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權利的人權觀解讀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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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權利概念辨析:內容與特點

狹義的民族權利是指在主權國家內部，以民族為主體依照相關法律規定而享有的法定權利。狹義的民族權利概念下，民族權利得以保障的政治基礎是國家強制力，其存在形式與內容則主要由國家法律加以原則性與具體性的規定。對民族權利的侵犯主要是一種法律行為，故也多在法制的框架下借助既定法規加以解決。廣義的民族權利則是指一種抽象的規范性權利，與一系列政治規范相聯系，不能簡單地在主權國家范圍內部加以理解。廣義的民族權利不僅包括法定權利，而且是法定權利得以生成的理由和基礎，更有可能為具體的有關法律提供價值依據。這種民族權利得以保障的政治基礎不是某種具體的政治制度或政治權力，而是來自深層的道德價值觀判斷，后者決定了民族權利概念自誕生之始就要面臨各種諸如文化特殊性之類的詰問，故而其產生與發展過程也因此而更加曲折。從世界政治角度來看，對民族權利的侵犯往往不只是主權國家國內法需要處理的問題，而帶有更多的國際法性質，除國家內部強制力之外，其解決方式更包括國家間戰爭等暴力形式。無論狹義與廣義的民族權利，其內容大致都可以劃分為政治權利、經濟權利與文化權利等。現今社會關于民族權利種種具體項目的討論與保障，大致上都可歸入上述三大類別，如民族自決權之于政治權利、發展權之于經濟權利、語言文字及受教育權之于文化權利等。如無特別注釋，本文采用的是廣義民族權利的用法。與民族權利相關的概念很多，其中聯系比較緊密的有人權、集體人權、個體人權、少數群體權利、少數民族權利，等等。民族權利與這些概念既有聯系，又有明顯的區別:現代政治理論體系中，民族權利屬于人權范疇。這是因為民族權利的理論內核與現實出發點都是基于現代人權觀念的確立。民族權利是人權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現代人權領域關注的重要問題，尤其在二戰以來，國際社會通過國際法的形式、世界上許多國家通過國內法的形式已經對民族權利的地位加以確認，而這種確認的前提，是相關法律對現代人權觀的認同。但同時，民族權利是人權理論體系中更加具體、在當代國際社會也更加重要的一種人權，這是因為，民族權利既是一種事關公民的個體人權，也是一種事關民族的集體人權。從民族權利的角度看，一國之內的民族成員，既是該國公民，享受國家公民的一般平等權利，同時又是不同民族的成員，享受其民族的權利。集體人權是一種群體權利，承認集體人權的說法，就須承認人類社會可以用民族、性別、宗教等為標志，劃分出不同群體，這些群體的成員有自己特殊但不違反人權總原則的權利，所以說，集體人權包括但不僅限于民族權利。民族權利作為一種集體人權出現時，其表現形式之一是少數群體的權利，當這種少數群體的劃分以民族為邊界得以成立時，少數群體權利就包括了少數民族權利。從另一個角度講，民族權利包括一般民族群體的權利，當然也包括少數民族權利，對民族權利的申張與保護，當然也包括對少數民族群體正當權利的申張與保護。也就是說，從民族權利的權利特點，或者從民族權利的民族性特征都可以推出少數民族權利的概念。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少數民族權利與少數人權利的區別，前者可以理解為復數的權利，其證成基礎是集體人權，以少數民族、族裔為界限并成為權利的主體，在西方語境中，主要與民族自決權等核心概念聯系在一起;而后者是種單數的權利，其證成基礎是個體人權，實質上是一種經特別強調的個體權利。綜上所述可以知道，民族權利的特點表現為，其一，民族權利是以現代人權為理論內核的權利，無法離開人權而單獨存在。其二，民族權利突出強調人權的集體性存在，這種集體性以民族的形式表現出來。其三，民族權利存在與保障的目的不僅是維護一般民族的權利，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藉此強調少數群體權利保護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其四，從民族關系的角度看，民族權利也是民族關系中的核心問題之一，從一定意義上說，民族關系就是各民族之間的一種權利平衡關系(金炳鎬、青覺，2001)。民族權利于是成為了理解與評判民族關系好壞的重要價值標準。

