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理性與社會法治建設的聯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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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性與法治的一般關系

當然要保證對象的理性以及理性的對象能得到人們的信仰、遵從，就要求法律實施主體的理性。首先是立法主體的理性。要實現法治，立法主體必須能擺脫個人利益或個人所在集團利益的影響，從國家治理的實際需要和公民權利、利益保障出發，站在公正的立場上，堅持科學和民主立法，努力使制定出來的法律，符合全體公民或大多數公民的意志，切合時代精神、體現本國國情。唯有如此，法律才能為人們所自覺遵守，同時，人們所遵守的法律才能給人民帶來福祉，才能讓社會保持穩定，才能使國家在法律的治理下，達到其正當的目的。其次是執法和司法主體的理性。要實現法治，執法和司法主體，也就是保證法律得以遵守的人，必須理性地認識法的精神、法的內容、法律程序等有關法律的具體情況，必須舍棄個人的情感、偏好，站在公正的立場，嚴格按照法定的職責和程序，符合法律精神地執行和適用法律。使相關法律關系人，能感受到法律對受害方的保護和對施害者懲處，從而使其敬法、畏法、守法。最后是守法主體的理性。要實現法治，全體公民不僅要因為畏法而守法，而且還要因為他們在理性的指引下知法而守法。也就是說，在一個法治國家，公民必須科學理性地對待法律，真正了解法律的目的是保障公民權利、限制國家權力，是維護公正、消除偏私，是追求平等、反對特權。只有完全認識到法律的這些基本精神實質，從自己及國家、社會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自覺維護法律、自覺遵守法律，真正使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具備令行則止的權威，一國法治才算是成熟的、完備的。

可見人的理性和法的理性都是法治國家首先應具備的條件，同時，也是法治國家實現和保持的重要保證。雖然這兩種理性的含義有些不同，人的理性，主要指人的認知的理性或人在認識和把握事物本質時的一種全面深入的思維方式以及人在行為是一種冷靜客觀的驅動機制;而法的理性，則意指其本身具有的科學性、民主性、良善性等。對法治國家建設而言，這兩種理性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沒有理性，法治就不是自覺的活動，而是盲目的和易變的。試想沒有立法主體的認知、行為理性，立法者會被私利、短識所限制，根本不可能制定出良法;沒有司法主體的認知、行為理性，司法就可能因人情、腐敗而徇私枉法，導致司法不嚴、不公;而沒有守法主體的理性，就會導致守法的投機主義，有利有便時守法、敬法，有害不便時便避法、違法。因此，我們可以說，有理性才有法治，理性的意識、思維和行動是法治的前提，也是法治的保證①＊。

二、理性缺失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阻礙

在中國的傳統法律文化中幾乎沒有關于法治的思想和傳統，我們在近代所啟動的法治和在“十五大”所確定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思想主要是在西方法治思想和實踐的影響和沖擊下實施和確立的，盡管這也是當代中國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的需要，但人們對法治優越性的認識主要是得益于西方法治的影響。所以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與西方法治形成就有著共同性，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同樣應以理性為前提和保證。但在中國的思想史上幾乎沒有專門論及“理性”概念，而且由于長達幾千年之久的封建統治，使民眾在高壓之下變得盲從、懦弱，由于長期從上、畏上，人們漸漸失去了自身的獨立性，百姓的個體價值被忽視。同時他們的獨立判斷、辨別、思考的能力減弱，統治者的命令代替了人們自己的認識，因此人們也缺少或喪失了理性的認知和行為能力。也正是由于中國民眾缺乏理性意識和理性思維使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遭遇重大阻礙。現實中，立法不科學、不完備，司法腐敗、不公，守法投機的不自覺現象，很多都是源于民眾的理性缺失。所以理性缺失正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阻礙。

我國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之所以會遭遇這一重大阻礙，主要因為以下原因:

