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基于我國文物犯罪的情況，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預防、懲罰文物犯罪，教育、改造犯罪人的相關刑事對策，即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我國當前對文物犯罪的打擊比較嚴厲，立法規定較為詳盡，罪名也逐步細化，文物犯罪死刑的規定已經廢除。然而還存在法定刑的設置不平衡，量刑情節不夠具體，罰金刑沒有有效發揮作用，對文物保護的重視不夠，存在重處罰、輕預防的問題等。針對這些問題，完善文物犯罪法定刑的設置，具體規定量刑情節，完善法定刑的適用，綜合治理文物犯罪，才能有效的打擊文物犯罪。

關鍵詞：文物；文物犯罪；刑事立法政策

“文物犯罪”是對刑法中一類犯罪的統稱，而非具體的罪名。“文物犯罪”的對象是文物，是對與文物有關的犯罪的總稱，這類犯罪具有一定的內在獨立性和外在統一性。

一、我國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現狀

從當前的刑法規定來看，我國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具體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物犯罪的罪名逐步細化，規定較為詳盡我國《刑法》中規定的與文物犯罪相關的罪名共有11個，妨害文物管理的罪名一共有8個，主要集中在《刑法》分則第六章，另外還有三個罪名，走私文物罪，失職造成珍貴文物毀損、流失罪，盜竊文物構成的盜竊罪分別規定在《刑法》分則稍微第三章、第九章、第五章。這種“集中+分散”的立法模式對文物犯罪規定得較為詳細。同時，文物犯罪的法律淵源多樣，不僅有專門的刑法典，又有附屬的刑法規范，相比于國外刑法對文物犯罪的規定較為詳盡。

（二）附加刑的適用比較普遍從我國刑法對文物犯罪的相關規定來看，文物犯罪的11個罪名中有9個都規定了附加刑，且普遍規定了并處或單處罰金、沒收財產。文物犯罪屬于貪利性犯罪，行為人實施此類犯罪的目的主要是牟取利益，適用罰金、沒收財產等附加刑，對犯罪人予以經濟處罰，可以遏制行為人再犯罪的念頭，達到懲罰犯罪的目的，同時實現刑法特殊預防的功能。

（三）廢除了文物犯罪的死刑規定其他國家對文物犯罪的法定刑設置中，并沒有規定死刑。我國1979年刑法，只規定了兩個文物犯罪的罪名（破壞珍貴文物、名勝古跡罪和盜運珍貴文物出口罪），最高刑并沒有規定為死刑。然而，隨著近些年文物犯罪的屢屢發生，我國珍貴的文物資源遭到了嚴重的破壞，為了更有力的打擊犯罪，1982年3月8日頒布的《關于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的犯罪的決定》將盜運文物出口罪的法定最高刑調整為死刑。后來制定的1997年刑法，規定了11個文物犯罪罪名，其中有四個罪名將最高刑規定為死刑。然而，從本質上來說，文物犯罪屬于貪利性犯罪，行為人實施文物犯罪的根本動機在于獲取巨額利益，適用死刑并不能有效的遏制此類犯罪。同時，文物犯罪不同于暴力性犯罪，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與社會危害性較小，適用死刑并不合理。因此，2011年實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廢除了文物犯罪法定刑中的死刑，將此類犯罪的最高刑規定為無期徒刑。從將文物犯罪的法定刑升格為死刑，到死刑的廢除，可以看出，我國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規定正趨于合理化、科學化。

（四）從嚴打擊的刑事立法政策西班牙刑法對文物犯罪的處罰，最高為3年徒刑；俄羅斯刑法對文物犯罪的處罰，最高為5年剝奪自由而我國刑法對文物犯罪的規定，最高為無期徒刑，相比于其他國家，處罰較重，體現了我國對文物犯罪從嚴打擊的刑事立法政策。

二、對我國文物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的反思

從1979年刑法規定文物犯罪，到《刑法修正案（八）》將文物犯罪的死刑規定廢除，我國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規定經歷了從不完善到日趨合理的過程。然而由于文物犯罪的復雜多樣，以及我國文物犯罪研究方面的薄弱，我國文物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法定刑設置不均衡第一，故意損毀文物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應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量刑，故意損毀名勝古跡的法定最高刑為5年有期徒刑，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故意損毀名勝古跡罪造成的社會危害是有可能重于故意損毀文物罪，此二罪法定刑的設置是不平衡的。第二，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應當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故意損毀文物罪，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應在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量刑。事實上，故意損毀文物造成的危害有時可能還要重于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這兩個罪在法定刑的設置上也存在不平衡，違背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

（二）定罪量刑的情節模糊通過《刑法》分則對文物犯罪11個罪名定罪量刑的規定可以看出，此類犯罪將“情節較輕”、“情節嚴重”、“后果嚴重”、“情節特別嚴重”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比如，構成倒賣文物罪須達到“情節嚴重”的標準，構成過失損毀文物罪須“造成嚴重后果”等。然而目前我國的刑事立法并沒有對“情節嚴重”等情節作出具體的、可操作的規定，這就導致了在司法審判過程中，法官們往往根據自己的理解對此類案件進行定罪量刑，同類案件作出的判決結果也不同，造成了定罪量刑的不均衡。

（三）罰金刑沒有有效的發揮作用如前所述，文物犯罪屬于貪利性犯罪，行為人的犯罪動機主要是牟取巨額的利益，對犯罪人予以經濟處罰可以有效的遏制此類犯罪的發生。對犯罪人適用罰金刑，既能達到懲罰犯罪人的目的，又能適當的彌補一部分經濟損失，所以，罰金刑在文物犯罪中得到了普遍的適用，但目前我國刑法對文物犯罪的犯罪人的處罰仍是以自由刑為主，罰金刑只是附加適用。并且當前的刑法典及司法解釋，并沒有對文物犯罪適用罰金刑的條件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以至于在司法實踐中對罰金刑的適用流于形式，沒有有效的發揮其作用。

