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學派”與批判安全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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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評論雜志》2015年第五期

冷戰后，國際關系學者對語言在界定安全、建構威脅和框定政策方面的作用產生了極大興趣，引發了國際關系研究的“語言轉向”。①20世紀90年代，“哥本哈根學派”和“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又推動了批判安全研究“語言轉向”的發展，他們指出，安全并沒有固定的內涵，而是語言建構的結果，當施動者將某一問題說成是安全問題，就將該問題“安全化”了，他們便可繞過常規程序而采取特殊安全措施。為此，“哥本哈根學派”認為應該通過“去安全化”還原事物的本質，而“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則認為應該通過積極推進“安全化”以實現真正的解放。批判安全研究引發了人們對于安全本質及后果的反思，但是單純強調語言并不足以解釋安全建構的過程，因為安全往往并非是由特殊時刻特殊人物的特殊言語行為建構的。冷戰后，尤其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安全已經悄無聲息地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原本普通的政治或社會問題，如能源、資源、糧食、疾病、移民、難民、貧困、網絡、恐怖主義等，在不知不覺中上升為安全問題。“例外已經成為常規”，預防、監控和處理機制的普遍存在讓整個社會時刻處于安全危機之中。①因此，安全到底是如何被建構的?這一問題依然值得思考。“巴黎學派”借鑒布迪厄的實踐理論，指出“安全是‘不安’管理專家造就的”。②“不安”管理專家有自身的“慣習”和“位置”，在場域“信念”的共同影響下，他們進行著安全實踐，并由此建構安全的內涵。安全實踐通過建立“篩選監視機制”，對全社會實行“不安治理”，這不僅造成安全與自由兩大社會目標之間的失衡，也沒有帶來真正的安全。“巴黎學派”將研究重點從語言轉向實踐，引領了批判安全研究的“實踐轉向”。本文分四部分展開，第一部分對批判安全研究的“語言轉向”進行評析，第二部分探究“巴黎學派”的實踐理論，第三部分思考批判安全研究如何走向“實踐轉向”，最后是對文章的總結，并對“巴黎學派”進行評析。

一、批判安全研究的“語言轉向”及其不足

冷戰后，雖然東西方兩大陣營不再相互對峙，但國際無政府體系下的不確定性卻愈演愈烈，許多社會性或政治性問題紛紛演變為安全問題，并要求采取特殊安全途徑予以解決。尤其在“9•11”恐怖襲擊事件后，為了有效緩解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西方國家大力加強安全措施，形成先發制人的安全觀，并將高科技安全機制應用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更好地預期、防范和解決“未知的未知”(unknownunknowns)。①安全議程的極大擴展和深化引發了學界的反思，促進了批判安全研究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歐洲學者發起了批判安全研究的“語言轉向”，其中以丹麥“哥本哈根學派”和英國“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為兩大陣營，他們指出安全并沒有固定的本質內涵，而是語言建構的結果。②“哥本哈根學派”是指以丹麥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為紐帶、致力于批判安全研究的一批學者，以巴里•布贊、奧利•維夫和迪•懷爾德等為代表。③“哥本哈根學派”借鑒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提出“安全即言語行為”的論斷，認為當安全施動者將某個問題說成是安全問題，就將其“安全化”了，此舉為采取特殊安全措施提供了必要性、合法性和緊迫性。④當施動者強調某種有價值的“指涉對象”(ref-erentobject)受到“存在性威脅”(existentialthreat)時，任何“部門”的問題都可以成為安全問題，安全議程不再局限于軍事安全，也可以是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環境安全、人的安全等等。但是這些學者認為，安全化只能表明正常解決途徑的失敗，因此，應該對安全化進行解構，并通過“去安全化”以恢復安全的本來面目。⑤“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又稱“威爾士學派”)是指英國威爾士阿伯里斯特維斯大學的批判安全研究學者，以肯•布思和理查德•瓊斯等為代表。該學派也認同安全是由語言建構的觀點，他們借鑒法蘭克福學派、考克斯的批判理論和后實證主義理論，試圖對傳統安全研究的國家中心主義、物質軍事導向和零和思維進行批判。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一方面指出，傳統安全思維讓個人成為“不安全的受害者”，尤其是現實主義安全思維和理論會造成“安全困境”，應該通過揭露被傳統思維掩蓋的“安全現實”來贏得個人和人類的解放。⑥另一方面，他們不僅對“安全如何形成”和“安全帶來什么影響”進行消極解構，還對“安全應該是什么”進行積極重構，認為應該用語言將原本被忽略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安全化”，通過引起社會和政府的關注來積極推進這些問題的解決，以期帶來人類的解放和最終的安全。在這些學者看來，“解放，而非權力或秩序，才能帶來真實的安全。從理論上說，解放就是安全。”