一是長期封建專制統治的歷史。在幾千年的封建統治中，人們對君權、皇權有著盲目可悲的敬畏與遵從，從未有人理性地審視過國家及其政權的真正起源和合法性基礎，也從未有人探尋過國家及其政權存在的目的和功能。國家被看成是皇帝個人或其家庭的國家，天下是私人的天下，國家的百姓被看成天然就應受統治和奴役的對象，甚至被看成是統治者私人的所有物。君主是主，民眾是從，民眾永遠都是附屬于君主的。這樣民眾就沒有身份的獨立性，也沒有了人格的獨立性，也隨之失去了思想、意識和行動的獨立性。人們的認識和行動都以統治者的認識和行動為標準和依據，否則就是無效的甚至是會受到官方制裁的。在這樣的國度和環境中，人們的理性思維根本無法得到培養，當然也沒有任何用武之地，久而久之，人們是非不分、善惡不明，一切以統治者的命令、指示為準。于是各種迷信的思想、非理性的認識、盲目的崇拜逐漸深植于人們的思維和頭腦之中。這樣一來，民眾很難對事物有本質的把握和真理性的認識，也很難對事物和行動進行理性的判斷、分析，從而做出正確的、客觀的決定。在對法律的認識上，也是如此，法律一直被封建統治者當作統治和鎮壓民眾的工具，重刑輕民的封建法律從精神到內容，其主要的任務都在于懲治。于是百姓敬法律而遠之，厭法、懼法，認為只要和法律沾上邊就意味著要受到國家的懲治。因此在中國，無論是在國家層面、民眾層面還是理論層面(法學家或法律家層面)從未把法律視為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武器。在中國，這種在法律認識上的非理性思維導致了官方把法律作為滿足自己統治的工具，同時，民眾也認為法律是屬于官方的，只為官方服務，是官方限制民眾、懲治民眾的手段。這樣一來，官方沒有法治思維，只是需要時用法，而不需要時就會廢法;民眾更沒有法治欲望、要求，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實現法治對治理國家的好處。這種對法律的非理性認知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重大文化阻礙。

二是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轉變成建設黨的事實。新中國建立后，國家雖然廢除了封建法制，逐漸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但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曾經是革命黨。在革命時期，破除當局的法律制度正是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所以藐視并打破國民政府的法律在革命者看來是必須的，也是正當的。同時，革命時期的許多任務都是通過動員、發動群眾運動來完成的，在動員中運用的手段主要是宣傳，而不是法律。所以革命者們就逐漸養成了輕視法律、注重動員宣傳的習慣。革命勝利后，這樣的習慣被保留了下來;在建設新中國時，領導者們還是習慣于動員宣傳，而忽略依法治理，這種非理性的法律思想給建國之初的國家和人民造成了極大災難，直到現在，各級官員的法治思維也十分欠缺。非理性的行政行為，時有所聞甚至屢見不鮮。這種源自革命時期并延續至今的輕視法律之習慣給我們正在進行的法治國家建設帶來了極大阻礙。

三是建國后國內學者堅持的關于法律的統治階級意志論思想。我國學者長期以來把法律定義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這種思想不僅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法的定義的誤讀，更是阻礙了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這種認識也導致了學界、官方和民眾對法律的非理性認識。既然法律是統治階級的意志，那么法律就只為統治階級服務，法律代表的便是統治階級的利益。所以，只要不利于階級統治的東西就可能或者也應該被排除在法律之外，官方就可以把法律作為推行自己執政、行政政策的工具，而不根據既定的法律執政、行政。同時，民眾也認為法律既然只體現統治者的意志，那它與自己的利益無關，甚至會損害自己的利益，對這樣的法律他們當然也不會自覺遵守，更不可能敬重。如此一來，法律只站在政府一邊，與民眾就是對立的或是不相干的。人們對法律有的只是回避、害怕，不能自愿遵守，也不會主動維護、利用法律。這些對法律的誤解，主要是源于對法律的非理性認知。

三、理性培育是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難點

既然理性對法治建設如此重要，而理性缺失又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大阻礙，那么，要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培育政府和民眾的理性就成了重要的工作。但是，理性培育是一種思維和行為方式的轉變過程，沒有恰當的方法、沒有長期的引導是不可能見成效的。所以理性培育既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點，也是其難點，其之所以艱難，也是由理性培育的特點所決定的。

