的創造性運用。”且機器和觀眾在藝術家演員的眼里也合二為一了。對此,弗洛姆尖銳地指出:“人創造了種種新的、更好的辦法征服自然,但卻陷入了這種辦法的羅網之中,并最終失卻了賦予這種方法以意義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卻成為自己所創造機器的奴隸。”
本雅明認為,由于藝術作品的影響在大眾生活中日益擴大,作品傳遞的思想意義也得到迅速傳播,因而大眾文化有著建構和強化意識形態的作用。圖像化的藝術作品大量走進大眾生活,成為大眾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藝術與生活之間構成獨特的“互文”特征。這些圖像文化不僅作為藝術作品而存在,更發揮著巨大的社會功能。面對這個“讀經典少、觀經典多”的時代,文本逐漸邊緣化,純文本閱讀相比超文本閱讀越顯弱勢。
一類是圖文讀物的盛行,如雜志、漫畫、畫冊、操作技術演繹書籍等;另一類則是傳播性公開性強的視覺文本,如電子書籍、影視作品、廣告等。相比而言,文字讀物更能引發讀者的聯想、理性思維以及培養專注的個性;而圖文作品則深入淺出,直觀性、跳躍性強,其信息符號的傳遞速度快捷,且極具視覺審美效應,容易產生視覺快感,為閱讀的樂趣錦上添花。圖像與文字相得益彰,亦產生“互文性”。視覺藝術迅猛發展的時代,許多藝術家也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特別是一些文學家,其寫作是直接為“圖像文本”服務,甚至為特定演員量身定做文藝作品。
后工業時代藝術之悖論演變
后工業時代的藝術呈現著悖論式的發展傾向。一方面它利用了技術復制的強大功能,充分調動資源,擴大大眾的認知范疇,提高精神文明建設;另一方面,這項技術又牽制大眾的認知抉擇。大眾在虛擬的藝術海洋中獲得無盡的精神滿足,電影、廣告等后工業技術的產物為盡享視覺盛宴而有著審美疲倦的現代大眾創作了一個簡單繁華的擬像世界,讓現代人沉浸于這個景觀社會中。“審美”是受眾主動觀摩、親身體驗的一種姿態。
而超文本時代下的影視作品等虛擬藝術,卻將大眾與真實的感知對象拉開距離,這就跨越了審美的原初模式,也減少受眾靜觀思慮的機會,從根本上動搖審美活動的基礎。本雅明據此發表自己的觀點:“藝術作品的機械復制性改變了大眾對藝術的關系。最落后的關系,例如對畢加索,激變成了最進步的關系,例如卓別林。”
他認為,繪畫作為手工藝術的產物,凝聚著作家獨具匠心的創意及獨一無二的時空限定,也因而受到大眾的膜拜,散發神秘的光暈。而影像作品則轉向展示價值,其便捷的可復制性消除了原本畫作的宗教崇拜效應。并且,繪畫的欣賞是個體性、私人化的行為,是與藝術品親密接觸、仔細觀摩、斟酌思慮品味的過程;而電影更多展現的是群體性、傳播化的行為,觀眾并不能細品每個畫面細節,無法過于深入觀賞。大眾對于影視的“審美”已經變得浮躁、淺顯,碎片化的模式更帶娛樂價值。一系列視覺符號編碼的變更輸入,帶來的卻是意義的消解,大眾對其意義的認知也僅停留在模糊的能指層面。而在超文本的視覺消費時代里,人們各類真實的審美經驗遭受摧毀。也因而產生更嚴重的社會道德遺患,就如大眾在看到視頻里報道的戰爭、天災、人禍時,表現的不再是震驚、同情或深省,而呈現出習慣、平淡與冷漠。這種精神狀態下的體驗,也僅限于短暫的心靈震撼,但大眾已忘卻了更為重要的人格震撼。
結語
面對這樣的消費符號社會,有著數碼編譯的虛擬文化時空,我們應看到,雖然這是個真實與虛擬并駕齊驅、界限模糊的世界,我們亦不必感到震驚畏懼。
相反,我們要意識到虛擬文化已經成為現實符號世界的一大模塊。而另一方面,面對超文本文學的急劇升溫、文本印刷文學的邊緣性趨勢,我們也應對其進行審度與關注,需要更多地考慮人文內蘊、社會職責并注入藝術理性,以避免極端化的情況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