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收賬款轉讓與質押沖突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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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5年第二期

一、應收賬款轉讓的性質與法律效力

（一）應收賬款轉讓的法律效力國際保理業務的實際操作中，當應收賬款轉讓的事實通知到債務人，則該轉讓行為將對相關當事人不僅產生了對內效力，也產生了對外效力。對內效力作用于債權轉讓當事人之間，保理商負責受讓應收賬款的債權及相關證明文件，出口商對該債權承擔瑕疵擔保責任。對外效力作用于債權轉讓當事人與債務人之間，意味著出口商與進口商脫離了債權債務的關系，由進口商向新的債權人（保理商）進行債務的履行，并對債權人行使抵消權或抗辯權。（1）對內效力。第一是債權人發生變更。原來的債權人即出口商按照保理協議將債權轉讓給受讓人即保理商，脫離了與債務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使保理商受讓為新的債權人，享有向債務人收取應收賬款的權利。第二是債權的從權利發生轉移。出口商在轉讓應收賬款的同時，抵押權、擔保權、留置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停運權、違約債權等從權利也隨著應收賬款債權的轉讓而轉讓。[4]這些權利可以轉讓給第三人，不屬于理論上的專屬權范圍。但形成權，如撤銷權、解除權等是與出讓人不可分離的從權利，不可以隨著應收賬款轉讓給保理商。第三是出口商對轉讓的債權承擔擔保責任。若債務人對出口商享有抗辯權中的對抗事由使保理商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則出口商必須承擔瑕疵擔保責任。該制度源自羅馬法，后來為德國繼承發展。[5]國際保理的操作中，出口商應及時避免債務人的任何抗辯，保證債務人有能力及時清償轉讓債權。若出口商提供的商品或服務與買賣合同的約定不符合，債務人可能會因此而拒付到期的債務，則已轉讓的賬款變為不合格賬款，保理商享有的追償權可將受讓的應收賬款讓出口商回贖。第四是出口商無權再轉讓。國際保理的操作中，保理商與出口商簽訂應收賬款轉讓協議，且轉讓全部相關文件給保理商，所以無權就該應收賬款再次進行轉讓。（2）對外效力。第一，債權轉讓的通知送到債務人后，債權轉讓的事實即對其產生法律效力，債務人應直接向保理商償付應收賬款，否則不構成債務的正確履行。[6]第二，債務人對保理商不享有反訴權，債務人提出反訴的申請需要追加原債權人(出口商)為反訴的共同被告，且要求其承擔法律責任。如此既保護了保理商與債務人的合法權益，又促使了出口商依買賣合同正確履行相關義務。[7]第三，債務人對出口商的抗辯權不會因債權的轉讓而消失，反而是因為債權的轉讓所實際取得新的抗辯權。債務人此時依法享有的抗辯權也與我國《合同法》第八十二條的相關規定符合。第四，如果債務人對出口商也享有已界清償期的債權，則債務人可以向保理商主張其享有的抵銷權，抵銷或者減輕債務清償。

（二）應收賬款的可讓與性我國關于國際保理沒有專門的立法，也因此引發了理論界對保理即應收賬款轉讓問題的諸多爭議。有學者認為，供應商與債務人簽訂保理協議后所產生的未來應收賬款，不可以劃歸為法律禁止轉讓的債權范圍，應該和現存的應收賬款同等對待。[8]亦有學者從傳統合同法理論來探討，認為存在有效的債權是債權讓與合同存在的前提條件之一，“債權應該真實存在且并未消滅……以不存在或者無效的債權讓與他人……標的物的不存在將導致債權轉讓合同的不成立，或者導致其效力待定。”[9]我國的《合同法》第七十九條規定了債權人可以將合同的全部或者部分權利轉讓給第三人，但排除了下列三種情形：（1）根據合同性質不得轉讓；（2）按照當事人約定不得轉讓；（3）依照法律規定不得轉讓。這條規定單獨、明確地認可了債權的可轉讓性。也指出了三種不可以讓與的情形。一是依據合同性質不得讓與的債權。如債權人為保障生活而享有的債權、具有人身性質的債權，以及因債權人變更而導致給付內容完全變更或權利的行使發生顯著差異的債權等等。二是根據當事人的約定不得轉讓給第三人的合同債權。三是依法律明確規定不得讓與之債權，如最高額抵押的主合同則不得轉讓。這樣的規定使當事人可以很明確哪些債權可以讓與，哪些債權不得讓與，也明晰了保理實務的操作的方向。但需要注意的是，現代的保理業務雖然主要關于貨物貿易，但也不排除涉及相關服務貿易的業務，而服務貿易的前提可能是特定人所提供的服務，這種債權則屬于依合同性質不得讓與的，當事人在實施相關保理業務時應留意《合同法》的限制性規定。