二、民族視域下古典與現代人權的分野

如前所述，人權理論在其產生與發展過程中經歷過轉變時期，且這種轉變發生過不止一次。從哲學層面上講，人權觀念轉變的根本原因很可能來自其本體論、認識論等重要方面。從本體論講，人權自誕生之初就在其理論產生原因上爭論不休，這個問題進而在認識論上表現出來，即，權利究竟是天賦而有之還是必須通過人為才能得到。早期政治思想家從先驗論與經驗論兩個方面來論證人的權利來源問題，其實也是當時哲學上唯理論與經驗論爭論的具體表現之一。前者認為人的權利來自某些生而有之的原因，這些原因的存在有其深刻的背景，是先于經驗觀察分析而存在的，天賦人權;后者則認定，人類關于自己擁有權利的認知來自于對各種權利相關事物的觀察與分析，人權是這種感官觀察的經驗過程結束后概括、歸納與提煉的結果。由此出發，人權經歷了一次總體上的古典與現代分野。在現今流行的代際人權論還未誕生之時，人權主要是以古典與現代的劃分方式被引入相關討論中。古典人權理論以天賦權利、自然權利、契約論等為代表體現出更鮮明的西方特點，原因在于古典人權理論主要是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盧梭等為代表的西方思想家的思想結晶，對人權的思考也更多地基于宏觀、綜合的角度。進入20世紀50年代，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的產生與通過為標志，人權在理念上由“非普遍”進入了“普遍”時代①，在實踐中，由西方化進入了國際化的轉型期，這既是人權觀念的理論飛躍，也是人權政治實踐的重要轉折點，現代人權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在現代人權觀確立的過程中，民族因素與民族權利概念起了重要作用。其中的直接政治原因在于二戰期間以猶太民族為代表的弱勢民族群體在戰后紛起而爭取自己的合法權利，理論原因則在于西方具有進步氣質思想者的積極反思。一方面是西方發達國家緊緊抱住古典人權理論中的某些理念，借助“人權高于主權”之類的提法干涉他國內政;另一方面新獨立的殖民地民族與后發國家還不得不求助于民族、民族國家等政治形態來真正保證自己集體權利的實現。在這些問題上，來自西方國家內部的反思應該能給當代的研究者以更多的啟示，這其中埃德蒙•伯克、漢娜•阿倫特、齊格蒙特•鮑曼等思想家，分別從各自角度論述了現代人權觀念確立過程中的種種虛偽或不切實際之處，以及民族國家對人權實現的極端重要性。英國政治思想家埃德蒙•伯克被認為是一位具有鮮明保守氣質的自由主義者，伯克對人權的反思可以說是眾多思想家中最早也是最深刻的。伯克從保守主義政治思想的角度認定，一個民族內個體人權的實現與該民族的政治、法律傳統相聯系，而這種傳統不能一概斥之為負面因素，與其將權利的實現訴諸抽象人權原則的威力，還不如申張“作為英國人的權利”來得實在與重要。

伯克的這種觀念直接指向當時的法國革命，而他堅持這種看法，一方面是其基于對當時急劇變動的歐洲社會細致觀察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其保守主義政治思想家的底色使然:伯克的保守主義并非反自由主義或非自由主義，而是其思想中的經驗論方法使他天然地對人權之類理念帶有的“革命性創新”之類說法抱有本能的警惕，而寧愿相信已經在英國社會出現并證實為有效的經驗性權利原則。伯克的思想很難定性為“反革命”，因為現代社會的許多革命性事件，包括人權史上的重大事件最早發生即在英國，而伯克一直對英國歷史傳統抱有堅定的積極評價。可以這樣講，在對古典人權思想最早的重量級反思者之中，埃德蒙•伯克無疑占據一席之地，而他從英國民族國家誕生史中汲取的營養，使其對人權的反思帶有明顯的民族特色。當然，這種反思還是歐洲，尤其是西歐內部思想系統的產物，更具有“局外人”性質的反思來自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并輾轉流落至美國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阿倫特。阿倫特從現象學的角度出發，探討人權在人們腦海中成立的現象基礎，她認為，人權觀念在當代世界之所以存在，實是肇因于一些更深層次的權利基礎，這些權利基礎之一就是主權國家。無國家則無“擁有各種權利的權利(righttohaverights)”，更談不上擁有真正的人權。同樣帶有流浪者氣質的思想家齊格蒙特•鮑曼，則從反思現代性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角度出發，批判性地指出了民族國家式微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漸漸強大之間的關系，以及在此過程中人權的虛偽性。鮑曼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不僅有表面看起來的世界經濟繁榮，更需要留意的，是這種資本的全球流動對國際社會各種傳統意識形態的滲透與影響，在此過程中，“人”本身無論是從具像個體還是從抽象概念上都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現實中，人被分成了“跨國精英”與“被廢棄的大眾”，而后者漸漸被視為無用與冗余的人，因此，也在事實上被排除出人權之外，與此同時發生的，還有民族國家的各種基礎功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英〕齊格蒙特•鮑曼，2001)。在鮑曼的論述中，人已經被抽象出了傳統的民族、社區甚至家庭，成為現代性裹挾下的一個個微不足道的變量。西方思想家的理論性貢獻在于，適時揭示了古典人權觀念，特別是其在西方中心主義中展現出的局限性，將人權觀念放諸于更廣闊的視野，以民族視角打量與思考其未來發展，成為現代人權理論與保障實踐的當務之急。聯合國的誕生以及第三代人權觀的出現，成為對此問題最初的回應。