（四）重事后處罰，輕罪前預防當前我國對文物犯罪的打擊，存在重視事后處罰，輕視罪前預防的問題。我國文物資源的分布呈現出分布點多、涉及面廣的特點，且大多分布在野外，比較偏遠、經濟不發達的地區，防范難度較大，由于人力、經費投入少，再加上相關部門對文物保護的重視不夠，監管力度欠缺，導致文物犯罪屢屢發生。

三、完善文物犯罪刑事立法政策的建議

針對我國文物犯罪的刑事政策存在的上述問題，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完善：

（一）完善文物犯罪的法定刑設置1.過失損毀文物罪的法定最低刑為拘役，故意損毀名勝古跡罪、故意損毀文物罪的法定最低刑為罰金，過失犯罪的法定刑設置竟高于故意犯罪，該規定明顯的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可以將過失損毀文物罪的法定最低刑改為罰金刑。2.非法向外國人出售、贈送珍貴文物罪的法定刑設置的不夠細致。該罪的最低法定刑為拘役而最高刑為5年有期徒刑,雖然基本可以把本罪歸為較輕的犯罪,但對其刑罰的配置仍需細化,以實現罪刑均衡。同時,拘役刑與短期有期徒刑(如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搭配在一起是恰當、合適的,但與中長期有期徒刑組合配置則不利于司法把握,容易引起量刑不公、司法不統一的問題。此外,該罪只規定了一個量刑檔次,最高只能判5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可能同樣會出現“刑不壓罪”的問題。建議規定非法向外國人出售、贈送珍貴文物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3.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罪和盜掘古人類化石、古脊椎動物化石罪等法定最低刑設置得過高。這幾個犯罪屬于行為犯，即行為人一著手實施犯罪行為則構成犯罪，對此類犯罪法定刑的設置應當慎之又慎。而司法實踐中，文物犯罪案件復雜多樣，如果基本的法定刑設置得過高，則可能會出現對較輕的情節予以重罰的情形。因此，應先設置適當的基本法定刑，然后在此基礎上再設置加重法定刑和減輕法定刑。而我國刑法對其規定了3到10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的基本法定刑，處罰較重且法定刑幅度過寬。因此,應該適當降低該類罪的基本法定刑,同時調整其幅度。

（二）文物犯罪定罪量刑的情節應具體明確可以出臺相應的司法解釋，對“情節嚴重”等定罪量刑的情節作出具體的規定。對情節的判斷可以參考以下幾種因素：（1）文物價值的大小。文物有等級和類型不同價值也不同，一般來看，侵害的文物等級高，價值也就比較大，造成的危害就較大，情節也比較嚴重；相反造成的危害就比較小，情節較輕。（2）文物受侵害的程度。可以從文物是否能被追回、是否能復原來判斷。如果文物能夠被追回，或者雖然受損害，但程度較輕，能夠復原，那么情節就比較輕；相反，如果文物不能被追回，或者受到了不能彌補的損壞，那么情節就比較重。（3）受侵害文物的數量。犯罪行為破壞的文物數量越多，社會危害的程度就越高，情節也就越嚴重。（4）行為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次數。行為人實施的犯罪行為次數越多，主觀惡性越大，社會危害程度越高，情節也就越嚴重。

（三）完善罰金刑的適用對文物犯罪的犯罪人處以罰金刑，可以剝奪犯罪人再犯罪的條件，起到教育和懲戒犯罪人的作用。罰金刑主要適用于犯罪情節較輕以及過失造成此類犯罪的犯罪人。同時對于主觀惡性小，犯罪情節較輕，可以不適用主刑的犯罪人，可以單處罰金刑。比如過失損毀文物罪,犯罪人的主觀方面是過失，相比于故意犯罪主觀惡性較小，對犯罪人予以自由刑的處罰過重，可以單處罰金。至于罰金刑的標準，還應根據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等犯罪情節來認定，綜合考慮行為人的個人情況，作案動機，犯罪手段，造成的危害后果等，來決定罰金的額度。同時還應考慮犯罪人的經濟能力，既要有利于罰金刑的執行，又要避免因考慮犯罪人的經濟能力，而導致罪不當罰的情形。總之，應合理的使用刑罰，有效的發揮罰金刑的功能，使運用刑罰的成本降到最低。

（四）綜合治理文物犯罪如前所述，巨額利益的驅使是文物犯罪頻發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對文物保護不夠重視，文物監管的力度不夠，相關文物法規的宣傳不到位，文物保護的經費、人力、技術投入不足，海關監管存在疏漏，這些都是文物犯罪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刑法是法律保護的最后一道屏障，僅靠刑罰手段并不能有效的遏制犯罪。要改變文物犯罪屢禁不止的現狀，不僅要完善刑法規定，還應認識到文物保護的重要性，健全現有的文物保護機制，加大對文物保護的經費、人力、技術投入加大文物保護的宣傳力度，增強全民的文物保護意識，應當將教育、預防、打擊手段相結合，進行綜合治理。

參考文獻：

[1]馬秀娟．論我國文物犯罪的量刑平衡．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2009(1)．

[2]馬秀娟．文物犯罪的刑罰適用研究．山西警官高等專科學校．2008(1)．

[3]張琦．文物犯罪的死刑適用研究．河南社會科學．2006(3)．

[4]羅朝輝．我國刑法對文物的保護及立法完善思考．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科版)．2006(2)．

[5]龍光偉．論量刑失衡及其對策．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3(2).

作者：趙倩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