二、應收賬款質押

（一）應收賬款質押的法律性質應收賬款質押融資近年來取得了令人關注的發展，是中小企業的主要信貸方式之一。[10]應收賬款質押既具有物權的屬性，也具有債權的屬性，是物權擔保方式之一。[11]首先，應收賬款質押有著擔保物權的屬性，債權人在債務人破產時對應收賬款有優先的受償權；其次，應收賬款質押也具有債權的屬性，性質上是一種債權請求權對另外一種債權請求權的擔保，該質押權的實現受制于債務人的清償能力。從性質上來看，應收賬款質押與權利質押有很大的相似度，且理論上有關應收賬款質押也有著權利讓與說和權利質押說兩種不同的學說。[12]權利讓與說的觀點是，設立質權的標的僅僅局限于有體物，而權利是無體物不能作為設立質權的標的。且權利質押是權利轉讓，目的是債權擔保。持此觀點的學者認為，質權人為了實現將來的質權，會對質物進行直接或者間接的控制，但應收賬款本身是無體物，也不具有確定性，質權人無法對其進行直接或者間接的控制，從這個理論分析的角度來說，應收賬款質押應當是權利讓與的性質。支持權利質押學說的學者認為權利質押雖然標的與一般質押有所不同，一個是權利一個是有體物，但形式和基本性質是相同的。經濟在不斷發展，法律也應該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與之相適應，在現今的經濟生活中，有權利質押的必要性，那么也就存在權利成為質押標的的合理性，不能總停滯不前，緊抓有體物和無體物的區別。而且權利質押的目的是進行權利擔保，不能簡簡單單當作權利的轉讓，要體現其擔保價值發揮保障作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學者認同應收賬款為權利質押的標的，且有相關立法作為支撐。我國也是持此觀點，認同權利質押的合法性，可以從我國的《物權法》第二百二十三條的立法中看出，該法條也規定應收賬款是權利質押的標的。首先，應收賬款雖然不似基金份額、股票和債券等，其不是明確的法律憑證，但從性質上來看，也屬于基本債權的范圍內。若要深究這點差異性，可以通過立法的修訂和增補來彌補這一缺陷。其次，應收賬款質押需要經過出質人的登記才可以生效，而且在所有權問題上沒有疑問，即設立質權時仍然保留所有權，債務人應根據相關合同規定的內容合理履行。因而應收賬款應屬于權利質押。再次，應收賬款的權利讓與的同時也轉移了相應的風險，如果單單將應收賬款質押看作一種權利讓與，則忽略了相關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在應收賬款質押是一種權利對另一種權利的擔保，擔保的作用是權利質押的最終目的，因此將應收賬款作為一種權利質押可以降低風險，體現其價值和本意。

（二）應收賬款質押的特點應收賬款質押作為一個頗有爭議的質押權，也有其自身的屬性和特質。（1）應收賬款質押的標的具有特殊性。其標的應收賬款僅僅包括金錢債權。（2）應收賬款質押中的標的分為現存的應收賬款和未來的應收賬款。（3）時效性。所謂的時效性就是指應收賬款質押時必須符合法律有關訴訟時效的規定。[13]

三、并存模式下的權利沖突

對許多公司來說，應收賬款轉讓僅僅是融通資金方式上的一種。在國際保理中，出口商在轉讓應收賬款之前或者應收賬款轉讓之后，都可能會將應收賬款進行質押，從而向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借款。在此情況下，就會導致保理商與質押權人的權利沖突。要根據不同的情況以及時間上的先后順序對二者進行區別分析。