①“哥本哈根學派”和“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的批判引發了學界對于安全本質和后果的反思，但是后續的批判研究學者不再滿意于“安全即言語行為”的論斷，認為安全化的過程不能被簡化成“結婚或打賭那樣的常規程序”。②后來的批判安全研究學者試圖探究安全到底是如何被語言建構的，主要從言說者、受眾和言語行為三個方面加以修正和補充。第一，言說者。言說者作為安全施動者，必須擁有宣布安全的權威，正如維夫所說，“安全只有在特定地點由精英用制度性聲音才能表達出來。”③但是也有學者指出，安全化的言說者并不一定是政治領導人和精英等特殊人物，國際組織、區域性組織、媒體等也可以擔任安全言說者的角色，④一些邊緣行為體也可以通過質疑和挑戰主導話語來影響安全議程。⑤此外，言說者也需要運用一系列策略，如利用科學論證才能贏得安全化的權威。⑥還有學者指出，安全化往往不僅只有一個施動者，不同的安全化階段需要不同的言說者。⑦第二，受眾。若只關注言說者，則不足以解釋在主體間建構的安全化過程，學者們指出，還應該考慮受眾在認可并支持安全化中的作用。⑧事實上，受眾也并非鐵板一塊，言說者根據不同受眾選擇不同言語行為，例如針對普通大眾的“認同話語”和針對議會的“動員話語”。①而安全的意義也并非完全由言說者決定，受眾也在不斷地對言說者的話語進行翻譯，并在傳遞的過程中建構意義。②第三，言語行為。安全化并非正式性、制度性和規范性的“以言行事”言語行為，而是戰略性和權力性的“語用行為”。③言說者的安全化言語行為本身也需要滿足“有利條件”(facilitatingconditions)，既要符合內在語法規則，也要符合外在社會規則，還不應忽略“語境”因素對于言說行為說服力的影響。④需要指出的是，“修辭”對于戰略性安全化的成敗也有重要作用。⑤批判安全研究學者對于語言如何建構安全展開了激烈爭論，但是隨著安全化日益進入社會各個角落，安全是語言建構的論斷已經無法提出進一步的可信解釋。例如，許多問題在沒有特殊言語行為的情況下就走上安全議程，一些群體和事物在不知不覺中就被視為安全威脅，高科技安全措施會自動實現升級，跨部門和跨國境的安全合作也不斷深化。在沒有與常規程序割裂的情況下，安全化就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整個社會時刻處于一種“永久例外狀態”之中。⑥因此，需要學者們關注的問題是，為什么在沒有特殊安全言說者、沒有特殊言語行為、沒有受眾知曉和支持的情況下，原本并非安全領域的問題就被安全化了?為什么在安全實踐日益侵入私人生活、犧牲自由甚至加劇不安全感的情況下，政府和民眾依然選擇并支持不斷擴大和深化的安全化?隨著批判安全研究引發的廣泛關注和討論，更核心的問題則是，“為什么在這些異議話語已經為人們所熟知的情況下，安全化話語依然如此強大，為什么學術和異議話語在政治領域和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卻如此之小?”⑦這些問題都表明，安全化不能完全從言語行為上找原因。近年來，批判安全研究開始探究其他表象形式，如視覺圖像對于安全化的作用，但是他們依然是將視覺圖像當作一種語言符號或表象形式。①因此，理解國際關系現實中的安全化過程，還需要“超越言語行為”、“超越主導聲音”、“超越特殊時刻”、“超越威脅”，并超越批判安全研究的“語言轉向”。②

