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行政法治國與政黨法治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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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法治理念與模式在融合禮法治國與司法治國以及行政治國三種觀念之下，形成了多元但一體的正當法治國模式。而在法理學視角下，行政法治國與政黨法治國價值的重塑以及新禮法傳統的重塑等都屬于當前所關注的主要問題。文章首先對當前我國三種法治秩序模式進行了闡述;其次，對行政法治國與政黨法治國中西方模式以及中國經驗進行了分析;最后，對禮法傳統復興與重構相關問題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法理學;行政法治國;政黨法治國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發展至今，我國法治環境實現了巨大的轉變，以比較具有代表性的黨法體系正式的歸結到法治秩序中變化，極大的改善了原有國家法中心主義的法制觀念，同時也明確了法律多元主義的法治觀念。但是，在現行多元化的法治秩序環境下，需要更為全面為深入的認知黨法與國法之間的相關性，而基于此種要求，應該將其納入到人類法治發展的進程中進行掌控。

一、當前三種法治秩序模式分析

第一，古典法治。在多年的發展法治觀念發展過程中，世界范圍內的文明逐漸發展成為集合宗教法、禮法、律法等相互融合的多元法治秩序。現階段，處于核心地位的法學領域基于其所受四方現代法的影響較深，若以現代法治秩序視角去理解古典法治秩序，所關注的內容會局限在制定法的要素與理性化要素上，不能夠全面的認識到古典法的實際內涵。第二，現代形式法治。基于社會分化的加速發展、戰爭與理論化等影響，促使現代主權國家得以發展［1］。古典法秩序中國家法逐漸取代了原有法律多元主義，也就是現代法治觀的形成過程。此種轉變是一個持續較長周期的活動，在徹底實現革新之后，法治被從新界定為國家之治。古典法秩序下，神圣法處于絕對地位，其原因在于神圣法具有著超驗性特征，但在現代法治秩序下，國家法治處在最高地位，其原因為國家法具有著抽樣性特征以及合理性。第三，后現代實質法治。在社會主義運動的推動下，形成了社會主義國家，在自由資本主義也逐漸轉變為福利國家。在后現代法治環境下，社會發展的驅動力是公共政策，而法治也被重新界定為是行政規章之法。若認知現代法治秩序所關注的形式為理性法或是形式法一直是將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基礎，則后現代法治秩序所關注的便是實質理性法或是實質法治一直將社會主義思想中的公共福利作為基礎。從此種規律來看，后現代法治環境下，社會主義法獲取到成功，法律的服務對象是公共福利，應該在差異的利益之間盡量做出平衡，而實際利益標準便是法律具有服務性質。

二、西方模式與中國經驗

(一)原有法治與新法治在古典法治秩序轉變為現代法治秩序進程中，中國法治建設受到形式法治與后現代法治秩序的干預，在兩種法治中缺乏穩定性。以中國古典法治秩序來講，兩種法治均屬于新的法治，但是，從西方法治環境發展歷史來分析，兩者在法治秩序形成過程中一致處于爭奪的狀態［2］。在社會主義法治秩序的視角中，形式法治屬于舊的法治，其原因在于其并沒有確立法律的地位。在實現改革開放后，新的法治在與階級理論的影響下也被視為是舊的法治，而原有的舊法治重新被認知為新法治。以現代法治環境來分析，政策與決議等革命法治被視為法治要素的主要原因是具備了穩定性與程序性等特性，能夠確保整個社會的穩定發展。在十一屆三種全會后，歷年的中央文件都作為促進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法地位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良性違憲情況。發展至今，中國法治秩序中處于核心地位的始終是黨代表大會與中央全會中所產生的報告及決議。基于這一點來看，在改革開發后，新舊兩法治理觀念與法治模式一直處于混淆不清的狀態，在此種關系的影響下，導致中國法治建設僅可以在社會主義新法制模式中對舊法治的精髓進行吸取。

(二)西方模式以西方法治環境的發展過程作為背景進行分析，法治從傳統到現代的發展，實際上也是經濟環境實現社會主義性質福利國家的轉變過程，在政治層面上，歐洲社會主義運動屬于西方民族實現現代大眾民族時代轉變的驅動力。在當前時代中，三權分立理論遭受到現代政治科學所帶來的挑戰。在政治科學中，原有的分權學說以及政體理論的地位逐漸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政黨理論與公共行政理論。從此種轉變行為來看，大眾民主的政黨秩序環境下，憲政體制均歸結到黨國憲政體制，而行政法治國的內涵是大眾民主時代黨國憲政體制的產物。在人民民主制環境下，經由一黨執政促使黨國進入到整個狀態下的黨國整合體制中，而蘇聯模式便是此種體制的代表。此種體制環境下，一個政黨對于國家重大事務具有著絕對的權力，而政黨與國家形成一體制［3］。此種體制的政策穩定性以及持續性優勢較為明顯，對實現國家可持續發展具有著重要積極作用，基于這一點來看，此種體制針對后發達國家吸引力較大。但是，此中國體制也存在著一定的不足之處，其具體表現在政黨腐敗情形較為嚴重，若不能夠切實的為公眾服務，則會導致證實活力弱化甚至是失去活力。

