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經濟法干預工具的選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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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機的根源:生產能力的過剩

當談及如何應對危機時，中國的經濟法學者“自然地把危機的起點定在銀行部門和證券市場崩潰的那一刻，就像是確定地震震中一樣。”這一點上，他們同大部分國外學者并沒有什么不同。雖然中國的經濟法學者明顯感地受到當前金融危機的嚴重性，但是他們也理所應當地把危機的起因孤立在金融部門之內。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被當作相關經濟法論述的應然背景，而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卻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有鑒于此，在討論如何應對危機之前，有必要對當前金融危機的根源的進一步闡釋。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羅伯特•布倫納指出，當前在世界經濟范圍內展開的金融危機，之所以是大蕭條之后最為嚴重的一次，是因為本次危機“不僅體現為一場戰后時期規模罕見的金融危機，更體現出實體經濟并未解決的嚴重問題，而過去幾十年這一問題實際上被債務所掩蓋。正是日漸衰弱的資本積累與金融部門崩潰之間越來越強的相互作用，使得政策制定者面對經濟下滑趨勢無能為力，從而必然引發災難性的危機。”“美國至今的危機應對政策，仍是保護金融寡頭，回避經濟改革，同時輸出金融危機”，針對金融市場投機的財政政策只是治標不治本。這導致了美國經濟至今低迷，通貨膨脹和社會不穩定的陰影仍然籠罩著全球經濟。

1993年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呈現出一個持續下降趨勢。資本積累與總需求長期的衰弱，源于整個經濟體系回報率的明顯回落，其主要原因是全球制造業生產能力的持續過剩，即供給過剩。為了避免危機發生，經濟管理者通過加大政府與私人借貸人為制造了市場需求，試圖消化過剩的生產能力。但是這種嘗試并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反而使得經濟對于刺激的反應變得遲鈍。為了戒除對借貸的依賴，從1993年起，美國開始致力于平衡預算出臺了一系列改革稅收、停發補貼、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政策。政府被激發出一種“去解決那些亟待解決的問題的決心”，因而平衡預算的政策卓有成效。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為了挽救局面保證增長，美國轉向以國家投資、私人投資和個人消費支出為引擎的內需型增長策略。此后，企業和家庭也通過巨額借貸和赤字支出來推動經濟增長，并逐步替代了公共赤字，一步步地使金融資本膨脹到了“債務人無法支付的地步。”同股價上漲的方式類似，房價激增造成了借貸大規模的泛濫。家庭通過住房對抵押貸款進行再融資，從中提取現金，使支出前所未有地增長。然而，房價增長有著不可持續性，家庭實際上是預支財富以維持當前的消費，當預支的財富遠超過家庭的支付能力時，危機便可能產生。

盡管依靠擴張性貨幣政策和大規模財政政策的經濟快速增長拉動了有效內需的膨脹;但是其后果是，投資一旦衰弱，企業、個人的信貸需求必然隨之回落。當供給遠超過需求時，企業受益就會減少，經濟面臨衰退。收益驟減，使得企業削減投資、辭退雇員;同時，為了削減成本維持利潤率，企業想方設法壓低工資并迫使工人干更多的工作。由此對需求的打擊又導致企業削減成本，結果進一步削弱需求從而破壞贏利能力。美國市場接下來的崩潰，迅速蔓延至其他國家。布倫納對當前金融危機根源的分析不再局限于金融部門本身，而是以“實體經濟利潤率低迷與泡沫經濟膨脹”之間的相互作用為考察對象。從二者的互動來看，本次危機與股市泡沫的破裂導致的大蕭條實質上是相同的———在經濟泡沫的拉動下，實體經濟利潤率持續走低的勢頭并未有所改善，相反則導致了泡沫的破裂，而泡沫的破裂又進一步加劇了經濟的頹勢。當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并不僅僅是由金融體系自身的問題所導致，其根源實質在于全球制造業生產能力的過剩。將危機的起因孤立在金融部門之內，是導致許多國家出臺的救市政策，如大幅度降低貸款利率、向金融機構注入巨額融資金、強化監管等未能取得預期的效果的原因。這些政策既沒有加強它們的金融體系，也沒有引導其經濟走出危機。因此，針對危機的真正根源，即生產能力過剩問題，提出合理的對策或許更具有實際意義。