二、“巴黎學派”批判安全研究的實踐理論

近年來，新一代法國學者積極加入批判安全研究的討論，其代表學者有迪迪埃•比格、阿娜西塔西亞•托卡爾、勞倫特•博內利等，學界將他們統稱為“巴黎學派”。③“巴黎學派”既不滿足于以戰略研究和和平研究為主的傳統安全研究，也不認同安全是由言語行為建構的觀點，而是提出安全是“不安”管理專家日常實踐的結果。這些學者認為，“不安”管理專家從自身“慣習”和“位置”出發，在場域“信念”的影響下，進行安全“實踐”，從而形成安全“場域”，并通過建立意義體系建構安全的內涵。④

(一)“不安”管理專家“巴黎學派”認為，建構安全的施動者并非少數的國家領導人或政治精英，而是更為廣泛的“不安”管理專家。首先，“不安”管理專家(professionalsof“unease”management)是建構安全的施動者。冷戰后，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深化，許多跨國界、不確定、危害大的政治或社會問題讓全社會陷入一種普遍的不安全感，并由此產生各種管理“不安”的行業以及參與應對、防范和管理“不安”的專家，如軍隊、警察、邊防、海關、法官、檢察官、治安、移民、情報、反間諜、信息技術、偵察、媒體、心理專家等。此外，私營部門如機場、航空公司和安保公司的專業人士也加入“不安”的管理。⑤隨著國家權力的下放，參與國家安全實踐的不再只是國家領導人或少數政治精英，而是各行各業的“不安”管理專家。“不安”管理專家具備專業性、合法性和權威性，不僅被動應對威脅，還會主動對威脅進行界定、分類、排序和決策。①在“不安”管理專家的推動下，安全不再僅限于戰爭和沖突等傳統安全，一系列非傳統安全也逐漸被提上安全議程。例如，美國建構安全的施動者不僅包括總統、國會和內閣成員，還依賴相關領域的專家，其中中央情報局的專家們具有豐富的資源、技能和經驗，為他們贏得建構安全的專業性、合法性和權威性。他們通過搜集情報、分析機密和撰寫報告積極參與安全建構、威脅界定和決策，將發動“9•11”襲擊的人界定為邪惡的“恐怖分子”，將其政治動機簡化成宗教極端主義，將政策選擇框定為“決不與恐怖分子談判”，由此為發動反恐戰爭、先發制人和安全監控建構起合法性。②其次，隨著安全威脅的日益網絡化，“不安”管理專家也在實踐中形成網絡。一方面，為了應對跨部門的安全威脅，有關部門紛紛加強合作，在國內形成跨部門的“不安”管理專家網絡，包括建立跨部門的安全機構，例如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以協調各部門的反恐安保政策和行動;還開展跨部門行動，例如原本用于國防的軍隊加入國內治安，而原本用于社會治安的警察也參與跨境搜捕行動。此外，政府部門與私營部門之間也開展安全合作，機場、安保、保險、互聯網等私營企業采取更為嚴格的安全措施，并與政府進行信息共享。另一方面，為了應對跨境安全威脅，國家間也紛紛展開安全合作，形成跨國境的“不安”管理專家網絡，包括國家間的安全政策和行動協調，如歐洲國家加入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強化機場安檢和簽證審查等。國家間還建立跨國安全機構，如歐盟邊境安全局、歐洲網絡和信息安全局、歐洲網絡犯罪中心、歐盟大規模IT系統局、歐盟邊境監控系統，以及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的深化和北約的進一步轉型。此外，各國安全部門之間也加大安全合作，例如，歐盟各國安全部門之間，歐盟與美國國防部、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有關安全部門間的合作。由此，西方安全領域已經形成錯綜復雜的跨部門和跨國境的“不安”管理專家網絡。再次，“不安”管理專家網絡具備一定的物質基礎。“不安”管理專家還在實踐中建立物質性基礎設施，不僅包括旨在保障安全的建筑，如城墻、堡壘、護城河等傳統防御建筑，以及鐵絲網、防火墻、隔離帶等現代防御建設，還包括高科技的安全設施，如網絡監控、視頻監控、傳感設備、身份識別和證明技術等。政府劃撥大筆預算用于安全技術開發，國家安全已經朝著高科技和數字化發展。①此外，科技水平較低的傳統安全措施依然廣泛用于日常安全實踐中，如依靠觀察、線人、建檔、消息、經驗等進行安全記錄、推理和預測。②“不安”管理專家還制定治理安全的話語文本，包括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文本，如歐盟的《申根協定》、《里斯本協議》、《歐盟基本權利憲章》、《普魯姆公約》等，也包括更為廣泛的話語。語言學家喬治•萊可夫就指出，美國小布什總統在演講中頻繁使用“自由”話語，為反恐戰爭建構合法性和必要性。③“不安”管理專家還會運用一系列話語來反駁不同的觀點，如極力否認安全會損害自由，強調安全是對自由的保證，“如果我們不解決這個問題，其他所有事情都將無關緊要。”④或者指責說，正是民主、開放和容忍才讓歐洲成為恐怖分子的避風港，反對者只關心恐怖分子的權利和自由，而無視民眾的苦難和絕望。⑤這些物質性和話語性的安全設施，促進西方社會的安全實踐從傳統近距離實踐發展到遠程安全實踐。總體而言，“不安”管理專家廣泛地結成并利用“行政機構網絡”、“信息技術網絡”、“國外聯絡網絡”、“語義網絡”等進行安全實踐，并在不斷應用中進一步鞏固了“不安”管理專家網絡。⑥