三、民族權利視角下的第三代人權論

人權概念的創生沒有能給人類帶來其內含中許諾的美好未來，隨后的政治史表明，人權初期的歷史恰恰是人權不斷受挑戰與被質疑的歷史。20世紀中葉以來，人權觀念由區域至國際，由絕對到相對，由一元到多元，是理論反思的成果，也是各民族尤其是曾經的弱勢民族不停止地進行政治斗爭的結果。因此，從民族權利視角對現代人權理論中的第三代人權觀進行探討，分析其產生、確立與得到更多認同的過程，對探索民族現象與發展過程、理解人權觀念本身應該都能起到不小的裨益作用。所謂三代人權論的提法直接源于法國學者與政治活動家卡雷爾•瓦薩克(KarelVasak)于20世紀70年代首倡的“第三代人權”。人權從“第一代”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在思想上和自由主義聯系在一起，增加品種到“第二代”權利———亦即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在思想上和社會主義的傳統聯系在一起———以及最后，到“第三代”即群體與國家主權，在思想上和非殖民地化的斗爭聯系在一起。在人權運動的這一擴張過程中，發展中世界和社會主義國家在從西方的“消極的”傳統向全人類的“積極的”的權利的邁進中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第三代人權觀提出之始，并沒有得到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積極回應，但在第三世界國家那里，第三代人權觀找到了自己的知音。隨著時代的發展，冷戰結束后的世界政治理論界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較之前更能接受并傳播這種代際人權的觀點。大批第三世界國家不僅在自己的政治宣言中明確提出集體人權之類的觀點，并以地區政治組織和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組織為舞臺，積極宣傳與推動第三代人權的保障事業。三代人權論之所以能夠在國際社會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同和肯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來自現實政治的需要。從國家間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大批新獨立的殖民地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在二戰后的世界政治格局中，以聯合國為重要平臺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而每個弱小民族投入戰后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后冷戰時代的政治發展進程中，其第一要務與目標無一不是民族獨立與民族平等權利的實現，而非直接、一次性解決各自民族中個體人權保護的問題，這一點與西方民族國家產生的過程與邏輯有著明顯的區別。從國際組織的角度來看，聯合國這一目前為止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具合法性的國際政治組織的出現，為第三代人權的提出和產生提供了條件。聯合國不僅以宣言的形式確認集體人權的存在，同時也會在自己的官方文件提到或使用第三代人權的概念。作為“第三代人權”概念的提出者，及代際人權論的重要主張者，卡雷爾•瓦薩克本人就是聯合國有關人權組織中的主要領導成員。更激烈的爭論與分歧同樣來自理論領域，這也是需要借助民族權利視角進行重點分析的領域。對這種將人權劃分為三個代際，而每個代際的人權內涵又各有自己側重點的說法，國際學界爭議至今，其中的爭論焦點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包括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在內的第二代、第三代人權是否可以稱為人權，是否符合人權的原初內涵性本質，即屬人的個體權利。由此引出第二代、第三代權利究竟是否能夠獨立于第一代人權而存在，即代際劃分的必要與充分性問題。二是認為第三代人權的提出容易引起“人權的泛化”，越來越多的具體權利自此都擠進了人權話語體系內，這種趨勢也會有損人權理念的嚴肅性。三是有學者，主要是現當代西方學者從西方傳統政治思想出發，以自由主義價值觀為依據進行邏輯推演，結合傳統人權的理論要點，反對代際人權的提法。其中，第三類爭論目前參與的學者較多，論證推理也較為詳盡，其主要的論證邏輯是:人權既然是一種權利，就必須與義務相聯系，權利主體的存在要求對應的義務主體，依照代際論的觀點，第一代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毫無疑問存在對應的義務主體(權利個體本人、其他個體、其他權利群體等)，而第二代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的對應主體則相對不甚明確，或者不能明確。比如某人申張自己的經濟權利，不能通過直接對他人行使這種權利來實現，但如果承認這種權利的合法性與必要性，某人就勢必向其他主體，如國家政府等提出更多的要求。例如行使享有某種福利的權利時，對國家的經濟要求就有可能造成對其他人經濟利益的損害，尤其當這種經濟要求以“大多數人的權利”的說法提出的時候，無疑具有了更多的正當性。

