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權抑或限權的刑事訴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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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刑事訴訟權力和權利及其基于憲法理論體系的分類
分析完《憲法》文本，也有必要對《刑事訴訟法》條文進行一定的探討。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可以看出控、辯、審的權力與權利都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與規定，這些內容基本都符合現代的法治精神與司法理念。而且《刑事訴訟法》也有其相配套的司法解釋和適用規定，且都針對我國目前刑事訴訟的各方面問題進行了詳細規定與解釋。這些法律及其解釋的訂立可以充分體現出我國立法主導思想逐漸將控、辯、審三方拉到一個近乎等邊三角形的理想控訴模型中。從中可以看出，審判權和檢察權可以根據學者的分類將其劃入“國家治權”的范疇，這樣的分類主要是為下文的分析而做準備。首先分析刑事訴訟中作為審方和控方的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的權力。這類具有國家強制后盾的權力必然首先來自于憲法的規定，這樣才讓其具有最高的審判權和檢察權，又通過刑事訴訟法律對審判權與檢察權如何運行和行使都有了規定。這樣才可以通過國家機器使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得到良好和有效的運行，更多的是國家和社會有了一個有序的司法環境，這是一個國家健康和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其次，作為“對立”面的辯方，也就是被告方的權利的分析。可以看出辯護權并未被規定在《憲法》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一章，而是被規定了在第125條。但是憲法的公民權利與義務的一章中，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等內容的敘述又似乎對辯護權利有了一定的肯定。所以從學者對憲法權利的新分類，可以將辯方權利放入非基本權利和復合權利的類型。對辯方權利進行憲法理論體系的分類，主要也是針對下文要將其放入一定知識框架中進行分析而準備。而《刑事訴訟法》條文卻將辯方的權利得到了充分體現。不難看出，辯方權利的被放大是當今刑事訴訟立法的趨勢。這樣的趨勢不但有利于對公民人權的保障，同時也可以通過這種與國家機器的對抗模式來使司法得到長足的發展。
根據對控、辯、審三方權力及權利的產生與分類的分析，回到前文提出的憲法到底是對刑事訴訟進行了賦權還是限權的問題。可以看出有在憲法中對刑事訴訟的賦予權力和權利，也有在刑事訴訟法律中對權力與權利的限制。所以，這里可以簡單地得出無論是“賦權說”還是“限權說”都對刑事訴訟中權力與權利的描述不是很到位，這并不是一個單一的問題。這樣，有必要將刑事訴訟法律中的審判權、檢察權、辯護權放在中國憲法理論體系的知識框架中進行分析，才可以得出憲法真正對于司法權的規定。
1.中國憲法對刑事訴訟的賦權———審判權、檢察權根據我國學者已成型的“一體二元”憲法理論體系，將我們要研究的審判權和檢察權放入其中，可以看出這類權力是國家的一種賦權。該理論體系將一個國家即一個政治共同體中的所有權利和權力分為“制憲權”、“治權”、“民權”。而審判權和檢察權正是該體系的“治權”內容。這里面所謂的“治權”可以用英文的“power”來表示，即為國家享有的一些行政權、司法權、公共管理權等。這類權力也正是憲法賦予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轉的必然要求，社會中的這類權力自然由執政以及負責公共管理的行政、司法等部門來運行。由此可以看出，這類所謂的“power”正是憲法所賦予的，可以理解為一種憲法的“賦權”。但是根據前文對《憲法》及《刑事訴訟法》文本的分析，還可以看出這類權力的賦予是一個閉合的區間，至少大范圍內審判權和檢察權不是開放的。所以我們可以大膽地得出這樣的一種結論：既然憲法對審判權和檢察權的賦予雖然是肯定的，那么基于它們被規定為不是開放的權力，對于它們的賦權就是形式上的，限制司法部門的權力才是憲法的真正規定。這種“形賦實限”的權力規定也符合現代的法治精神，審判權和檢察權的限制也對保障人權和保護當事人方面有相當的好處。
2.中國憲法對刑事訴訟的限權———辯護權也許，認為憲法對刑事訴訟中的辯護權的規定與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有些出入，但是如果將其放入“一體二元”理論體系中的話，會有更合理的解釋。基于該知識框架，被告人的辯護權屬于“民權”，即是憲法條文中的基本權利的內容，用英文可以解釋為“right”。這是作為憲法規定下的國家中的一個公民所必須享有而且一直都享有的權利，不因身份和地位的改變而改變。也根據前文對法律條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作為“民權”在《憲法》條文中并未得到應有的重視，而是在《刑事訴訟法》條文中得到了充分的規定。結合1982年《憲法》產生的時代背景，這點也許是可以得到解釋的。然后對于辯護權的規定，多見“可以做”類型的條文，即對于辯護權也是一種閉合的規定，并不是一種無限開放式的權利。而且也處處對于辯護權的行使進行限制和控制，雖然在《刑事訴訟法》最新修訂中，對于辯護權進行了擴大，但似乎也僅僅限于條文的閉合區間內。在憲法理論體系的“民權”中，其內容作為基本權利似乎不應被限制而是被賦予與行使，但是辯護權卻得不到這樣的“優待”，這也似乎與控、辯、審三方的制衡關系在我國司法體系的展現有關。所以，我們的結論是辯護權實際上是在憲法的環境下被限制使用的，或者說憲法對辯護權的賦予更多的是限制性的賦予。
三、結語
“賦權抑或限權”并非是刑事訴訟的最終追求通過前文對憲法中審判權、檢察權、辯護權的產生與其在中國憲法理論體系中的地位的分析，他們與憲法的一定的關系。“賦權”與“限權”看似可以簡單判斷出我國憲法的態度，或者通過憲法對“賦權”與“限權”的規定來得出憲法的態度，但是根據分析這并不可以一概而論的。無論是“賦權”還是“限權”都不能單一地存在于社會中，這是當今社會的必然要求，也可以理解為對抗與平衡也許是當今立法的追求效果，這也許是解決糾紛的最好方式。從對刑事訴訟的目的、價值、功能等元素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一直都有這樣的一種對抗狀態存在，并將繼續存在下去。所以基于憲法并不能把我國刑事訴訟法單一地歸為“賦權”抑或“限權”類型。
刑事訴訟追求解決糾紛的最佳效果，所以也并不排斥同時存在的“賦權”與“限權”。“賦權”與“限權”可以看作是一對辯證的關系，在對立與統一的關系中尋求社會中最佳的平衡點。這個平衡點是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斷地變化的，不同社會的國家和公民追求的平衡點是不一樣的，這就要求這樣的平衡是一種動態平衡。這樣的動態平衡就要求刑事訴訟有“賦權”與“限權”的同時存在，來尋找人們心中那個最大的公平感。當人們心中的公平感被發掘而且得到放大后，刑事訴訟的目的、價值、功能就得到了實現。所以可以得出，“賦權抑或限權”并非是刑事訴訟的最終追求，“賦權”與“限權”也不是憲法對刑事訴訟的目的。找到人們心中最大的平衡感的意義遠遠大于對“賦權”與“限權”類型的刑事訴訟的劃分，達到一種刑事訴訟的動態平衡也遠遠超過其目的、價值、功能的追求。
作者：齊麟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