(二)“安全場域”“巴黎學派”認為，安全化不是發生在特殊時間和特殊地點，而是在一個由“不安”管理專家的日常實踐所形成的“安全場域”中進行的。首先，安全是在“安全場域”中建構的。“場域”是布迪厄社會學的重要概念，指“由相互依賴但相互區分的元素組成的社會空間，當一群施動者為了某種稀缺性資源進行結構性斗爭時就會形成場域”。①“安全場域”則是指由“不安”管理專家之間相互依賴和相互競爭而形成的社會空間。用“場域”概念表達安全建構的場所是為了強調如下四點:第一，“安全場域”是一個可以將不同感知、觀念和利益同質化的“磁場”;第二，“安全場域”是一個讓“不安”管理專家為了爭奪意義而進行斗爭的“戰場”;第三，“安全場域”通過形成主導意義體系，成為界定安全、威脅和政策的“統治場”;第四，“安全場域”也是一種可以相互影響和滲透的“模截場”(transversalfield)。②“巴黎學派”還認為，圍繞各個安全問題都存在一個“安全場域”，如軍事安全、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人的安全場域等。“場域的界限在場域影響終止之處。”一般而言，界限分明、規則明確、主體間理解度高的場域具有較高自主性，而相互重合、滲透、影響或矛盾的場域則自主性較低，不同場域之間還相互滲透、互動和影響，從而形成一個更大的“安全場域”。③其次，“安全場域”是“不安”管理專家實踐的結果。“不安”管理專家的實踐并非由外部結構決定，也并非由主觀意圖指導，而是受自身“慣習”和在場域中的“位置”共同影響。“慣習”(habitus)是指“施動者用來感知、評價和行動的可傳遞的持久傾向系統”。④“慣習”既不是有意識的，也不是無意識的，而是將個人和集體的歷史融入一系列行動原則和性格傾向之中，是一種“實踐感”或“游戲感”。⑤“慣習”讓行為體傾向于某種慣例性實踐，但是它并不會完全決定施動者的行為，因為“慣習”不是統一的，而是“分裂的”。每個人都經歷過同時存在于多個場域的情況，所以每個人的人生軌跡都有其獨特性，在不同的場域中會呈現出不同的慣習。“慣習”產生“傾向”，充當實踐的“語法”，但是“慣習”的創造性也會在日常實踐中帶來變化。此外，實踐還受行為體在“場域”中所處的“位置”(position)的影響。“不安”管理專家在場域中的“位置”決定了其身份、利益和資源。布迪厄認為，“場域可以被界定為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結構”。⑥“慣習”作為具化于身體中的歷史，與作為具化于事物中歷史的“位置”之間的關系產生了實踐。①“不安”管理專家因為其個人和所在集體的經歷形成獨特的“慣習”，而在場域中的“位置”決定了其利益和資本所在，“慣習”與“位置”共同影響了“不安”管理專家的實踐。再次，“不安”管理專家的實踐受到安全場域的“信念”制約。布迪厄的“信念”(doxa)是指“毋庸言說地遵循日常生活的常識”，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知識或規則，是在特定社會情境中又被奉為公理的一系列觀念、規范和知識。②鑒于場域是一個充滿斗爭和權力關系的分裂的社會空間，因此，場域的“信念”并非外生于場域的既有恒量，而是“不安”管理專家斗爭的結果。不同的安全場域會形成不同的“信念”，而不同場域又會形成某種共同的“信念”，因此形成更大的安全場域。例如，軍事場域形成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的“信念”，邊防場域則形成質詢和拘留的“信念”，而數據分析場域會形成監控和建檔的“信念”，而三個場域又組成一個更大的邊控場域，以及將出入境看成安全問題、并要求嚴密管控國家邊境的“信念”。③場域“信念”一旦形成，這只“看不見的手”又會反過來制約“不安”管理專家的行為，并建構專家的觀念、身份和利益。場域“信念”有利于主導游戲者，加強既有原則，也有利于維持社會場域的穩定。④由此可見，“不安”管理專家從自身的“慣習”和在安全場域中的“位置”出發，在場域“信念”的影響下進行實踐，并由此形成“安全場域”。

