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軌跡探析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反腐敗和廉政建設的軌跡探析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

人類社會的發展擺脫不了對于權力的依賴，而權力可能超越本身所設定的初衷，進而導致腐敗問題。腐敗問題治理不好，將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道德等各個方面造成巨大危害。中國共產黨反腐敗工作和廉政建設大致經歷了從反腐敗的初探到運動式反腐和制度式反腐初步建立的過程。這一歷程既是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實踐過程，也是對于反腐敗斗爭的認識不斷深入和深化的過程。

關鍵詞：

反腐敗；廉政；經驗

人類社會的發展擺脫不了對于權力的依賴，而權力可能超越本身所設定的初衷，進而導致腐敗問題。腐敗問題治理不好，將對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道德等各個方面造成巨大危害。政治上，腐敗猶如蛀蟲嚴重侵蝕著執政者的合法性，導致國家行政體制的失靈，甚至國家的解體；經濟上，腐敗破壞公平市場的原則，扭曲市場經濟的發展秩序；在社會上，“腐敗制約社會階層的相互流動，引起社會階層之間的相互對抗”；道德上，“腐敗導致物質主義盛行，社會道德體系的崩潰。”［1］有鑒于此，中國共產黨一直將反腐敗工作和廉政建設作為一項重要的事業加以推進。回顧中共反腐的歷程，大致經歷了從理論反腐到運動式反腐和制度式反腐初步建立的過程。今天在國家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矛盾集中凸顯、國家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初步建立的背景下，回顧和總結中共反腐敗工作和廉政建設經驗，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理論反腐：中共在革命時期的反腐軌跡

中國共產黨作為一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為指導，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政黨，在建立初期主要以構建黨內監督、重視黨的思想組織建設和成立相關機構為基點來開展廉政建設。早在1926年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地方紀律檢查機關在廣東成立，由林偉民擔任書記。隨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共黨員人數迅速增加，據有關數據統計，1926年中共黨員人數已達到18526人，比四大時的994人增加了十幾倍。然而在黨員人數突飛猛進的同時，黨員的思想建設及道德素質并沒有及時跟上，質量反而有所下降。為保持黨的純潔性、革命性，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發出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反對貪污腐化的文件———《關于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指出：“在這革命潮流仍然在高漲的時候，許多投機的腐敗分子，均會跑到革命的隊伍中來……應該堅決地清洗這些不良分子，和這些不良傾向斗爭，才能堅固我們的營壘，才能樹立黨在群眾中的威望。”［2］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在成立初期就十分重視加強黨的自身建設，同腐敗作斗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1927年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時，有些入黨動機不純、意志薄弱的共產黨員就紛紛宣布退黨，甚至包括少數黨的高級領導人公然叛變投敵。在這種形勢之下，為加強黨的建設、純潔黨的隊伍，維護黨性、約束黨員紀律的專門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應運而生。

1927年中共五大會議上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成為中共歷史上第一個全國性的專門的紀律監督機構。中共五大黨章中有專門的《監察委員會》一章，對中央和省監察委員會產生的方式、職責、權限范圍以及工作運行機制都做了比較詳細的規定。規定中央及省監察委員由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且中央委員及省委員不得兼任。中央及省監察委員，得參加中央及省委員會議，但只有發言權沒有表決權，對于違的紀律的行為，監察委員會有審查權。中共五大黨章中還單設《紀律》一章，強調嚴格黨的紀律是全體黨員及全體組織最初的最重要的義務，對違紀的黨員分別規定了警告、黨內公開警告、臨時取消工作、留黨察看、開除黨籍等處分種類。對違反紀律的組織，也規定了警告、改組和解散組織、重新登記等處分形式。事實上，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建立與當時黨內的廉政建設并無多少直接的關聯，它設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貫徹黨的政治路線、綱領和政策，從而保證黨的獨立和統一。它成立于大革命后期，在革命即將轉入低潮的形勢下，由于革命形勢所迫，并未充分展開工作就宣告結束了。但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成立在黨建的歷史上具有開創意義，它使中共重視和有意識地加強自身建設，并從組織上、制度上初步探索如何建設黨的問題。“中共五大黨的章程修正案關于黨內監督組織的性質、地位、職權、監察委員會與黨的委員會之間關系的規定，試圖在黨的代表大會的權威之下，以監察委員會與黨的委員會并行以達到制衡的安排，解決民主集中制的實施問題，有合理的成分。”［3］