二、經濟法干預工具的選擇:重慶實踐的啟示

解決生產能力過剩，關鍵在于擴大需求。然而，當前不斷加深的金融危機說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過分依賴信貸，憑借赤字維持經濟增長的方式終究只是泡沫，是對未來財富的預支。發達國家的高額債務難以化解，從本質體現為一種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內生性危機，實際上是用預期的經濟收益來維持實體性的消費，而這種通過貨幣信用擴張和債務擴張來消耗過剩的生產能力無異于飲鴆止渴。本次危機中，各國采取的貨幣和財政刺激政策大體一致，但其宏觀政策的效果卻遠不如中國，原因何在?以重慶這一“展示了21世紀頭十年中國發展勢頭”的地區為例便可以得到一些啟示。而這些啟示的意義不在于模糊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在經濟危機中所面臨的問題不同成因，以便于得出一個統一的解決辦法。更重要的是提醒人們注意，在針對金融部門的防控作用平平的情況下，不妨重新審視危機的根源，并從有所成效的實踐中獲得啟發。“國務院2007年批準重慶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實驗區’的目的之一正是激活國內市場，因為城市居民的消費水平數倍于農村居民，從而使中國經濟的增長方式從出口導向轉變為以國內消費為主。2011年3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宣布了第12個五年規劃，以改善民生最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成為基本國策。”

其一，重慶實施土地指標交易制度，即地票交易制度，是對亨利•喬治“單一稅”理論的成功實踐。土地價值的上漲完全取決于街道、供水和管道設施以及公共樞紐等公共投資。基于這一預設，亨利•喬治提出的“單一土地稅”理論指出，全部土地價值的單一稅收具有改善社會狀況和支付所有公共開支兩方面的作用。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進一步證明了“亨利•喬治定理”———“在一個簡單的立體經濟體中，如果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集中度是由于純地區性公共物品，并且人口規模是最優的，那么總地租等于對純公共物品的支出。”重慶通過地票交易制度，將閑置的農村建設用地復墾為耕地而產生建設用地指標，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轉讓給有建設需求的對象。地票交易使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城市建設用地增減聯動，大幅提升偏遠地區的農村土地價值，從而實現城市反哺農村。重慶通過地票交易獲得的大量土地財政收入，實現了城鄉建設用地的遠距離置換，讓偏遠地區的農民得以分享城市化、工業化帶來的土地增值收益，從而實現了亨利•喬治在《進步與貧困》中所說把土地當作公有財產，真正做到了“漲價歸公”。地票交易制度把重點放在由“普遍繁榮造成的不斷上漲的土地價值”上，避免了因“財政緊縮而導致的經濟放緩，進而造成的國內市場萎縮、投資和稅收的減少。”這似乎指出了另一條道路———利用不斷上升的土地價值充實公共資本、保障民生的方式很可能幫助危機中的經濟重新獲得活力。

其二，重慶出臺的稅收優惠政策，則是國有資產發揮“第三財政”作用的體現，而這又恰恰與詹姆斯•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理論不謀而合。所謂“第三財政”，最早源于重慶市市長黃奇帆2010年在重慶國資委工作會上的講話，即是把重慶的財政一分為三，預算內的財政涵蓋政府機關運行經費，社會養老、醫療保障等體系;土地出讓金等預算外收入保障基礎設施建設;第三財政就是國有資產預算。具體來說，“第三財政”就是政府組建重慶城投公司、高發公司、高投公司、地產集團、建投公司、開投公司、水務控股和水投公司等八大投資公司，市場運作，供給民生投資。“第三財政”供給民生，用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緩解地方政府對于稅收的依賴性，這是重慶的民營企業之所以持續享受優惠稅率的主要原因之一。2002年開始，中央西部大開發優惠政策允許對工業企業只征收的所得稅率為15%。①目前，重慶仍然在使用15%的稅率，而全國企業所得稅率則為25%。2010年，為了應對全球性金融危機，重慶又出臺政策，規定居民可以首套房貸款抵扣地方個人所得稅。②此項政策在促進房地產業健康發展，鼓勵居民改善居住條件上起到了關鍵作用。

重慶地方財政中的“第三財政”，就類似于詹姆斯•米德所論述的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它可以起到降低政府對稅收、國債的過渡依賴，進而提高經濟的整體效率的作用。相反，如果國家只依靠稅收，就很有可能因為稅率過高而導致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降低。這樣的國家就會轉向依賴發行國債，但是公共赤字推高又會太高利率，給生產性投資造成障礙。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互作用而生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重慶超越普遍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對危機有了成功的應對———“地票”的發明以及試行真正實現了“漲價歸公”，國有資產經營收益用于民生事業實踐了“第三財政”積極作用。從這一層面上看，重慶的實踐為化解危機提供了至少兩種干預工具———其一，合理利用土地財政收入改善社會狀況，支付社會開支;其二，運用公有資產的市場收益，緩解政府對于稅收和借貸的過分依賴———這對于擴大需求、消化債務均有積極的意義。

本文作者：王玨單位：重慶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