(三)安全場域的意義體系安全場域是一個“戰場”，“不安”管理專家在爭奪游戲籌碼的過程中建立了安全場域的意義體系。⑤首先，游戲籌碼。場域是由游戲籌碼界定的，在安全場域中“不安”管理專家爭奪的籌碼是安全、威脅和政策的定義權。第一，關于何為安全。安全部門、指涉對象和威脅都是“不安”管理專家爭奪的對象。例如，安全可以僅限于軍事安全，也可以擴大到環境安全、能源安全、政治安全等部門。安全的指涉對象可以是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利益，也可以是生命、財產、身份、自由等。此外，指涉對象是否及受到何種威脅也是爭奪的對象。第二，關于如何決策。一旦將某個問題界定為安全問題，就將其從普通的政治或社會領域上升到安全領域，賦予了繞過普通政治程序而采取特殊“例外”措施加以應對的權利，但是相似的安全問題也可以有不同的政策，如軍事行動、遏制、強迫、談判等，具體采取何種政策，這也是“不安”管理專家斗爭的對象。第三，關于安全由誰來界定。“不安”管理專家在場域中的位置不僅建構了其利益所在，也決定了其在場域中的可用資本，他們通過對資本的運用，贏得界定安全的權力。其次，斗爭工具。“不安”管理專家利用在場域中的“資本”為爭奪游戲籌碼而進行斗爭。“資本”是指特定場域內施動者斗爭的資源，是場域內施動者認可的“法定貨幣”。①“資本”賦予行為體以權力，即“讓他人做原本不會做的事的能力”。②權力不一定是物質性權力，也包括象征性和規范性權力，巴內特和杜瓦爾就將權力分為“強制性權力”、“制度性權力”、“結構性權力”和“生產性權力”。③“資本”也有多種形式，例如軍事資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符號資本等。對布迪厄而言，“符號資本”最為重要，因為符號可以建構社會事實、建構話語和說話者的合法性，符號資本也可以發揮“符號權力”，并通過場域的意義體系行使“符號暴力”。④不同資本之間還可以根據一定的匯率進行交換，因此，“不安”管理專家通過不斷建立、維護和加強各種“資本”，并以跨部門和跨國界的合作進行資本投資，加強在本場域中斗爭的“資本”。⑤再次，安全的建構。“不安”管理專家利用各種“資本”爭奪游戲籌碼，而斗爭的結果則形成了安全場域的意義體系，由此決定誰具有界定安全、威脅和政策的權威地位，并在日常實踐中建構安全內涵。安全場域的意義體系深刻地影響國家、部門和個人的安全思維和實踐方式，還會通過不斷的日常實踐來維護其穩定，抵制挑戰和變革。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安全施動者的言語行為往往可以獲得受眾的理解和支持，也解釋了為什么在沒有特殊時刻特殊人物的特殊言語行為的情況下，原本非安全領域的問題也被安全化了。被統治者很難挑戰并改變安全場域的意義體系，因為他們一方面缺乏資本，另一方面需要遵循主導行為體制定的規則，并在無意識中協助維持主導意義體系的穩定。因此，“不安”管理專家在實踐中建構的安全比單純用語言建構的安全更具有持久性和深刻性。概言之，“不安”管理專家運用各種可利用的“資本”爭奪安全場域的游戲籌碼，并在此過程中建立安全場域的意義體系，完成對安全的建構。