（一）應收賬款轉讓與應收賬款質押制度的區別1.應收賬款轉讓與應收賬款質押的性質不同。應收賬款轉讓給第三人是屬于債權法的范疇，受讓人則以新的債權人的地位接管該債權，原債權人完全退出了原來的法律關系。而應收賬款質押是物權法的范疇，設立的是一個擔保物權，對新的債權人對標的的債權的擔保。并且應收賬款轉讓無需依賴其他法律關系的存在而存在，是獨立的。而應收賬款的質權則從屬于主擔保合同，應收賬款質押會隨著主擔保合同內容的變更、消滅而變更或者消滅。2.應收賬款轉讓與應收賬款質押的生效要件不同。應收賬款轉讓時，通知了債務人則生效，而應收賬款質押時則必須登記，只有在法定機構進行了登記公示才生效。根據我國《物權法》第二百二十八條的規定，當事人應當訂立書面合同來協定應收賬款的質押。但質權的設立是自在信貸征信機構登記之時。應收賬款質押后，未經質權人的同意，不可以轉讓給第三人。且如果出質人經質權人同意后將其進行轉讓所得到的價款，必須向質權人提前清償所欠債務，或者進行提存。這里的信貸征信機構指的是人民銀行的征信中心，負責管理應收賬款的質押登記。該登記系統有著公示的作用，債權人在質押后到該系統進行了登記即生效，且根據登記的先后次序，也可以確定權利的確立先后時間，當不只設立一個質押權利時，可以根據時間的順序進行清償。因此區別出簽訂質押協議和質押生效的區別，并不是簽訂合同即生效，要考慮到公示層面。如果簽訂質押合同后，沒有立即進行質押登記，則在其之前進行登記的質押權在先生效，及時在先登記的質押合同簽訂時間較晚，也可以主張優先受償權，這就是公示生效的導致的不同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進入信貸征信機構的系統后，系統界面會出現“應收賬款質押”和“應收賬款轉讓”兩個不同的選項。但根據前文的描述，應收賬款的轉讓只需要通知債務人即生效，并不需要進行登記更不需要進行特定的公示生效步驟。這樣的做法是希望無論是應收賬款轉讓還是應收賬款質押都經過該系統進行登記公示，以免重復轉讓、質押，造成不必要的風險和損失，但筆者認為有不合理之處。因為二者的生效條件畢竟不同，如果單單從登記公示的時間來確定轉讓或者質押的先后，可能造成誤會，因為在實際操作中，可以在質押后再進行轉讓，但將轉讓的日期簽訂在質押登記日之前。那么從登記形式上來說，質押是先于轉讓的，但從生效上來看，則轉讓先于質押，會給質押當事人造成很大的損失，且難以舉證證明因他者合謀篡改日期。在實際操作中，的確有些銀行要求應收賬款進行轉讓時也要經過信貸征信機構系統的登記公示，初衷是為了安全性的考慮，但是除了上述的不合理之外，還有很大隱含的風險，會造成相關利益者的巨大損失。因為應收賬款轉讓即保理業務是融資的功能，可以適度地增強現金流，保障企業資金流動的暢通，有利于企業的生產和發展，但保理業務也往往涉及到買賣雙方的商業秘密，有關的業務往來也是重要的商業機密。如果保理業務過程中進行應收賬款轉讓的登記公示，難免會造成該企業的業務往來記錄被競爭對手所查詢，且競爭對手可以通過查詢記錄改變自身的交易策略，進行企業的商業調整，從而影響該保理業務中合同賣方的業務量，這樣實際上，嚴重侵犯了合同賣方的合法利益。但是，這樣的損失并不是必然發生的，通常情況下，合同的賣方不會對登記公示與否進行深究，也不會在合同中進行專門事項的規定。不過，萬一出現商業機密的泄漏，導致合同賣方的重大損失，則不排除其將該銀行起訴至法院。這種情況下，銀行若沒有事先征求當事人的同意，則在訴訟中會處于被動的地位。因此，銀行應該在征得債務人的認可后，才可以進行相關事項的登記，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不過上述的情況是指保理業務的，而應收賬款質押的生效條件是登記，在質押合同簽訂后必須到相關部門進行登記。應收賬款質押在會計的處理上，也是需要進行登記披露的，其不似應收賬款轉讓的性質，僅僅是起擔保的作用，和無追索權的保理性質相差甚遠。3.應收賬款轉讓與應收賬款質押的運行機制方面存在差異。差異主要是體現在追索權上，在應收賬款轉讓中，債權人退出了原來的法律關系，除非轉讓人和受讓人約定了債權不能實現時對原來債權人所保留相關的追索權。但應收賬款質押不存在退出原有的法律關系，而是產生擔保作用，且當質權人所得到的款項不足以清償原來債權時，可以有相應的追索權，且無需實現與相關當事人進行約定；當獲得款項超出約定之數額時，也需要歸還于出質人超出的金額。