從政治角度講，類似權利的過度申張很容易使政府被賦予更多的權力，這些權力會成為政府擴大其機構與人員、向社會要求更多資源的合理緣由，最終極易導致國家權力的擴張。在西方政治觀念認為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理論背景下，國家權力過度擴張將造成公民權利受損，這是一個明顯的因果鏈條。對第三代人權的倡導也會出現類似問題，即因對應義務主體的不明確而導致人權的擴大與空泛。基于自由主義的視角，當代西方學者對代際人權觀的反思不可謂毫無道理。但只要我們借助民族與民族權利的視角看待問題，就能對代際人權的必要與充分性給出新的答案。對上述幾類問題的爭議，除了第二類問題外，基本可在很大程度上歸結為集體或群體能否成為人權的承載者的問題。如果其承載者可以是包括民族在內的某種群體，那么，第二代第三代人權中集體人權的權利主體就有了存在的合法性，之后的推論也就有了得以成立的基礎，代際人權的劃分也就變得充分與必要。從民族權利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民族能否成為人權的主體。研究者們一般都承認，人的生命是人權的承載者，沒有生命自然也沒有人權，以此推論，民族及其中以民族身份出現的民族成員是民族權利當然的承載者，不存在由一個個鮮活個體構成的民族與其成員，也就談不上民族權利或其成員的人權，民族權利具有個體屬性的一面，這是毋庸置疑的方面。但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在于，為什么要將人權引向集體、引向民族，這是因為追求普遍與平等的人權，必須面對與考慮人類社會存在的縱向分野(如階級、階層)與橫向分際(如民族、性別①等)，這些社會學意義上的分層與分群，都可能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以群體的形式固化下來的現象。“平等的權利是在不平等的人們中間實現的。不平等的個人之間，不僅有天資能力的差異，而且還帶有各個民族共同體屬性的烙印”。具體地講，當民族成為權利的主體，上述三類爭論中的很多關鍵問題就可能存在新的解讀:對人權的侵犯如果是以集體形式進行的，那么對人權的保護就有以集體形式展開的必要;對人權的侵害如果是以民族的形式實施的，維護民族權利就有無可辯駁的正當性。因此，為了維護民族個體成員的人權，就勢必要求先為民族權利尋求一個穩定的主體，不管這個主體是民族國家還是以民族形式出現的政治自治單元，不管主體權利獲得的方式是反殖斗爭還是政治協商與共和。弱勢民族對人權的優先考慮使之同強勢民族在對人權的理解與保障方面存在極大差異，考查三代人權內容差異能明顯看出，第一代人權以個體權利為主，而第二代、第三代得到第三世界國家擁護的權利則主要以集體人權為主，其中的現實政治意涵不言自明，或概言之:集體人權、三代人權等理論爭論本身就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獨立殖民地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同西方大國)的政治博弈意味在內。同樣道理，上述第三類討論中，在國家范圍內推導第三代人權對自由主義理念帶來的負面影響，其理論效力可能也僅及于國家內部而已。在世界范圍內，第三代人權對后發國家人權保障的重要意義不必贅述，況且，從理論來講，弱勢民族對第二代、第三代人權的要求本身也是基于種種自由主義并不否認的核心價值觀，如平等、正義等理念。第三代人權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類群體協同合作的權利(thesolidarityrights)，因此，在其被提出之初常被譯為“連帶的權利”，就是考慮到這種社會協同性。這種處處勾連不可分割的特點不獨反映在人權觀念中，而且是人類之所以構成文明體所必須具備的社會屬性。這種特點不僅僅及于個體的人，同時也應及于各個民族之間。各民族能否在權利平等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幸福權益，是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關鍵，也是國際關系治理的核心。不能保障民族集體權利的政策，也很難保障民族成員的個體權利;侵害弱勢民族、少數民族集體權利的政策，也勢必從根本上造成對民族成員個體人權的侵害，這應當是我們從民族權利角度思考現代人權觀念的成果之一。

作者：馬東亮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