(三)混合法治模式以中國黨國體制的形成過程來看，其主要參考是蘇聯法治環境，但在吸引其法治經驗的過程中也保留了中國特色，而這種特色主要表現在多黨協作下，經由法治調節黨與國家的關系，可分離可統一的一種中國特色黨國互動體制。在法治秩序環境下，政黨具有著主導作用，以現行黨國體制環境為例，若西方行政法治國體現在政黨經由行政規章制度或是公共政策實現統一管理，而中國政黨法治國可以理解為是政黨經由黨法與國法的統一管理。政黨法治國環境下，基于執政黨在黨國互動體制中一方面作為獨立的黨法體系存在，另一個方面有領導者整個國家體系，若是對黨國互動體制進行完善，可保障黨對國家的領導。多元主義的法治心理念與實踐徹底的結束了晚清后中國法治秩序的不穩定狀態，將黨法融入到法治秩序創建中，對兩種法制觀念的搖擺狀態進行了有效解決，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法治理念與模式將會在形成多元一體的政黨法治國新秩序，也就是現行的基于黨國互動法治的混合法治模式［4］。

三、黨法與國法之禮法傳統的復興與重構

(一)政黨法治國價值重塑從晚清開始，中國法治環境從原有的古典法秩序逐漸發展到現代法治秩序，而在此進程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將四方法治作為基礎，對傳統法治進行全面否定，其具體表現為，國民黨所主張的現代法治的新快速轉向共產黨所主治的后現代法治的新。共產黨的法治建設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將共產主義作為結束歷史法治環境的標準，但是，在改革開放后，此種新的法治價值標準隨著各個方向改革的推進不再受到公眾的認可，自由理念逐漸重新回到公眾的視野。政黨法治國的創建代表著需要直面“通三統”問題，同時也代表著政黨法治國的建立不會出現舊法與新法的搖擺狀態，是基于中華法系禮法互動之上，經過不斷法律變革挑戰而重新構建的中華法系。基于這一點來看，對于黨與國家關系的處理以及黨法與國法之間的關系處理，一方面代表著黨國互動體制與政黨法治國的建立，但另一個方面也代表著需要將古典禮法互動的重塑作為基礎，重新構建中華法治秩序。

(二)新禮法傳統的重塑以西方黨國分離法治環境為例，執政黨屬于某個黨派，存在著主觀性，不能夠代表著人們的利益，以及最高價值，最高價值被深化到宗教信仰以及憲法中。在中國黨國互動體制下，共產黨一方面作為人民利益的代表身份存在，另一個方面還作為傳承與發揚傳統文化的身份存在，可以承擔最高價值，也可疑作為最高權力身份存在［5］。共產黨是為廣大工人階級服務的隊伍，充分的顯示出天下大同的政治思想，將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以及為人民服務作為核心政治目標。從此項意義來看，能夠將共產黨理解為是跨越低于與階層的信仰共同體。基于此，黨法與古代的禮法較為相似，屬于規范執政黨的理想信念以及政治歸于的體系，具備著黨的信念以及領導組織體制;具備規范路線與政策也具備著實際行為規范;具有著黨內政治準則也具有著黨員行為準則。

(三)從禮法傳統到政法傳統黨國互動體制與政黨法治治國創建的核心均是執政黨是否能夠承擔起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最高價值，是否能夠切實的服務于人民，將人民的訴求作為自己的需求。基于這一點來看，政黨法治國的核心為治黨，所關注的是為實現治國必須要先對黨進行治理，在黨務管理上必須要遵循從嚴原則，這便需要其在古典禮法傳統中重新構建黨與國家以及黨法與國法之間的關系［6］。在此種環境下，政黨法治國的構建，應該關注到的重點問題是規避新舊法之間的搖擺情況。在現代社會中共產主義信仰逐漸衰落，需要在從嚴治黨上做出調整，從嚴治黨的核心在于治理而非從嚴，對于黨的管理應該關注到社會主義信仰的重塑，促使其能夠堅持為人民服務的信仰，實現黨的基本職責。

四、結論

全文在法理學的視角下，對行政法治國與政黨法治國的發展過程進行了分析，其中分別分析了西方法治環境以及我國傳統法治環境。經由法治環境的發展進程分析，能夠看出，政黨治國的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環境下，法治秩序的主流趨勢，而在此進程中，需要關注到的問題是黨法與國法之間的關系，只有充分認清兩者關系的基礎上，才能夠避免西方法治秩序存在的歷史問題，以及我國法治秩序形成中的搖擺不定情況。在現行多元化的法治秩序環境下，需要更為全面為深入的認知黨法與國法之間的相關性，而基于此種要求，應該將其納入到人類法治發展的進程中進行掌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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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令秋．當代中國法治秩序的構建與現實策略［J］．學術探索，2016，06(03):1－7．

［5］胡洪彬．依法治國方略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基于定量與定性分析方法的視角［J］．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5，17(03):104－111．

［6］楊建順．把行政法貫徹到依法治國的全過程［J］．城市管理與科技，2014，16(06):7－9．

［7］胡勝．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能力［J］．散文百家(新語文活頁)，2018，05(02):248－249.

作者：陳佳寧 單位：吉林大學珠海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