(一)理性培育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理性培育，需要思維和行動方式的重大轉變，需要克服人們長期形成的僅僅依靠感官辨識事物、認知事物的習慣，需要克服人們憑借情感、欲望驅動行為的思維機制。這都需要清除由來已久的許多慣性思維和行動，用新的認識方法、思維習慣、行為方式來取代、來填補。我們知道，祛除一些陳舊但習以為常的認知和行為方式，需要主體堅持不懈，逐漸為之。同時，要認識新的科學思維方法和行動方式，并將其內化為自己的思維和行動方式，這更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理性培育的長期性、艱巨性就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法治建設也有長期性和艱巨性。理性培育的過程、民眾理性形成的過程，就是法治建設取得成功和政府、民眾成熟的過程。

(二)理性培育需要一定的傳統和外部影響在中國，之所以缺失理性，很大程度是因為缺乏理性傳統。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推崇理性的思想和理論。為了便于統治，歷代的專制統治者大肆宣揚迷信思想，生活在下層的民眾遠離科學、理性，對統治者只能盲目崇拜、服從。不能對客觀世界，對政治現實有全面、深刻、理性的認識和把握。在這樣一個充滿封建迷信思想、缺乏理性傳統的國家，培育理性，我們主要依靠外來文化的影響。當西方充滿理性的文化，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中傳播到中國時，民眾已有的思維和行動方式受到了沖擊。人們開始逐漸發現已有的模糊、粗略的認知方式，已經落后了。于是無數的民族精英們開始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尤其是在西方自然科學和技術的影響下，轉變已有的思維和行動方式，開始學會用科學、精確的方式認識事物，用長遠、全面的眼光把握世界。但畢竟我們沒有理性思維的傳統，而外來文化始終不能成為我們的主流文化，我們必須在外來文化的影響下，通過借鑒它們，去重新塑造我們民族的理性文化。這是當代中國面臨的一個重要、緊迫而艱巨的任務，這一任務的完成，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沒有這一過程，我們的法治國家建設也就沒有意識文化的支撐。

(三)理性培育需要全體公民的普遍參與理性培育不只是一兩個人的事，也不只是國家領導者的事，更不只是民族精英們的事，而是全體中國公民的事。理性培育或許需要國家領導者或民族精英們帶個頭，但更需要全體公民的自覺參與。我們知道，一項要調動全體公民來參與和完成的任務，需要的不僅是智慧、勇氣，還要時間。

(四)理性培育需要思維和行動方式全面轉變理性有認知和行為兩個方面，一個理性人，是需要同時具備認知理性和行為理性的。因此理性培育，是要民眾從思維到行動來一次全面深刻的轉變，是對新的、科學的認知方法的吸取，和對舊的、落后的認知方式的克服。而思維的轉變，思想方式的變革是十分復雜和艱難的，會面臨方向難以把握、價值難以取舍、過程難以監控和目標難以測定等問題。這些都是理性培育的風險和難點。而這些難點也都會成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難點。理性是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前提和保證，對法治建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影響，而理性培育又由于自身的特性，注定成為一項長期、復雜和艱巨的任務。所以理性培育也就成為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難點，要順利地進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我們就要想方設法培育民眾理性。只有具備了理性，民眾才能正確認識法律的妙處，才能自覺守法、一心護法。四、結語法律體現著理性，法律也需要用理性去制定、實施、遵守和維護。理性既是法律的品質，也是法律運行的前提和保證。沒有理性的思維和行動，法律就不能體現理性，宣揚和善、彰顯正義;沒有理性的民眾，即使有良善的法律也不能得到很好的實施;沒有良善之法，法律不能得以實施、實現，就沒有法治。因此理性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前提和保證。但由于中國缺乏理性的傳統，中國民眾一直被非理性所統治、支配，這已成為我國法治建設的重大阻礙。要實現社會主義法治，就得培育理性，而理性的培育是長期的、艱巨的，所以理性培育就成了當代中國法治建設的重點和難點。

作者：夏丹波單位：中共中央黨校政法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