(四)安全場域的統治安全場域通過形成一種“篩選監視機制”(ban-opticondispositive)對全社會進行統治，造成“自由社會的不自由實踐”。①米歇爾•福柯曾用邊沁設計的“環形監獄”(panopticon)來描繪一幅社會監控的圖景:位于中央監視塔里的獄警可以隨時監視囚犯的一舉一動，囚犯必須時刻約束自己的行為以免受罰。在福柯看來，社會也是一個“環形監獄”，在中央監視權威的密切注視下，全社會須謹言慎行以遵從權威的指令。②“巴黎學派”認為，“不安”管理專家在日常安全實踐中建立了一種“篩選監視機制”，形成對全社會的統治。與“環形監獄”不同的是，后現代安全機制已經不再是針對所有人的全方位監視，而是提前使用監控技術和數據信息對一部分“危險”人群進行先發制人式監視，以期“有效管控這個日益混亂、無序和不確定的未來”。③對此，比格將表示禁止、排斥或篩選的“ban”和表達監視的“opticon”結合起來，創造了“ban-opticon”一詞，筆者將其翻譯成“篩選監視”，用來強調在“環形監獄”之前的篩選過程，即在社會各個角落建立排斥、禁止和篩選體系，通過數據建檔決定誰會被監視，以進行碎片化、差異化的統治。④這種“篩選監視機制”包括話語機制，如把恐怖主義和有組織犯罪與移民、少數族裔、難民之間聯系起來的話語，也包括建筑設施，如隔離區、拘留區、滯留中心、難民中心等，還包括管理規定、行政措施，以及對安全問題進行學術解釋的“科學”話語等。⑤“篩選監視機制”會造成“自由社會的不自由實踐”。⑥一方面，安全實踐日益以犧牲自由為代價。安全實踐對公民言論、隱私、社會活動等各個方面進行審查和監控，將信息收集觸角伸入日常生活的各個角落，不僅構成了對少數群體自由和人權的侵犯，也損害了全社會所有公民的人權、自由和隱私，甚至威脅到西方式民主安身立命之所在。斯諾登“棱鏡門”事件就暴露出美國對本國和其他國家政要和公民的大規模監控，由此引發了對于政治和倫理、安全與隱私、公共與私人之間關系的討論，并引發公眾的不安全感。①此外，隨著跨部門和跨國境安全合作和信息共享的深入，國家控制本國安全機構的能力開始下降，而保護國家主權和維護國家利益被看成是妨礙合作的保護主義，合作中的責任、監督和透明性問題也被忽略。②法律責任體系的不完善也讓安全實踐帶來權力的濫用和道德風險，可能造成“民主赤字”。③另一方面，國家和社會的不安全感卻有增無減。第一，過度強調威脅的時間、地點和形式的不確定性，并在社會各個領域加強安全措施，反而會營造一種全面的危機感。例如，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問題安全化及軍事化的安全措施更加引發人們的關注，社交網站上非法越境的暴力和槍殺視頻，以及谷歌死亡地圖等帶來的視覺震撼，反而加劇了民眾對邊境安全的恐懼和憂慮。④第二，各國的制度、政策和執行慣例存在差別，也可能引發對于信息共享的不安和不信任感。例如，在歐盟安全實踐中，并非所有的歐盟成員國都參與其中，而有些非歐盟成員國卻是參與方，這種錯綜復雜的安全合作會造成參與民主、數據保護、利益沖突等問題。⑤第三，針對一些少數族裔、移民和外國人的安全實踐，會引發對象的孤立、不滿和反抗的情緒和行為，進而導致社會安全感的下降。例如，歐洲大量的伊斯蘭移民飽受懷疑和敵視，為了尋找身份歸屬和社會接納，許多人選擇加入恐怖組織，西方將恐怖襲擊與戰爭相提并論，不僅無助于解決問題，反而造成不可預估的惡性循環。⑥綜上所述，“巴黎學派”認為“不安”管理專家通過實踐建立安全場域及其意義體系，由此建構了安全的內涵，并對整個社會進行統治，這不僅損害了公民的自由，也并沒帶來真正的安全。

三、批判安全研究的“實踐轉向”