1931年1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成立，僅三個月后，中央蘇區就開展了歷時兩年的懲貪反腐運動。1932年中央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項英，在中共中央機關報《紅色中華》上發表《反對浪費嚴懲貪污》一文，針對當時蘇區一些縣級政府的貪污腐敗，他批評：“貪污是蘇維埃政權下，絕不準許有的事，如若發生，即是蘇維埃政府的羞恥。”并嚴厲指出：“對于一切浪費經濟，特別是貪污分子，都要給以嚴重的懲辦。”［4］第二年年底，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副主席項英等人共同簽發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十六號訓令，即《關于懲治貪污浪費行為》，正式揭開了反貪腐運動的序幕。此次反貪腐運動，首先從中央機關開始，隨后擴展至地方各級機關和政府。運動由中央工農檢查部、地方農工檢查部分別負責中央和地方的檢查工作。此外，在地方上還組織突擊隊員，在不告知的情況下，對地方進行抽查，以揭露政府機關或企業貪污浪費及一切官僚腐化的現象。此外，蘇區中央執行委員會、蘇區中央工農檢察人民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等機構負責對蘇區各級政府部門進行監督檢查。中共中央領導層的重視以及建立較為健全的檢查監督機構是這次反貪運動取得豐碩成果的有力保障。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這種特殊環境和大規模疾風暴雨般的革命斗爭形勢下，加強黨的建設和反腐敗斗爭不能比較系統地展開，但這方面的工作和斗爭都是一直一以貫之的，任何時候都沒有放棄和松懈過。

二、運動式反腐：中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反腐廉政建設軌跡

中共歷史上第一次轟轟烈烈的懲治腐敗的斗爭，是新中國成立之后不久進行的“三反”運動。這一期間，中共反腐以運動式反腐為主，以群眾式檢舉揭發為主要形式。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的七屆二中全會上，針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變化以及中共即將成為執政黨的變化，及時警示全黨，“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5］新中國成立之初，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加上抗美援朝戰爭的爆發，政府財政收支吃緊，于是中央力行增產節約運動。在這一過程中，中央發現各地貪污腐化現象十分嚴重。東北局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最早揭露了一些干部貪污腐化的事實，很快各地貪腐案件紛紛被暴露出來。“三反”運動，即是針對當時黨政機關中工作人員的嚴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現象而展開的大規模整治運動。

1951年12月1日中央向全黨發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第二年，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立即限期發動群眾開展“三反”斗爭的指示》，在這種形勢下，一場全國規模的“三反”運動普遍開展開來。“三反”運動中，被稱為“新中國反腐第一案”的劉青山、張子善案，在當時影響和震動最為巨大。劉青山、張子善都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都曾為新中國的獨立和解放進行過英勇的斗爭，經受過嚴峻的考驗，但在革命勝利后的和平環境里，逐漸走向了腐化墮落，成為了黨和人民的罪人。劉青山、張子善通過官商勾結投機倒把，克扣國家救災糧款、盜用飛機場、占地賠款等多種方式牟取暴利，貪污總計達171億6262萬元（舊幣），按當時購買力換算相當于今天價值171萬余元人民幣，是一貪污大案。對此案十分關注，并親自做過批示，“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兩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劉青山、張子善案在黨內起到了震懾作用，有效遏制了黨內貪腐現象的滋生。在“三反”運動中，除劉青山、張子善案外，處理的重大案件還有陜西張懷武、王德武等七人的集體貪污案以及湖北崔月卿，北京薛昆山、宋德貴等貪污案。“三反”運動在各級黨委首長親自負責和領導下，通過放手發動群眾檢舉揭發，很快在全國范圍內走向高潮。“三反”運動到1952年6月勝利結束，據統計，整個“三反”運動中有238萬人被開除黨籍，勸退10萬人，共查處貪污舊幣1000萬元以上的貪污犯10萬余人，貪污的總金額達舊幣6萬億元。劉青山和張子善無疑是這場運動中發現和處決的兩只最大的“老虎”。“三反”運動中，等國家領導干部率先垂范，保持清廉節儉的作風，并且親自指揮，有力地推動了運動的發展。通過開展“三反”運動，黨員干部的政治覺悟提高了，清除了干部隊伍中一部分腐化墮落分子，有力地抵制了社會腐朽思想的侵蝕，極大地提高了黨員干部在群眾中的威望。但是，從另一方面而言，“三反”運動發生于中國法制建設尚不健全的背景之下，群眾運動式的反腐加上限時檢舉的方式易于導致冤假錯案的發生。后來發現“三反”運動中誤判、錯判的貪污案亦不在少數。運動式反腐雖可在短時間內發起群眾監督、檢舉的社會力量，但這種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貪污腐敗的現象，而且容易導致左傾錯誤滋長和泛濫，后來爆發的“”錯誤就是鮮明的例證。所以有學者指出，貪腐現象的產生緣于政府對社會資源掌控的權利，運動式反腐并沒有觸動政府的權利，這就決定了運動式反腐的作用相對有限。

