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后現代史學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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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后現代史學的理論研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歷史與文學的關系。在人們的印象中,歷史以真實命名,而文學以想象、虛構命名。《論語》中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不巧的是,當代人印象中的“文史不分家”常常被理解為文學與史學不分家。原本是“文”與“質”相對,“史”與“野”相對,現在卻成了“文”與“史”相對。當然,現代史家仍然倡導“文史不分家”,不過這時常指歷史寫作需要文學功底與寫作才能,那是一種技術上的需求。在國人的思想中,古代意義上的“史”,即“文勝質”之“史”(文飾太過)什么時候變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史”,即“質勝文”之“野”(無文、無修養),筆者缺乏中國史學方面的學力,尚不能作答。但是,假定我們冒昧把“文與質”理解為現代意義上的“形式與內容”,那么《論語》中的“史”還真有點后現代主義倡導的“史”的意蘊呢。它們都不同于現代史學那唯真唯實的“史”,當然,它們彼此也不完全相同。后現代主義下的“史”應該說更傾向于是追求“文質彬彬”,因為在德里達、海登·懷特一類后現代主義者那里,形式與內容不可分割,歷史之真不僅需要內容真實,更需要作為表現形式的結構來支撐。相對整個歷史文本而言,形式之真與內容之真的融合才構成整體之真或歷史之真。不同層面的真用義有所不同,若不顧及語義、語用變化的因素,自然容易出現以此真批駁彼真的話語沖突。

現代史學與后現代史學的話語沖突常常根源于此。我們可以通過考察檢驗真理的不同標準,來確定現代史學和后現代史學關于真的不同理解。

現代史學中,真實意味著歷史表現與客觀存在的過去吻合,或者呈現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對此,人們由于知道過去不可重復,于是,判定歷史真實所依賴的其實是過去的材料以及以此為依據的邏輯論證。鑒于材料可能不斷隨新的發現而變更,人們認識到歷史需要重寫,但每次重寫,都被認為真實呈現了客觀存在或客觀規律,至少也“更”接近它們。現代史學或許承認追求真理是一個不間斷的永恒過程,然而問題在于,人們相信自己的努力正在越來越接近它,這是一個累積進步的過程。即便某些現有的認識成果,如歷史認識所獲得的規律被置于當下實踐中加以檢驗并總是被證偽,人們仍然堅信一切失敗都是成功之母,最后的真理雖然暫不可及,那不過是因為當下人們的認識能力有限,總有一天,我們能實現那種理想。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以現代史學的話語而言,檢驗現代史學之真的標準并非證偽它的實踐,因為實踐是憑借其效用證偽它,而現代史學是無論如何不愿意以實踐的效用作為真實性標準的,它實際應用的標準是那個堅信過去客觀存在的理想。

后現代史學則大不一樣,真正說得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它首先假定過去存在,但明了這不過是一種理論前提而已。我們無須再去探詢一種理論前提的真實性,能夠追求的,只歷史敘述或歷史表現之真。這種真實要由實踐來檢驗。安克斯密特提供了一個例子,他說起,現在多數歷史學家認為,關于法國大革命的解釋,托克維爾的要比米什萊的好。究其原因,是因為托克維爾的解釋中體現出一種自由的個人主義價值觀,而米什萊的解釋表現的是左翼自由主義。之所以說前者好,不過是因為當下讀者中喜歡前一種解釋的人更多。也就是說,托克維爾的政治或意識形態傾向更易于切合當代歷史學家的意向并在實踐中有效運用。如果要在現代史學的話語系統中談真實,人們通常會把托克維爾和米什萊的解釋看成是自己描繪的接近絕對真實的道路上的一個驛站,而在后現代史學的話語系統中,人們并不過問誰的解釋與絕對真實的關系更近還是更遠,而是說此時,我認為托克維爾的解釋是真實的,并且理解他人為什么說米什萊的解釋是真實的。對這一情形的進一步說明是,歷史文本完成之后,真實與否由讀者決定。讀者往往根據自己當下具有的意識與認知水平在諸多歷史表現文本中選擇與自己的風格、習性相近的解釋并以之為真,隨后根據所獲得的歷史理解結合當下的情境進行實踐,再以實踐的效用作為再次判斷文本是否真實的根據。這就意味著,在后現代主義情境下,我們隨時都在把握真實,真實也隨實踐的效用不斷在變更。故此,我們可以拋棄那種現代主義的遺骸,即認為由于材料更加豐富,當代史家總是比以往的史學家對歷史認識得更全面、更接近真實,并放棄那種處于實踐之外的一致性標準,而承認每一個人理解的過去都有其真實性,真實本身具有歷史性,它從來就不曾是超時空的普遍存在。或許,在實踐的檢驗之下,我們可以說歷史表現不存在真假,而只有好壞,然而,在這種個體化和私人化的理解中,檢驗歷史真實的標準只能是個人在實際生活中的政治和倫理要求。