在“巴黎學派”的推動下，批判安全研究開始走上“實踐轉向”。借鑒布迪厄實踐理論的研究框架，研究者們從關系主義本體論、反思主義認識論和實踐方法論出發，探究安全實踐的本質和后果。①首先，“實踐轉向”的關系主義本體論。施動者與結構之間的關系是國際關系研究的經典問題，理性主義國際關系學者運用“層次分析法”，試圖從國際結構、國內結構和個人等不同層次來研究誰決定誰的問題，②而社會建構主義借鑒吉登斯的符號互動論，認為施動者與結構之間是相互建構的關系。③布迪厄則提出一種關系主義本體論，認為結構與施動者之間是關系性的，不存在誰決定誰的問題，應該打破結構與施動者之間對立的傳統，認為“在人為分割社會科學的所有對立中，最具深刻性、最具破壞性的，就是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的對立”，而強調實踐作為結構與施動者相遇的結果。④布迪厄關系論與吉登斯符號互動論的不同之處在于，互動論認為施動者先于互動而存在，而關系論則認為互動先于施動者而存在。實踐學者借鑒布迪厄的關系主義本體論，認為行為體的行為不僅遵循“后果邏輯”、“恰當邏輯”和“爭論邏輯”，還遵循“實踐邏輯”。⑤批判安全研究從“實踐邏輯”出發，一方面，批判傳統的結構現實主義安全研究，認為安全行為不能歸咎于國際結構因素;另一方面，也否認“哥本哈根學派”和“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對施動者意圖的假設，認為安全化也不完全是施動者作用的結果，而強調居于結構與施動者之間的日常實踐。其次，“實踐轉向”的反思主義認識論。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關系學科曾經歷了一場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之間的“大辯論”。實證主義強調理性假設、經驗驗證和重視探尋規律，而后實證主義則指出，科學活動和學術知識本身具有社會建構性，應采用詮釋方法尋找意義，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之間處于不可調和的狀態。①布迪厄的反思主義認識論則力圖超越實證主義與后實證主義之間的鴻溝，他既反對絕對的實證主義，又反對純粹的后現代主義，既相信理性的能力，又認為“最中立的科學產生的影響決不中立”。②對布迪厄而言，反思并不是后實證學者的專利，而是所有社會科學的基礎，應發展一種“超實證主義”，即要求研究者保持一種“認識論警覺”，警覺學者自身的“慣習”和“位置”以及學術場域的“信念”對于學術實踐的影響。布迪厄自創一套思想工具，如“場域”、“慣習”、“信念”、“符號資本”等概念，就是為了避免落入既有學術的窠臼，而鑒于個人無法獨立完成警覺任務，他提議應該由“集體知識分子”共同承擔這一任務。③追隨“實踐轉向”的學者認為，應該將反思主義認識論用于國際安全研究之中，進行“雙重反思”:一方面，對安全機構、安全實踐、安全技術、安全慣例和傳統安全研究進行反思和批判，以“將安全化安全化”;④另一方面，也應對批判安全研究進行反思和批判，反思研究者自身的背景知識和慣習。⑤再次，“實踐轉向”的實踐方法論。“哥本哈根學派”和“阿伯里斯特維斯學派”等非傳統安全研究多采用話語分析的方法。⑥隨著“實踐轉向”的發展，批判安全學者開始走出書齋，進行經驗觀察、實地采訪、田野調查、收集數據，查閱新聞報道、電視訪談、政府聲明、聽證會、備忘錄、筆記、回憶錄等相關文獻，并廣泛借鑒社會學、人類學、犯罪學和文化理論等理論和方法，以期推動理論研究和經驗分析之間的平衡。近年來，歐盟委員會資助了“歐洲自由和安全”、“挑戰”和“發展中威脅的社會建構”等研究項目，旨在采用實踐方法對歐洲安全與自由問題進行研究，邀請歐洲各國學者走進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歐盟理事會、歐洲刑警組織、歐洲司法協調機構、歐洲反欺詐部門、歐盟外部邊境安全局、私營安全部門等安全機構，深入觀察和采訪安全專家的日常實踐、安全機制和安全工具，了解各安全部門的“慣習”和“位置”及歐洲安全場域的“信念”。通過將研究方法置于實踐之中，批判安全研究真正實踐了國際關系研究的“實踐轉向”。借鑒布迪厄實踐理論的研究框架，批判安全研究產生了豐富的實踐研究議程。①第一，對物質安全實踐的研究，尤其是對普通實踐者，例如警察②、私營安全公司③、保險公司④以及更為廣泛的“無名小卒”⑤的日常“安全小事”的研究。⑥第二，對話語安全實踐的研究。批判安全研究的研究對象不再僅是特殊人物在特殊時刻的特殊言語行為，而更加重視普通實踐者的日常話語實踐，由此“讓實踐回歸語言轉向”。⑦例如，西方社會的“自由”話語實踐，“社會彈性”話語實踐，以及政治精英、反對派、媒體、文學界等話語實踐之間的互動和借鑒。⑧第三，對安全措施、機制和工具的研究。正如進攻性武器的獲取和存在會讓國家產生不安全感進而引發“安全困境”一樣，⑨物質措施也會在安全化進程中發揮施動性，如監視技術、生物測量技術、流動性監控、關鍵基礎設施、保險業務、緊急安全機制等。瑏瑠批判學者指出，為了緩解不安全感而采取的措施，終會導致自由和安全的喪失，現代社會因此面臨一種“不安全困境”。①批判安全研究還從實踐的角度提出規范訴求和對策，認為鑒于安全沒有固定的內在意義、安全化可以界定什么是正常政治和例外政治，因此，安全實踐帶來的“自由赤字”并非不可避免，可以利用“不安”專家管理實踐的積極作用，重構并恢復安全與自由之間的平衡關系。②同時需要看到，國際關系實踐研究還存在“身份性論題”、“操作性難題”、“實踐理論的統一性問題”等問題，如何在批判安全研究中解決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論證。③