三、制度式反腐：中共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反腐廉政軌跡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標志著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鄧小平執政時期，黨和國家的政治、經濟生活日益恢復到正常軌道，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行，改革步伐的加快，在經濟領域取得重大進展，但是政治領域的不完善之處卻日益暴露出來。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日益發展，社會思想的日益多元化，黨員干部貪腐尤其是經濟腐敗案件更加頻繁發生，其金額巨大已不是“三反”運動時期所能比擬的了。其中原因，鄧小平早就指出，一方面固然在于黨員干部的思想作風的退化，另一方面則在于國家民主法制的不健全。鄧小平強調，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都要進行反腐，尤其是制度反腐，即要求建立、健全對腐敗現象的監督管理制度和預防懲治機制，從根本上防止腐敗現象的滋生。為了嚴肅黨紀，健全黨規黨法，十一屆三中全會重建了以陳云為第一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這一黨的監督機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草擬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草案）》，討論并通過了關于委員會的工作任務、職權范圍、機構設置等規定的文件。中央紀委的恢復工作為新時期反腐敗斗爭的開展奠定了組織基礎。1980年8月，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的關于《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指出，很多具體的制度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阻礙了社會主義的發展，其中“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干部領導職務終生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6］鄧小平在多個場合提出腐敗問題必須引起黨的高度關注，治理腐敗是黨長期的戰略任務。他提出了必須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抓懲治腐敗，“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思想，認為唯有法制才是解決腐敗問題關鍵途徑，才能從根本上推動中國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全國反腐斗爭推進到新的高潮。1989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了《關于貪污、受賄、投機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須在限期內自首坦白的通告》。到截至日期止，全國共有3．6萬多人到檢察機關投案自首，直接涉及犯罪金額3．5億元，其中貪污受賄者占70％，為國家挽回了大筆經濟損失。針對新情況新形勢制定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則相適應的黨員干部廉潔從政的行為規范，包括：《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試行）》、《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試行）》等，開始從制度建設上治理腐敗。《試行條例》依據黨章、憲法和法律，結合黨的建設和實踐制定，是黨內民主建設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體現。《試行條例》的頒布，嚴肅了黨的紀律，保障了黨員權利，維護了黨的團結，保證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的貫徹執行。

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十分注重加強黨的先進性建設，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導下提出了“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的反腐方針，2001年9月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提出了“八個堅持，八個反對”的具體措施，推動反腐敗工作從注重遏制轉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上來，并強調要逐步加大治本力度。2005年1月，中共中央頒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2008年5月，中共中央又頒布了《建立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2008－2012年工作規劃》，決定從源頭上治理腐敗，開展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為代表的黨中央以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開展反腐敗斗爭，從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和反“四風”運動著手，狠抓黨的作風建設、嚴抓黨風黨紀，堅持“蒼蠅”、“老虎”一起打，以鐵的手腕和大無畏的勇氣查處了一批大案要案，處理了諸如、、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中央一批要員，贏得了國內外輿論和廣大群眾的肯定和好評。反腐強調“打鐵還需自身硬”，始終保持高壓態勢，同時強調制度反腐，以法治腐，全面從嚴治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不斷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他指出，“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關鍵是要健全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要更加科學有效地防治腐敗，全面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提高反腐敗法律制度執行力，讓法律制度剛性運行。要加強對典型案例的剖析，深化腐敗問題多發領域和環節的改革，最大限度減少體制缺陷和制度漏洞，通過深化改革不斷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7］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共產黨反腐敗和廉政建設大致經歷了反腐敗的初探、運動式反腐、制度式反腐的歷程。這一歷程既是中國共產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實踐過程，也是對于反腐敗斗爭的認識不斷深入和深化的過程。

參考文獻：

［1］廖永林，卞程秀，張紅揚．內反腐———我國高校反腐敗建構模式的缺失及其對策研究［J］．云南行政學院學報，2014（1）：164．

［2］新浪新聞中心．中共反腐歷史上9個第一次［EB／OL］．［2013－12－09］

［3］曾成貴．論1927年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創立［J］．學習與實踐，2008（12）：8．

［4］殷月蘭．貪污是“蘇維埃政府的羞恥”———中央蘇區1933年到1934年的反貪污浪費運動［EB／OL］．［2013－12－02］．

［5］．中國共產黨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M］／／中國共產黨黨史全鑒：第5卷．北京：中央文史出版社，2001．

［6］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7－333．

［7］．借鑒歷史上優秀廉政文化不斷提高拒腐防變能力［EB／OL］．［2013－04－20］

作者：鄧小明 卞程秀 單位：內江師范學院 思政部