（二）保理商與在先的質押權人的權利沖突如果供應商在轉讓應收賬款給保理商之前，該應收賬款已經全部質押或者部分質押了，且沒有經過質押權人的同意就將應收帳款轉讓給該保理商，會將保理商置于一個十分不利的地位。依據擔保法的相關的規定，在質押的期間，質押人將質押物轉讓給第三人必須先經過質押權人的同意，否則是無效的轉讓。若供應商用已經全部或者部分質押的應收帳款繼續進行保理業務，雖然經過質押權人同意之后的轉讓是有效的應收賬款轉讓，但是因為應收賬款已經進行了質押，質押權人也取得了相關的優先權，則保理商后來的應收賬款轉讓債權不得不受制于在先的擔保權，就是所謂有瑕疵的權利。因此保理商必須清楚在應收帳款轉讓前是否有在先設定的質押權，以及該應收帳款轉讓是否征得質押權人的同意等情況后，才可以進行該應收賬款的轉讓的后續操作，從而避免這種風險的發生。

（三）保理商與設定在后的質押權人的權利沖突供應商在沒有征得保理商同意的情況下不可以對應收賬款設立質押，否則應該依據合同規定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當然，供應商違約的行為也不是會一定造成應收賬款質押的無效。不過質押權人與保理商在權利方面產生了沖突。至于此種情況下，究竟是保理商還是質押權人享有優先權，應根據不同的情況進行具體分析。1.在一攬子保理協議的情況下，保理商對該應收賬款有優先的權利。如果供應商與保理商在簽訂了一攬子保理協議后，又將該應收賬款進行了質押，此時保理商對此應收賬款的債權享有優先權。債權質押權設立的前提是產生了有效存在的債權。一攬子保理情況下，一般是針對未來的應收賬款進行的，國際保理立法與實踐中都認可未來的應收賬款一經出現則產生轉讓的效果；而且有的國際條約還規定未來的應收賬款產生時，還可以追溯至應收賬款轉讓合同訂立之時。此時，供應商在應收賬款債權轉讓后又進行質押，則是在處分保理商的相關權利。因此，這種情況下，保理商的權利要優先于質權人。2.在逐筆型保理協議情況下，保理商的權利優先與否具有不穩定性。根據逐筆型保理協議的相關規定，供應商提交該應收賬款，且保理商同意該轉讓后，保理商對這筆應收賬款的真實權利才因此生效。實際上，保理商在此種情況下可以選擇是否接受供應商所提交的應收賬款。由于該協議具有這一特殊性，所以如果保理協議訂立后進行質押，質押權人此時享有的質押權則具有了物權性，除非出現同意從屬于質押的情形，保理商則不可以購買這次債權。

四、完善應收賬款轉讓與質押并存的沖突解決規則

（一）未來的應收賬款在設立質權的時候作限制性規定在我國現有的法律規定中，“未來的應收賬款”和“現有的應收賬款”都屬于應收賬款的范圍。從理論上來說完全可以將“現有的應收賬款”設立質押，實務上也不例外。但是“未來的應收賬款”則不同了，這個問題應該引起重視，即“未來的應收賬款”能不能進行質押，如果可以，是不是所有的“未來應收賬款”都可以進行質押。在德國的相關法律規定中，是允許“未來的應收賬款”設立質押的，但也限定了可質押的范圍是：該“未來的應收賬款”進行出質的時候必須是可以明確的。通過德國民法的規定，我們發現，德國法是有條件地承認“未來的應收賬款”的可出質性，即未來應收賬款出質時一定是明確的，并不是所有的“未來應收賬款”都能設立質押。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從德國法的規定得出這樣的結論：可以把未來的應收賬款的質押內容作一種限制性規定。我們定義為應收賬款包括現有的以及未來的可確定的債權。[16]

（二）辦理質押登記時進行詳盡描述在《應收賬款質押登記辦法》中規定了應收賬款質押的登記必須性，即簽訂質押合同后并不必然生效，需要質權人到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進行質押登記，達到公示的效果，方能生效。應收賬款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權利憑證，我國立法上也尚未對此明確定位為憑證，其依據還是合同規定的基本情況、當事人的基本信息以及質押的相關內容。因此，應收賬款在中國人民銀行征信中心登記時要進行詳盡的描述，包括合同中規定的合同履行期限、總價款、支付的方式以及應收賬款的到期日等相關信息。還要明確在錯誤登記或者虛假登記時，相關責任人的處罰以及質權人的權利救濟方式。[17]且質權人在征信中心進行登記后，如發現相關信息有任何遺漏或者錯誤的地方，需要及時到征信中心予以變更，嚴格依照現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嚴格履行相關程序，這能一定程度上防范風險，以免出現質押權沒有特定化而帶來的權利沖突。

作者：李斐然 單位：華東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