生活的真實是生活中矛盾重重,各種意識形態傾向錯綜復雜,任何一種宣稱自身是唯一代表真實過去的歷史文本都不可能獲得普遍的認可,但現代史學卻從來以此為追求的目標,無視現實生活與實踐活動中存在的多樣性,結果總是以扼殺多樣性的方式獲得“歷史真實”。后現代史學與之不同,它并不因為將“客觀存在的”過去視為一種理論假設而放棄對真實性的追求,只不過它追求的是個人理解的真實,其表現是,在以多樣性和差異為特征的生活和實踐中,每個人都時刻面對理解過去和實現未來的多種可能,但在每一個時刻,他都只能從這些可能性中選擇一種并使之成為現實性,進而根據選擇的效用賦予那種理解和實現一種自我認可的真實性。

現代主義精英們因其自認為永久性地獲得真理或比他人更接近于真理而壟斷真理,它使得普通個人失去了選擇的自由,后現代主義者則主動將多元性選擇呈現在人們面前供其自由選擇。通過解構傳統認識論,后現代主義使人們認識到權威主義和宏大敘事產生的機制和效用,它也就促使人們放棄對權威的崇拜,蔑視一切試圖壟斷真理的舉措,甚至以反諷的心態面對自己,避免使后現代主義成為新的權威。

一旦后現代史學以實踐效用而不再以客觀存在的過去作為真實性標準,是不是我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地虛構歷史呢?其實我們無須擔心。對后現代主義的恐懼表現在歷史方面,往往是指它將造成相對主義的歷史認識,而相對主義歷史觀造成的危害在人們的記憶中莫過于極端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然而,后現代主義認為,那種極端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正是現代性的產物,例如在納粹德國的情境下,存在的只是一種種族優越論的宏大敘事,毫無相對主義的痕跡;如果有人反對說,相對主義恰恰存在于民族與民族之間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那么,既然從來就沒有一種人類普遍認可的世界主義存在,相對主義歷史認識從來就存在于不同的時代之中,人們需要反思的是,為什么20世紀造成了如此的人類災難呢?后現代史學會認為,正是因為相對主義歷史觀仍然停留在國家或民族相對主義的層面,而沒有擴展到個人層面,納粹德國的形成正是因為在國家或民族范圍內極端化強調認同、抹殺差異、禁止相對主義歷史觀深入個體意識導致的后果。新晨再者,當后現代主義認為歷史是一種虛構時,它并不是說無中生有,而是指歷史敘述的形式結構往往是史學家詩性想象的產物。形式上的創造往往能夠更為準確地表達人們的理解,這種情形在藝術領域不難看到(如行為藝術增強了人們對即時性與瞬間意義的理解),而在史學領域,它同樣如此,只是過去少為人知。如今,人們已經意識到語言或符號表現是史學和文學的共同特征。既然歷史學并不存在特定適合它這個學科的語言,而又和文學一樣同是語言表現的方式之一,擁有共同的形式要素,文學與史學的距離從此大大地接近了。如此說,并不只是因為歷史表現中存在想象的成分而接近文學,也在于人們認識到文學表現因其存在歷史性成分而靠近歷史。對這種相互親近的認識得益于語言哲學的成就。語言哲學一來清晰地論證了任何敘事表現都包含有修辭的成分,它們正是表現不同意識傾向的絕好手段,二來告訴我們每一個概念都在使用中獲得它的暫時性含義,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如同我們前面說到的“史”字可能發生的觀念變異。事實上,在后現代主義的情境下,不論是文學家還是史學家,他們作為個體存在的歷史性也構成了他們虛構的限度。并且,一旦文學家和史學家在寫作中設想過他們的理想讀者,那么,他們對讀者具有的接受能力之高低的認識本身就對文本寫作產生了限制,而讀者正是依據這種參差不齊的認識能力作為個人確認文本是否真實的依據。在我們的生活中,文學家和史學家將文本寫作當作自身置身于生活之中的實踐方式,正是通過這種想象和虛構撰寫出影響讀者的作品,他們傳達了自己對人生、社會和世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