四、結語

在恐怖襲擊迎來的“全球不安全”時代，許多社會問題日益被視為極端化、分散化和不確定的安全問題。在這個大背景下，“巴黎學派”批判安全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創新意義和現實價值。一方面，“巴黎學派”對安全議程的不斷擴大和深化進行反思、批判和解構，提出安全是由“不安”管理專家的安全實踐建構的，揭示了安全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另一方面，“巴黎學派”提出安全實踐會導致社會陷入“安全陷阱”，烏克蘭危機、“伊斯蘭國”崛起、地中海難民船危機、歐洲發生的新一輪恐怖襲擊等事件都證明了這一點，因此，應該在日常實踐中打破安全實踐形成的“真理政權”，并恢復安全與自由之間的平衡。④當然，我們也應對“巴黎學派”的觀點進行反思。首先，過于強調“安全化”的消極內涵會忽略“安全化”的積極作用，將原本被政府忽略的問題提上安全議程也可以促進問題的解決。例如，2003年SARS爆發，中國政府最初采取的“去安全化”措施沒能解決這一危機，而當政府將SARS“安全化”并采取例外安全措施之后，疾病卻得到了有效控制。⑤其次，安全與自由并沒有普適性的固定內涵。一方面，人們不只需要物質安全，也需要本體安全。①例如，瑞典政要出行一般不配備保鏢，由此造成安全漏洞，如1986年瑞典首相帕爾梅在首都街頭遇刺身亡、2003年瑞典女外交部長林德也在商場遇刺身亡。悲劇發生后，政府雖加強了安保措施，但是瑞典人不愿意放棄他們引以為傲的“開放民主”傳統，政要依然愿意冒著安全風險深入民間，以維護本體安全帶來的身份意義。另一方面，西方式自由也并非普適價值。例如，西方一些媒體因為刊登諷刺伊斯蘭教的漫畫而招致外交危機，甚至恐怖襲擊，一些西方政府和公眾卻拒絕妥協，這種維護西方自由的行為卻損害了伊斯蘭人民的自由，也讓雙方陷入沖突和報復的惡性循環。再次，批判的效果也有待考察。例如，歐洲社會曾因機場安裝“身體掃描儀”進行安檢而展開關于自由、隱私和安全問題的批判，最終迫使政府將身體圖像從掃描儀顯示屏上隱去，并將機器更名為“安全掃描儀”，但是批判并沒有帶來真正的自由，只是用妥協和更名壓制了爭論。②最后，社會科學并非價值中立。西方批判學者也不可避免地受自己的“慣習”和“位置”以及學術“場域”中“信念”的制約，而非西方國家卻難以爭奪安全議程和理論建構的話語權，因此，批判安全研究還需要努力克服這種“規范性困境”。③

作者：袁莎 單位：外交學院國際政治專業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